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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企业，撇开其“精神”因素（核心价值观，文化等）不谈，其能力应该表现在机构（或称组织）能力和个人能力两个方面。
机构（或称组织）这一形式的存在，几乎伴随着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但可以想见，机构在早期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时候，基本不具备“记忆”能力。
由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特别是近百年来现代管理理念的逐步形成，机构的能力不仅越来越强，而且越来越重要。机构能力表现在一系列流程、标准、制度和规范等的建立和有效执行，不仅大大提高了机构的效率和效能（成本随之大大降低），而且使机构有了很强的“记忆”能力，且其能力可重复、可复制。
一个企业的能力，既取决于其机构能力，也取决于个人能力，更取决于两者的结合。在这方面，美国军队堪称典范。美国军队的单兵作战能力在全世界首屈一指，这点毋庸置疑。美国国防部在其指挥中心能够指挥位于全球任何一个角落的单兵作战，并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各种作战所需资源，其机构能力和个人能力的完美结合可见一斑。这样的例子我们已经了解很多。
机构能力是企业通过竞争、学习和持续改进而长期积累的能力，它植根于组织深层，因此机构能力的建设，需要企业上下坚持不懈的努力。
能力是实践的产物。军队的作战能力只能通过战争获得（毛泽东说，“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员工能力的提升，也只能通过企业业务实践的积累（在我司已是国际业务实践），舍此别无选择。在超过三分之二以上员工基本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在全员个人能力提升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一定走的很辛苦。
因此，对我司而言，为业务发展目标所需要的机构能力和个人能力的建设，必定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点点滴滴的积累才能达到。急于求成和浮躁的心态，都在必须摈弃之列。
下面谈谈对企业大学价值的一些想法。
大学，在任何社会都有着其他任何机构无可比拟的地位和影响。这是因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一个真正的大学，应该成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格精神的摇篮。
在这个意义上，企业大学应该成为企业人格精神的摇篮。
什么是企业的人格精神？
简言之，企业的人格精神，就是企业的创始人，在公司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为公司所创建的核心价值观和文化。她是企业成功发展历史的产物，是企业人格精神的象征，因而独一无二。
企业大学要按黄埔、抗大、美国西点的模式建立和发展。
黄埔、抗大和西点模式对企业大学究竟意味着什么？
首先来看黄埔。黄埔军校成立以前，中国只有为一己私利争夺地盘而不断打仗的军阀。黄埔军校培养的，则是一种为民族主义信念而打仗的新型军队。这个信念成为全体黄埔人的一致追求，使黄埔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精神，凝聚成一个强有力的集体，从而奠定了北伐胜利的基础。后来有人说，蒋介石一生的权威，都来自于他担任的这个黄埔军校的校长。
抗大的成功则更具说服力。
理解抗大精神，可以从毛泽东为抗大题写的校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中找到答案。不仅抗大，当时整个延安，实际上也是一所共产主义的大学校。其中的关键，在于毛泽东把共产主义的理想变成大家共同追求的信仰（一种崇高的精神追求），而毛泽东在党、军队的真正领袖地位和权威也是伴随这一过程逐渐建立的。抗大为共产党和毛泽东培养了一大批以追求和实现这一信仰为己任的中坚分子，以至于这一信仰在日后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迸发出巨大能量，从而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的基础。
再来看看西点军校。
一般人认为，美国军队的战斗力主要来自优良的武器装备，这种看法流于表面。因为他忽略了存在于美国军队（军人）中的那种信任、团队、顽强作风和牺牲精神等因素对美军战斗力的重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诺曼第登陆（美国影片《大兵瑞恩》中有很动人的场面），美军在太平洋诸岛（如塞班岛）与日本军队的争夺（可以观看美国电影《风语者》等），对此都有极为深刻的表现。
