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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inuzboy - 

连载:《投资者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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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7-24 18:08:01 | 显示全部楼层

(十四)

 

从第二卷开始,《投资者文摘》有了变化,在每一篇文章前明确介绍出处,这样,开场白也可以更为聚焦。

菲利普·费雪(舍)的《怎样选择成长股》的内地中译本早在1999年10月就由海南出版社出版过,译文质量一般,但可看。2007年6月,地震出版社又出了另一个译本,正文我还来不及细读,只读了由老费雪的小儿子肯尼斯·费雪写的《序言》和《引言》。《序言》海南版也有,但小费雪在2003年7月做了修订。

更为精彩的是海南版所没有的《引言》,全文3万多字,写于老费雪快要去世前,真是父子情深。我最早看到小费雪写父亲的文章是在《胜券在握2》的序言(参见《价值报告》之一的《头头是道》),描述了老费雪和巴菲特的关系,让我第一次认识到了老费雪的执着、敏感和正直,但我并不很清楚小费雪的投资理念,从他所撰写的《福布斯》专栏看,似乎与老费雪有距离。后来,我阅读了肯尼斯·费雪的2007年新著《唯一重要的三个问题》(《The Only Three Questions That Count:Investing by Knowing What Others Don’t》),才发现儿子也有过人之处。

我们谈论杰出投资者的典型,就会想到巴菲特,其实他是个另类。比如,采用集中持股的投资方式,一般都会遇到组合绩效波动大的状况,也就是偶尔会比指数跌得还凶(当然,更多的是比指数涨得更多),凯恩斯和芒格等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只有巴菲特是个例外。又如巴菲特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投资也是老当益壮,但这也是例外。肯尼斯·费雪就认为大部分人老了就不再适合作投资决策,他父亲在生命末期有限的几次购买并不成功。“如果他在80岁或者70岁的时候就不再从事任何投资活动,他在经济条件方面可能就会更好一些。”

老费雪最知名的观点是“购买优秀公司的股票,相当大量地永远持有。”1973年,在市场处于顶部的时候,老费雪大量持有道化学、食品机械化学公司、摩托罗拉、德州仪器四家大公司的股票和瑞侃、雷诺两家中等规模公司的股票,这六只股票占他资本净值的三分之二,其中又以摩托罗拉、德州仪器和瑞侃最多。

有意思的是,老费雪并没有坚持自己的原则,除了摩托罗拉之外,其他的五只股票全都卖出了,而且每一次选择的卖出时机都很糟糕。更为糟糕的是,“如果他在晚年能遵循自己的规定而不是试图盲目地准备超越他全盛时期的话,他可以终身持有原先的股票,那将会比现在的结局好得多。”

小费雪是否就赞同“终身”持有几只股票呢?未必。在《唯一重要的三个问题》中,他认为花无百日红,如果一只股票长盛不衰十年,你最好别买它。结合上下文,儿子的意思是,老费雪在1968至1973年间选股状态很好,但1973年后则昏招迭出,既然如此,一动不如一静。当然,如果父亲在1973年的状态还是很好的话,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事实上,从《唯一重要的三个问题》中可以看出(今后的《投资者文摘》会有介绍),肯尼斯·费雪非常注意心理学尤其是演化心理学在投资中的重要性。选择、买入、持有和卖出股票的行为主体是人,永远不卖股票不仅是青壮年的信念,也是当时心理和生理状态的反映。当行为主体的状态发生了变化,卖不卖出倒又与公司本身无关了。

总之,美国诗人佛洛斯特有一道《选择》的诗歌经常被价值投资者引用——即他选择了一条寂寂无闻的小道而不是康庄大道。其实,佛洛斯特还有一句名言是“我担心年轻时太激进,让年老时显得太保守”。我经常见到成长型价值投资者把老费雪的“永远不卖出”口号说得琅琅上口,颇有浪漫气息。不过,有些事情还是事后总结比较好,不要“永远”,三十年后就可以了。

我要重点介绍的另一篇文章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未来》,选自《亚洲未来的冲击》,作者迈克尔·贝克曼专门研究亚洲的经济和企业。据书中介绍,“贝克曼也是国际畅销书《亚洲衰落:揭露亚洲商业的阴暗面》(Asian Eclipse:Exposing the Darks of Business in Asia)的作者,该书被《经济学人》杂志评为年度最棒的非小说类文学作品。他也是另外4本有关亚洲商业和文化书籍的作者或是合著者,并在有着悠久历史和广大读者的墨尔本《时代报》(The Age)上开设了专栏。他的生活和工作都在亚洲,经常参加亚洲方面的会议和研讨会并发表演讲,内容涉及公司和热门话题。没来亚洲之前,他在伦敦生活和工作。这本书成不了畅销书,但要比99%介绍亚洲的书有用得多。换句话说,作者是以投资的眼光而不是新闻或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观察亚洲的机遇,这是我们最欢迎也是最需要培养的眼光。也许是孤陋寡闻吧,看了这篇文章后,我才把多年以来对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观察理顺。如果读者有兴趣的话,我们还会对此作些介绍。

《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的作者杨奎松是国内不可多得的客观严谨的历史学者,我们从中可以了解不少东西,比如中国的统计数字何以经常“变形”的渊源。

发表于 2008-7-24 18:09:21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五)

 

《唯一需要知道的三个问题》的作者肯尼斯·费雪,我们在以前的投资者文摘开场白中已经介绍了。坦率地说,我喜欢小费雪,尽管他有时很罗嗦,有时忍不住自我推销,可他直白,不圆滑。在这点上,小费雪与老费雪是同路人。

这次我们选译的是本书的前言,小费雪的一些观点对价值投资者来说有些感冒,但值得我们思索。如他认为“在伯克夏股票和巴菲特先生周围有一种类似宗教般的信仰”,可能有一定的道理。老费雪与巴菲特关系不错,小费雪也写过有关父辈交情的文章,他没必要讥讽巴菲特。有趣的是,这股宗教热也传到中国,无趣的是,它在中国变成了金庸笔下的“神龙教”,除了高喊“价值投资”这词儿外,大多与投资无关。

小费雪的“投资并不是靠技能”的观点也容易让人尤其是专业人士不满,其实,这很容易理解啦,投资,要赚点小钱,有牙医或记者类似的能力,也就可以了。若要赚大钱,这就与做企业和生意没什么两样,谁能说一个大企业家或大商人靠技能就能成功的?

至于阅读《反思学科间互需之后:学院经济学的优缺点》,我们继续欣赏芒格的智慧火花:

(A)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穷理查年鉴》:“要想说服人家,应晓之以利,而非喻之以理。”当他的动机改变时,就改变他愚蠢的看法,看法不是在动机之前改变的。

(B)经济学家如果对爱因斯坦和莎朗·斯通的观点多加关注,就会发展得更好。说到莎朗·斯通对这门学科的贡献,是因为她曾被问及她是否有过“阴茎妒羡”的烦恼,她回答说:“绝对没有,我已经对付不了我现在的烦恼了。”

(C)拉弗和我是一个政党的,但有时候对于经济的研究,他却采用错误的方式。他的麻烦就在于他对于偏颇的精确过于热衷,那不是成人处理自己领域事情的方式。拉弗的情形让我想起了一位乡村的立法者,他在所在的州倡议一条新法律,规定圆周率的平均数是3.2,这样学生们计算起来就简单多了。

(D)一旦我和沃伦购买了一家公司,出售者就会让投资银行家进行大规模的调研,大约有这么厚,我们只是翻阅了一下,好像看一头生病的牲畜。他对我们说:“我们为此花了200万美元呢。”我说:“我们不需要,我们从来不看这些。”

还有E、F、G、H……这儿姑且省略吧。

《书呆子的游戏谬论》选自《黑天鹅》。“黑天鹅”这名字一看便知来自于索罗斯最崇拜的科学哲学大家波普尔。波普尔讲求证伪,他举例,“所有天鹅都是白的”,只要我们发现一只天鹅是黑的,命题便不成立了。黑天鹅是极端事件,却影响了我们对事物的判断(当然,另一位英国艺术理论家贡布里奇却认为:有例外恰恰证明规则的存在。也就是说,发现个别天鹅是黑的,无损于“所有天鹅都是白的”的规律性认识)。

《黑天鹅》与格林斯潘的《我们的新世界》都被英国《金融时报》列入2007年最佳财经书籍的候选书目,说明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作者塔勒波写了《成事在天》,中译本有两种,分别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和中信出版社出版,我在《投资理财经典55本》中介绍过这本书。《黑天鹅》目前没有中译本。巴顿·比格斯在《对冲基金风云录》中也提到过塔勒波的书:“书里有些部分显得有些居高临下,仿佛作者独得了投资圣杯之秘,那种睥睨世界的口气可能会让人不快。但不管怎样,里面的不少观点是出色的。”

《寻访行家》([德]加布里艾勒·格特勒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7月第1版)也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每个行业都有它的个性和秘密,请其中的行家里手聊聊,值得一看。我觉得书中介绍的理论物理学家、实验物理学家、数学家、人类基因遗传学家、计算机学家和文明异化批评家等“精英”没什么读头,倒是对矫形鞋匠、刑侦生物学家、高空女杂技演员、排弹专家和承做名人服装的裁缝等兴味十足,例如,高空杂技演员需要多好的心理素质啊,那可是性命交关的事。书中说到女演员在高空做三角倒立和手倒立时,还能看见“下面有只狗正在把一个小孩手里的香肠叼走,因为这个孩子光顾着向上看我了。”

发表于 2008-7-24 18:10:33 | 显示全部楼层

(十六)

