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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密主力炒作模式：痛定思痛后赚钱新手段
证券市场研究 金学伟
上篇：从群狼战术到独庄横行
2002年，随着大市进一步趋弱，一个新的话题在证券投资机构和主力间流传，那就是“寻找新的盈利模式”。这一话题，早在2000年底就有人提出。当时，尽管大盘仍在上涨，但股票已越做越难，能炒的个股越来越少，赚钱手法日渐见拙。只因大市仍在上涨，这一感觉也就被冲淡了。
而2002年，随着大市进一步调整，各证券机构、市场主力、及中小散户的亏损全面加重，且亏损面之大创历史最高记录，达93%。尤其是机构主力，在过去的历次调整中，都可凭自己的实力兴风作浪，取得一些波段性战绩或个股盈利。而在本次调整中却显得非常无奈：过去惯用的手法不管用了，主动投资主动被套，被动投资被动被套；集中投资，进去后出不来；分散投资，顾此失彼，只能随波逐流，比一般的散户还不如。
尤其是1514、1339、1455点这三波反弹，作为市场主力，不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好不容易出现的行情溜走；一旦买进，本来就已沉重的仓位变得更加沉重，损失愈趋严重。包括今年1月8日启动的这波反弹，虽说按市场说法，是新任证监会主席给各大机构发的“红包”，但结果如何———是套牢散户，还是套牢机构，谁也预料不到。昔日呼风唤雨，翻覆于股海间的主力，一夜之间就雄风不再，陷入“虎落平阳被犬欺”的境地。昨天还非常美好，可随手掠取的股市，突然间成了“家家都有地道，处处都有洞口”的“高家庄”。寻找新的盈利模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十年一个大轮回
进一步说，寻找新的盈利模式，还折射出中国股市一个大轮回的结束。
股市本没有新的盈利模式。一切新的模式，都是对昨天而言的。就历史渊源来说，它们肯定是有过、用过，而后在新的市场条件下的翻版。一轮大牛市，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其产生、发展，到衰老、终结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所有的盈利模式都粉墨登场一次，所有能用的手法都用过一遍，把所有潜在的获利空间都挖掘完毕的过程。只要还有一种方法，还能将已榨过几遍、几乎榨干的股票中再榨出一点油水来，哪怕一点点，牛市都不会终结。因此，所谓寻找新的盈利模式，实质上也折射出中国股市的所有能用的手法都已用尽，一个大轮回已经终结，而新的轮回尚未产生。
从价值回归到价值创造
回想一下吧。1994年，当大市刚从325点起来，市场的主流口号是什么？是“价值回归”！当时，一大批股票都已接近净资产值，深圳的平均市盈率只有8倍多，上海的平均市盈率连13倍都不到，全市场加权平均股价仅3.8元。在这种情况下，做股票是不需要盈利模式的。瞎炒就瞎赚，不炒———买进不动就大赚。逮着任何一个死耗子，都能赚钱。
1996年，牛市再次起步，市场的主流口号变成了“价值发现”！当时，一大批类似长虹、海尔这样的股票，正等待着人们去重新认识，去体现它的真实价值。这些股票的价格之低难以想象。比如四川长虹，每股净资产7元，净利润2元，净资产加税后盈利超过9元，但股价却只有7元多。一大批主力，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以价值发现为主要的口号和盈利模式，并标榜主力的作用“就是把股票的真实价值用价格表现出来”。
但是，到1996至97年间，由于价值发现在大面上已经结束，大部分股票的现有价值已被充分挖掘，有的甚至已超过预期的成长价值，尤其是主力集中炒作的一些重点股，已大幅超涨，一个新的口号便在主力中开始流传，那就是“价值创造”。有人直言不韪地宣称：“主力的作用不仅是发现价值，更要创造价值”。这个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股市已无法再靠价值，而要靠各种名堂的炒作———盈利模式来推升了。
价值创造的三大法宝
