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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辉煌是如何消逝的？
——与《落日的辉煌》作者几点商榷的意见
[作者简介] 林萃生，1939年10月生，福建省龙岩卫生学校高级讲师，1963年7月于福建省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著有《论从现实出发研究弘扬民族精神的问题》、《略论中国近代迟缓发展的症结及疹治》（以上两篇文摘被卢继传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收录）、《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必然》（被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编辑部编的《教学与研究论库》录用）。
《学习时报》编辑部撰写的《落日的辉煌》，充分肯定了“中华民族经过秦汉以来两千年的发展”，至“乾隆盛世”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只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业革命实现以后，才发生“中国社会骤然下跌”的状况。这就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了真实的中国历史，对探究近代落伍的原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可惜，该文还没有突破某些流行的观念，对中国近代为什么会落伍的论述，缺少内在的逻辑性，出现了谬误。本文拟就几点粗浅的意见，与作者商榷，恳乞示教。
一、《落日的辉煌》认为中国近代落伍的主要原因是“极端的闭关，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距离大大拉开了。”
马克思：“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依据。”（《<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清统治者对外贸易的主观认识是如何（如认为对外贸易是“怀柔遐方，加惠四夷”），采取了何种行政行为（如“对于远道涉洋而来的西方国家，莫不以‘夷狄’视之”，把构筑一道坚实而绵密的藩篱，将最危险的西洋人隔绝于国门之外视为基本国策）都不重要：问题的关键是客观上“康乾”时期，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整个近代是不是如《落日的辉煌》所说的是“极端的闭关”？
事实是，客观上无论从中国自身历史发展，还是从与之相关联的世界环境的角度看，当时的中国都不能说是“极端的闭关”：（一）中世纪，无论在整体发展水平上，还是社会开放的程度，中国都优于世界各国。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就突破了村社经济，形成以个体手工业为基础，以简单商品经济为存在条件的经济，形成了在全国范围内相互联结的城市，使中国人在历史上主动地开拓了陆上的和海上的丝绸之路，把几个受地理条件隔离的文明古国联结起来。“19世纪初，全世界有十个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中国就有六个，即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广州。城市以下的墟市集镇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中国国内的商品流通，不仅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而且也是当时整个世界最发达的地区。它拓展对外贸易的需求也超过过去任何一个朝代。（二）西方世界新航路开通以后，尤其在产业革命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促使东西方交往有了越来越强劲的势头，东西方相对孤立的格局被打破了，这也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大，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对外贸易急剧增长”，“康熙年间，清朝征收的关税正额有银43000两，实际上关税收入大大超过‘正额’。乾隆，每年盈余（即超额部分）已达85万两，超过康熙年所定的关税正额20多倍。”（三）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用枪炮逼迫清政府大开门户，还接受了美国政府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由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坠为落后挨打、被西方殖民主义任意宰割的国家。归结起来，从“康乾”年间到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与世界各地的联系和交往，是越来越频繁，对外开放也在越益扩大，但是，“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距离大大拉开”了。还应该提醒人们，非洲、拉丁美洲早在五百年前就被卷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市场，但这些地区都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地区。这都是为什么？其中的缘由要我们认真进行反思。反之，在同样的国际环境中，原本落后的普鲁士和日本，为什么，又能迎头赶上，超过了强盛的英国和法国？这又要求我从另一个侧面去思考问题。
二，《落日的辉煌》还特别提到“科学方面的差距尤为明显。明朝之前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科学最发达的国家。”“经过清朝200多年，中国的科学技术已全面落后于西方。”
中国科技出现这种一落直下的状况，作者认为原因有二：（1）“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经清一朝，弥漫着轻视和蔑视科技之风”（2）“康熙末年由于礼义之争，罗马教廷与清朝的关系破裂，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彻底阻滞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传入和交流。”
作者的论述与真实的历史事实不符。其一：儒家思想不是宗教，它反对神学，把文化看作不是僵化不变的体系，因而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论语.述而第七》，“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雍也第六》，“知者乐水”，“知者动。”《论语.述而第七》，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师说》“圣人无常师。”）因此，它不可能成为排斥科学技术的思想体系。明清两代都尊儒，两个朝代科技在世界的地位，迥然不同，把中国科技在世界地位急转直下，归咎于儒学显然是不恰当的。