 

《专访投资先进:罗杰斯》的主角这几年越来越爱中国了,据说他已把家搬到新加坡,方便他到中国。由于罗杰斯来中国太频繁了,人们可能已把他看作是本地的经济学家兼股评家。相比之下,索罗斯尤其是巴菲特就要神秘得多,距十年前与盖茨同游中国后,巴菲特最近才为了旗下的一家企业开业来到大连,稍事停留,就飞往韩国。难怪央视《经济半小时》的记者只不过与巴菲特稍坐片刻,就变成了自吹自擂的独家专访了(《Value》杂志2008年1月刊全文编译了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商业频道专访巴菲特的节目,以正视听)。

罗杰斯喜欢的是高额的出场费,半年前,一位朋友送给我一张罗杰斯在浦东国际会议中心演讲的票子,票面值太昂贵了,我不得不去。开场前半小时,领入场卡片柜台前排出几条长龙,我见势拔腿就走。这年头,除了大卖场付款外,我拒绝大排长队。但从这也可以看出罗杰斯的人气。

有朋友笑道,罗杰斯已变成了金庸小说中的“水上飘”了,也就是江湖骗子。不过,我仔细阅读罗杰斯的各种讲话,他不像中国许多会议专业户,一般不会说昏话出昏招,思路还是很清楚的,虽然不排除他会对我们中国人“擦鞋油”(经济学老顽童张五常形容别人拍马屁的专用语)。

面对美国的业内专家,罗杰斯的回答就比较尖锐,如他论及避险基金的全球泡沫化:“避险基金已经变成某些人增加收入的方法,他们创造的是报酬的泡沫。现在只要说‘我是避险基金’,就可以坐收丰厚的收入。如今大家都想投资避险基金,法人也积极寻找避险基金,真是疯狂。”

罗杰斯坦承即便看到是泡沫,如果你抓住时机做空,经常会无法理解价格飙升得那么高而亏损:“我记得1979年科威特出现泡沫,我很想放空,但是感谢阿拉,我当时无法这么做,因为他们不让外国人做任何事情。不过还好,因为那个泡沫可能让我至少惨赔三次,那是史上最大的泡沫之一。”

有些话,罗杰斯未必会对中国人完完整整地说。如访谈者问:“你说过中国大陆经济‘硬着陆’的消息登上《商业周刊》封面报道时,就是加码大宗物资的时候。”罗杰斯回答:“我是有那样的计划,但事情不见得会那样发展。我预期中国经济会硬着陆,那就是下一个投资大宗物资与中国的大好时机。中间会出现一些重挫,但是目前处于长期的牛市中,可以大举获利,我就是这样获利的。”

有些话,罗杰斯的提醒很好:

“市场知道得比你还多。即使市场是错的,偶而还是会给你迎头痛击,提醒你谁才是老大。”

罗杰斯对俄罗斯的一个见解极富创意,他认为叶利钦是被政变赶下台的:“普丁(京)是从不流血政变中取得政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叶利钦最后执政有关的报道,他说:‘他们来见我……’然后就提到大家逼他下台,所以不只普丁(京)政变而已,而是集体政变。那是一场宁静的政变,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公开,西方会把资金全数撤离,所以做得相当巧妙,但绝对是KGB回头接掌政权。”

罗杰斯2006年对世界未来十年的预测是:“非洲会更加蓬勃。中国经济会硬着陆,不过还会再崛起。石油每桶售价约150美元,他们会到白宫前面的草坪探勘石油。棉花价格是4美元,连中央公园也会开始栽种棉花。”

我已推荐过《越南:一个新的中国?》(选自《亚洲未来的冲击》)的作者迈克尔·贝克曼独特的投资意识,在这篇文章中,他又谈到了“缅甸经济一派混乱不堪的景象,但它将是明天的越南,它有着越南所没有的优势。”

这又是一个让人吃惊的反向投资。近年来,缅甸似乎在国际社会上臭名昭著,到了没人理它的地步。然而,贝克曼却分析道:“缅甸的人民不会背叛国家,他们仅仅离开缅甸。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永远也不会出现缅甸工人短缺的情况。因此,缅甸成了其他国家的代罪羔羊,它使全球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同其他侵犯人权的国家进行交易时良心上获得些许安慰。”

“为什么缅甸拥有如此潜力?文化因素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一些文化因素在商业方面较之其他的因素更加得心应手。仰光给人一种繁忙的感觉,那里的人行色匆忙,他们自信且忙碌,看起来完全不像是已经被经济制裁所孤立的一群人,他们具有时刻准备进行交易的文化。仰光不像雅加达,那里拥挤不堪,完全称不上忙碌,整个街道笼罩着悲悯的气氛,人们有气无力地行走于大街上。你会感到,当缅甸市场开放,政局出现转变,领导人受到以前从未有过的欢迎的时候,缅甸将是一个特别的市场。”

在《你所认为正确的东西有哪些实际上是错误的》中,小费雪针对所谓的“高市盈率的股票市场较之低市盈率的市场有更高的风险且上涨空间更小”,认为“我已经在10多年前通过统计的方法证明,市盈率本身不会告诉你任何有关市场回报或者风险的事情”。

因为在过去的134年中,大多数出现两位数下跌的年份都出现在市盈率低于20倍的时候,而不是在市盈率很高的时候,其间,有19次市场的年回报率低于-10%,其中的13次出现在市盈率处在底部时的年份——占了68%,只有两次大跌出现在市盈率高于20的时候,它们是2001年和2002年。

小费雪也应用了当今流行的行为心理学来解释人类的自负倾向:“我们石器时代的祖先必须自负,否则他们不会仅仅拿着石块和棍子就去猎杀巨大的野兽,如果他们进行自我反省并最终得出理性的结论:朝野牛投掷绑有坚硬石头的树枝完全是精神失常的行为,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乃至整个群落都会被饿死。事实上,自负是一种信念——即你相信自己一定能取得成功,但在理性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却正好相反——是人类在多数领域取得成功的根本,也是人类物种成功进化所必需的”。

正因如此,投资者很不喜欢质疑被普遍接受的知识,如果我们开始这么做,可能很快就会意识到,市场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羞辱我们,给我们带来最大程度的损失。小费雪给市场取了一个更为合适的名字——“巨大的羞辱者”。它不分种族、男女、老幼和贫富都要羞辱,而且你越有名,它越想羞辱你。

这一切对戴蒙德来说,可能是小菜一碟。我们在《投资者文摘》(第一卷)中已介绍了他的两本书《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和新著《大崩坏——人类社会的明天?》,反映不错。戴蒙德还有两本书,《性趣何来》(Why is Sex Fun?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exuality),没有中译本;《第三种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内地有海南版,采用的也是台湾的译本。在出自《第三种猩猩》的《婚外情的逻辑》中,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些与“婚外情”无关却也有趣的故事。比如,我们结婚的对象并不是与自己相似,而是看来与自己的父母或异性同胞相似的人,但我们又回避生命最初时期(青少年)的朋友,以防“乱伦”,所谓“青梅竹马”是很稀罕的事。以色列的合作农场采取的是“集体制”,农场的孩子从出生到青少年时期都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就好像一个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研究人员分析了2,769个在农场长大的孩子的婚姻,发现只有13对新人出身于同一个农场;所有其他的农场孩子,成年后都与“外人”结婚。甚至那13对新人都应该当作例外,这反而证实了“不与自己人结婚”是规则,原因是13对新人中的11人都是6岁以后才迁入集体农场的。

20世纪匈牙利的老投机家科斯托拉尼的书几乎本本妙趣横生,科斯托拉尼除了自己做点投资外,其实是一位证券顾问或者说是经纪人。在内地海南出版社出他的书最多(目前是五本),这本由重庆出版的《大投机家的证券心理学》也不错。

在2004年,有位德国记者问我为什么中国经济这么好,股市却这么差,我说了很多,却没切中要害。后来想到,如果我用在德国很流行的科斯托拉尼的比喻,就好啦!

“多年前,我便想出一个例子来说明股市行情和经济景气的关系。请想象一个人在街上遛狗,人很平衡地向前迈进——这就是经济,而狗有时向前狂奔,有时东跑西跳,有时跑回到主人身旁,就这样来来回回地跑来跳去,这只狗的行走路线便是证券行情的起伏过程。人和狗同样是往前走,最后他们也会一起到达散步的目的地。假设人走了1公里,狗大概就会走了3倍或4倍的距离。股市行情的起伏就像狗所走的路线一样,向前走了一段之后就会往后退几步,在这个过程中,经济成长也会随之而来。”

《玩弄风险还是被风险玩弄》选自广东经济出版社的《魔鬼投资学》。该出版社出过一本畅销书《魔鬼经济学》,于是把比尔·米勒的同事迈克尔·莫布森的《More Than You Know》也译成了“魔鬼”。这本书我们在《Value》杂志上介绍过,莫布森仍在开同样的主题专栏,我们觉得好的话,会继续编译过来。这儿再选一点。《魔鬼投资学》的中文封面上宣扬“比肩《聪明的投资者》和《股票作手回忆录》”,过誉了。莫布森更多的是对投资新科学新问题的普及介绍,自己的观点并不多。

财富与生命哪个更重要?从理性尤其是经济学角度看,生命是有价的,但我们的情感一般接受不了定价。我30岁左右一点都不怕死,在20多岁时想过活到40岁也就可以了。可真活过40岁之后,却越活越想活了。我曾每天抽4至5包烟,但在2001年年底戒了。哪来这么大的毅力?因为我怕死啊,那时连体检都不敢去做,想到被烟薰得墨墨黑的肺,恐惧。

