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和发展的文化博弈

陈达夫

限制和发展的文化博弈
                  ——论财势政治与贤士思想的关系
                         文/陈达夫
　　

确立私有制是基于物质财产的缘故，所以尽管获得物质财产的方式有千差万别且善恶难辨，但掌握财产者必然通过购买武力来保障私有权及其后续继生的种种权利，财势因而兴起。
　　

创造物质财产是人们摆脱野蛮生存方式和精神幸福的第一步，而通过勤劳和有质量的劳动来获得社会的对等财产认同，自古以来都是道德推崇的高尚行为。只是，从私有制得到合法化之后，种种因物质财产所衍生的恶德败行与巧取豪夺，以及对有益于社会进步的组织或细胞的残酷阉割，并没有改变富人们相互之间为取代彼此而采取的种种攻击行为与竞争状态，也使得富人们希望试探性地通过制约彼此权力能以和平或文明的方式来确保自己的话语影响力。这时，财势的权力必然逐步走向均衡或受到制衡，制度终于出现民主性进化，西方法学认为“法律是制约一种权利侵害另一种权利，并保障一种权利不受另一种权利侵害”。
　　

不容置疑的是，私有制确立之后并没有改变穷人们的从属地位，即便进入到资本均衡时代，人权也得到显著保护，但物质财产仍旧对穷人具有完全的购买能力。事实上，“患不匀”的平均主义理念与“均贫富”的起义行为实践始终没有能够改变财势权力的政治地位，顶多是穷人们以鲜血或生命来获得利益集团对部分权利的暂时性让步。不过，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了任何形式的“斗争”与“让步”其实没有带来社会本质的改变，私有制或明目张胆或暗藏玄机：所谓进步的集中表现，是只有极少数穷人中能获得加入物质财产新贵族的入场券，大多穷人仍旧穷苦和饱受压迫；少数不善伪装成大度的富人被枭首，少数次富者因种种原因未能把握好转移财产之机而沦为穷人。
　　

尽管富人因财富而作威作福屡遭人背后非议，但在私有制社会，“作威作福”往往被视为权威的象征，却是被人们所畏惧、认同并向往的权力。传说汉初为兴建皇帝办公场所与寝室，新获物质财产新贵族的入场券的刘某最终还是被“威仪”与“震慑”学派的拍马者说服，取消了平民化生活方式。难以稽考的是，也许自此开始，“权威”首先就意味着奢靡与豪华的外在形式，其次是残害肢体与剥夺生命的恐怖主义被合法化与系统化，最后“权威”者的臭屁也成为世俗的经典。由此而论，私有制社会的文化本身就是占主流的秉承与宣扬私恶文化。
　　

可见，如果我们认同“思想问题是决定着人一切行为的上层建筑和领导方向”，很显然，私有制并非意味着公善文化必须死亡，实际上只是有很长一段时期是被人为掩盖或自行隐藏了。因为人类对于美的内在需求总会寄托于自身的未来以及生生不息的后代子孙身上，为此，当激烈的贫富矛盾难以获得和解的某个时刻，一旦被富人阶层的内在阴谋所利用后，战争便不会消逝。因为私恶文化具有暴力属性，而解决暴力的手段一般均“以暴制暴”。
　　

公善文化倡导或力行者可称为“贤人”或“贤士”。他们代表并传播美德，很久以前，因财势过于集中而隐遁；在财势型的社会结构得到进一步均衡之后，随着分工细化，多数成为非因思想被雇佣的逆主流思想家。
　　

《史记》与其他史书均有古代“贤人”或“贤士”的记录。为了烘托贤人的高风亮节，往往以君王亲自拜访，甚至有君王跪拜的传说。不过，总有一些“贤人”总是那么地“自视清高”，在古代社会，他们选择了远离君主政庭，本能地闪躲老虎“学生”刻意巧藏的利爪，甚至于连任何只言片语也不敢留在世上。
　　

无论真相若何，但人们看见的是私恶文化十分乐意地成为公善文化的学生。尽管大家知道这里的“学生”根本不是什么“劳改犯”，相反，公善文化的老师可能意味着终身要成为私恶文化的“劳教犯”而伴君如伴虎；但就为了这个礼节人们已经很知足了，这时也自得其乐地甘心被私恶文化的“天地国亲师”恶意欺骗。
　　

而在现代社会，“贤人”也是存在的，他们为了葆有个人自尊，不在财势门下求生，只为了一点“人份”。而所谓的“人份”，也即人之生存的尊严，实际上就是人获得尊重的权利与程度。当然，是否获得“人份”？这里却有个前提，当时的“贤人”除了向财势屈服称“臣”或充当吹鼓手之外，就是回归草莽沦为“草民”，个人命运没有任何保障；而现在很多冲突财势的知名思想者往往可以跻身成为职业作家、行业专家、学科教授，或获得其他保证生存的工作保障，个人及其家人的命运并不会太多地系于别人之手，他们方才有了能够保持积极向上和昂扬斗志的博弈可能。
　　

应该说，人的内心确实是私恶的。历史长河中，从“贤人”到“贤士”慢慢有了等级与档次差别，再升级至“名士”就已经毫无“贤”可言了。正所谓“名正言顺”，“入士”，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利用种种手段获得财势；第三步，获得财势领导地位并握有主流发言权，方才可称“实至名归”。这一点，中国魏晋时期可能就类似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正所谓“士风日盛”，是“士”文化百花竞放的历史时期。
　　

比较而言，“贤人”的“无语”，道德派认为这是至高无上的境界，从而为“见死不救”开启理论依据；这和“贤士”们所谓的“无为而治”管理智慧一样，其实是相同的产生了残酷的社会后果。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贤人”的“无语”到“贤士”的“无为而治”，再到“名士”的“竞豪奢”，中间其实有一条主线，那就是物质财产的有无及多寡程度。
　　

不过，可能古往今来的很多法学家和思想家都认为公善文化其实也是一种残忍的社会文化，因为人性本恶的结论。我们不去讨论人性问题。
　　

积极地说，贤士文化至少应该保持同财势文化博弈的关系，公善文化应该同私恶文化始终保持较量状态，也即贤士思想应该想方设法影响与改造财势政治。当然，应该清醒地看到，这里必须有一个前提——财势政治与贤士思想之间是一种限制和发展的关系。单纯的公善或私恶均无绝对的好处……
　　

　　（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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