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力推荐] 纸上谈兵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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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运用

CND62

贤哲居上，能者居中，工者居下，智者居侧[em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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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谈兵 李零

　　我对《孙子兵法》和古代兵书研究过几年，也划拉过几篇文章，于是有人称我为“专家”。但我心里明白，这都是“玩票”，属于“纸上谈兵”。自己给自己还是划个圈子，除思想研究和文献考据，绝不可越雷池一步：纸上就是纸上，古代就是古代，不搞应用研究，更不搞“古为今用”。 　　凡指手划脚者，差不多都得有点资格。但“资格”这玩意儿还真费琢磨，表面看是张“入场券”，进门就撕；可实际上是个“无底洞”，掉进去就出不来。您要激我，说“不到长城非好汉”，行，咱就赌气上回长城(上去了就可以说“到了长城也扯淡”)。但要写冒险小说呢？那就麻烦了。谁都爱看冒险书，可不爱干冒险事。险要冒到大难不死，而且还不是三回两回，这个火候就难以掌握了。 　　一般看法，谈兵得当过兵，行医得看过病，这是起码的“资格”。可是将有败将，医有庸医，葛洪说：“抱痼疾而言精和、鹊之技，屡奔北而称究孙、吴之算，人不信者，以无效也”(《抱朴子·微旨》)。你要想人信人服，光当兵不行，还得当将军；光当将军不行，还得当“常胜将军”，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要说“资格”，咱们横竖是没有。因为甭说“常胜将军”，就连“正步走”我都没练好。小时候，孩子王爱吆喝：“谁是我的兵，跟我走；不是我的兵，拿屁崩”，我最受不了。而更难的是，古代兵书有“杀士”一说(简本《孙子·谋攻》、《孙膑兵法·杀士》、《尉缭子·兵令下》)，意思不是说敌杀或将杀，而是让士兵自己去送死，“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兵令下》)。林彪说：“枪声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这个战场上了”。干革命就不能当美蒂克，这我懂。但电影里的国民党将军，前边叫你冲，后边已准备好逃跑的飞机和汽车。战争就是战争，你不但自己得有当烈士(或炮灰)的决心，还得有让别人当烈士(或炮灰)的狠心。这也不容易。 　　在资格的问题上，常有一种误解，就是把“谈兵”与“用兵”混为一谈。 　　司马迁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但宋人对《孙子》的批评却很苛刻。如苏洵、苏轼父子就非常叫真儿，只承认孙武是“言兵之雄”，怀疑他未必能行师用兵(见苏洵《嘉佑集》卷三《权书下·孙武》和苏轼《应诏集》卷八《孙武论》)。这是宋以来辩伪学家怀疑《孙子》的一个根子。过去我总以为这是文人和武人抬杠，实在迂腐。但现在想想，他们的讲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司马迁刚夸完孙吴之术，马上就搬出当时的一句时髦话，叫“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这种经验之谈可不是文人所能杜撰。 　　宋代学者对战国秦汉时代的这句时髦话做了极端化的发挥，好像“谈兵家”和“用兵家”绝无重叠之可能，未免过于绝对(已偏离了“未必”二字)；有人连孙子其人的存在也否定(见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六《孙子》)，就更过火。但孙武虽然是“百代谈兵之祖”，用兵实绩如何，确实不大清楚，《左传》记吴破楚，只有伍子胥，不载孙武；《吴越春秋》有之，也不像伍子胥更露脸，似是出谋画策之人，还有西方的克劳塞维茨，他是军人，也打过一些仗，但没有打过大仗，更没有打过大胜仗，很像有些足球教练，主要还是“场外智多星”、“事后诸葛亮”，后人称为“军事著作家”，其实也就是这里说的“谈兵家”。 　　“军事著作家”和“名将”是有一定区别的。“军事著作家”未必会打仗，“名将”也不一定写兵书。如韩信“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史记·高祖本纪》)，可以称得上是“常胜将军”；　天下既定，他还参加过“申军法”(同上《太史公自序》)和整理兵书(《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可《兵书略》里偏偏就是没有他的兵书。所以若有人说：资本家会写《资本论》，妓女会写《妓女史》，金庸必为大侠，您千万别信。 　　兵者，不祥之器，古人慎言之。赵括徒读父书，“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连他爸都不放眼里(《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忒狂。后人称为“纸上谈兵”。但他坏事还不是坏在“纸上谈兵”，原书也没有说他“纸上谈兵”(赵括那个时候还没有纸)。谈兵只能口谈或笔谈。口谈可以心领神会，笔谈必须形之文字。这都是打完仗，回到家里的事。毛泽东说，一上战场，兵法就全都忘了(大意)。战场上瞬息万变，也没法像球赛那样叫“暂停”。可见“谈兵”和“用兵”是两码事。孙武和克劳塞维茨都在纸上谈兵，而且谈得真漂亮，连名将也不能不服。