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效考核:胡萝卜加大棒一个都不能少 “胡萝卜加大棒”,是指运用奖励和惩罚两种手段以诱发人们所要求的行为。它来源于一则古老的故事“要使驴子前进”就在它前面放一个胡萝卜或者用一根棒子在后面赶它。 企业年终考核,“胡萝卜加大棒”一个都不能少。 对此,拿破仑曾经形象地说:“我有时像狮子,有时象绵羊。我的全部成功秘密在于:我知道什么时候我应当是前者,什么时候是后者。” 一、“大棒”政策:棍棒底下出孝子 企业年终考核,必须奖惩分明,奖的心动,罚的心痛。对优秀的员工提薪、晋升、培训、出国旅游等嘉奖,对没有完成任务的降级、扣薪、末位淘汰。这就是一种十分清晰的高薪奖励和末位淘汰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 有些同志认为,现在我们提倡和谐社会,企业考核尽量不用或少用“大棒”,丢掉“大棒”或把“大棒”藏起来。鞭策后进是为了鼓励先进,化压力变为动力,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必要的“大棒”恰恰是维护企业和谐的保证。 人是要有压力的,养尊处优,只能使人安于形状、丧失斗志、降低效率。不可否认,大棒会给员工带来一种恐惧感,而这种恐惧感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负面效应的。恐惧来源于人们对生存的威胁,而只有当人们受到生存威胁的时候,人才大都会集中精力、激发思维、提高效率。美国哈拂大学克莱默教授的一项研究表明,很多人喜欢给比较凶的和比较严厉的管理者做事情。 今天,劳动还不是乐生的手段,劳动如果不与人们切身经济利益挂钩,没有外在的压力,每一个人都不对自己的工作结果负责,他们就难以积极主动的工作,即便如此他们仍然还有一些人出现懒惰的现象。企业绩效考核如果只奖不惩、只激励没约束,这就如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汽车,迟早要出事。 每天,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非洲大草原上的动物们就开始奔跑了。狮子妈妈在教育自己的孩子:“孩子,你必须跑得再快一点,再快一点,你要是跑不过最慢的羚羊,你就会活活地饿死。”在另外一个场地上,羚羊妈妈也教育自己的孩子:“孩子,你必须跑得再快一点,再快一点,如果你不能比跑得最快的狮子还要快,那你就肯定会被他们吃掉。” 今天搞市场经济,不是“狼”来了,而是“老虎”来了,如果我们不跑得快一点,再快一点,我们就会被“老虎”吃掉!搞市场经济我们身后不能不没有一只吃人的“老虎”。 俗话说,“溺是害严是爱,”“棍棒底下出孝子,”“严师出高徒。”在企业创业初期,一切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这个时候企业“胡萝卜”比较匮乏,绩效考核中使用“大棒”就比较多一些。因此,这个时候管理者就需要特别注意使用“大棒政策”的方法和技巧,在苦药里面放一点糖,治病求人,与人为善,努力帮助落后员工去改进绩效。 “大棒”就像是观音菩萨给孙悟空头上戴的‘紧箍咒’,它即有可能扼杀人的个性但也能够限制人的野性;它即有可能限制人干好事的能力但也能够限制人干坏事的能力,年终绩效考核让人害怕和敬畏,目的就是为了让制度来管理企业。 古罗马军队有一句最著名的格言,好的士兵害怕长官的程度应该远远超过害怕敌人的程度。从严治国、从严治行、从严治企,银行还必须重新树立“三铁”形象,企业管理者既不能当“暴君”,但也不能当“好好先生”,“大棒”仍然是高悬在每一个员工头上的利剑。 在世界著名企业GE公司,企业绩效考核将员工分为三类:最好的20%、一般的70%、最差的10%。原公司总裁韦尔奇说,他重点管理的就是前面最好的20%和后面最差的10%。知道谁是前面最好的20%:提拔和重用;知道谁是后面最差的10%:让以改进或出局。 百年老店就是这样管理出来的,有战斗力的军队一定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 二、“胡萝卜”政策:重金之下必有勇夫 古人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赏罚若明,其计必成。”你要获得什么你就去奖励什么。曾国藩是一个文人,他把湘军治理成为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方法很简单,他认为农民出来卖命打仗无外乎是为了升官发财,对想当官的人:打小胜仗当小官,打大胜仗当大官;对想发财的人:打小胜仗发小财,打大胜仗当大财。把打仗的胜负与士兵的升官发财联系在一起,这就为这支军队注入了活力和生命力。 西方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人的行为和动机是由经济利益决定的,人首先是经济人。 行为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存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而生存需要是最基本的需要,人只有满足了最基本的需要以后才能去追求其它高层次的需要。 管理者要讲理想,而员工是要讲实惠。因此,老百姓首先考虑的是吃饭穿衣和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问题,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激励首先应从老百姓最基本的最关心的需要开始。小平同志的改革,就是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并以此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简单道理解决了中国大问题。 