我认为,医生与财富管理人员有其相似之处,外表显得很专业客观,其实是天晓得。公允地说,是科学成份少,艺术成份多。比如医生,小毛小病用不着,大病又靠不上。真的患了大病,医生的会诊固然重要,自己的判断也少不了。我当年看过英特尔前CEO格罗夫的自传,对他自我学习医疗“绝症”的能力印象至深。

因此,我郑重向《Value》的读者推荐古柏曼医师的《医生,你确定是这样吗?》。据说这是“第一本详细分析医师思考过程的书,教你如何避免被误诊,该书荣获6,000位美国书商及图书馆的共同肯定,是2007年美国鹅毛笔奖健康类最佳书籍”。

除了有助于自保之外,我对这本书描述的医师的思考方式也饶有兴趣,这涉及到如何决策。

《医生,你确定是这样吗》的译文亦佳,廖月娟还是《大崩坏》与德鲁克自传《旁观者》的译者,这都是我激赏的著作。通过译者去找寻好书,不失为一种办法。

我早就说过,这几年有关印度与中国比较的书大热,像《中国龙与印度象》和《龙与象》竟然是两本不同的书。我们稍稍选一点《龙与象》中的一章《从纺车到光纤线缆》,尝尝滋味而已。

发表于 2008-7-24 18:10:50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七)

 

在前两辑的《投资者文摘》中,我们介绍了《亚洲未来的冲击》,涉及的国家有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等,这回选择的是《即将繁荣的中国医疗业》。

文中一个和投资无关却有趣的历史观点是:除了接受宫刑(阉割)外,中国传统外科依然欠开发。

文中一个让人吃惊却令人怀疑的现实观点是: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烟草市场,吸烟人口超过3.5亿,但未必是大型烟草公司的金矿。因为中国政府很可能突然对吸烟政策作出震撼世界的调整,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让中国的医疗成本高涨时。

文中一个已然实现的观点是:对亚洲国家的许多人而言,进入养老院就像是一种侮辱。然而,随着孤寡老人数量的增加,未来几十年内留给这些人的选择可能只剩下进入养老院或者类似于退休村的地方,这可能是中国未来几年内一个新的投资领域。

《你能洞悉别人眼中深奥难懂的现象么》仍出自肯尼·费雪的《唯一需要知道的三个问题》,这是问题之二。文章中,他描述了如何避免受到从众心理的骚扰的四个步骤:

第一,如果你所认识的多数人同意你对价格走势或者某一事件的看法,不要将此视作是对你的观点的认可,而应当将此视作是一个警告——你错了。正确意味着孤独,要愿意让别人把你看作是疯子。

第二,如果你从媒体中比以往看到或者听到更多的投资想法,或者重要的事件,这些都没有用,即使是新出来的新闻,当几个评论员已经想到并写它的时候,它就成了旧闻。

第三,观点越老,影响市场的能力越弱。举个例子,通胀担忧可能导致1994年的市场出现了波动,但在1995年年初,通胀担忧对市场的影响力消失了。

第四,任何一种在过去5年内炙手可热的证券不会在未来5年内继续保持这种热度,反之亦然。

关于第三点,小费雪举了千年虫病毒的例子。1999年秋季,因害怕所有的电脑在2000年1月1日瘫痪,许多人撤出了股市。小费雪却在1999年10月18日的专栏上写道:千年虫病毒是现代史上炒作最严重的“灾难”,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这一点:只有那些身处亚马逊盆地最深处的人才不知道它。“千年虫病毒不会伤害股市”,因为这是一个存在已久的争论并已经得到了市场充分的反映,尽管处在危险中,1999年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在年底出现了上涨,全年涨幅为21%。

不过,依据小费雪的看法,如果像阿凡提的驴子,你说东来我说西,做一个典型的逆向投资者未必是件好事。成为一位典型的逆向投资者比随大流进行投资要好,但好不了多少,你依然要在三种或三种以上的可能性中作出准确的判断。比如,由于大多数人都认为市场将上涨,因此你押注市场将下跌,结果市场大涨,涨幅远高于所有人的预期,而你最终成了最大的输家,犯下了最严重的错误。

这有点像360度旋转的罗盘,普遍观点认为市场将朝北走,逆向投资者因而认为市场将朝南走,但市场最终可能朝东走或朝西走,让多数人和逆向投资者都出错。因为逆向投资者较少考虑另外两种结果,实际上这两种结果出现的概率更大。

小费雪要让我们记住——会发生普遍观点预期之外的事情,但这些事件并不一定会同预期截然相反,意外可能来自于各方面。

《大宗物资专家》仍是由卓布尼主持的访谈。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不是这位纽约市欧斯佩管理公司的受访者安德森,而是他对曾工作过的老虎基金的回忆。

老虎基金虽然在2000年科网股泡沫崩溃前夕“壮烈牺牲”,但掌门人罗伯森毕竟是与索罗斯齐名的人物。看安德森是怎么评论罗伯森的:

罗伯森是很棒的教练,他只锁定基本面,从来不管技术面,他只会问:“这里的经济状况如何?”他认为价格终究会反映到经济面上。

罗伯森总是问:“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是对的吗?如果是对的,我们应该加码,价格变动对我们不利也没关系。”他只锁定结果,相信哪些结果是对的,他总是想要很简洁的结论,要证明与支持结论可能需要好几个月的研究与资料,但结论一定要简洁。

老虎基金中除了罗伯森以外,大家其实都是分析师而已,罗伯森是唯一的投资经理人。每位分析师的名目损益都挂在他的名下,表示那些都是罗伯森认可的操盘点子。

罗伯森会在分析师的操作策略上加上自己的宏观看法。例如,他可能会说:“如果你觉得即使经济成长不错,还是应该放空铜价,而我认为经济会变得更糟,而且亚洲即将爆发危机,我们放空的额度应该是你说的五倍。”分析师操作时,他会观察,然后在他们的微观观点上加上自己的宏观见解。

罗伯森有个地方是许多人望尘莫及的,当基本面开始如预期发展时,他便加码。他以前喜欢提到的例子是1990年与1991年的花旗银行股票。他以每股10元买进,结果涨到20元。他旗下的分析师想出售,他却加倍买进,他认为20元时的价位比10元时还划算。他最初买进时,花旗银行还面临房地产问题,等股价涨到20元时,房地产问题解决了,花旗已无破产之虞,结果股票分割调整后,股价飙涨到100元。

人受别人的影响真是无时不在,安德森最后讲了一个很好玩的故事:一天夜晚,他在伦敦路遇一位穿着桔衫的醉酒者,便去帮助他。

安德森:“先生,需要我帮忙吗?”

桔衫人:“喔,你是美国人?我在找旅馆的入口。”

安德森:“就在附近。”

桔衫人:“喔,谢谢,你是做什么的?”

安德森:“我刚成立避险基金。”

桔衫人:“你刚刚帮了我,所以现在轮到我来帮你。我在索罗斯旗下工作,我告诉你,下星期别买进黄金;我们会进行一些操作,我只能建议你不要买黄金。”

安德森刚推出新基金两周,还很紧张。此时,黄金从250美元飙到325美元,安德森持有一些黄金多头部位。安德森见是索罗斯要做空,赶紧也为他的多头部位避险。

结果市场一点动静也没有,最后,金价还是不断飙涨。

我们反复强调“影响力”的负面作用,可有几人能彻底回避?

《子力,时间,质量》选自加里·卡斯帕罗夫的自传《棋与人生》。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近来参与俄罗斯的政治斗争,成为普京的眼中钉,虽然目前告败,但还是挺有风格的,读他的这本自传也是如此。我不懂国际象棋,也从不看棋书,读《棋与人生》却发现卡斯帕罗夫对诸如战略与战术等研究比90%的管理学家要说得明白。我是一口气读完的,很爽。

发表于 2008-7-24 18:11:08 | 显示全部楼层

(十八)

 

关于《投资创富》(The Dhandho Investor),我们曾在2007年12月的《Value》杂志上以《巴菲特的门徒》为标题介绍过作者莫尼斯·帕波莱。《Value》杂志的主笔胡海曾为《投资创富》做过一段读书笔记:

  

作者为印度裔,早年创业IT服务公司,卖出公司后,学习巴菲特成立合伙基金,1999年至2006年投资者实际取得的年化收益率是28%。自称是巴菲特的追随者,价值投资。该书写得很不错,简洁、明确、有启发性。

Dhandho是印度一个地区Gujarati(相当于中国的温州)的一句话,意译即是创造财富的行为,其核心就是该书的副标题——低风险,高收益,就是要下“赢,赚很多;输,亏很少”的赌注。Gujarati商人做生意的理念是要在3年里赚回本,投入的本金至少不贬值。

来自印度Gujarati地区的姓Patel的成员拥有全美国一半以上的汽车旅馆(motel),而35年前一家都没有。1973年时,油价大涨,汽车旅馆的生意大受影响。以难民身份刚到美国的Patel看到这些汽车旅馆以低价出售,低风险在于:(1)为了使作为银行抵押品的这些旅馆不致贬值,银行愿意提供大部分贷款;(2)经营汽车旅馆可以省下住旅馆的钱,省下房费;(3)自己投入的钱很少,即使全亏了,也只相当于自己3-4年打工所赚的钱;(4)生活/经营很简朴,成本比所有的竞争对手都低,如果连他们都赚不到钱的话,整个行业都赚不到钱。高收益在于:一旦行业复苏,他们就能赚很多。

基本的法则是1)注重买入现成的公司;(2)在变化很少的行业里买简单的公司;(3)在遭受困难的行业里买遭受困难的公司;(4)购买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公司——护城河;(5)在赔率对你非常有利时下大注;(6)关注套利;(7)购买相对其内在价值大打折扣的公司;(8)关注“低风险,高不确定性”的公司;(9)做复制者比创新者更好。

从长期说,所有的“护城河”都会没用,关键是要了解它能维持多久。长期投资的意义在于要有充分的时间,让市场价格向其价值回归,而不是“长期持有”本身就能创造价值(当然能降低交易费用)。从长期说,公司都会变得平庸,是不是要继续持有的唯一依据是“机会成本”——是不是还有风险/收益更好的选择?