撇开少量与军事有关的某些课程不谈，西点军校在课程设置上与一所普通美国高校并无大的差别。但它与一般大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将美国军队的“魂”（即信任、团队、顽强作风和牺牲精神等）纳入到整个教育过程，使之成为每一个学员的自觉行动。今天我们知道，不仅西点军校，美国军队的所有训练环节，都始终贯穿这个“魂”。
“沙漠风暴”行动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默克上校对他的下属讲：“我不能保证你们中的每一个都能活着回来，不过我在这里发誓，我将第一个踏上战场，最后一个离开。我承诺将带着你们每一个人回到这里，不管是死是活”。寥寥数语，深刻反映了这种精神。
前文说过，能力是实践的产物。
基于这一认识，期望短期内企业大学对提升公司能力（机构能力和个人能力）有较大贡献，至少是不现实的。
目前，学员在企业大学课堂培训的期限一般为十天，最长不超过两周。所学内容必定极为有限。当年，黄埔军校称之为的短学制，则至少是半年，也有九个月和一年的。抗大的学制一般是几个月。即便如此，毛泽东对学员说，只有几个月，学不到很多东西，但你们可以学一样东西，。。。就是学一个宗旨，这个宗旨也就是全中华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这是我们学校的总方针。
几个月时间都“学不到很多东西”，更何况匆匆几天乎？
由此可见，需要再次认真思考企业大学的价值及其办学思路和办学重点。这就回到本文前面提到的一个观点，即企业大学是否应该，以及如何成为企业人格精神（换言之，即企业核心价值观和文化）的摇篮？
公司的各级干部，是公司核心价值观和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企业大学的真正价值，是在训练各级管理者的过程中，使之深刻理解和高度认同（从内心，而非口头）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不仅身体力行，付诸实践，而且负起维护和传承的责任。用“极端”一些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应该将企业的人格精神“熔化”在自己的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
我们无法在短时间内迅速缩短与竞争对手在能力方面的差距。但这种凝聚在共同价值基础之上，且由干部率先践行的精神－企业的人格精神，却可以使我们的有限能力（战斗力）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发挥，达成许多在常规条件下本难以达成的目标。
精神是可以出战斗力的。孙子兵法云：“上下同欲者胜”就是这个道理。我觉得，这应该成为企业大学追求的价值！
当然，大学依旧需要开设业务和技能课程，而且质量要高，有自身特色，符合实战要求，这和大学的办学宗旨并不冲突。
在大量事关核心价值观和企业文化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很少看到生动、活泼和能够感染人的案例。每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活生生的，具有深刻教育意义和对人有深刻精神启迪的事情，不少变成了抽象的逻辑和空洞的说教。简单化，甚至形而上学大量存在。
在核心价值观和文化教育方面，我们究竟需要做哪些改进？
首先，教材的起草者，应该对公司成长和发展历史（不仅是对公司本身，还必须包括对公司成长和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外部环境变化的历史）有深刻理解；应该对公司创始人在公司成长和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心路历程有深刻理解；应该对公司创始人在公司发展的不同阶段如何制定不同发展战略以应对挑战有深刻理解，等等。达不到这个思想和认识的高度，无法胜任这一工作。
此外，在归纳公司核心价值观和文化时，其表述应言简意赅，如同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校训（三句话加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使人一目了然，易于记忆。
其次是核心价值观和文化的传承。
数月前，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军队四总部在北京举办了一场盛大文艺晚会。彭丽媛、宋祖英、阎维文、王宏伟等一流歌唱家悉数登场，演唱的歌曲是四十年前肖华将军创作的《长征组歌》。我相信，演唱者的自我感觉一定不错。但我更相信，观众的感觉一定平淡无味。因为人们既不能从他们的演唱中感受到红军当年长征的艰苦卓绝，也无法感受到“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浪漫情怀，因而无法产生激情和思想深处的共鸣，更不用说热血沸腾了。