赵括幼承家学，又执桴鼓为将帅，要是不打大败仗，拣条命回来，写本书，问题倒也不大，甚至说不定还能出点成绩(好教练不一定是最优秀的球员)。他坏事是坏在“易言之”--拿“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当儿戏，并且不会带兵，既不懂与士卒同心，又“悉更约柬，易置军吏”，结果造成几十万人活埋，自己也被杀。　　　　　　　　　　　　 　　书生慨然谈兵如杜牧者，古代也出过个把人，但要说谈兵误国，那可都是军人。赵括是世将，不是书生。书生只要不心血来潮，投笔从戎，是插不上手也负不起责的。 　　韩非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学者多引之，用来光耀祖国兵学的发达之早，但他们忘记了，这后面还有一句是“而兵益弱”。 　　宋代养兵多，武器精(发明火器)，论军力装备，在当时是世界第一。兵学研究也很发达，兴武举，刻《武经》，极一时之盛。但这个中国兵学最发达的时期，也是中国军事史上最耻辱的时期。 　　现在的《孙子》研究和古代兵法研究，仍是笼罩在宋代兵学的巨大影响之下。宋代学风空疏，讲究的是“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当时流行的《武经七书》最初只有《孙子》有曹操注，后来干脆就是白文本，让军人自己去体会。保存古注的十家注系统的版本没有多少人读，弄到后来，几乎鲜为人知。元明以来，仿效科举制的武学教育，粗说文义、引附战例的高头讲章是占主导地位，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和学院派气息。直到现在，很多的《孙子》注本仍是这个模式，大家还是把大批庸滥的武学教本当宝贝，把施子美、张贲、刘寅、赵本学奉若神明，读不懂就猜、就改，甚至搞新编。“活学活用”的味道很浓。 　　宋代为什么老打败仗？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 　　(一)任何“运用之妙”都得有运用的自由。宋承唐末五代之乱，最怕“骄兵悍将”，临阵才授“锦囊妙计”，有“中御之患”。这是政治原因。 　　(二)兵家必知天地阴阳是个传统。古代军人要学式法，宋仁宗命杨惟德等撰“景佑三式”，“故当时壬遁之学最盛”，“自好奇家援以谈兵，遂有靖康时郭京之辈，以妖妄误国”(《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遁甲演义》提要)。这是属于迷信。 　　另外，教条主义也是个大问题。 　　军事上的教条主义还不仅仅是迷信兵书，知守法而不知用法，而是不懂“兵法”后面还有许多支撑性的东西，以为用兵如博奕，纯属智力游戏。例如赵括之误就是如此。 　　观上所述二苏的《孙子》评论，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种倾向，就是他们都认为“用兵”的关键全在“治兵”，这种本事是从书本上学不到的。苏洵说，治兵如御仆妾，贱丈夫亦能为，不必有人教之。苏轼说，“挥舟于河，舟之逆顺，水之曲折，忘于水者见之”。这与其说是他们比武人更重实践而轻书本，倒不如说是他们视政治的问题比单纯的军事问题更重要。如苏轼说“天子之兵，莫大于御将”，还有他盛赞的《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何">何ersonName>博士备论》，都是着眼于此。 　　自古“治兵”与“用兵”的矛盾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战国末，荀卿与临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武">武ersonName>君议兵于赵孝成王之前。临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武">武ersonName>君所贵是战国时髦的孙、吴之术，而荀卿所贵是年代较早的“桓、文节制”和“汤、武仁义”，根据是《司马法》。荀卿法古，固然保守，但也不是没有实际的考虑。他认为“治兵”比“用兵”更重要，不懂“节制”的“用兵”是失其本统，只能对付“小敌”，不能对付“大敌”；觉得“兵法”还不如军队素质、御兵之术和制度性的东西来得可靠。例如齐国兵法最精，但“齐之技击”不敌“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敌“秦之锐士”。晋、秦得益于制度先进，故能后来居上。 　　古代名将长于兵法者有之，但更多是善于御兵。如李广之宽，程不识之严，皆其著名者。而比御兵更重要的是御将，这个问题宋人最关心。本来以唐末、五代的背景考虑，宋代的“内紧外松”也自有其合理性。可惜的是，它也正吃了“历史合理性”的亏。 　　中国古代兵法的要义是能“忍”能“狠”，这是一位大人物讲过的(见章士钊《柳文指要》所述其“友人”的心得)。“忍”起来，要多窝囊有多窝囊，装孙子，钻裤裆，包羞忍耻。“狠”起来，则杀他个片甲不留，斩草除根，无遗寿幼，把一肚子的“鸟气”全施放出来。这对了解中国政治历史的经验和中国人的行为特点很重要。 　　古代兵家讲“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孙子·谋攻》)，毛泽东也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都是出于这两个字。《左传》有“退舍求平”，《三国》有英雄诈降，《水浒》也有好汉在板子底下招供，推其源，也还是这两个字的活用。中国近代史上有个叶名琛，守广州不利，兵败被俘，客死他乡，时人讥为“不战不和，不降不走”。此话是否冤枉，我不知道，但四个“不”字确是犯了兵家大忌。劣势战争，要打打不过，要拼拼不起，要和、要降、要走又吃亏丢面子，没一样好受。可这样的难题，你还不能不选择。