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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写于２００７年６月３０日，现在刊登已经晚了，但还是应该刊登的。
今年７月１日，是香港回归十周年。香港的回归，好象还是昨天的事情，回归交接仪式还历历在目，转眼间就已经十年过去了。香港的回归，从小平同志的对内对外讲话，到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的正式谈判，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北京和小平同志会见后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的跌跤，到周南和“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的唇枪舌剑斗智斗勇，从亚洲金融危机到“非典”疾病恐慌，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是全部见证了的。
看看历史的长河，香港离开祖国的大约１５０年，只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大约３％的时间长度，但对于一个从１９２１年才成立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来说，却相对长很多，几乎是中国共产党８６年历史的两倍。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在接手了中国大陆政权的同时，也接下了香港这个棘手而沉重的历史包袱。
香港在１９４５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有过一次回归祖国的历史机遇的。但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香港错过了这样一个好机会。应该说，这对当时掌握中国大陆政权的国民党而言，丢掉了一个留名青史、值得大书一笔的历史机遇。
可是，正如中国老百姓的那句老话所说，“祸兮福所倚”。香港这个历史包袱，在中国共产党手中，却慢慢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国家战略棋眼”：第一，由于香港没有回归，在１９５０年――１９７０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的西方国家大规模封锁中国大陆的岁月中，香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最重要的战略物资的采购渠道；第二，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国策的实践中，香港是早期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外资投资来源地；第三，在过去三十年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的交往过程中，香港又起到了非常独特和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第四，正是由于香港的存在，造就了最近一百年来中国最大的一个从无到有的新兴城市――深圳。
但是，以上这几个方面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香港从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７年的实践，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战略远见和历史胸怀：中国共产党能够突破自己政党的意识形态的约束，从对中国老百姓负责、对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负责的立场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一个新的国家制度安排：一国两制。并且，在现实的十年实践中，用一个健康、繁荣、昌盛的香港，来证明自己理论和制度的现实可操作性，来证明自己的恪守诺言的政党信用和执政信用，来证明自己的理论创新能力，来证明自己的制度创新能力，从而也证明了中国人能够在新的一个世纪中，对世界和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人能够承担起一个世界大国的历史责任。
回过头来看，所有的这一切，从根上来讲，关键就是解放思想。有了解放思想，才有了新的理论的创新，才有了香港“一国两制”的实践机会和成功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解放思想，依然是我们今后处理国内外一切重大问题的一个根本。
如果历史是一个老师，如果香港是历史这位老师给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出的一道大考题，那么，以十年为一个考期的验收时间段，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都赢得了这场大考。
赵民
2007-6-30 10:01AM
从天空中看地球，就如同从历史看这个十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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