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南街村集团主页的报头，标榜“马恩列斯毛”！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看过一本李佩甫写的小说《羊的门》。小时写得非常精彩，情节紧凑，悬念重重，引人入胜，能让你一口气读完。据朋友说，这本书实际上写的便是河南南街村的事，我这才恍然大悟。本人一向孤陋寡闻到此时方知道还有个南街村，与当年的大邱庄相仿。大邱庄最终还是出了问题的，禹作敏最终也判了刑，看过这篇文章，估计南街村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
在《羊的门》中，作者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呼家庄”：“这里的村舍的确是一排一排、一栋一栋，整齐划一，全是两层两层的楼房。……尔后，你推开一家小院的门，径直走进去你会惊讶的发现，这里的房门全是不上锁的……抬起头来，你自然第一眼就看见了挂在门上方的红色的小木匣子……”简直就是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范之作。而呼伯呼天成和县长呼国庆传奇的经历相信会感染每一位读者的心。南街村没去过，也不知到底如何。我们荣成的西霞口村也是非常NB的，进入村子迎面就会看到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小楼，路面极其干净整洁等等……在《羊的门》中作者揭示出南街村富足的原因就是搞好、抓好了农业，将农业工业化了因而就产生了异常大的利润。看书的时候，脑子里闪过片刻的迟疑，这么牛的村子，可以通天的这么牛的“呼伯”，凭借起家以及维持发展的竟然是任何人都意识不到的农业和农村经济？
南街村真相：权力经济的荒唐与可怕
政治权力何以能够调动如此巨额的资金，去将一个乌托邦塑造为虚而又实、实而又虚的存在呢？是所谓的“公有制”！公有制除了计划经济这个表面运作特征以外，其核心的运行机制是政治权力的操纵……南街村真相提醒了我们：以政治权力操纵经济运转会造成多大浪费！以集体、道德为组织和管制模式的经济是多么荒唐可笑！人为造就的乌托邦对公民自由权利的侵害是多么可怕！南街村欠债额高达16亿余元；村主任王金忠遗物中至少发现2000万元现金及多本王的房产证，其追悼会上有几个抱着孩子的女人以“二奶”名义要求分割遗产；早在2004年，南街村集团就已属皆为南街村“三大班子”领导成员的12位自然人股东所有。
自1993年起，村民几乎都住上了92平方米或75平方米的楼房，用上了如电冰箱、电视机等家电。但是有一点，这些东西都不是属于他们的，村民拥有的仅是使用的权利。如果哪一天，村民违反了如“村规民约”上的规定，他们对这些物品的使用权或原来享受到的福利将一项项被剥夺。（南方都市报2月26日深度报道）
权力经济的荒唐与可怕
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南街村上演股权激励 红色亿元村神话或终结（上）》，戳穿了一个谎言，揭下了一张画皮，破灭了一个神话———原来，支撑“共产主义小社区”南街村的，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外来劳动力。
曾几何时，“南街村”这三个字多么光鲜，南街村人的生活多么诱人。“铺天盖地的宣传，几乎主要是两点：南街村选择了集体经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如果注意观察南街村发迹的时间，你会发现，1990年，南街村得到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巨额贷款；河南“各级领导、各级职能部门都想抓南街这个典型。所需款项都是国家拨款，一拨就是几百万元”（南街村书记王宏斌语）。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尽管南街村宣称的起家资本“集体”和“毛泽东思想”，根本不能与当时的市场氛围相适应，但它依然在“个别人的肯定和支持”下挺了过来。可见，巨额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外来劳动力这两大“隐形外援”，只是两只有形之手，真正树起“共产主义小社区”南街村这块招牌的，纯粹是一句话、一个命令、一次会议就能拍板的政治权力。
政治权力何以能够调动如此巨额的资金，去将一个乌托邦塑造为虚而又实、实而又虚的存在呢？是所谓的“公有制”！公有制除了计划经济这个表面运作特征以外，其核心的运行机制是政治权力的操纵。所以，计划经济也可以称为权力经济或命令经济。南街村发迹之时，中国的银行依然是完整的全民所有，其官员都是政府任命的。正因如此，这些银行官员不可能不服从政府官员的命令而按照“利润管理”的要求去放贷。这样一来，为政府的政治目的或官员私人的目的而设立的实体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供应，当然就成了银行官员保位升迁所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为银行本身盈利的考量自然就得退居次要。公有银行的大部分呆账死账坏账，都是这么造成的。用于南街村造神而导致的巨大经济损失，只是这种体制的一个小小缩影而已。
当今中国又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有不明就里的民众呼吁政府收紧管制，一方面，也有妄图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权力运作（南街村的“兴起”及其至今死而未僵就是明证）。此时此刻，南方都市报及时推出揭露南街村真相的报道，实在是为我们提了个醒：以政治权力操纵经济运转会造成多大浪费！以集体、道德为组织和管制模式的经济是多么荒唐可笑！人为造就的乌托邦对公民自由权利的侵害是多么可怕！□王永章
权利是“个人握在手里的政治王牌”
关于南街村的故事，或许我们要发出诸多的感慨，但从法学意义上说，我首先想到的是德沃金的名言：权利是“个人握在手里的政治王牌”。是啊，权利是个人握在手里的政治王牌，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也认为：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凭借的思想上的武器就是权利。
在人类历史上，人们曾经主动地或被动地出让手中的一些基本权利，但事实一再证明，某些基本权利是不可让渡不可侵犯的，尽管神圣不可侵犯是个自然法的术语，神圣二字有点过时；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第二代人权第三代人权的出现，已对自由主义观念下的权利理念作出了某些制约。但一个共识性的内涵依然没变，那就是基本权利是不可让与的。权利的让与，或可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有利于效率，但更长期地看必将导致制约的缺乏，进而导致权利的进一步丧失，最后又反过来影响原定目标的实现。
南街村的村民，他们在所谓“集体主义”的感召下，或者是在某些诱人的福利面前，交出了一些权利。“在南街村，食品实行的是供给制，这是村民享受的14项福利之一。除了食品外，诸如住房、家电、医疗、求学等也属于福利供给的范围。”———或许这符合我们传统中的某些理想。但是，南方都市报下面的报道让我们则有种悚然之感：“他们不仅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且还逐步实行生活资料公有制。”“村民违反了如‘村规民约’上的规定，他们……享受到的福利将一项项被剥夺。”
在一个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实行生活资料的公有制，不仅注定是个困境，也是与宪法规定明显不符的，至少我国宪法对于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个人所有还是始终承认的，对权利的漠视，对法律的嘲弄，注定了南街村的结局。
而现在，一切昭示，南街村的快速发展建立在银行贷款与外来劳动力低成本的基础上，南街村的许多资产已资不抵债。南街村发展模式最后无奈地陷入了困境，虽然他在表面上打着毛泽东思想旗帜，宣称共产主义方向，但对权利的剥夺，必然决定了权力的膨胀，这一切又解释了为何在这片土地上，最后能出现号称一个月只领250元工资的领导死后，能有2000多万元存款，为何在集体主义招牌下，出现大规模的领导持股，为何能在几世纪前就证明不可能的永动机项目上能出现大规模上马的荒唐。
因此，基本权利始终是不可放弃的，或许这是南街村结局在法学上给我们的一个案例启示.
