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万寿宫之殇——从江右商帮兴衰看江西商业精神的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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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谈起商业、商人，开口闭口说的最多的是晋商、徽商，或者宁波帮、潮州帮。因为他们确实红极大江南北，财流五湖四海。近年来，这方面的著作、文章比比皆是，电视剧也纷纷亮相荧屏。但有一个历史事实却不能让人忘记：那就是赣商也有曾经的辉煌，已成为明清历史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商贸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在江西省委、省政府的号召下，“百姓创家业，能人创企业，干部创事业”的浪潮风起云涌，有力地推动着江西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史为鉴，读古明今。本文从有限的资料中，探索赣商发展的脉络，从古道青石，茶亭驿站，大漠孤烟，深山马帮中，寻我赣人先辈经商的足迹，见证我们祖辈创造的辉煌。更重要的是学习先辈们的创业精神，重振今日江西的商业雄风。

 

 

赣商，史称“江右商帮”。据魏僖所著的《日录杂说》上记载：“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故古代江西商人习称江右商帮。江西商人活动的地域和范围很广，可说是遍布全国各地，其财力和能量，仅次于晋商和徽商，居全国第三位。

 

兴 起

 

一、兴起的时代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红巾起义，中原大地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乱之中，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定都南京，第一个设省的地区就是江西。随着明朝对全国的统一，明军不断进兵两湖、两广、云贵，都以江西为基地。明军北伐中原，进军西南，战争连绵不断。相对而言，东南地区则战事缓和，生活较为太平。明朝统一中国的军力虽从南京出发，而军需给养却多依赖于江西供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此出现了赣商。

 

二、兴起的背景

 

1、长期战争的影响。元末明初的长期战乱，使江西人一方面广征粮草，满足军队的不断需求，贸易越做越大；另一方面，随着军队的推进，江西人又将本地的商品（主要是农副产品和生活必需品）行销到中原大地和华南、西南各省。同时，随着明军推进，江西也开始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向外移民。浩浩荡荡的江右商帮便在这个时期逐渐地形成并迅速流向全国各地，占领了广阔的市场，赣商的队伍和经商范围也随之不断地扩大，渐成气候。

2、禁海政策的作用。明朝建立后，为防倭寇的侵扰，实行了长时期的禁海政策。国内贸易，甚至对外贸易，都依靠水上通道。运河——长江——赣江——北江这一通道就成了全国贸易的黄金水道。这条通道，长达3000多公里，在江西境内就有1000余公里。这使得江西在国内、国际贸易中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为江西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江西商人的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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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展

 

一、发展之概况

 

我国明清时代主要有十大商帮：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赣商（江右商帮）兴起于元末明初，并迅速进入鼎盛时期。突出的表现就是江西会馆很多，遍布全国。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北京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中心，居住在北京的经商、赶考和谋官的江西人很多。当时北京有41所会馆，其中江西会馆就达14所之多，位居第一。湖广是江西人徒居的一个重要地区，因距离不远，来往方便，故“豫章之为商者，其言适楚，犹门庭也。”所以在湖广的赣商很多，有“无江西商人不成市”之说。云、贵、川也是赣商的汇集区，他们既经商于城市，也小商小贩于农村，甚至深入土管辖区，代官府“征输里役”。还有的江西商人定居于山寨少数民族居住地，久而久之成为当地民族的酋长或首领。除两湖、两广、西南边陲外，赣商在江浙、福建、河南等地也很活跃，当地市场上的许多货物都来自江西或出自江西人之手。值得一提的是，全国各地开中药铺的商人，十有八九来自江西樟树，故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说法。

 

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赣商的活动既是明清经济史的重要内容，也对明清时期的江西社会经济和全国经济格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他们冲击着封建闭塞的旧貌，给落后的农村和封闭的山寨带来了新的生机。

二、发展之原因

 

赣商之所以能在历史上称雄，并跻身于明清十大商帮，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的。

 