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马克思是这样描述早期资本家的:“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马克思这段话说明了两个问题: ——有激励不一定有动力,奖励必须达到一定的度,能够使人“心动”,否则,钱花了而没有效果。重金之下必有勇夫,只要你敢花钱,就没有干不成的事。过去我们许多企业,奖励是撒胡椒面,蜻蜓点水,四面出击,结果是收效甚微。许多管理者认为,花钱比赚钱更难,赚不到钱是因为你没有花好钱,赚钱必须从学会花钱开始。 当然,这一个“度”是相对的,它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时而异、因环境而异。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员工有奖金就不错了,而今天地下掉下一圆钱都没有人去检。又如,在1000元工资水平时拿500元奖金能使人心动,但到了10000元工资水平时500元的价值份量就轻了。再如,对于体力劳动者,他们看重物质激励,“有钱能使鬼推磨”;对于脑力劳动者,他们看重精神激励,职业操守比金钱更重要。 ——奖金不是越高越好,激励过度,不但不能产生正面效应,还会失得其反产生负面效应。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重心在于创造财富而不是分配财富,本意是想用一副“金手铐”将把企业管理者的薪酬与企业经营业绩联系在一起,更好地去激励职业经理人。但目前高薪激励的负面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金钱的诱惑使得部分CEO变成了一个只顾将自己能力“套现”的贪得无厌的小人,在缺少有效制约的情况下,经理人虚报利润,财务造假,操纵股价,为自己期权高价变现来谋取暴利,行之有效的期权激励制度最后异化成为经理人腐败的温床。 2001年美国“安然事件”使安然公司成为经理控制企业种种弊端的象征;随后,美国世通公司的假账丑闻又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事隔几天,另一知名大公司施乐又曝出新的丑闻——连续5年夸大营业收入60亿美元。仅2001年第一季度,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就调查了64宗会计和财务造假案。如此多的财务造假,许多专家认为与股票期权的过度激励有关。 三、仅仅胡萝卜加大棒是不够的 美国希洛塔咨询公司(SirotaConsulting)曾经针对28家公司的92万名员工做过一项调查,以探求员工士气和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调查显示,员工士气较高的14家公司2004年的公司股价平均上涨了16%;6家“士气不振”的公司股价平均只增长3%。 高收入就能带来高士气吗?全世界人都知道中国发展了、人们收入提高了、老百姓日子好过了,为什么企业员工还不知足,牢骚满腹,仍然存在“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呢? 在一些“政治气氛”浓厚的公司,谁都不愿意把自己的薪水高低和人是否努力工作联系在一起。老板对圈子内的人——如那些属于老板身边的人,喜欢吹牛拍马的人,八面玲珑十分乖巧的人,年终考核没有完成目标任务,老板会网开一面,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老板对圈子外的人——如老板看了不顺眼的人,不服从领导权威的人,不会逢迎拍马的人,年终考核没有完成目标任务,老板会借机教训他们,杀一儆百、严惩不怠。 分配过程不公平,严重影响了员工士气。 ——企业年终考核问题一:企业年终考核绩效奖,一般采取发红包的形式,隐蔽变成神秘,绩效奖励缺乏公正、公平、公开,红包反复成为了管理者对员工的施舍,成为少数管理者显示个人权威和拉班结派的工具,不少企业把企业对员工的奖励变成了老板对员工的奖励,员工应对企业的忠诚变成了对老板个人的忠诚,组织行为变成了个人行为。 ——企业年终考核问题二:员工年终绩效考核是“评”出来的而不是“干”出来的。到了年终,大家不是忙于交“数据”而是忙于写“总结”,因此,年终考核好不好不在于一年干得好不好,而在于年终总结写得好不好;年终考核定性的指标多定量的指标少;考核不是考工作的效果而是考人际关系,“做得”好还不于“处得”好,年终绩效考核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劣币驱逐良币再所难免。 ——企业年终考核问题三:重个人考核轻团队考核,个人英雄主义打倒集体英雄主义。例如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在一家企业的季度会议上,营销经理A说:最近销售做得不好,但主要是因为竞争对手纷纷推出新产品;研发经理B反驳说:最近推出的新产品是少,是我们预算少得可怜;财务经理C说:削减了你们的预算,是因的为公司的原材料成本上升;采购经理D跳起来:采购成本是因为俄罗斯一个生产铬的矿山爆炸了,导致不锈钢价格上升。人力资源部经理面对此情景,只有无可奈何地苦笑:“这样说来,大家都没责任,我们只好去考核俄罗斯矿山去了。”以个人考核为基础的绩效管理,只会加大部门之间对立,造成组织内部相互扯皮,削弱了团队集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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