股票价值本是公司内在经营的产物，是无法靠外部创造的，外部只能去诠释它、体现它。即使像巴菲特这样的人，通过大规模持股，进入目标公司的董事会，最多也只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迫使公司改变经营策略、经营方向，或是改变资金用途，以创造更多的经营业绩，来推动股价的上升。与此相似的还有另一名基金经理人———普莱斯，素以冷酷无情著称，一旦瞄准一家公司，就调动几家基金一起买进，然后压迫董事会，作出有利于股价上升的决定，但也只不过如此。
中国股市的“价值创造”，早期基本上也是停留在这一层面上的。其主要手法无非三种：一是创造各种名目的概念以供炒作；二是改变上市公司的分配方案，使其有利于股价上升；三是提前反映利润，来进行寅吃卯粮式的掠夺性“开采”。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股票被掠夺性开采后，公司方面能作出有利股价上升的手段已越来越少，因此，价值创造便向新层次发展，并创造了如下手法。
产品买断法———由庄家高价买断上市公司的库压产品，给上市公司创造足够多的帐面利润和增长率，配合二级市场炒作。至于买去的产品，有的被廉价处理；有的转了一圈，又回到上市公司的库里；有的甚至用船运出去，美其名曰出口，然后便倒进了海里。
现金输入法———直接由庄家给上市公司输入利润：或是以馈赠的名义，或是以子公司投资收益的名义，甚至连名义都不要，只问会计师事务所：你明说，把这个股票做到这个利润需要我拿多少现金？通过这种方法，新的价值被一个个创造了出来。
资产重组法———资产重组是现代资本市场永恒的主题之一，通过资产重组，一些低成长性企业获得了新的扩张空间；一些举步唯艰的企业得以生存，甚至是基本面的根本改观；一些在激烈竞争中苦斗的企业互相结盟，改善了经营环境。但是，正因为资产重组可使“丑小鸭”变成“白天鹅”，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主力价值创造的重要手段———后来演变为主要手段，使资产重组从1998年起步，除少数企业确有成效且确有意义外，大多数重组最终都成为主力炒作所需要的“价值创造”工程。有一家上市公司老总甚至恬不知耻地宣称：什么亏损、绩优？像我现在，日子好过得很。天天都有人上门，要做重组。我一年谈上两家，做它两波重组题材，比谁都过得爽。
股市的核心基础是价值。价值吸引投资，也吸引炒作。一个大轮回，不管炒作的方法是什么，其基础目标很清晰，总是沿着价值主线发展的。比如，第一波总是从压得最深的股票开始的，可称之为价值回归。第二波总是从价值发现开始，通过横向比较和内在分析，找出公司的现有价值和预期的成长价值，然后把它体现在股价上。而第三波，因前两波已将股票的潜在价值充分地体现了出来，所以，它的炒作手法总是和各种名目的榨油相关联的。老实的，就从已被收割过的田头地边找一些被遗漏的麦穗；不老实的就采取各种手段，以各种方法“创造”新的价值，包括概念性价值，以供炒作。世界各国股市基本上都是沿这条轨迹发展的，中国股市当然也不能例外。
庄股流行色
价值创造是和做庄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做庄是中国股市“古已有之”的炒作方式。早在1992年，股市就产生了某种做庄行为。当时较典型是“四小龙”炒作，即申华电工、爱使电子、飞乐音响、延中实业。但那时的做庄非常简单，主要体现为“连手炒作+短促突击”。即由某一大户，或本身虽非大户，但具有较大的号召力，能影响相当一批资金听从他的调遣，来挑头，然后集中资金“打突破”，哄抬某一股票，引诱投资者跟风。早期的“四小龙”炒作，后来的浦东金桥、陆家嘴，1994年3、4月间的“新上海概念股”等，都是这样炒起来的。直到1996年，所谓的做庄主要还局限于这种方式。
对价值的发挥诠释构成早期庄家特征
毫无疑问，这样的方式与后来的庄家有着重大区别。
首先，它不构成股票内在价值的篡改。炒作的基础是对公司潜在价值的诠释，其成功与否，取决于市势评判的正确与否、节奏把握得好不好，所选股票有无好的卖点，能否成为大众情人，激起市场的认同与追随。如“四小龙”炒作，其主要的卖点是小盘、高成长；陆家嘴炒作，其主要卖点是“东方曼哈顿”；“新上海概念”炒作的主要卖点是上海城市地位的提升。