1、水运发达，交通便利。早在秦朝，秦始皇为了开拓南疆，派军队修建了江西与广东相连的大庾岭驿道，开通了“南野之界”，使粮饷物资顺赣江南运，抵赣州入章水达大庾岭下，经驿道翻岭陆运，再沿浈水进北江而达番禺（今广州）。赣江以北，经鄱阳湖，与长江相连，使江西物资销往长江下游两岸各大城市。隋唐两宋以来，江西木材外销是商业贸易中的一个大项目。明成祖扩建北京，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派待郎古朴到江西采购木材，就是通过赣江经吴城过鄱阳湖进入长江由运河北上的。不仅建设古都的木材是江西的，设计、主持建设北京主要宫廷建筑的“样式雷”（雷发达）也是江西人。

 

交通便利为江西商人外出经商和运输货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也是赣商发展的地域优势。所以“九江据上流，人趋市利；南、饶、广信阜裕，优于建、袁，以多利贾；而瑞、临、吉安尤称富足；南、赣谷林深邃，实商贾入粤之要区。”

 

2、吃苦耐劳，艰苦创业。赣商多系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自幼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格。在从商的过程中，他们吃苦耐劳，艰苦创业，勤俭持家，蔚然成风。东乡商人，“牵车者遍都大邑，远逾黔滇不惮”；丰城商人，“无论秦蜀齐楚闽粤，视苦比邻”；临川商人“行旅达四裔，有弃妻子老不归者”。许多赣商由于亲身体验到从商的艰难和经营的劳苦，往往能够疏远纷华声色，粗食布衣，洁身自好。玉山商人吴士发兄弟八人，商贾农艺各执一业，家道殷富，就“不趋游荡，凡声色犬马樗蒲之戏，从不入其内”。清江商人杨福圆，经商多年后，“良田 ，夏屋渠渠，而藏获之备，指使者甚众”，其妻张氏却仍是“裙布荆钗，操作犹昔”。

 

3、物产丰富，技艺精湛。江西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美誉。江西物产丰富，有瓷器、茶叶、纸张、夏布、大米、药材、木竹、烟草、蓝靛、煤炭、钨砂等等，不仅丰富了商业兴隆的物质基础，也增加了经商的渠道和门路。翦伯赞在《中国通史纲要》中指出：“明代中叶，棉纺织业的松江，丝织业的苏杭，浆染业的芜湖，制瓷业的景德镇和造纸业的铅山，为江南五大手工业区”全国五大手工业区，江西就有两个，可见手工业之发达。据明《铅书 食货》记载，铅山县仅石塘镇一地，每年产纸4500多石，其中有200多石被官府收购作为奏本纸。当时铅山生产的纸有连史、毛边、关山、京川、贡川、大表、表心、荆川、书策、白绵等十多种。铅山的纸其实早在元代就已名播天下了。

 

赣商中不乏技艺精湛者，他们不仅以技谋生，而且为中国传统建筑和文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建昌（今永修）工匠雷发达及其后人，擅长建筑设计制造，自康熙年间至北京任工部样式房掌案（号称样式雷）以后的200余年间，清廷主要建筑，如故宫三大殿、圆明园、颐和园等皇家宫殿、苑圃和清东、西陵，均由雷氏家族设计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乃至世界建筑史上浓墨重彩地写上了一笔。

 

4、科举盛行，官宦支撑。明清两朝，科举盛行。江西人历来尊师重教，崇尚学习，每年中举者络绎不绝，朝中官宦江西人居多。元朝有程钜夫、吴澄、虞集、揭傒斯；明朝有黄文澄、杨士奇、杨溥、解缙、胡广、费宏、夏言、严嵩、谭纶、况钟、周沈、徐贞明、欧阳德、邹守益、罗钦顺；清朝有朱轼、裘日修、甘如来、戴衢亨等。明代，朝廷上有“朝仕半江西”的说法，政治影响很大。这些官宦故乡情深，非常注重对家乡的关心和奖掖，他们不仅在京城和各地保护了赣商的地位与权益，还提供了不少的市场信息和商业机遇，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江西人外出经商做工的积极性。