这些歌唱家不是通过自己的演唱对“长征”精神进行诠释，而是在“认真”地完成一次“演唱”任务。他们不理解长征的历史和背景，从而也无法理解肖华将军当年创作《长征组歌》时所希望阐释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回想起六十年代寇家伦、贾士俊、马玉涛演唱同样歌曲给人带来的震撼和感受，真叫人感叹不已。
唱歌和教学其实一样。歌唱家通过演唱诠释曲目以感染听众，教师通过讲解阐释教材来影响学生。
因此，教材（亦即内容）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教师。一位颇有心得的同事对我说：对于教学而言，内容只是冰山一角，关键在于海平面下的那一部分。教师的经验、阅历、认知水平和学养，包括个人的品行，对讲课效果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这些因素，都包含在人们看不见的水下部分之中。
美国联邦快递公司一位高管在课堂上对学员说：“要让员工具有使命感，首先要让员工知道他们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我的办法是，告诉他们──你每天递送的物品不是沙子和瓦砾，它可能是某个心脏病患者的起搏器、治疗癌症的药品、F－18飞机的零部件，或者是决定一件案件审判结果的法律证据”。
这样生动的价值观教育，在我们的课堂上太少了。
我们的确有不少优秀讲师，但如同上述“优秀“歌唱家无法在歌曲中诠释长征精神一样，这些讲师由于对公司核心价值观及文化诞生的历史背景缺乏深刻理解和感受，不具备阐释公司核心价值观及文化内涵的能力，自然也就无法让学员产生激情及思想深处的强烈共鸣。如此，老板所希望看到的“写血书”，“扛炸药包”的场景也就不会出现，文化“传承”的目标也无法达到。
因此，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课程的讲授应该有别于其他一般课程的讲授。除了教材问题之外，当务之急，是要特别选择一批能正确理解及深刻阐释公司核心价值观和文化的资深干部担任讲师，以提升课程效果。
核心价值观和文化传承任务要由资深干部担任。同时，核心价值观和文化教育的重点对象也是各级干部，尤其是中、高级干部。是否真正理解并认同公司核心价值观和文化，必须作为考察、评价和使用干部的重要条件，而绝不是其他。
读了军旅作家王树增去年的一本新作《长征》，有一点感受（顺便提一下，《1901－一个帝国的背影》和《远东朝鲜战争》两本书也是王树增所作，均为同类题材中的较好作品）。
当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撤离井冈山根据地。湘江一战，八万多人损失过半。之后且战且走，且走且战，到陕北时，只剩万余人（其中还包括沿途不断补充又不断损失的兵源）。为什么在后来短短三、四年的时间里，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能够极其迅速地发展和壮大（从几万到几十万）？
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当时极其险恶的环境下，红军不惜一切代价，千方百计的保存了一批从根据地带出来的“种子”（其中不少“种子”是以巨大牺牲为代价得以保存下来的，书中对此有真实记录）。这批“种子”认同革命理论，经历过战争考验，有理想，有气节，目标一致，品行端正，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不论放到哪里，都能生根发芽，迅速形成一支队伍，凝聚一股力量。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
目前，不断增加的新成分正在日益稀释我们的队伍。这二年来的实际情况已经证明，相比业务素质的稀释，“政治素质”（即对公司核心价值观和文化的认同）的稀释（这种“稀释”不仅在一般员工队伍中有诸多表现，在干部队伍中也同样有诸多表现）对我们的挑战更为严峻。干部是事业成败的决定因素。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巩固并不断扩大一支如同当年红军一样的”种子“队伍，其结果可想而知。
大学的价值，正在于承担起巩固、教育和扩大这支“种子“队伍的使命，使大学因此真正成为企业人格精神的摇篮。这也是大学存在的意义。
电视节目《大国的崛起》的播出在社会上引起不少的讨论。
一个企业的崛起，和一国之崛起，实际上并无两样。国家的崛起，要以硬实力为后盾（经济和社会发展），也要有软实力（先进的制度和文化）作支撑，而软实力恰是保证一个国家持久崛起的基础，企业也是如此，这正印证了那句话，“唯有文化生生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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