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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了很多行业。每开放一个行业，就是一次机遇：第一批个体户，第一批创业者，第一批买股票的股民，第一批倒买倒卖进口汽车的人，第一批买地的地产商，第一批收购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第一批互联网的营运商。机遇是历史性的，也是阶段性的，一旦过去，如覆水难收。ffice ffice" />
创业是一件苦差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沙里淘金。80年代初，创业只是一个卑微的生存方式，且能不能存活还要靠造化。所以，面对创业的机遇，有人犹犹豫豫，有人则义无反顾。
按照都是大学教授的父母的规划，已经考上大学的儿子方德华应该子承父业，当一名有身份有地位的高校老师，过体面的生活。
事与愿违。生于富裕家庭的方德华，从小精于计算，对买卖东西最感兴趣。六岁时，一块形状古怪的石头，他定价一万。姐姐问为什么这么贵，他说：“别人都没有这么漂亮的东西，我想要多少钱，就要多少钱。”上学后，他把属于自己的所有东西都标上价格，从作业本、乒乓球到自行车，什么赚钱他倒腾什么，甚至将有毛病的收音机卖给老师，弄得老师大发雷霆。
1983年，成绩普通的方德华考入杭州师范学院大专。同年，经过三次高考，日后大名鼎鼎，开创全新电子商务模式的马云也进入到这所学校。于是，在同样的时间段和同样的地点，都将在各自领域取得不错成绩的方德华与马云，开始了不一样的经历。
所有成功的人，最初都是从信念开始，而马云的成功则来自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他第一次高考数学只得了1分，可谓惨败。他垂头丧气，邀上又高又帅的表弟陪着去宾馆应聘临时工。宾馆录用了表弟，回绝了马云。如今，表弟在宾馆做一名普通的洗衣工。通过父亲的关系，马云得到蹬三轮送书的差事。难以想象他那样的身板，如何蹬得动比自己还重的货物。
艰难的环境中，马云没有放弃第二次高考的决心。第二次，他数学19分，总分离录取线差140分。这样的成绩使原本对马云上大学怀有希望的父母都觉得他“不是学习的料”。高考失意，马云每天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杭州的大街小巷。夜色中，马云有些冷清，有点寂寞。不顾家人极力反对，他准备第三次高考复习。无法说服家人，马云白天上班，晚上念夜校，每周日再早起赶一个小时的路到浙大图书馆学习。在图书馆，由于抢座位，结识了在他指点电子商务江山中不离不弃的六个死党。
第三次高考前三天，失望于马云数学成绩的老师当着全班说了一句话：“马云，你的数学一塌糊涂，如果你能及格，我的‘余’倒着写。”马云气愤难平。考数学那天早上，他一直背10个基本数学公式，考试时就用公式一个一个套。考场出来，和同学对完答案，马云知道肯定能及格。结果，数学他考了79分。就这样，自称别人承受度是2000万，自己是两个亿的马云，考上了杭州师范学院。
正因高考一波三折，进入学校的马云非常本分。他努力学习，冀望以知识改变人生。与他相反，大学期间所有的课程，方德华只去上体育和数学，其余课程一律不上。整天忙于买卖，学业自然荒疏。他与一个家庭穷困的同学谈好条件，免费提供食宿，条件是这位同学必须做大量笔记，带回给方德华，以便应付考试。
大二，方德华在宿舍不小心碰倒热水瓶，摔碎瓶胆。热水瓶外壳扔了可惜，他拿着空壳去买瓶胆，可校里校外任何一家商店都只卖完整水瓶。他正要扔了热水瓶空壳时，灵机一动：为什么自己不能卖瓶胆?