对于投资指数基金来说是“被动投资”,但指数本身构成不是“被动”的,是被人“主动”选出来的。只是选择的标准不是成本很大的“调研”和分析,而是简单的市值/利润等量化标准。而我们大多数主动管理基金却无法战胜这样简单的选股,是不是值得我们思考呢?但我想,如果我们在选择时采用一些与估值相关的量化指标,换股更主动一些的话,应该是能战胜指数的。因为选指数样本股时通常没考虑估值因素,而且换样本股比较滞后——一些股票已经明显开始走下坡路后才被换出去,被换进来的股票也往往是已经过了其表现最好的时期。

 

概括得很好,不再补充了。

《沃特和埃德温·斯科劳斯:维持简单,寻找便宜货》中的主人公,我们应该非常熟悉,因为在《投资者文摘》(13、14)中,就以《崔蒂·布朗公司访谈录》(上、下)为名介绍过他们,他们可谓是巴菲特的同辈甚至比他更老的价值投资者。

与前两篇卓布尼访谈类似,《股市交易员》吸引人之处是主人公曾与罗杰斯和索罗斯等大师共事过,可以观察到他们的不少投资心得。

“罗杰斯是分析师,索罗斯是操盘手,这是他们合作无间的原因。罗杰斯思考缜密,擅长分析,但不善于操盘;索罗斯只要掌握资讯便能马上行动。”

“索罗斯曾经把很多资金拿给别人管理,即使别人亏损,他也毫不在意,但他总是担心别人会因为钱不是自己的而不当一回事。如果他看到别人管理他的资金,到11月或12月仍亏损,但交易却越做越大,他会立刻收回资金。另外,如果经理人的投资亏损,交易量却大增时,他也会抽走资金。操作绩效不好时,最糟糕的就是加码。操盘时,如果毫无标的,最好是什么都别做。”

索罗斯和巴菲特相反,巴菲特的命中率很高,索罗斯的命中率很低,不到五成,可能连三成都不到,但命中时都是大满贯,就好像全垒打王贝比鲁一样。索罗斯曾说:“抓住投资部位,获利无上限。”

卓肯米勒是索罗斯旗下最著名的投资经理,20世纪90年代初那场放空英磅大战就是他的点子,索罗斯的贡献是他鼓励卓肯米勒做庞大的部位。

“卓肯米勒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会赚钱的机器,他有罗杰斯的分析能力、索罗斯的操盘技巧,还有豪赌的气魄,他的稳健获利绩效令人咋舌。我想他25年的操盘生涯中,只有五季亏损,没有一年亏损的记录。1989年到2000年,量子基金创下的纪录其实是他的功劳,那段期间,资产从10亿变成200亿,绩效却丝毫不减。索罗斯的纪录是在资产较小、避险基金竞争不多的时期所创下的。”

真正的价值投资者未必赫赫有名。1985年,这位股票交易员曾协助某个中东家庭公司管过6亿美元。这些人喜欢认识他们所投资的管理阶层,只投资他们懂的事业。1975年,他们的第一笔投资是帝杰公司,该公司的股价已经从30元跌到2元,美国运通也卖出25%的股权,但那家人的父亲因为和帝杰投资公司的某位创始人是朋友,把整个公司给买了下来。七年后,这家人以每股30元的价格卖给另一家银行。

这种价值投资术,小额投资人是没办法干的。我总觉得,真正的价值投资者,若又能成为控制型股东,他们会做得很好。

中东人家的投资一方面大多基于对管理阶层的信赖,一方面总是相当谨慎,以防万一。1987年美国股市崩溃,他们虽然也使用杠杆操作,却早已挪出一笔资金以备不时之需,所以当时不必卖出股票,反而买了更多的股票。

在《投资者文摘》(4)中,我们选摘了一小部分的《打败大盘的获利公式》,反应不错,我们这儿再多选一些。

《财富的诞生》也是本蛮有意思的书,作者威廉·伯恩斯坦是一位神经病专家,却对投资学很有研究,他认为现代世界繁荣的起源来自四大要素——财产权、科学理性、资本市场和交通与通信技术的进步。由于伯恩斯坦不是历史专业出身,反倒写得自由自在,不拘一格。

不管是国家与个人,为何穷富有别,永远是个话题。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对江泽民很有好感,他谈到江泽民1980年曾在新加坡待了两个星期,当时经济发展局派了一名署长吴博韬担任他的联络员:

江泽民当上总书记之后,吴博韬为我写了一份简略的江泽民印象记。他对江泽民受委坐上第一把交椅感到意外。在他的印象中,江泽民是个认真勤奋、明察秋毫的官员,会仔细研究每个问题,做笔记,凡事追根究底。吴博韬很欣赏他,因为他不像其他中国官员那样住在五星级酒店,而是选择了繁华的乌节路以外的一家三星级酒店。他乘坐吴博韬的普通车子,甚至搭的士或者步行。江泽民是个节俭清廉的官员,但是看起来不像是个擅长搞政治的人物。

两个星期快结束时,江泽民坦然地直视着吴博韬说:“你对我还没说尽,你一定还有秘密。中国的土地、水源、能源、劳工,都便宜得多,但你们吸引了这么多投资,我们却做不到。这到底有什么秘诀?”吴博韬很为难地说明,关键在于政治信心和经济生产力。他抽出商业环境风险指数的报告指出,新加坡在一甲至三丙的评级中排在一甲,中国则连评都没有被评到。新加坡之所以安全而有利于投资,全赖于政治、经济和其他因素,这里没有被充公的危险。我们的工人勤劳,生产力高,而且极少有工潮,我们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他详细地介绍了商业环境风险指数的衡量标准。江泽民并不完全信服,因此,吴博韬让江泽民把商业环境风险指数的报告带回去研究。在江泽民前往机场之前,两人在他窄小的酒店房间里进行了总结讨论,江泽民终于说,他明白其中的奥秘,经济发展局有的是“怎么促销信心的独特本领”。

《财富的诞生》恐怕也提供了类似的答案。

发表于 2008-7-24 18:11:42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九)

 

二十多年前,有两位交易员争论一个问题——优秀的交易员到底是天生的还是经过后天培养的。为了打赌结果,他们登报征求了一批学员,为他们开立了100万美元的交易账户,看看他们能否立刻成才。《海龟投资法则》的作者克提斯·费斯回忆自己是最成功的海龟成员,为老师赚到了3,000多万美元的利润。我们选的一部分内容确实写得比较精彩,但如果读者真的通读全书,了解所谓的海龟系统,也许会失望的。其实,海龟计划能否成功也是个问题,看介绍,费斯“目前担任交易元件公司研究与发展部主任,该公司专门从事交易系统分析和发展软体”。费斯似乎没成为优秀的交易员嘛,此书倒像是营销交易软件的杰出软件广告。当然,我不了解更深的背景,只是推测而已。

《对冲基金顶尖交易人操盘案例》的名字挺吸引人,其实,书中每个章节附录的顶尖交易人访谈平庸之至,是来访水平差还是交易人本身能力不行?不得而知。

不过,本书的许多数据还是很有价值的。到2005年年底,全美对冲基金大约有8,100只,2003-2005年就产生3,000只新基金,明显泛滥了。2005年,美国最富有的300个家庭将23%的资产配置在对冲基金上,相比之下,股票是36%,固定收益证券是17%,房地产是8%。不过要记住,这是300个最富有的家庭啊,一般人的配置没那么“激进”。

股票多头/空头(ELS)仍是对冲基金中最大的策略,它至少占所有对冲基金资产的40%,在2003-2005年这三年里,有1,500多只基金是ELS的。何以如此?“简单地说,是因为许多分析员和交易员所处的投资环境所接受的熏陶以及所接受的投资理念使得他们在股票分析和选择方面普遍认为要么买入,要么卖出”,“还有一个原因是ELS流动性和交易的方便化和简单化”。在大多数情况下,只需轻轻一点鼠标,那些中等和大型盘子的股票的买卖瞬间就完成了,其他一些投资策略尤其是那些缺乏流动性的证券的交易,需要复杂的后台管理系统和非常老到的交易执行能力。

在1994-2005年间,ELS基金是表现最好的策略,其年均回报率超过14%,且比标准普尔和MSCI全球指数拥有更小的波动性。但在所有对冲基金策略中(除了沽空),ELS基金的标准差(波动)又是最大的。

与ELS同属于方向性策略的全球宏观策略,由于有了索罗斯和罗杰斯等人的知名度而广为人知,然而它占对冲基金的比率不到10%,管理的资产也只有区区530亿美元。1994-2005年这12年里,它的年均回报率达到10.14%。而在1990-2004年,全球宏观是表现最好的对冲基金策略,其年均回报率高达17%。