南街村：披着“虎皮”的红色怪胎
借助锦旗与合影，借助四卷本毛选，借助扶持典型的政治贷款堆起来的林立厂房，王宏斌就可以从外界的市场体制中寻求南街村需要的东西，比如发展资金，比如劳动力。按照王宏斌的说法，“贷款也不那么难了”。王宏斌其实只认准了一条，戴上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就像穿着黄马褂手握免死金牌一样百无禁忌。
“中原第一村”——河南漯河南街村濒临崩溃的消息见诸报端之时，恰逢举国上下总结反思改革三十年的成败得失，以经济高度集体化为圭臬的南街村，又为市场经济做了一次反面注脚。如果仅以“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来解释这一事件，显然不能回答这个“独立王国”轰然坍塌的全部谜团。
长久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南街村在外人眼中是一个不能破解的谜。自安徽小岗村联产承包以来的30年中，像南街村这样高度集体化、高度政治化的中国基层村落，恐怕独此一家。
在外部世界经受市场经济与全球化洗礼之 时，南街村为何以及何以形成此种独特体制？现在看来，经济行为借助意识形态之“虎皮”，使得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报道说，南街村长久以来的发展，离不开持续的银行贷款以及廉价的外部劳动力。南街村的体制，其实并未脱离外部的市场经济大环境而独立存在。它也需要商品流通、外来资本与劳动力，南街村没有理由也不可能不按照最简单的游戏规则来玩，当它违背这些规则——比如欠债还钱——就必须为外界所不容。
不论如何，南街村是一个与国家政策有着诸多背离之处的体制。它如何从内部与外部建立其体制的合法性？这在籍的三千多名村民从改革前高度集体化、政治化的人民公社中刚刚出来，却进入了另一个高度集体化、政治化且与外界隔离的体制，为什么还能一致拥护王宏斌的三套班子与几乎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南街村并未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却何以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
一切的奥秘，来自于南街村那面无法被质疑的旗帜——毛泽东思想。需要注意的是，南街村里的毛泽东思想，与国家意识形态认同的毛泽东有着显著区别。在南街村，毛泽东思想被简化为政治挂帅与破私立公，这恰恰是改革开放初期被正统的共产党人所否定的那部分。然而，这依旧无损于王宏斌带领南街村人以自己的方式理解毛泽东思想。共产党人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中不合理的成分，但却无法否认依赖这种成分建立起来的“毛主席共和国”。
南街村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始于1989年的秋天。彼时，打什么旗，走什么路，成为当时最大的政治议题。此刻南街村获得了来自最高层级的领导的肯定，这给捉襟见肘、面临存续危机南街村带来了回春良药。
现在看来，这剂药不仅是强心针，也是催化剂。南街村被当地迅速树立成先进典型，成为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政治符号和象征——读毛主席的书，走毛主席的路，也能达致共同富裕与共产主义。这时候，人们却发现自己面临一个尴尬——这个不搞市场经济、不搞改革开放的基层村庄，是任其发展还是果断阻止，都不是一个可以为多方接受的办法。
也许是担忧南街村可能引发的深层思想论争，这种模式被自上而下地默认。借助锦旗与合影，借助四卷本毛选，借助扶持典型的政治贷款堆起来的林立厂房，王宏斌就可以从外界的市场体制中寻求南街村需要的东西，比如发展资金，比如劳动力。按照王宏斌的说法，“贷款也不那么难了”。王宏斌其实只认准了一条，戴上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就像穿着黄马褂手握免死金牌一样百无禁忌。
后来我们知道，南街村的“社会主义小社区”，并非如其宣称的那么妙不可言。高度组织化的社群关系代替了正常的人际关系，个人的权利被简化到若有若无，甚至与国家法律相龃龉。王宏斌本人则成为高度集权的家长兼企业执行长，在现代文明、市场经济之外醉心于自己的小王国。
南街村的华丽的外衣尚未褪下，掀开的袍角已露出腐烂的肌体。这也许在反思改革三十年的独特时刻，能让人们再次思考，我们到底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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