项羽兵败，刎死乌江，后人题咏，杜牧说“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主张逃，这是兵法；而李清照说“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则是气节。道德和技术冲突，各有评价标准，无法说哪个对。讲气节，你可以说“战死事小，失节事大”，可军事学上最忌讳的就是一味拼命和死要面子，特别是拿别人的命去换自己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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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战争论》的第一篇第一章中，克劳塞维茨讨论过“什么是战争”。他的讨论很抽象，先是以搏斗为喻，讲三种“极端”，即暴力无限，绝对制伏，全力投入，否定“计算战争”，否定“不战”。这是理想化的战争。然后再放入现实中修正，说指挥艺术可以引进概然性(比为赌博)，改变这种绝对化的倾向，并且战争最终总是受政治制约。前者是趋向极端的升级，而后者则是从极端状态下降或使上升中断。他主张“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但实际论述却是先把政治抽象掉，然后再重新装回去。(见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八年版，23-47页)这和中国古代兵家的讲法不一样。中国的兵家主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汉志·兵书略》)，是把“伐谋”、“伐交”，“不战而胜”看做理想状态，而把举兵加之，破军毁国视为不得已。孙子论兵，“庙算”继以“作战”，“作战”继以“攻城”，逐步升级。但恰好在攻城白热化，“将不胜其忿”的节骨眼儿，却大讲“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全争于天下”。(《孙子·谋攻》)战争始于“谋”而终于“谋”，整个讲法顺理成章。B.H.Liddell　Hart给SamuelB.Griffith译《孙子兵法》写的前言中说克劳塞维茨太晦涩，易滋误解，使人以为他是主张滥用暴力。原因就在于他是反着讲。 　　在《战争论》的这一部分中，克劳塞维茨提出过一个“两极性原理”，很重要。但可惜的是他在书中未能来得及展开论证。两极化在人类生活中很常见，但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这是一种理想态。“好人和坏人”的故事，不仅小孩爱听，大人也爱听。词人擅长夸张，政客偏爱蛊惑，群众运动总是一浪高一浪，奥妙都在这里。它的特点是排斥“第三条道路”，排斥“中间色”，强调对立面要同构对称(不然就无法顶牛，就没戏)。战争总是壁垒分明，你死我活，在这方面当然很典型。但就连战争也是有升有降，势弱当避敌，善和、善降、善走；势强也得允当则归，见好就收，否则求荣得辱，欲益反损。 　　在现实生活中，灰色和混沌状态是更大量的。在战争问题上，人们一般看重也易于理解的是“两极化”的形成过程，而常常忘记其负过程，即冲突的化解、矛盾的稀释。其实在战争史上，妥协、媾和、谈判，甚至诈降、叛变，从来都是“大战略”的一部分，其难度一点也不比野战、攻城来得容易。特别是人活一口气，总是带情绪的。中国人有“吐痰效应”，喜欢起哄。扬汤止沸，人多了去；釜底抽薪，影也没有。正合所谓“上山容易下山难”。 　　意大利的汉学家石施道(Krzysztof　Gawlikowski)教授说，西方的军事传统是来源于“决斗”，和这一传统有关，欧洲，特别是拉丁民族，有一种“男子汉”的概念，西班牙语称为“Macho”(见所著《孙武和中国的军事传统》，第三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一九九二年)。我觉得如果能把中国的“男子汉”和西方的“Macho”做个对比，这对了解中国人的行为特点和军事传统将会很有帮助。 　　近来，“男子汉”在中国非常时髦，女人到处找，男人到处装，唯有王朔一语道破天机，说这是老娘儿们下的套，专让男人往里钻。中国现在的“男子汉”形像，标准是有棱有角，胡子拉茬，沉默寡言，透着冷硬，大概都是从外国电影里搬来的。但中国人本来的讲法可是另外一套。他们打心眼里最瞧不起的是屁事憋不住火的“匹夫之勇”(如项羽、张飞、李逵之流)，看重的是忍耐力和气量(如刘邦、刘备、宋江之流)。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都可反映中国的“男子汉”是什么意思。老百姓讲，天下好汉有两条，一条叫“不要命”，一条叫“不要脸”。但归根结底，“不要命”得服“不要脸”。《水浒传》讲火并王伦。王伦为什么不行，就是小肚鸡肠，容不得人。梁山泊什么人没有？既有逼上梁山的林冲，又有鸡鸣狗盗的时迁，没有“宋大哥”式的人物，怎么笼得住。 　　Macho是贵族骑士，放在中国要算“君子”。中国古代的“君子”也有过决斗式的战法，如被毛泽东讥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的宋襄公(《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究的就是这类战法。但中国从很早起就破坏了贵族传统，也废弃了fairplay。战国以来，代之而起的是所谓“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难一》)。“兵不厌诈”其实是“小人战术”。“小人战术”在中国人的行为特点中渗透极广。它的优点是灵活机动，但坏处是容易流为油滑，叛服无定，蔑视一切法则。法国Paul　Va-lery曾说，一般西方人对我们这“既东而又西，既左而复右”的民族实在捉摸不透(为盛成《我的母亲》所做的序)，但我们中国人从不误解，“大闹天宫”的和“西天取经”的是同一个孙悟空。