事件驱动策略在1994-2005年的12年间获得了13.3%的第二高的年回报率,比ELS少了1个百分点,但其标准差却远远低于ELS。

在我们的印象中,对冲基金的本义是“一种证券的价格被高估,而另外一种证券的价格被低估,于是对这两种相互之间存在联系的证券下注,这就是所谓的相对价值套利策略。这些投资策略可以保护投资者免受剧烈变化的股票价格或者债券价格的影响,并且从β值的视角看是市场中性的,所以通常将这些基金称之为市场中性基金。”

这对所有的对冲基金都具有吸引力,但具体实践效果却是扑朔迷离。相对价值套利等策略包括股票市场中立、可转换套利以及固定收益套利,它们在三个对冲基金大类中占的比重竟最小,仅为11%,绝对的数字大概是1,380亿美元(其他两大类是方向性策略和事件驱动策略)。其中,股票市场中立只有4%的对冲基金使用,它虽然在业绩上战胜了MSCI全球指数和雷曼债券指数,却没能战胜标普指数。可转换套利更糟,它获得的回报竟然比平均值还低,2004年只有1.18%(而其历史收益曾经超过9%),2005年收益下降了2.1%。这造成了大量的赎回,2005年的前九个月,可转换套利基金在全球范围内损失了20%的资产,从490亿美元下降到385亿美元。

近年来名声最差的是固定收益套利,也就是寻找、挖掘所有固定收益证券之间微弱的价差(“吸收别人看不见的小镍币的吸尘器”)。从1996年到2005年,固定收益套利一直没有进过前四名,而在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它的损失超过了10个百分点,绩效最差。

对冲基金的基金表现总体要比对冲基金差一些,主要是由于它要求每年大约2%的额外管理费,按复利计算。

《小额投资人的不败秘笈》的书名就很可疑,内容也不是很精彩,我选一些的意思是让大家了解一下德国股市,虽然看完之后觉得散户的处境与市场的性质与世界其他地方也差不多。

我很欣赏戴蒙德的创造性思维。我们早有定论,过去100万年的人类历史是个进步的故事,比如从“狩猎-采集”社会进入农业(包括畜养家畜)。可是,贾蒙德却认为:“不错,务农社会的食物生产量与储粮都大大地增加了,但社会、性别的不平等以及疾病与独裁暴政也随着农业出现在人类史上,至今我们还难以摆脱它们的诅咒。”比如,远古猎人就比农人的生活质量高。古病理学家研究希腊、土耳其出土的古代人骨,发现了一个平行的现象,令人惊讶。冰期结束之前,在那里生活的狩猎-采集族群,平均身高男性是177.8厘米,女性是167.6厘米。农业兴起后,身高急剧降低,大约6,000年前,男性是160厘米,女性是155厘米。到了古典时代(上古史),身高又开始缓慢上升,但是现代希腊人与土耳其人还没有“恢复”到祖先的水平。

《经济学常识》并不厚实,只有四个章节。第一章,经济学十大重要原理;第二章,经济进步的七个主要源泉;第三章,经济进步和政府的角色;第四章,实用个人理财的12个关键要素。简明扼要,读来舒服。我之所以选第三章,是因为觉得好的经济学已道尽了政府应有的角色。联想到一个月前的“国标馒头”,虽然定形为“圆形”或“椭圆”是网上讹传,但推荐性标准中确实罗列了“无生感,不粘牙,不牙碜”的口感,或“具有小麦粉经发酵薰制后特有的滋味和气味,无异味”,让人觉得真是多管闲事。馒头标准的荒谬,是因为它冲击着人们的常识,但又有多少似是而非的所谓政府国家标准在干扰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商业环境?

发表于 2008-7-24 18:11:59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十)

 

一次我与雷曼兄弟亚洲资产管理公司的姚毓林先生聊天,他说到有位名叫理查德·泽克豪瑟的投资学学者极聪明并讲了有关其的轶事。我忙请姚先生找到泽克豪瑟的《投资未知和不可知》,果然不同凡响。

一般人会把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概念混淆,但学术界对此已有共识,即风险的概率是已知的,而不确定性的概率是未知的。什么意思?像赌场中的老虎机,老板早把输赢的可能设计在机器里,也就是说风险(概率)是已知的。然而,泽克豪瑟又把通常不确定性的概念分出一个“无知”,两者的概率都是未知的,但不确定性的概率是可以推测乃至预测的,而无知则的的确确“不可知”,比如“9·11”事件或未来盗用原子弹的恐怖袭击。

传统投资学对付“不确定性”是有办法的,如贝叶斯决策理论就是利器。不过,碰到“无知”,大家都要避开,一如遇见大雾,驾车者赶紧下车自保。

泽克豪瑟却认为如果我们具备考虑不可知情形的系统方法,将获得超出想象的回报。在历史上,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滑铁卢战役爆发的4天前买入英国政府债券而大赚一笔就是很好的例子。李嘉图并不是军事分析家,他甚至不了解军事,他不知道如何计算拿破仑战败和战胜的概率,只是在对未知和不可知进行投资。“但他知道很少有人同他竞争,那些卖家都急着出手,他也知道从拿破仑战败中获得的巨大财富较之拿破仑凯旋而归而蒙受的损失要多得多。当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李嘉图就知道这是一个不错的赌注。”

巴菲特也是个投资不可知的大师,他在年报中经常提到的再保险业务就是明证,巴菲特尤其擅长在巨灾之后,其他保险公司惶惶不可终日时,积极承揽价值极高的业务。

在泽克豪瑟看来,这些敢于投资未知的杰出投资者是有其独特的技能甚至有特别的信息的,我们常人最好的策略是“跟风”,也就是“便车投资”,搭顺风车。

这些建议符合我们许多人的常识,但也经常被批判,因为我们要有“主见”、“不熟不做”,在自己的“能力圈”里投资,等等。

按我之见,不可刻舟求剑,兼收并蓄较好。我早就想跟巴菲特买股票了,可惜美国的公司我不懂。写过畅销书《胜券在握》的海格斯壮也坦承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做基金,想复制巴菲特,买了不少伯克夏的核心股票,实践证明却不佳。到了2003年,巴菲特一改常态,竟然买了在香港上市的中石油,我觉得机会来了。巴菲特既然改变了自己的“方法论”,一定是中石油太有吸引力,我见中石油也实在低估,便紧跟巴老在2元以下买进。当然,我在中石油涨了200%后,抛出回内地买更低估的股票去了。(我一直很好奇,如果内地市场开放,巴菲特会买什么?他买什么,我一定跟着买什么。)

2007年巴菲特趁中石油回归前之东风把手中的股票给抛空了,不容易啊,巴菲特是二股东,如此巨量出得这么舒服。可我们内地一些所谓的价值投资者却对此不以为然,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一改平日的谦逊,竟然在采访巴菲特后,开始质疑巴菲特的举动,认为他不理解中国。还有位号称巴菲特在中国的实践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认为至少应该在中石油内地上市后出货比较好。结果,中石油上市当天,香港H股大跌,再也没回头,短短的两个月跌去近40%。事后回顾,你不得不承认巴菲特确实有与众不同的能力。

《投资未知和不可知》长着哩,有33,000字,大家慢慢琢磨吧。

《所有循环之母:房地产》选自《景气为什么会循环》,作者出过一本《金融心理学》,内地有译本,我在《投资理财经典55本》中也介绍过。两本书写得都比较通俗,尽管未必说得很透,可也值得一读。在《投资者文摘》(9)中,大投资家坦普顿曾说过房地产市场的周期通常在18年左右,我在这儿找到第一个出处。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赫莫·霍伊特撰写了全球第一本有关房地产价值循环性波动的报告《百年来芝加哥地区土地价值》,描述了过去103年间,芝加哥土地价值在1836年、1856年、1869年、1891年和1925年分别达到高点。比起其他各种循环来,房地产的循环速度的确像蜗牛一样慢。

赫莫·霍伊特总结道:尽管循环速度慢,循环的规模却很庞大(一般是GDP的两到三倍),一旦循环向下,冲击会非常严重。通常要在循环崩溃的时候买进房地产,才能从这个市场获得最大利益。不过,赚到大钱的通常不是专家,他们可能早就被套牢在下滑趋势里,因此即使房地产价格跌到极端便宜,也没有资金可以继续加码摊平。所以,反而是处于其他产业且拥有大量资金的人才有能力在机会来临时积极承接土地和房地产。霍伊特发现这103年间芝加哥当地最优异的几笔循环性房地产交易是由几位毛皮交易商、大盘与零售交易商和贸易与旅馆业者所达成。

《深奥的简洁》是芒格极为推崇的一本书,我们选了第一章《混沌中的秩序》。如果你以前从未接触过该领域,会觉得很新鲜。《投资者文摘》的读者在第一卷中已经看过贝诺·曼德伯的《股价、棉花与尼罗河密码》,已略知一二吧。

尽管《投资者文摘》已经选了几本描述印度的书,但我们觉得《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仍是上品。英国《金融时报》主力记者的水平到底不一般,我记得还有该报记者弗里兰写俄罗斯情状的《世纪大拍卖》和另外一位记者吉莲·泰特的《拯救日本》,都是好书。

1995年,我主编《财经》丛书时向张五常先生约稿,他说稿费极贵(好像是千字千元),不如让我们翻译他的一篇英文稿,其中谈到印度将“腐败”制度化,而中国最大的危险在于滞留于中间阶段而成为另一个印度。我们读了“印度的官员”这一章后,会更有感触。