 

5、讲究“贾德”，注重诚信。赣商诚实守信，讲究职业道德。他们不卖假货、劣货，不抬高物价、欺行霸市，而且还遵守儒家的道德规范，提出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并由此形成了“以诚待客，以义制利”，“和气生财，公平守信”，“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等一系列道德要求，为“江右商帮”共同遵守。浮梁商人朱文炽在经营茶叶时，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均注明了“陈茶”二字，以示不欺。清江商人杨俊之，“贸易吴越闽粤诸地二十余年，虽童叟不欺，遇急难不异捐赀排解。”不仅如此，有的家族还将商业道德作为家规、族规的重要内容，要求全家庭的人员予以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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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赣商的标志性建筑——万寿宫

 

流布四方的赣商，只要具备了一定的财力，不约而同地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造万寿宫。万寿宫，就是“江西会馆”，也叫“江西庙”，“江西同乡馆”，“豫章会馆”。分布各地甚至海外的赣商，只要有实力，都会树起这一赣人独有的“广告”标志。无论是大富还是小康，无论是抱团还是独行，都忘不了赣人祖先的文化偶像——许真君，虔诚供奉。

 

自明初以来，在京都以及各省省会几乎都建有万寿宫，在全国城乡可说是星罗棋布。天津的万寿宫，建在闹市区，其规模与南昌的万寿宫不相轩轾。汉口的万寿宫，是一个布局严谨、错落有致的庞大建筑群，其色彩之富丽，雕刻之精细，为南昌万寿宫所不及，属武汉镇翘楚性建筑。云南省由北向南，直抵滇缅边境，万寿宫比比皆是。就连赣闽交界，峰岚如攒的边远山城长汀县里也有一座万寿宫，抗日战争期间成了流寄到此的夏门大学的临时校舍。万寿宫建得最多的是四川省，共有300多个，北京的江西会馆（万寿宫）从明初的14所，到清光绪年间增加了51所，占北京387所会馆的13%。

 

万寿宫是赣商的标志，赣商的广告，也是赣商财富与实力的象征。万寿宫既为旅外乡人开展亲善友好，祭祀活动的场所，又是商人、待仕或者下台文人们议事与暂住的地方。壮观、雄伟的万寿宫建筑显示了赣商曾经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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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落

 

历史告诉我们：赣商在明朝前期独领风骚，在明朝中后期及清朝前期与晋商、微商成三足鼎立之势。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国内政治、经济大格局的变化，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赣商在活跃了500年之后，最后走向衰落。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长期战乱的影响。清朝未年至民国期间，江西经历了两次长时期的战火蹂躏。连绵不断的战火，使赣商赖以生存的主要商品茶叶、纸张、木材等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景德镇的瓷业也一度陷于停产。与此同时，商业资本在战争中也遭到毁灭性的掠夺和打击。在清军围剿太平军的战争中，湘军统帅曾国藩不仅以江西、安徽作为扼制、反击太平军的基地，更以江西作为军费的筹集地。五年之间在江西征得白银840万两，占湘军全部军费的一半以上。这个数字对于素称富有的两淮盐商也难以承受，更何况以小本经营为特色，谋取小额利润的江西商人。由于商业资本的急剧萎缩，赣商的贸易江河日下，赣商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用“惨淡经营”来形容绝不为过。

 

2、交通格局的变化。近代以来，京汉、粤汉、津浦等铁路的修通，水运变陆地，南北交通改走两湖、冀豫，江西成了陆运和海运的盲区。因远离交通线，物资流通艰难，过境贸易相当稀少。这一交通格局的变化，不仅使赣商的贸易量剧减，也使外部渗入的新思潮、新风尚绕过了江西。而这新思潮、新风尚在扩散过程中不断地被抵制、被削弱、被改造，然后再反射到江西，致使江西在观念的更新上，不仅落后于沿海，也落后于中原和南北交通上的湖广、苏皖等地。这是赣商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江西四大名镇之一的河口镇（今铅山）和饶州（今鄱阳）是江西主要的河运码头，市井繁华，贸易兴旺。尤其是饶州，是景德镇瓷器、浮梁茶叶和赣东北木竹的集散地。据《鄱阳县志》记载：清乾隆年间，城内“商贾凑聚，百货所集”，有“十里长街，烟火万家”，“千帆安泊，百货归墟”之说，年输出的鲜干鱼、银鱼、白莲等水产品约万余担。随着铁路和公路的开通，饶州港口日渐潇条，河面上常常渔船多于货船，而河口也渐渐变成了一个死码头。

