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款带来了物流成本的上涨
罚款带来了物流成本的上涨城市最后一公里的配送对方便老百姓的生活常有意义的，但现在由于很多大城市交通非常拥挤，交通压力非常大，不允许大货车进城。按关法律，客车又不允许带货，所以现在马上跑的金杯面包车都是在违法违规的进行运作。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向有关部门提出，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制定一种车作为专门城市配送车辆，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它有货车的优点，解决了客车不能带货的问题，但这需要有关部门的配合协作去解决问题。
从目前来看，除了有一些车辆有许可证的，有一些车辆是可以进城的，其他都是违规违法的。一旦违规违法，执法部门就可以随时对你进行罚款，这些罚款又摊到每一件物品的价格上，带来了物流成本的上涨。
提高行业市场准入的技术门槛修改和完善车辆标准
如何解决目前这种物流，在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做出努力：第一，提高行业市场准入的技术门槛，现在中国道运输企业78万家，运输车辆1100多辆，每一个企业10辆，前20家市场份额不到2%，而在美国，前五家道运输企业在整个市场上能占到60%，所以我们要解决目前的无序竞争状况，那么必须提高技术门槛。第二，修改和完善目前的车辆标准，现在很多的一些超限超载是因为现在有些标准过于考虑安全，我们在安全和保障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方面进行权衡以后，在这个基础上来修改和完善现有的标准。比如说现在国外20米、22米、25米车非常多，并不会影响安全。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根据目前的情况修改标准，提高标准的尺寸，减少超限超载的范围，使物流企业在运作过程中更顺畅一些。
要严格执法从根本上解决以罚代管的现象
其实运输企业都不愿意超载超限，因为超载超限必然会危及安全。要真正去解决，一定要严格执法，从根本上解决以罚代管、以罚款代替执法的现象。同时，要把执法要前移，真正不允许违法车上。如果这个问题不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那么7月1日就要实施的全条例，在以后的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更大的挑战，也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
货车超载已经治理一段时间了，但是治理的方法还是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等，治理的方式单一，这种治理方式只是单单增加了本来就非常高的公路物流成本。
进入7月份以来，接二连三的塌桥事故，无疑让刚刚降生的《公路安全保护条例》，遭遇到尴尬和无奈。基于此，由交通部组织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治超战役，即将打响，这不仅能保护公路桥梁的安全，更能体现国家法律法规的严肃性。
一公斤货物从上海到贵州通过公路运输需要花费6—8元人民币，而从上海通过海运运到万里之遥的纽约却只需花费1.5元人民币。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冯正霖24日在此间召开的全国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紧急电视电话会议上要求，贯彻落实今年7月1日实施的《公路安全保护条例》，进一步加大治理超载的力度，坚决制止严重危及桥梁安全的违法超限车辆上路上桥，维护公路安全。
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一座桥梁被超重的大货车来回碾压，垮掉是早晚的事。在这样的前提下，全国开始新一轮治超行动，当然是必要的。但倘若仅将板子打向超载上，恐怕只是治标不治本。可以说，国家治理超载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但效果不明显，这其中固然与“以罚代管”的治理模式有关，更为重要的是，与超载背后的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密切相联。
现在，物流成本“超载”，比起大货车超载货物严重的多。有人曾统计过：一公斤货物从上海到贵州通过公路运输需要花费6—8元人民币，而从上海通过海运运到万里之遥的纽约却只需花费1.5元人民币。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在中国，全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DP比重的21.3%左右，而发达国家则是10%左右。即便是人力成本高昂的美国，这一数据在20世纪90年代大体保持在11.4%—11.7%范围内。进入本世纪，尤其在本世纪头两年，更下降到10%左右，甚至在2002年降为8.7%。
举一简单的例子，就可以知道物流成本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比如去年年底，国家发改委鉴于蔬菜价格过高，开始设置运输绿色通道，以山东寿光至北京的运输成本计算，全程免费之后一趟能省路费400多元，平均每斤蔬菜能省五分钱，而节省的成本，绝大部分是过路费。
随着《公路安全保护条例》，我国整个物流成本还会上升。按照新标准，国内绝大多数的货车大都不符合要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改造更换货柜箱，改造带来的成本必定要转移到运价上，据权威人士估算，整个公路运输成本至少上涨20%到30%。
显然，塌桥事故频发，表象是司机超载，实质是物流成本畸高。正是物流成本的“超载”，不仅严重推高商品的价格，影响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也让我国治超行动陷入“越治越超”的怪圈。一博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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