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另一种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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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凡专门到湘西凤凰县一游的人，都是为了沈从文先生而来的。沈先生是凤凰人。沈先生的故居和墓地都在凤凰县城。用黄永玉先生的话说，“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沈先生没有战死在沙场；其实，沈先生也没有回到故乡。他遥远地死在一个叫做北京的喧嚣的大都市里。当年，一个二十岁的士兵为旧生活所窒息，被新生活所感召，突然决定放下枪，拿起笔，要以文学闯天下的时候，他所来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北京。这个一文不名的青年，在自己的文学梦中几乎冻饿而死。当初谁也不会想到他日后传遍世界的文名。郁达夫先生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曾经感慨万端又大泼冷水地记述过这个青年身处绝境的惨状。最后，这个顽强的青年终于在绝境中立定了脚跟，并且终于在文学的山冈上留下一片美丽的森林。这个闯荡了世界的青年终于又死在北京。如此说来，沈先生虽然没有战死沙场，终究还是客死他乡。回到故乡的不过是先生的骨灰。或者像我们自我安慰的那样：沈先生终于魂归故里了——一段迂回的山路，一片逼仄的台地，一块自然坠落的石头，石头略微凿磨的平面上是沈先生的笔迹：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理解“人”。这些话和这石头面对着已经有些污浊了的沱江，一座旧石桥，和一些已经破旧不堪的吊脚楼。在这些话和这石头背后的山坡上环绕着零乱却又茂密的草木。凤凰的朋友们当年参加过那个仪式，他们说，大部分骨灰撒进沱江了，只有几块骨头是由沈先生的孙子亲手埋在这石头下面的。

　　其实，一个游子，一个精神的游子是永无故乡可回的。就像一条从雪山之巅走下来的河，从它出走之日，就再没有回家的路了。

　　沈先生在凤凰城里长到十五岁，而后从军，又在沅江、辰水之间浪迹五年。此后，湘西的山水就再也关不住一个年轻人的心了。可这二十年的人生成了沈先生文学创作的源泉，他那些所有最深沉最美好的文章，都是从湘西的江河里涌流出来的，这个有一位苗族祖母又有一位土家族母亲的乡下人，这个没有上过大学，没有留过洋，没有任何文凭学位的湘西赤子，竟然做成了一件伟业：他用湘西的河水滋润了在一派酷烈的“西风”中枯萎断绝的中国诗魂。有了他的《从文自传》，有了他的《湘行散记》，有了他的《湘西》，有了他的《边城》和《长河》，中国人枯叶一般飘零的诗情，终于又有了一片水意深沉的沃土。再过一个世纪，两个世纪，再过许多个世纪，当人们回过头来打量中国传统文化分崩离析的过程，当人们辨别中国人的生命样式和别人有什么不同的时候，沈先生留下的这一片美丽的森林，是会叫人惊奇和赞叹的。——“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理解‘人’。”

　　大概是因为沈先生盎然不绝的诗意吧，他竟然在许多时候，在许多人那里被误解成是一位，而且仅仅是一位传统的“田园诗人”。许多人把“美化落后”“诗化麻木”的批评放在他的名字上。也确实有人依样画葫芦的，把中国所有偏远落后的乡村变成了“民歌集成”的歌舞场，并因此而得到了大大小小的文名。我一直不解的是，怎么会有这么深的误解和误读？别人不懂也就罢了，难道我们这些中国人也真的再也听不懂中国诗人的歌哭和咏叹了吗？难道历史的风尘真的把我们埋葬得这么深这么重了吗？难道一种弱势文化的人连听力、视力和生命的感觉力也都是弱势的吗？以致我们竟然听不懂一个肝肠寸断的柔情诗人的悲鸣？以致我们竟然看不见，在夕阳落照下的那样一种悲天悯地的大悲哀？“于是，我就在道尹衙门口平地上看到了一大堆肮脏血污的人头。还有在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我那时已经可以自由出门，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人。每当人已杀过不及看那一砍时，便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一二三四屈指计数那一片死尸的数目。或者又跟随了犯人，到天王庙看他们掷茭。看那乡下人，如何闭了眼睛把手中一副竹茭用力抛去，有些人到已应开释时还不敢睁开眼睛。又看着些虽应死去，还想念到家中小孩与小牛猪羊的，那份颓丧那份对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远忘不了。也影响到我一生对于滥用权力的特别厌恶。”“但革命在我印象中不能忘记的，却只是关于杀戮那几千农民的几幅颜色鲜明的图画。”看了这样的文字还要说沈先生是一个传统的田园诗人吗？还要说他用诗意涂抹了苦难吗？这个世界上可有一个摆满了人头和尸体的“世外桃源”吗？而这些刻骨铭心的记忆，这“几幅颜色鲜明的图画”，是所有那些潮湿的吊脚楼，雾气弥漫的河水和夜幕上闪烁的星星们的背景，所有那些妓女、船工、士兵和农民们的故事，都是在这样一种深重到叫人透不过气来的底色上描绘出来的。如果说在中国传统文人诗歌中的“悯农”