方德华马上着手调查。调查男生宿舍，得知一个学期一个宿舍八个热水瓶只有两个是好的；女生宿舍的调查结果则让方德华更加高兴，八个热水瓶顶多只剩下一个。他行动了，在附近一家商店谈定50个瓶胆，在校园贴出海报，白天上完课后在食堂门口摆摊，晚上在宿舍里销售。两天之内，瓶胆销售一空。
余下的两年，方德华垄断了杭州市大中专院校的热水瓶胆生意。为节省时间，他在其他院校里招聘学生做代理。除了卖瓶胆，他还成立家教中心。大学毕业，21岁的方德华存款已超万元。最后一学期，所有同学都在忙于为生计担忧，而方德华则住在租来的一居室里，心平气和地运作着自己的买卖。
三年前，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振聋发聩的鸿篇巨制《第三次浪潮》风靡世界。在书中，托夫勒指出，人类进入信息革命时代。
《第三次浪潮》在时间和空间的穿越中，以未来学犀利独特的视角，给打开国门之初的中国人心灵造成强烈的冲击。郴州师专图书馆工作的张跃接触到原版的《第三次浪潮》，书中的思想或多或少连绵不绝地指引着他“创造未来”。四年后，张跃辞去公职开始创业，靠卖摩托车掘得第一桶金。多年以后，像张跃这样，当年阅读《第三次浪潮》的年轻人已成为中国非公经济的中流砥柱。
某种程度上，温州是个知识信息相对闭塞的地方——《第三次浪潮》传入温州是多年以后的事情，而直至今天看过这本书的人也寥寥无几。另一方面，温州的经济信息又是超乎寻常的开放。即使温州人没读过，或者干脆就不知道《第三次浪潮》，可丝毫不阻碍他们最早领悟到信息革命的震撼力量：几个金乡农民凭着一份份报纸，利用一本本电话号码簿，办了一个“经济信息所”，三分钱邮票揽来全国订单。
许方枢是“经济信息所”的发起人。当时他与人合股了一家生产塑片的小厂。市场信息封闭的年代，许方枢意识到情报的重要。
他订了100多种报刊，收罗全国大中城市的电话号码簿，新华社编印的工商目录出一册购一册。把各类信息分类整理成册，一旦收集到企业有产品需求信息，立即写信联系。中国建设第一座核电站消息见报后，许方枢判断电站工程庞杂，少不了塑片业务。他当机立断，联系对方，并随信寄去样品，一笔生意轻松敲定。
“经济信息所”经验很快传遍金乡。每天，位于文昌阁老街的金乡邮电支局还未开门，门口就排起上千人邮寄业务信函的队伍。人群中，有的挑着箩筐，有的推着板车。面对业务信函，邮电工作人员来不及加盖邮戳，只能让顾客拿着邮戳，一通狂盖。信函日均10万封，最多一天达到30万封。
飞雪般的信函招揽到来自全国的订单。挖掘信息价值，金乡人财源滚滚而来。本年度，金乡产值超过2000万元，信用社个人储蓄高达220万元，最多的一户整整四万元，为金乡之冠。对比1979年，全镇个人储蓄只有可怜的200元。据此，《浙南日报》刊登一篇反映金乡人富足的报道，题目直白而醒目：金乡人民富得流油。
历史面前，个人能力再强大，也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在这年的中国和世界诞生，日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经济社会的进程。尽管那时候还没有多少人能意识到事件其中的价值——就其深度而言，它们能大大改观中国，乃至温州民营经济草根式生长的进程。
日本生产出可以变形成为汽车、飞机等形态的机器人玩具。精妙的创意揭开了伟大的序幕。以这些创意为蓝本，善于模仿的温州人在此基础上开辟了新的天地。
因为开放，风靡全球的经典离中国人越来越近。BP机进入中国，也进入到温州，将人们带入了没有时空距离的年代，“有业务就拷我”成为温州人跑外单时的口头语。直到2007年年初，连地处西北内陆的甘肃省都再难看到寻呼机的身影，温州才最后与中国一道告别了“寻呼时代”。
中国第一家五星级宾馆，北京长城饭店正式营业。偌大的中国，竟然绝大多数人都不知五星级宾馆为何物，不少人误称其为“五角星宾馆”，专程从外地赶来北京看“稀奇”的也不在少数。而当时的温州算得上有档次的宾馆压根还没有，有的只是条件简陋的旅馆，但外地人住着都觉得满意。到了改革开放的第三十年，中国五星级宾馆已然比比皆是，有多少温州人参与其中，难以计量。
当然，一切变化都没有“第一家国企承包给私人经营”——抚顺市国营饭店试行个人承包，影响那么深远。短短两三个月内，全国国营企业普遍实行了承包制。浙江海盐衬衫厂厂长步鑫生就在这时，走进媒体的视野，成为改革明星。通往海盐武原镇的沙石路上，每天车水马龙，挤满了前去参观学习的人们。
温州的四名职工也承包下长期落后的温州水泥厂，在一个月内扭转了多年亏损的局面。
水泥厂原本有368名职工，性质属于集体所有制。国家为扶植它提供了数十万元的投资，经营不善的局面还是无可改变。
1983年2月，厂团支部书记刘瑞云和另外三名中层干部袁陵荪、金汝清、丁祖武，酝酿之后向上级递交经营承包申请书，提出若由他们负责全厂经营管理，余下的九个月不仅不再亏损，且可盈利78万元。
申请获准后，刘瑞云等四人，把行李搬进工厂，日夜紧张工作。他们改革行政机构，调整生产组织，贯彻按劳分配，采取新工艺，生产发生显著变化。70万元投资建成的回转车间，过去连续运转超不过七天，而４月份一直没有发生故障。一个月，水泥生产量超过前三个月总和，历史上第一次盈利一万余元。
12月初，《浙南日报》刊登一则商业部通告：12月1日起，全国临时免收布票、棉絮票，对棉布、棉絮敞开供应。1984年起不再发布票、棉絮票。通告宣告，计划经济时代，因商品匮乏，应运而生的大量票证渐次淡出人们的生活。物资的“解禁”直接冲击着温州人的创业思路。正因如此，周成建、邱光和、王振滔等以服装和皮鞋起步的企业家才得以放开手脚，不至于受到票证的束缚。
世界正在焕然一新。可不管如何变化，温州数十万“蝼蚁”般的个体户已经能够逐渐自发地顺应时势变迁，顽强地推动着这个地区的经济奔腾向前。这股震撼的力量，势必卷起浪潮，引领风骚。这绝不是夸张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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