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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当知青的那个年代,再穷也穷不过山里人。一家八九口人只有一条裤子的事情在秦巴山区屡见不鲜。我当副书记的那个生产队,三十多户人家,七零八散地窝在几条山沟里。山民不但爱吃肉,而且嗜酒如命。可是,队上没有副业,年终分红10个工分也就几毛钱,哪里有闲钱买酒啊。就是挤出钱来,到了商店,人家还要“购酒卷”,农民哪有那东西? 我记得是腊月二十三晚上,队长老杨叼着烟锅,在我房子里和我兜圈子。老杨说,过了年就得耕地了,咱队上全凭那八头大水牛使劲。可是,水牛太瘦了。我说那就多加点细料追膘。他说光靠细料不行。我问:那要让它吃什么?他说要得快就得吃玉米酒糟子。玉米酒糟到哪里去整啊?老杨说只有自己煮。自己煮?玉米呢?年底队上把粮食该分的分,该缴的缴,该存的存,现在到哪里去找玉米?老杨支支吾吾就是不愿意露底。最好我才搞明白了,这小子是打战备粮的主意,说牛吃酒糟子那是虚,人想喝过年酒是实。 战备粮是什么,是当年为了“备战备荒”按照县上分配的指标历年积累下来的库存粮,账目都在公社掌控,生产队私分私用那是要按阶级敌人论处的。于是。我吊着脸说:那可不行,谁动了这粮食,谁就得进去!你们敢吗? 我以为此事就此罢休。谁知第二天晚上又来了一大帮贫下中农,他们打着哈欠,流着哈喇子,不停地揉着红红的烂眼,哀求道:牛不吃酒糟子没得力,人不喝酒没得劲,春耕没办法搞啊!一直嚷嚷到后半夜,闹得我几乎通宵未眠。细细想想:一个个屁股朝天的干了一年,连个过年酒都喝不上,大家心里憋着气,明年春耕还真成了问题。不是说知识青年是毛主席背上的孩子吗?我就领头干它一家伙,自己没偷没盗,顶多是挨一顿批。主意已定,第二天就开仓、架锅、煮酒。三十那天,开窖分酒,不论老少,每人三斤。那个年过的是人欢牛叫,喜气洋洋。 这场事本来是社员们共守同盟,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私分战备粮的消息还是传到了乐县委刘书记的耳朵里。于是,我成了批斗对象。正月十四,小队长以上干部全都被招到公社会议室。虽然是见惯了批判会,但当斗争对象变成自己的时候,免不了有些惊慌。一阵惊慌过后,我稳住了心,制定了“三条基本原则”: 1、玉米是牛吃的,人只喝了有点酒味的水,没有吃粮,不算私分粮食; 2、粮是战备物资,大水牛也是战备物资,战备物资吃了战备物资等于啥都没吃; 3、定这事情的时候公社书记不在家,没法请示。 就凭着这三条,一直扛到了正月十五的下午。开始还能挺住,随着书记的上纲上线,平常的哥们也反戈一击,跟着摇旗呐喊,我就实在有点撑不住了。吃完晚饭,继续开会批判。我望着冉冉升起的明月,耳朵里一片批判声,心里一阵阵发颤。算了,招供吧,再挺下去非得自杀不可。正在这时候,公社院子的大门不知什么时候被顶开了,几个小哥们带着一头头大水牛和一群黄牛鱼贯而入。月光下,那八头水牛角上栓着大红花,毛色乌黑发亮,昂首挺立,哞哞的牛叫声,把会议室里所有人的视线全吸引住了。 这时,在安康水电局当了几年民工的小罗,直接走到主席台前,嬉皮笑脸地对着书记说:刘书记好!今天是元宵节,听说县上的领导来了,我们特地赶夜路来拜年。本来应该舞狮子放鞭炮,可惜没得钱。听说书记喜欢有力气的牛,我们就把吃了酒糟壮了膘的大水牛拉来了,在公社院子叫几声,也增添几分喜气!这一闹,可是把大伙全搞笑了。刘书记哭笑不得,只好随机应变,赶快把驴脸变成了弥勒脸,笑嘻嘻地走下主席台,摸着大水牛光滑的皮毛,不停地说:喂得好!喂得好!今年春耕你们队得拿第一名! 批判会就此罢会,临散场的时候,刘书记说了一句话:下不为例。如是再发生这种事情,我就让公安局长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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