为了印证自己的记忆力,我又从书库里翻到了这本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第1版的《变化中的中国经济生活》(财经丛书第一辑),恍恍惚惚,觉得与《Value》和《投资者文摘》真是一脉相承,有些题目今天还可用,如《说说通胀》,我访谈的是董辅和邱晓华等人,董老师已去世了,邱晓华被抓了,通胀又来了。在1995年8月底的一个晚上,董辅认为:“今年(1995年)和前两年的通货膨胀的成因有明显的不同之处,1993年7月份要紧缩,是因为上半年投资过旺,拉动物价上涨。而今年上半年的物价上涨主要是食品涨价,另外加上农业生产资料上涨。若不去具体分析造成物价上涨究竟是什么原因,还用老办法控制需求,物价压不下来,却反而使得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

发表于 2008-7-24 18:12:34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十一)

 

老规矩,还是先阅读芒格的文章。

在《Value》和以前的《投资者文摘》上,我们已发表过芒格在Wesco金融公司2004年、2006年和2007年等年度股东大会上的讲话,这次是2000年的。芒格在伯克夏股东大会上的招牌回答是“我没什么可以补充的”,而在Wesco股东大会上,就由他唱独角戏了。

Wesco尤其是伯克夏都收购了大量的公司,大多比较成功。一般的管理者会吹嘘自己如何领导有方,而芒格的回答仍是出人意料:“我们的附属公司具有某些优良特质,但那并非我们创造的,它们本身就具备。”而且在巴菲特与芒格买入它们时,这些企业自身文化里就具有这种特质,“我们所做的就是不要打破它们已有的特质。”

管理咨询大会乃至企业领袖峰会应该不会邀请芒格担任嘉宾演讲,煞风景啊。

据我的书面观察,参加Wesco大会的不少股东是书迷,他们探讨书的激情不亚于投资。股东问的第一本书《新新事物》国内有中译本,作者被译成“李维斯”,其实他就是写了著名的《说谎者扑克牌》的刘易斯。在《新新事物》中,刘易斯主要采访了网景等新经济企业的创始人,并对此高唱赞歌,这在当年也很正常。芒格的评价却极为刺激,认为《新新事物》描述了一种“可怕的文化”,是“资本主义不可接受的一面”。这话表面看文绉绉的,说得却很重。要知道,直至今天,所谓的创投文化还被人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先锋精神哩。

我这儿不引申到具体的企业了,否则会引来众怒。

只说一句吧,我不明白市场为什么要给阿里巴巴或分众传媒这么高的估值。

再说一句吧,分众收购了它的一个竞争对手,舆论齐声称赞,说那个CEO有气度,不小家子气。但据说他拿到了10亿元左右的现金,公司也就成立了四年吧,谁不乐意?没看出这种广告公司,真值这么多钱。

2000年的美国,财富效应达到顶峰,就像2008年年初的中国。芒格的几句话有点意思:

“不要期望过去15年发生的奇迹能够发生在以后的15年。”

“如果你的钱已经足够你过无忧的生活,并且你找到了一个使你绝对有可能继续维持这种无忧生活的投资方式,而有的人找到了某些比较快的挣钱方式,变富裕的速度比你快得多,这并不是件太令人难过的事。”

“假如你过得不舒服,而且不理解为什么有的人会富得那么快,那又怎么样呢?如果因为有人比你做得好而痛苦,那是多么傻啊,总有人在某方面会比你做得好。”

记住,“生活上和事业上的很多成功缘于真正知道要避免什么。比如避免过早辞世、避免失败的婚姻……有很多事情都是大麻烦,如果你能避免这些大麻烦,你的生活就会精彩得多。”

《下一只大牛股》的书名太俗气了,不如它的英文书名《Finding the Next Starbucks》——寻找下一个星巴克。星巴克是成长股的代名词,这本书谈的是如何寻找成长股,有些章节写得一般,但有些写得不错。明星成长股一般都是事后,至少股价已涨了一半乃至三分之二后,人们才追认的,要事先辨别,难度太高。作者迈克尔·莫在最后进行了几个案例对比,如百思买和电路城;英特尔和超微半导体公司;戴尔和捷威;星巴克和香脆甜甜圈连锁店;e-Bay和苏富比拍卖公司;基因工程技术公司和辉瑞制药有限公司;阿波罗集团和爱迪生学校。对比的两方在行业领域中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最后的结局却判若云泥。作者说得头头是道,我们却觉得问题十分复杂。

在我看来,找优秀的成长股犹如星探职业,一群少女从艺校或戏剧学院毕业,大多当当配角,最终一事无成,其中几位成了电视名主持人或电影主角,已是不错的成长股。但要找到星巴克和谷歌之流让你发大财的成长股,必须碰到巩俐或章子怡这样的明星。至于与伯克夏早早结缘,然后陪伴终身,只有赫本那般获终身成就奖才行。

说白了,找大牛股(成长股)就是选美,既属于大众心理学的范畴,又要有专业的挑剔(毕竟由专家打分),运气与能力兼而有之。

《租金和18年的循环周期》选自《2010泡沫破碎》,这本书论战性太强,或者说有太多的口水战,一般般。我们之所以选这个章节,是呼应《投资者文摘》(20)中的那篇《所有循环之母:房地产》。

《管钱》(《猎杀热钱》)的作者安迪·凯斯勒最有名的作品是《华尔街的肉》,讲的是他在华尔街的投资分析师生涯,生动有趣刻薄,内地有中译本。这本《管钱》要逊色些,主要叙述他如何当对冲基金经理的故事,其中夹杂了大量的将新经济与工业革命的对比研究,不知是为了体现深刻性还是为了凑字数,没劲。好在我们选编的是他找钱和管钱的故事,对我们方兴未艾的私募基金业是个借鉴,对于那些将对冲基金经理看得过于神秘化的投资者也会有所启发。

《人类的猿性》获得了台湾《中国时报》2007年好书奖,作者弗朗斯·德·瓦尔与名著《自私的基因》的作者道金斯可谓针锋相对,他似乎更强调善的一面。应该承认,《人类的猿性》夹杂了许多猿类的轶闻趣事,很好读,不像道·金斯的书(思辩性强)。

我们来看看道金斯是如何评价德·瓦尔的吧:

德·瓦尔是研究黑猩猩的专家,可以理解,他深爱着这些动物。当他误以为新达尔文主义的研究就是强调“我们在猿人时代的丑陋”时,感到很愤慨。有些对他那浪漫想象持同样观点的人最近认为,产于南部非洲的矮小猩猩或称为倭黑猩猩的,是更为温和的个种,一般的黑猩猩时常诉诸武力,甚至吃掉对方,而倭黑猩猩只是在发情期才比较好斗,雄性和雌性猩猩在更多的时候尽可能和平合作地交配,就像人握手一样。可以做爱但不打仗,是它们的信条。玛格丽特·米德应该会爱上它们。但是和中世纪的动物寓言集一样,把动物作为角色模特儿,只能导致臆想的科学。动物行为的目的并不是想成为某种角色的模特儿,它们只想着如何生存和传宗接代。

倭黑猩猩的道德主义信徒却想把这个错误同一个彻底的进化论谎言混为一谈。也许是他们那“良好感觉因素”在起作用,他们倾向于认为,和一般黑猩猩相比,倭黑猩猩与人类的关系更为密切。但大家所知,倭黑猩猩和黑猩猩是很相近的同类,它们和人类都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个简单而又无可争辩的事实足以使我们确信,即便有什么关系,倭黑猩猩和黑猩猩同我们人类的距离差不多是完全一样的,它们通过一个共同的祖先与人类相联系,人类并非从它们的共同祖先演化而来。当然,和其他的物种相比较,它们和人类在某些方面更相像,但这种比较的判断绝不能反映出任何不同的进化相关性,也可能它们和其他物种在另一些方面更相像。

德·瓦尔的书充满了奇闻轶事般的叙述(这毫不令人感到奇怪),即动物有时相互友善,合作采集食物、关心其同类、安慰同类的悲伤、分享食物,以及做其他表示关心和友爱的事情。我的一贯立场是,动物界行为的大部分的确是利他主义的、合作的,甚至有主观感情上仁慈的一面,但这些行为更多的是遵循着而不是违背着基因本质上的自私性。动物有时可爱,有时可恶,这些在不同的场合下都符合基因的利己性,这就是我们说“自私的基因”而不是“自私的黑猩猩”的确切理由。德·瓦尔和其他生物学家之间的对立,即人和动物的本性都是“善良”的观点与人类和动物生来就是自私的观点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一个虚假的对立——低劣的“诗意”。

没办法,我们大多数人都喜欢“诗意”,所以《人类的猿性》让我们其乐融融。

《苏格兰人如何发明现代世界》(《再造圣城》)是我根据芒格的推荐从台湾买回来的,看后觉得确是经典。这本书有诸多读法,比如1700年,苏格兰还是欧洲最贫穷的独立国之一(直到1800年,总人口还不到200万),却一跃而起成为推动现代世界的主力,对我们中国人有激励之功。我最有兴趣的是苏格兰的精英分子是如何被英格兰收买,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尽管这是丧权辱国之行为,至今苏格兰人仍在闹独立,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当时的苏格兰已是山穷水尽,只有靠英格兰在全球市场的权势,才能咸鱼翻身,进入财富世界。作者写得也妙,让人爱不释手。

《国际政治梦工场》是我在2007年香港书展上买的,当时我还有点犹豫,原因是从电影看某某领域的文章是泛滥成灾,讨巧轻松,却没份量。但我买回《国际政治梦工场》,一气读完。作者沈旭辉是个香港人,没什么大名气,却才气横溢,后现代主义色彩颇为浓厚。我欣赏沈旭辉的知识结构与不拘一格,不知《投资者文摘》读者的意见如何?