其次，炒作的手段也不是以股盘控制和价格操纵为主，而是互相配合、瞬间突破、以群狼效应打破价格均衡，产生出最具爆发性的升力，激起市场的狂热。一旦炒到高处，原来的炒手同盟就会瓦解。
一句话，这是“由外向内”型的炒作，其焦点是对公司基本面的诠释。一旦诠释和认识问题解决了，股价上升就成为自然。庄家所做的就是提早一步，把可供发挥的题材发挥出来，可供挖掘的价值挖掘出来，然后再让市场去认可它，接受它。因此，这样的做庄本质上仍属价值发现范畴，虽然有些发现有点幼稚，如“东方曼哈顿”、“新上海概念”等，对基本面的图解也过于简单，过于概念化，但它毕竟不是“价值创造”，不是后来的做庄概念。
价值创造的始作俑者
最早1995，最迟在1996年，市场中开始出现了后来意义上的庄家。具体表现在持股比例提高；价格联盟式的庄家减少，单打独斗者增多；与上市公司的联系加强。前文所述的“产品买断法”，最早就产生于1996年的大牛市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手笔“创造价值”的始作俑者不全是市场炒手。1996年，在沪深两市争得不可开交时，为配合竞争需要，有几家公司被有幸选为龙头股，并被授意做高利润和分配方案。为此，这几家公司都付出了重大代价。比如，某一非常著名的公司，为配合需要，几乎搜刮了后几年的所有利润，把当年的中期利润做到了将近0.80元，并首创中期分配模式，实行大比例送股———也因如此，后来这只股票从1996年高点跌落，再也没创造出新的辉煌，业绩始终在0.10元左右，股价也没再创过新高，即使在2001年6月的指数最高点时，其股价依然不到1996年的一半。另几家龙头公司的情况也一样。由此可见价值创造对股市的潜在危害有多大！
但是，虽然价值创造的先河已开，后来意义上的庄家模式已开始产生，但在这个阶段中，这种模式并未成为主流模式，绝大多数的主力、机构依然保持着某种“清纯”，习惯于从公司价值出发，来进行投资、炒作，和上市公司的勾兑主要集中在打听一些消息，并希望在炒作中获得上市公司的一些支持和配合，真正在做“价值创造”性工作的还比较少。直到1998年，根据笔者当时的盘面分析，有庄的股票也只占到30%。
庄股泛滥
1999年，是我国股市出现翻天覆地“革命”的一年，由于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加上资产重组全面展开，同时也因榜样的力量，股市中的庄家数目开始直线飙升。几乎所有的大资金，只要一提到炒股票，首先就想到弄一个庄来做做；只要一想到做庄，首先就想到和上市公司挂钩。而且做庄手法也开始全面现代化，“集中控盘+价值创造”成为主要的盈利模式(当然不是全部)。到2001年调整之前，我国股市已无股不庄，而且绝大多数的庄家都和上市公司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做着或多或少的价值创造工作。其中仅少数如德隆这样的庄家，把价值创造放在以做大上市公司主业为主，绝大多数都是单纯的创造，稍好的就像1996年的那几个龙头股，将后几年利润并于一年；更加恶劣的如亿安科技、中科创业、银广夏、南通机床等，干脆全是人为的创造，没有一点是真的。
价值创造的始作俑者并不全是市场炒手一样，在“超常规发展”思路的影响下，这样的做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某种默许，甚至是纵容。如2000年，仅深交所就监测到异动股票476起，几乎股均1起，并就亿安科技等17只严重反常的股票写了19份报告，但一份也未得到快速反应，甚至当亿安科技股价突破70元时，还有管理部门的人员说这有利于刺激股市，致使此类行为愈演愈烈，并酿成了后来的大调整。
遗患后市