　　中国战法是勾践式的战法，“忍”字当头，“狠”在其中。卧薪尝胆，心上一把刀，滋味不好受。但这是环境逼出来的。古代世道艰险，老百姓不读兵书，常在“窝里斗”，也一样能学到兵法。就连悍妇都懂得“哀兵必胜”，必要时先哭上两嗓子。 　　没办法，《孙子兵法》就是“装孙子”的“兵法”。 　　“悍妇”和“男子汉”常常是对称的两极。如刘邦厉害，他老婆也厉害。男人和女人“斗法”，也与“兵法”有关。古代房中术总是称女人为“敌”，如所谓“视敌如瓦石，自视如金玉”，“御女当如朽索御奔马，如临深坑下有刃，恐堕其中”。(《医心方》卷二八《房内》)很有点“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味道。 　　Macho的特点是爱女人，特别是爱“求之不得”的女人，比如朋友的妻子。而中国的“男子汉”，视“妻子如衣裳，兄弟如手足”，根本没这个“浪漫”，绝不把女人放在眼里。 　　中国也曾是个典型的男性社会，但何以照样会有“阴盛阳衰”、“雌雄颠倒”和“怕老婆”呢？中国的男性退化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达官贵人，地位高，脸皮薄，忙于外，疏于内，被女人从内部夺了权，弄得呼奴奴不听，唤婢婢不应，财物财物不清，消息消息不灵，并以“首长健康”为由，吃、喝、拉、撒、睡全包，感情放债，使男人的一切生活能力丧失，再捏住点花呀草的把柄，就差拿枪顶着当人质，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傀儡。另一种是娇生惯养的“小皇帝”，爹是一代枭雄，儿是可怜阿斗，“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也是被女人宠得没有一点男人味。 　　男人的最大弱点是爱女人。女人常常没法直接征服世界，但她可以通过征服一个“男子汉”，不费一兵一卒，不发一枪一弹，就全面占领他征服的世界。这是一种更高明的战术。 　　中国的兵法，固有其阴毒之一面。但学兵法的并非都是坏人，坏人也不是兵法能教出来的。相反，它往往带有防身的性质。司马迁曾慨叹，以孙膑、吴起之善于用兵，何以竟不能保护自己，防患于未然。(《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君子”吃了“小人”的亏，若恕道未修，咽不下这口气，非报仇不可，常常会有一种两难的选择。你要收拾“小人”，就不能“以君子之道还治小人之身”。因为“小人”也懂躲避“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制服“小人”，必先化为“泼皮”。但悲剧可能在于，这是“小人”逼“君子”犯错误：即使“君子”在战术上成功了，事实上被消灭的也并非“小人”，而是“君子”。因为“君子”已变成了更高明的“小人”。 　 上网日期 2002年0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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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里（清华大学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水利系">水利系ersonName>教授，1957年三门峡工程论证时唯一的一位主张大坝根本不可修建的反对者。在对三峡工程的论证上，又是唯一持这一主张的专家）：“没有不联系实际的理论，只有提高不到理论的实际。”