发表于 2008-7-24 18:13:21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十二)

 

《芒格的生活方式,学习和制定决策的方法》译自《穷查理年鉴》的第二章,其中包括芒格的投资原则清单。大原则如下:第一、风险——所有的投资评估必须先从评估风险开始,尤其是声誉风险;第二、独立——只有在童话故事中,国王才会被告知自己其实是赤身裸体的;第三、准备——获胜的唯一途径就是工作工作再工作并希望能获得一些洞察力;第四、明智的谦逊——承认自己的无知能让人更有智慧;第五、严格分析——使用科学的方法和有效的清单能将错误和遗漏降到最低;第六、配置——合理地配置资本是投资者的首要任务;第七、耐心——克制人类对行动的偏好;第八、果断——当适当的情形出现时,果断且深信不疑地采取行动;第九、改变——与改变共存并接受不可消除的复杂性;第十、专注——让事情保持简单并记住你要做些什么。

《原材料和股票的景气周期》中说到一些主要工业金属期货的循环行为颇有参考价值,如在衰退初期,股票与公司债都会下跌(一般要跌15.5%和2.9%),但铜仍能维持在高位(涨11.3%),因为经济情况即使不如从前,多数尚未完工的建案还是会继续进行的。但到了衰退末期,铜就倒楣了(大跌21.6%),因为此时规划的建案都已陆续完工,不再需要铜原料。

镍的行为模式和铜及锌很相像,因为资本支出专案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完成。铝和铅则比较稳定,因为汽车市场的波动性相对较小。汽车生产受到消费者的驱动,而且汽车可以在短时间内减产,所以铅价容易在衰退初期快速反映出这个特质(-16%)。因此,作者拉斯·特维德建议:“我们似乎可以利用铜来分散股票投资组合的风险,但千万不要选择铅。”

同样是能源期货,原油与天然气在经济扩张初期(涨4.4%和5.2%)、扩张末期(涨12.1%和10.3%)与衰退末期(跌21.3%和21.5%)的表现相似,但在衰退初期,两者截然相反,原油期货仍可大涨26.3%,天然气期货却大跌15.3%。何以如此,特维德的解释是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很多原油被使用于建筑活动,而天然气则非如此;第二、事实上油价大幅上涨经常是导致经济陷入衰退的诱发因素,油价上涨所形成的最大冲击将延迟12个月发生,但尽管如此,能源的价格行为和铜很类似,在扩张末期及衰退初期表现很好,接下来就快速下跌。

这些经验性数据的总结对我们今天(2008年年初)有没有启发?尤其是对占中国股市相当比例的周期股,有没有借鉴作用?

坦率地说,我们对各种原材料、能源与贵金属的商业循环中的行为模式经常理解不深,而是想当然尔。比如,我们见黄金涨价,便联想到白银尤其是白金是否会同步跟进?其实,它们在景气周期中表现不一,在扩张末期,它们都涨,白金是16.3%,白银是13.9%,黄金是4.1%;但在衰退末期,白金是大跌20.2%,黄金却大涨14%(该数据来自于1959年至2004年期间的观察,由于黄金近几年大涨,可能会有所修正,但大致还是正确的)。黄金和白银/白金之所以在行为模式上有着明显的差异,是因为白银和白金大量使用于工业用途,而且存量相对较小,这两种金属在扩张末期表现极好,衰退末期的表现却极糟(尤其是白金)。然而,黄金价格应该几乎完全和供给流量与工业需求无关,它是一种保值资产,所以在低利率环境下表现最好。

海格斯壮在《投资数学》中的核心观点就是“凯利公式”,我们曾在《投资者文摘》(1)中选译过威廉·庞德斯通的《财富方程式》,讲的也是这方面的故事。凯利公式阐释的是集中投资思想,即“如果你知道各种可能成功的概率,可以将大部分的资金押在成功概率最大的可能性上,使成长率大幅扩大。”数学方程式为2P-1=X,2乘以成功的概率(P)减1等于应下注的资金百分比(X)。例如,如果打败庄家的概率是55%,你应该下注10%的资金,扩大你的获利;若胜率为70%,则应下注40%的资金。若知道赢的机会是100%,这模式会告诉你必须押上所有的资金。

凯利公式看似轻巧,但隐含了一个关键的假设,即你知道成功的概率(P),然而这个P其实是主观的,要由投资人自己来判断。正如海格斯壮提醒,假如你判断这次投资有70%的获利概率,但事实上却只有55%的时候,你将面临所谓“自我毁灭”的风险。

海格斯壮的办法是只投入凯利模型所建议投入资金的一半或一小部分。如果凯利公式告诉你应该投入所有资金的10%(表示有55%成功的概率),你或许只要投入5%就可以了。问题是,这样做安全是安全了,凯利公式的特点也模糊了。

集中投资是把双刃剑,对巴菲特、凯恩斯与芒格等而言,它是他们长期收益率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之一,而对那些仿效者而言,也许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无论如何,凯利公式对我们管理投资组合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免得我们为了分散而分散,这儿买一些,那儿买一些,股票一箩筐,收益率不大,风险却不小。

《细节营销》是一位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学习的朋友推荐的,说作者Willem Burgers上课的水平不错。书中的一些观点还是有见解的,如要尽一切可能地了解客户的需求,从客户的角度看问题,但这并不是说客户满意度最大化就是公司的目标。

公司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

客户满意度最大化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免费的更好的产品。”

Willem Burgers的话讲得够清楚:

“实际上,你只要让你的客户足够满意,确保他不去找你的竞争对手就够了。在此基础上增加的每一份满意度都应该伴随着价格的增长,也就是你的利润的增长。如果你有办法能死死拴牢你的客户,并让他无处可逃,你就根本不用考虑客户满意度的问题,管他满意不满意呢,反正是跑不了。”

作者又举了不少例子来论证自己独到的观点,但至少有一处出现了破绽,他介绍道:

“我最近给中科大学村做了一个项目,将广告理论运用于实践。关于这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我在前几章讲到以客户为导向的市场细分和产品差异化时已经有所介绍。这家公司的广告代理公司制作了一个户外广告牌,广告词如下:中科大学村,首座私家拥有大学校园的独立别墅,涵雅气息,菁英融承。图上是一只成人的手将一把钥匙传递到一个婴儿的手中。这个广告的意思是含蓄的、象征性的、有创意的和有吸引力的。”

“在我建议之下,还做了一个直截了当的非象征性广告,因为购买别墅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既有积极的动机因素(全家幸福生活在一起),又有消极的动机因素(成本高、风险大)。此外,别墅所在地康桥也应在广告中得到体现,因为很多上海人认为康桥地处偏远(的确如此,不过那是在横跨黄浦江的南浦大桥和卢浦大桥建成之前)。这广告牌没有暗示该别墅有多好多好,而是直截了当地把别墅实景图放了上去。广告牌上的广告词如下:中科大学村,知识景观别墅。1、大学园区,儒雅居墅;2、距人民广场12.8公里,距两大机场22公里;3、卢浦大桥,环球影城,世博会,前景可期……广告词不仅讲述了购买该别墅的正当理由,以消除人们对于购买别墅的消极情感,而且还明确列出了别墅离上海市中心和上海两大机场的距离,并列出了在中科大学村地区将陆续开发的项目,以消除客户对财务风险的担忧。遗憾的是,浦西政府部门不允许这块直白的广告牌挂在户外,所以在浦西只能用那块含蓄的广告牌。结果如何?每一个致电询问或亲自来访的客户,我们都问他,是从哪儿看到的广告?他们都说是从那块直白的广告上看到的。而那块含蓄的广告牌只引来了一个咨询电话,直白的广告牌却引来了23个咨询电话。理论指导实践,理论正确,实践无误。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亦如此。”

如果我们不了解具体情境,会被Burgers的智慧所折服。不幸的是,我了解中科大学村这个地产项目(质量一般般啦),也注意到了它的户外广告。从文字里,我们不知道那块直白的广告放在哪儿?似乎没放在浦西?不管是浦西还是浦东,我认为户外广告最重要的是位置在哪儿。如果放在往浦东方向的南浦大桥附近,是最佳的位置。我自己住在浦东,也关注别墅,只要看到类似的广告,都会直接拨个电话问问。直白点当然好,不直白更要打电话问呀。2008年1月,那儿还挂着一个称之为“御翠豪庭”的大广告牌,我以为与李嘉诚在花木打造的“御翠园”有什么关系哩。一问,才知是“康桥半岛”推出的房产,与中科大学村倒是很近,看来,开发商想有意无意往“御翠园”靠。

所以,根据我身为客户的经验,直截了当还是含蓄点并不最重要,而是广告牌的位置。如果在浦西,一股当地客户不会关注浦东不知名的别墅,而在浦东的话,就会投其所好。另外,直白广告也只引来23个咨询电话,效益似乎太差了。

发表于 2008-7-24 18:20:28 | 显示全部楼层
选自《Value》杂志 www.valuegood.com
2008.4月刊  编辑者言  文/张志雄
 

高通胀是股市的大敌

 

《芒格主义:不用稿子的查理》选自《穷查理年鉴》第三章,是芒格的妙语集锦。我过去也引用了不少,这儿再评论几句吧。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避免成为傻瓜而不是试着成为非常聪明的人,那些像我们一样的人的优势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张注:春风得意的人一般是听不进这种话的,成功怎与我的能力与聪明无关呢?只有遭受过大的挫败,才会发现芒格并不是装谦虚。困难在于,我们在熊市中听得进的话,到牛市会忘得一干二净。

 

“我不希望回到过去,我已经经历过了过去。我们许多股东的大部分财富都在伯克夏公司的股票上,他们也不想回到过去。”

张注:这是大实话,却没有“诗意”。有诗意的描述往往是某某投资英雄破产后东山再起或绝处逢生,它们可能适合励志,但我们应该祈祷别碰上。总之,在投资界中谁想做“英雄”,最终会连狗熊都不如。《股票作手回忆录》的主人公容易让人神往,却以自杀而告终,我们得敬而远之。

 

“20世纪20年代时到处都是弊端。当时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个家伙说:‘我买股票是为了能在年老时有所依靠,但6个月内该股票就实现了我的目标,我感到自己成了老家伙了!’”