如果说，早期的做庄是一种“由外向内”型的投资变种，其炒高的只是公司股价，公司内部的价值基础不会因此而受到重大破坏、扭曲。即使和上市公司勾兑，获得某些内幕消息，所造成的结果最多也就是不公平。况且早期的庄家更多的是一些价格联盟，可以同获利，不可共患难，一旦炒到相对的高位，价格联盟十有八九会自动瓦解，所以价格也不可能炒得过高。因此，早期的庄家虽然也会给市场带来不良后果，但它的破坏性则要小得多，调整之后的恢复速度也比较快，而且在调整中，人们总能找到可供炒作、可供投资的股票。尤其是市场主力，总能通过不同的方法，找到一些可供操作的股票，以躲避大市调整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那么从1996年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做庄模式，则是一种“由内向外”型的炒作，炒家们总是先在公司内部搭好“积木”，然后再通过重兵控盘等手法进行炒作。所以，不仅股价炒得更高，而且被破坏的还有企业的元气和基本面。回想一下就可以了：1996年那几个龙头股，上海石化、陆家嘴、爱建股份、深科技A等，没有一个股票不因此而大伤元气，难再恢复的，也没有一个主力可以再通过这几只股票来做庄赚钱。原因就在这样的盈利模式给股市带来的乃是双倍伤害：一方面是过度炒高的股价，另一方面是过度造高的公司业绩。因此，当炒作结束后，一方面，炒高的股价要向真实价值回归；另一方面，“真实价值”也是经过人为创造出来的。“寻找新的盈利模式”，这话题本身就令人深省。
下篇：痛定思痛后的主力盈利模式
形势比人强是谁毁了庄家
从价值发现到价值创造，从连手炒作到独立做庄，从孤家寡人式的几个庄家到无股不庄，这是中国股市10年来，主力所走过的盈利之路。但就像马克思说的：资本家剥削工人并非道德败坏，而是价值规律的支配。中国股市的主力最终发展到这条路上，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也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环境压迫下的适者生存。
不同盈利模式的阶段效果
不同盈利模式在不同阶段中，会有不同的效果。
作为大资金的拥有者，在价值回归阶段，不管集中投资方式，还是分散投资方式；是以股价操纵为目的做庄，还是发现趋势后，顺势做一把，其结果都一样，都能盈利。甚至因集中炒作的进出数量多，在价格上要掐头去尾———1只股票上涨10元，主力能赚5元就相当了不起了，因此，其最终获利反而比不上分散投资和顺势做一把的盈利大。
在价值发现阶段，由于股价要突破历史均衡点，打破人们对这一股票价格的传统认定，因此，分散投资的效果便开始减弱，集中的、以重兵突破式的炒作开始逐渐地占据优势。尤其是在快速盈利上，重兵突破式的炒作更具有分散投资所不具备的优势———通过集中突破，可将股价快速地拉上历史最高平台，再通过各种方法，包括舆论宣传，可使人们尽早地思考它，认识它，重新评定它的价值。一旦人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主力就可全身而退。
而在分散投资下，股票价值要靠市场去自我发现，这个过程有可能会非常漫长———以美国股市的数据统计：大约要1.5年到2年。而我国股市主力的资金绝大部分来自贷款，具有严格的时间约定性和较高的融资成本。所以，他既要考虑最终的获利，更要考虑获利的时间。否则，“中锋在黎明前死去”的事会经常发生。因此，在价值发现阶段，集中投资和重兵突破式的炒作已开始占据优势。
但由于这个阶段中，股价低于“公平价值”的个股很多，市场内生的上升动力还比较充足，所以对绝大多数主力来说，只要资金允许，并不一定要以重兵突破方式来获利，即使做庄，也不需要和上市公司多勾兑，去创造一些人为的价值。所以，尽管在价值发现阶段，有人就已开始在做价值创造工作，但大多数主力并不以此为业，毕竟，这种方法也有风险，至少在良心上有点不安。
但是，在价值创造阶段，特别是价值创造阶段的后期，绝大多数股票都已失去了正常的投资价值，有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股票早已物无所值，市场内生的上升动力丧失。一切“价值”都是要靠人去“创造”，不创造就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分散投资会成为一种不现实的投资方式。连简单的、就价值而炒价值的集中投资，大部分也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1999年和2000年，金鑫基金经理人波涛先生，因以分散投资方式管理名下资产，结果使金鑫基金的投资业绩大幅度落后其他基金和大盘指数，最终只能被迫走人。与此相同的是另一名以发表《经济增加值》而著名的博士，在负责某大券商资产管理时出现重大亏损，而只能另谋高就。其间的原因并不在投资理念的冲突，也不在国外的投资方法全然不适合中国股市，而是他们都错误地将基于公平价值的投资方法，用在了一个错误的时间———价值创造阶段的后期。