 

3、经济模式的改变。马关条约后，辽东、山东、云南、广东等地相继被纳入外国资本势力范围，国内民族资本开始生长，渐成气候。但江西既没有吸收外国资本的条件，又没有较大的民族企业，赣商逐渐成缩小之势。20世纪初，九江、南昌先后出现了一些近代企业，但无论从速度还是从规模上看，不仅落后于东南沿海各省，也落后于湖北、湖南、安徽等内地邻省。赣商长时期以个体、小本经营为主要方式，使得本来分散的资本难以集中，更形成不了规模经营的气候。近代全国经济模式的改变，对以个体和小本经营为主的赣商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4、传统观念的束缚。赣商几百年来虽然形成了人数多、行业广、讲信誉、能吃苦、善筹算、渗透力强等优势，但存在着以商脱贫、资本分散、小本经营、难成规模等先天不足。在政治权力与商业资本关系密切的中国社会，赣商借助于“朝仕半江西”的优势，才得以壮大和发展。到清朝末年，朝廷为官者赣人日渐稀少，缺乏以特权为依托的赣商难以与晋商、徽商相抗衡而日益衰落。

 

观念上的束缚，更成为江西商业资本积累和赣商发展的重大障碍。明清以来活跃于各地的赣商，其商业利润的很大一部分不是用在当地扩大经营，形成规模，而是拿回老家投入本宗族的事务中。如修谱建祠、购买田地、资助科举、兴办学堂、赈济族众以及捐纳功名、光宗耀祖等。这些做法虽然对当地公益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起了很大的作用，江西人才辈出，文化兴盛，与此不无关系。但从赣商的发展观来看，这些做法严重地阻碍了江西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从而向资本主义发展，赣商一直没有在江西本土上营造出一个个像广州、汉口、南京、上海、杭州、苏州那样的大都市或消费中心，因而无法刺激消费水平的提高，也无法吸引外来的消费者而积累资金。同时，在江西本土上也没有形成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市镇网络，更没有产生有影响的百年老店、大型民族企业和优秀的领军人物。整个商业活动始终停留在以商补农、以商脱贫的低层次上，始终没有达到资本化，规模化和产业化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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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望

 

赣商在长期的商贸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创造了不少的财富，也形成了不少的流芳百世、令人景仰的人格精神。他们那种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合共赢的协作精神，以义制利的儒商精神、潜心学艺的钻研精神、童叟无欺的和谐精神、勇于排难的战争精神、稳扎稳打的务实精神、胸怀大志的进取精神……。这都是江西贤才爱国之心、爱乡之情的综合反映，不仅饮誉乡里，而且传颂海内，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在推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省委书记孟建柱在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高度评价赣商的历史功绩。他说，我们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其中也包含着创业的积极因素。比如瓷都、药都的地名，记载的是富有地域特色的工商业文明，明清时期著名的“江右商帮”也反映了江西商人的创业精神和显著业绩。孟书记要求在推进全民创业的过程中，要培养企业家的精神，关心企业家的成长。他再三指出：“一个地区企业家的数量多少，素质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地区的创业水平和经济竞争力。”赣商中缺少领军人物，缺少优秀的代表人物，这也是赣商在近代衰落的原因之一。如何形成新的赣商群体，如何造就新的一批赣商领军人物，这是时代的呼唤，形势的要求。应该说，现在的江西人和过去的江西人没有太大的变化，当年赣商所有的特点，现在的江西人仍然具备。现代的江西商人，有着比先辈们更开放的思想、更先进的理念、更开阔的眼界、更丰富的知识，更卓越的胆识、更无畏的气概，而先辈们的勤劳和节俭、诚信和务实将成为溶入现代江西商人血液中的优秀基因。