其二，罗马教廷是宗教组织，把狭义的神学看作是神圣不可更改的教义。在欧洲，它充当了排斥科学、迫害科学的角色。明末清初来到中国的一些传教士向中国介绍自然科学，并非出于本意，而是考虑到中国这样一个世俗社会所真正需要的事物，以此作为他们向中国传播反科学的宗教的一种手段。康熙帝与罗马教廷关系的破裂，取缔它的宗教活动，并非因为传教士向中国介绍了西方的自然科学，而是因为罗马教廷要把它的神学教义强行向中国输入，干预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引起中国人民强烈不满所致。至于传教士由此停止了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知识，这正暴露了他们并不是诚心要向中国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因此，责怪中国人把门关起来是没有道理的。
其三，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生产发展的需要决定的。欧洲在近代是激烈竞争的市场，只有进行变革，把新的发明利用起来，才能生存和发展；而中国却仍然是一种产品匮乏的，以个体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竞争非常微弱，手工业师傅往往依靠“祖传秘方”在商品流通中就能获得稳定的收入。因此，对科学技术发明的运用缺乏热情。恩格斯：“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末科学状况却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894年恩格斯致符.博尔吉马斯）西方世界实现产业革命以后，和中国形成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和中国社会有完全不同的技术的需要。这就是“经过清朝200多年，中国科学技术全面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三、“中国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地坠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而一蹶不振”的原因是什么呢？恩格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307页）中国的悲剧在于正当西方世界出现了产业革命，形成了一种不断变动的的经济，“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共产党宣言》）中国以个体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传统经济正如日中天，达到极盛时期，尽管与西方的生产方式相比是落后的，是“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共产党宣言》）但它仍有广大的生存空间，直到二十世纪，还有普遍的存在，仍具有相当顽强的生命力。中国传统的个体手工业经济长期存在以及由它存在决定的传统的各种关系的延续，构成了中国社会向现代化前进的阻力，它是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持续拉开距离的重要根源。可叹！近代以来，中国许多改革家、革命者都囿于小生产的局限，对于先进思想的追求，难于逃脱形式主义的巢臼，他们为中国开拓向现代化、社会化发展的努力，总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也是中国总还没有完全从小生产的模式中挣脱出来，仍然落后于西方世界的缘故。
《落日的辉煌》：康乾盛世“在文化上把儒学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当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最需挣开眼看世界的时候，主导中国未来的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体系，却如一潭死水般的沉寂。在这种‘沉寂’中，中国不可能不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判断一种思想是否是消极的，不能抽象地泛泛而论，而只有结合历史的社会现实进行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当时中国在整体发展水平上优于西方世界：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称赞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
“法国《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在该书《中国》条目中，盛赞中国民族，其历史之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
那个时候是“东学西渐”，中国的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到欧洲，对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德国哲学起过相当作用。因此，在“康乾”时期，以儒学为代表的世俗的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的发展还是有积极的意义的，被公认为是世界先进的文化。就是今天，儒学渊源对现代生活有深刻影响的东亚社会如新加坡、日本，也并未“闭着”眼睛不看世界，他们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在世界也是不同凡响的。
《落日的辉煌》对中国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不作具体分析，就把中国近代落伍的原因归咎于它，似乎只要有一种新的意识出来打破它的“沉寂”，中国近代可能就会有另外一种结局。《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归根到底就是要求另一种方式来解释现存的东西，也就是说，通过另外的解释来承认现存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22页）《落日的辉煌》的作者没有认识到，旧的社会意识是在旧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当旧的事物仍旧存在，旧的社会意识就不会消失。当人们还没有超越个体手工业生产方式的局限，没有可能进行变换旧的生产方式及其关系的社会实践，这样一种“新的思维”，只能是对旧的事物的一种“新”的反映，因此它并没有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只能是一种落后的陈旧意识。因此，他们反对孔夫子，但并没有超越孔夫子，在二十世纪之末，仍旧站在二千多年以前的起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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