事实上，在这个阶段中，除非退出股市，就像巴菲特当年一样，因找不到可以投资的股票而解散他的合伙基金，承认“我实在不理解，也看不懂这个市场”。否则，身为大资金的拥有者，唯一的出路就是“集中投资+价值创造”。只有集中投资，才能控制盘面，控制价格，防止股价向公平价值的跌落。只有价值创造，才能创造出新的价值，使过高的股价变得合理，变得仍有上升潜力。环境就是这样残酷，在面临生存的威胁时，一个最斯文的人都有可能会变成“食人生番”，更何况在商言商。中国股市，其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步步变成无股不庄，使集中控盘+价值创造变为主力的唯一有效的盈利模式的。
庄股的毁灭
遗憾的是，任何一种模式，只有在刚开始时才会有效，也只有在少数人使用时才会有效。一旦用的人多了，时间久了，其正面效应就会丧失，负面效应就会累积并扩大。做庄同样也不能例外。
做庄赢利的基础条件主要有2个。
一是价值能被大多数人认可。所谓价值吸引投资，价值也吸引投机跟风。“做股票不要功德太圆满，总要留点利给他人赚赚”，这句格言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二是资金结构上的“大少小多”。相同的资金，在集中使用和分散使用下，其影响力会有很大区别。根据笔者的实践和长期观察，基本上，1亿元的集中使用的资金，其影响力相当分散的3到5亿元。即在大市好的情况下，1亿元的主力资金入市，可带动5亿元的散户资金；而在大市不好的情况下，1亿元的主力资金可带动3亿元的散户资金。出货的时候则正好相反，在大市上升动力充足的时候，1亿元的主力资金退出，市场平均需3亿元的潜在的散户接盘资金；在大市较弱的情况下，1亿元的主力资金退出，平均需5亿元的潜在的散户接盘资金。
1999年以前，做庄的成功率所以较高，是因为当时的市场，散户资金约占70%，主力资金仅占30%。而且在这30%的主力资金中，有很大部分都不是以做庄为主业的。这样，在整个资金比例上，便形成了极少数的庄家对绝大多数的潜在的跟势者。张三不跟李四会跟，只要时机把握得好，主力总能想办法把跟风者套进来，即使套进1/5的潜在接盘资金，主力就可溜之大吉。况且那时的股票价值还比较高，更容易吸引跟风者。
而到1999年后，市场资金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主力资金由原来的30%左右，突飞猛进为50%以上———估计至少是60%，而主力的行为又集体转向做庄。这样，整个市场就出现了大量的庄家市值对少量的跟势资金。庄股的出货也就成了重大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早在2000年3、4月间，笔者就曾预言：本次、包括今后的一切大行情，都将由主力买单，因为在主力资金占少数的时候，套牢多数是散户，而在主力资金占多数的时候，套牢的必定是主力。并预言要不了2、3年，我国股市就会有一大批庄家主力破产的事件。因为这样的资金结构已不适合做庄了。
2000年3月到2001年6月，我国股市走得特别疲惫，整个一年多的走势就像一头老牛拉着沉重的车子，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但又走得非常顽强，每次回档都遭遇市场的顽强拒绝。其原因就在所有的庄家都想退而无法退场，只能勉力地维持股价，一点一点地往上推，期望于奇迹再现。同样，2001年6月以来的调整，尽管指数下跌幅度并不是最大的，但市场受到的伤害却是最深的，原因也在于此。
是一个错误的口号———超常规发展，在一个错误的时候———全市场平均市盈率高达50倍时提出，才促使了主力的集体错误———集体做庄，这就是2001年以来，中国股市悲剧的根源。从这个角度讲，毁了庄家的不是后来的监管、规范，而是在这之前的“超常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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