张注:每一次大牛市都会催生不少这样的“老家伙”,但他们未必能提早退休。

 

“如果共同基金的董事是独立的,那么我就是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的主角。”

张注:芒格这么大年纪,还要“恶搞”,但不这样,又如何把事情说透呢?

 

“我宁愿在妓院中通过演奏钢琴来赚钱,也不愿听从约翰·多尔的建议,通过占有股票期权去赚钱。”

张注:继续“恶搞”,把众多的上市公司高管及中层管理人员的激励手段比喻为在妓院中演奏钢琴?而且还不如?过份不过份?股权激励在中国还是新鲜事,所说对上市公司与股东的利益重要得不得了,是吗?至少在发源地的美国,它早就没这么神奇吧。

 

“金融机构的本质就是公司有许多种倒闭的方法。你可能过高地使用了信贷,或者进行了愚蠢的合并,或者过度使用了财务杠杆——并不仅仅只有衍生品(能让你垮台)。”

“也许我们是特例。但我们对金融风险非常敏感,当金融机构试着做得最好的时候,他们通常会让我们感到紧张。”

“在工程学上,人们有着巨大的安全边际。但在金融市场中,人们并不关心安全性,他们让这一系统扩大扩大再扩大,会计假账为这一系统的扩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比沃伦更担心这一系统。”

张注:不是沃伦·巴菲特比芒格圆滑,而是芒格如此蔑视同行,浑身是刺,会让人受不了。

 

“衍生品就像一条下水道,如果我是正确的,那么到时会有严厉的惩罚在等待它。你所要做的就是准备当账本上这些衍生品崩溃时,你该怎么办。”

张注:巴菲特在2003年就把衍生品比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芒格则把衍生品比作下水道。不,他还说过:“把衍生品看成是一条下水道的说法是对下水道的侮辱。”当时芒格这么说有刻薄之嫌,但2008年的今天,次级债水落石出,说它不如下水道,还是厚道的。

 

《景气为什么会循环》(《外汇,景气循环与市场波动》)最吸引我的是里面有许多经验数据,如英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04年间的资产价格升跌表明,股票的表现极端取决于通货膨胀,也就是说通胀是股市的真正大敌。在高通胀的情况下,经济高增长与低增长的股票表现分别为4.4%和4.1%;而在低通胀的情况下,经济高增长与低增长的股票表现分别为13.4%和11.1%。很明显,股票的表现与经济的高增长与低增长的关联度很小。

如果有形资产(艺术品、房地产和原材料)的表现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在高增长的情况下,高通胀与低通胀的房地产表现分别为8.1%和11.0%,艺术品是9.2%和7.5%,原材料是6.1%和15.1%。而在低增长的情况下,高通胀与低通胀的房地产表现为-4.2%和4.7%,艺术品为0.3%和0.9%,原材料是2.8%与3.2%。相比股票,通胀高低对有形资产的影响确实不大。

关于《苏格兰人如何发明世界》(《地杰人灵》)我已在前两期的《投资者文摘》中介绍过,这儿再摘抄一段杂志主笔胡海的读书笔记,相互印证吧。

 

很不错的一本历史书,主要叙述了18-19世纪期间苏格兰人所作出的贡献。虽然书名可能会让人觉得有点哗众取宠的味道,但读完本书后,你不得不承认,18-19世纪的苏格兰人确实是为现代世界的建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事实上,即使仅凭亚当·史密斯和大卫·休谟这两个人,说苏格兰人奠定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基础,相信很少有人能反驳的(自我感觉自己的思想受史密斯和休谟的影响也是极大的)。除此之外,我们所熟悉的名人中的苏格兰人还包括瓦特、贝尔、卡耐基。

书写得很好,涉及面广,政治、哲学、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有涉及,既有理性的分析,又有充满感情的描述,让人有时深思,有时感动,有时微笑,有时悲伤,很好看,很多内容很有启发性。

苏格兰是在18世纪初正式加入英联邦的,当时的推动者主要是商人,希望加入英联邦后可以在其殖民地做生意,而当时苏格兰的民众是很反对的(双方民族对立情绪很大)。但实际联合后的几十年里,苏格兰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苏格兰语是与英语不同的另一种语言,而当时从思想上说,苏格兰人是很崇英的,学英语的热情和我们现在学新东方、疯狂英语很相似。一个爱尔兰人(爱尔兰语与英语也不同)在苏格兰教英语很火爆,赚了很多钱(亚当·史密斯的《国富论》被认为是英语经典,但对他来说,英语实际上是外语,他的英语口语始终带有口音)。但不久,苏格兰在思想上的影响力超过了英格兰,成为英联邦中的主导力量。

人的自尊心、民族感情是很容易被滥用的。1745年时被废黜的王子查尔斯为了夺回皇位,鼓动苏格兰高地的部族首领和他一起叛乱,这些首领明知胜算很小,很不情愿,但因为荣誉感(他们原来臣服于查尔斯王朝)还是追随于他了,英勇奋战,结果大败,死伤惨重。而查尔斯王子仅仅只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

卡尔文主义是基于反抗教会对教义的垄断而兴起的,因此具有强烈的反世俗权威的意识,奠定了西方民主的思想基础。但其本身的教义又是极端严厉的,不允许剧院表演等任何娱乐活动,任何对上帝的不敬言行都可能会受到惩罚甚至处死。

在18世纪时,苏格兰可能是欧洲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但其识字率却是最高的。到美国的移民中,苏格兰人是最受欢迎的,因为他们既识字又能吃苦。因为卡尔文教派认为所有人都应能读圣经,所以在乡村设立了一系列的学校。

我们都知道“圈地运动”是“羊吃人”,实际这是一个必然的经济、环境结果——如果这些土地种粮食的话,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佃户靠种粮食无法取得足够的收入以交租,而地主无法取得足够的租金维持领地的运转。当时这些地主的经济状况都很差,很多都是负债累累,不得不改养羊。

我们都知道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开始,但为什么当时除了中国之外,似乎没有其他国家有严重的鸦片问题呢(包括大量种植鸦片的印度)?

卡耐基体现出典型的苏格兰人的精神:吃苦耐劳、精明、同情心(据说他对没有控制好与罢工工人的冲突导致流血死亡很后悔,也是他后来出售自己的钢铁帝国的主要原因)。“作为富人而死是羞耻的”便是他说的。

 

香港的时事评论员蔡子强写了三本《新君王论》,销路在当地很不错。我比较喜欢的是《新君王论》(三),也就是“曾荫权的领导笔记”。曾荫权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力挽狂澜,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直通过港报关注着他,但毕竟隔了一层,当然没有蔡子强说得明白。

政治人物的压力都很大,曾荫权的一个减压方法竟然是“擦鞋”,他会把柜里的十多双皮鞋拿出来重新擦亮一遍。而他外访的时候亦爱自己帮自己擦鞋。

蔡子强认为曾荫权何以受当地人民的欢迎,是因为在他身上可以找寻自己。曾荫权是个地道的“香港仔”。

“他平民,down-to-earth,至今仍会去‘九记’吃‘牛腩粉’,去‘何洪记’吃‘云吞面’,跟你我一样。”

“他品味暴发,为官数十年,没有甚么嗜好,唯一喜欢的是收集‘劳力士(Rolex)’手表,巧合的是,每逢经历大事,例如入市击退大鳄,或者当政务司司长之后,他都会多买一只,像是给自己奖励。”

“他修养普通,一朝得志,得意忘形时,竟然会吹起口哨;有时甚至浅薄,大家都记得当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时,他的第一个公开反应竟然是说:‘今趟香港想穷都几难了!’”

蔡子强又说道:“但到有必要时,他也会勉为其难,有所承担。这就像韦小宝面对其师父陈近南时一样,他半推半就地投身反清复明的大业。这并不表示他侠骨仁义,忠肝义胆,而只不过是不想让师父和旁人失望,以及想争取别人对自己的认同而已。”

曾荫权是“实用主义”的,“只要可以为我所用,即使只是四十岁刚出头,出身寒微的人,都不拘一格,有点像《水浒传》中宋江的气魄。他只会考虑,你是否真的能帮到他。”

“我想曾荫权一生人,也没有想过要当一个轰轰烈烈的英雄,一次也没有。”

他没有那么多“Visions(愿景)”,“他只想把交托给自己的工作做好,然后可以继续在自己的位置上留下去,当其Pragmatic leader。而他能屈能伸的高度弹性以及卓越的执行能力,又令他胜任愉快。”

曾荫权自己形容:“Visions好多时就像一些幻影,你不可以让幻影所蒙蔽,而是要有细节的Planning(计划),去保证把东西落实。”

蔡子强说:“据悉,从民调中发现,越是低下阶层,越是喜欢曾荫权。”

不好意思,我也喜欢这位“香港仔”啦。

 

(本文为《投资者文摘(23)》的开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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