 

江山代有人才出，新一代赣商群体及其领军人物的产生，新一代赣商的成功与辉煌将不会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江西商人绝大多数是因家境所迫而负贩经商的，因此，小本经营，借贷起家成为他们的特点。他们的经商活动一般是以贩卖本地土特产品为起点，而正是江西商人这些独特的背景，使得江右商帮具有资本分散，小商小贾众多的特点。除少数行业如瓷业比较出众外，其他行业与徽商、晋商等商帮相比经营规模就要显得相形见绌，商业资本的积累也极为有限。当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就这样描述江西布商“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另外，江西商人浓厚的传统观念、小农意识也影响到他们的资本投向，只求广度，不求深度。所以，尽管江西商人人数众多，涉及的行业甚广、经营灵活，但往往在竞争中容易丧失市场。

 

　　点评：江西商人讲究“贾德”，注重诚信是江西人质朴、做事认真的性格的一个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头脑中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江西商人还善于揣摩消费者心理，迎合不同主顾的要求。总之，以销售尽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机为原则，这是江西商人发财致富的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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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振江右帮

江西商帮形成最早

“明清晋、陕、宁波、山东、广东、福建、洞庭、江右、龙游、徽州十大商帮中，除去“江右商帮”兴起较早外，其余的九大商帮均形成于成化、弘治以后。②这也就是说，大约从成化、弘治时起，商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开始在明朝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生活中崭露出来。”

 

明代成祖朱棣永乐年间(1403-1424)，江西经济逐步发展，由于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促使赣江--鄱阳湖航道的重要性得以提高，货物与商客流通量不断增加，大大刺激了江西本地商业更趋繁盛。出外经商者，以江西为最，其足迹遍及全国，以至出现"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的盛况。北京是明清时期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江西商人在此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张瀚《松窗梦语·百工记》云："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明人各省在北京的会馆见于文献的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居各省之首。湖广地区是江西商人聚居之地，盐、当、米、木材、药材和布匹等六大行业，是汉口的主要行业，皆有江西商号。岳州府濒临洞庭湖，其"江湖渔利，亦惟江右人。"其药材业，多为江西樟树商人所占有。"豫章之为商者，其言适楚，犹门庭也。"故在湖广，有"无江西商人不成市"之说。西南的云南、贵州、四川等，是江西商人的又一主要活动地区，而又以抚州人为多。抚州艾南英《天佣子集》云："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在云南居住的人口，有一半以上是江西抚州人，王士性《广志绎》云："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而江西会馆设在四川各州县府的，竟多达200余处。此外，河南、陕西、两广、江浙及福建等地，亦遍布江西商人的足迹。他们在同外省商人竞争角逐之中，逐渐形成一个势力很大的"江右商帮"，他们基本垄断着瓷器、药材、木竹、茶叶、夏布、纸张和大米等江西名特产品的经营。起始于明代初期，散布于全国各地的"江右商帮"，对原有的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激发并促进了全国广大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haison_hsu

我会努力去做，和有志之士一起重现江右商帮的繁兴。

liugmwx

环境影响着一代

适应一下容易,改变一下却十分困难

让我们为江西的明天而努力

iceboys

好文，顶一下先。我是浙江人，楼主对浙江的夸奖让人看了很舒服，但是月有阴晴圆缺，盛宴过后，未必不是泪流满面。江右商帮的后代都在反思，而浙江人现在都在陶醉，浙江的商业精神也随着实力的壮大在变色，从小货郎变成了大炒家，为全国炒泡沫，杭州的房地产炒成了全国第一（相对于收入），当然还有炒棉炒煤……唯一不同的是，当时江右衰弱的是他们自己，如今泡沫的破灭可能连累的是全国，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盛世危言，但我真的很担心。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0-19 23:51:58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