不错，德鲁克始终都在强调实践，包括他曾经很明确地说过：“到目前为止，管理方面所有重要的创新都来自于实践，而不是理论研究，对于1890年以前的医学也同样如此。目前，只有迈克尔·波特和菲利·科特勒两人的学术研究才能产生重要的结论。”不过，从他的一些重要的发问不难看出，德鲁克所强调的实践是基于责任的实践，也即汪丁丁在《知识，为信仰留余地》一文中提到的，阿伦特意图用以打通“思想”和“意志”的“判断”。

我在其他的帖子中曾经提到过，至少中国的管理学界从未认真检讨过工具理性的问题。这也极其正常，因为在我们原本的文化传统中，更多继承的，还是“术”，而非“道”。“道”在现实层面是一种路径，因而它维系着目标（选择）与实践。

很多问题是无法在“术”的层面权变的，马谡也好，赵括也好，凭以施用的，更多是工具层面的“术”，这是核心。而“道”既然关于目标与实践，就必须始终保持汪丁丁所谓的“对话”：我们可以从德鲁克身上看到无数这种高层次的“对话”。

获得答案是容易的，甚至我们很容易相信自己获得的答案。或许这本身就是问题。

trd010

难道纸上谈兵的赵括就一点用都没有么？难道商学院的教育就能全盘否定？

就从这篇文章来分析的话，至少商学院可以教出一帮人去纸上谈兵当当狗头军师，告诉老板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方法是可行的（这是科学，可以学的）；而具体情况的把握，就是楼主说的分寸的把握，这是艺术，还是老板去把握吧。呵呵

当然，楼主说的问题的比我这个大，说得很好，我只是抓一小点说说而已

007lizhi

分寸感 的确是很难把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