　　和“田园”，体现的是一种封闭的人格，并在两千年的延续中最终变成了一种“慢性乡土病”，那么走出湘西对于沈从文就不仅仅是一次旅行，而是一种对新生活和新精神的追求。是一场再生。对此，沈先生曾十分恳切地说过“我离开家乡去北京阅读那本‘大书’时，只不过是一个成年顽童，任何方面见不出什么才智过人。只缘于正面接受了‘五四’余波的影响，才能极力挣扎而出，走自己选择的道路。”这个秉承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湘西人，以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和自己的家乡时，就诞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一片最深沉也最美丽的森林。中国诗歌所最为崇尚的“神韵”和“意境”之美，在这片森林中流变成为一种不可分离的整体呈现。这是中国诗的传统向现代散文文体一次最为成功的转变。而弥漫在这些美丽的文字背后的，是一种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对于生命沉沦的大悲痛，和对于无理性的冷酷历史的厌恶。在这肝肠寸断的痛惜的背后，是一种人的觉醒。是一种现代人格的建立。对此，沈先生自己说过一句肺腑之言：“写它时，心中充满了不易表达的深刻悲痛！”所谓“大音希声”，所谓“有大美而不言”。不像郁达夫、郭沫若们那般直露地“噫！噫！啊！啊！”，未必就不懂得痛苦，未必就没有深刻。事实上，这正是沈从文先生不为潮流所动，独到而深沉的追求。——一个能和时代风格相抗衡而独立于世的作家必定是大家。在当时那一派峻急、坚硬、浮躁的白话“国语”的主流中，沈从文的从容沉静和优美大度尤其显得卓尔不群。看了沈先生一九三四年为《边城》所写的“题记”，就更会明白他的追求是出于一种清醒而深刻的自觉。在沈从文诗意神话的长廊中，《边城》无疑是最精美的篇章。那是关于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和一只狗的童话。随着一幅幅或浓或淡的画面从眼前消失，在你整个的身心都得到深沉的舒展之后——慈祥的祖父去世了，健壮如小牛的天保淹死了，美丽的白塔坍塌了，姑娘的情人出走了“也许永远不回来了”，善良天真的翠翠，在挣扎不脱的命运中再一次面临了母亲的悲剧，翠翠那一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不得不“直面惨淡的人生”。溪水依然在流，青山依然苍翠如烟，可是一个诗意的神话终于还是破灭了。这个诗意神话的破灭虽无西方式的剧烈的戏剧性，但却有最地道的中国式的地久天长的悲凉。(在这一点上身为洋人的金介甫先生反倒比我们有更敏锐的体验和论述。)随着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的喧嚣声的远去，随着众声喧哗的“后殖民”时代的来临，沈从文沉静深远的无言之美正越来越显出超拔的价值和魅力，正越来越显示出一种难以被淹没被同化的对人类的贡献。如果说沈先生的文字流露出了某种“世外”意味，那也是因为湘西这块土地一直是苗族和土家族世代杂居之地。这是一块不曾被正统的儒家文化彻底同化的土地。这块土地曾经以它无数次的对中原文化的以死相拼，才保持了自己的“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这里的“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如果不是“原始的”也是一种“原本”的生命样态，它用不着和儒家的“入世”相对立而存在。(当然这里所强调的是一种不同的精神特质，它们并不可以拿来对苗族、土家族人的生活状态和历史境遇，做简单的“诗意化”诠释。)也正是这一脉边缘的“异质文化”，成就了沈从文的独特。而这和那个浸透了中原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桃花源”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正因为这个产生于中国本土的独特性，又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IMG=BB98202601>千丝万缕的联系，沈从文才有可能“自然而然”地完成对于中国诗歌的承接和转化。在世界性的文化大潮的交汇和吞没中，在难以言说的沉沦和阵痛中，这是一次边缘对于中心的拯救，这是一次弱势对于强势的胜利。总会有那么一天，总会有越来越多的精神的成熟者，听懂了一个肝肠寸断的柔情诗人的咏叹。总会有那么一天，总会有越来越多的纯美的寻觅者，读懂了一个悲悯的智者地久天长的书写。

　　站在沈先生的纪念碑前，不知怎么就想起了川端康成。这两位在某种意义上都有唯美倾向的作家，在各自的祖国却有着绝然不同的命运。沈先生一九○二年出生，川端康成一八九九年出生，相差只有三年。在三十到四十年代他们都已经写出了自己最优秀的作品。二次大战之后，沈先生来到“新时代”，川端康成在日本战败的背景下“深深陷入凄凉与寂寞之中”，“把自己也当做已经死亡”。但是，此后的沈先生从此落入到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性的“自谴”当中。在一片“旧社会的渣子”“新时代的落伍者”“腐朽的资产阶级”的自我谴责中，沈先生同大部分从“旧社会”过来的知名作家一样都放下了手中的笔。在这个以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时代，他们真的成了“废物”，成了“寄生城市里的‘蛀米虫’，”

　　对于“起始当家做主的新人，如何当家做主，我知道的实在太少了。”但“把自己也当做已经死亡”的川端康成，却一部又一部地写出了《舞姬》、《千只鹤》、《睡美人旅馆》、《古都》等等作品，并且在一九六八年为日本赢得了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而一九六八年，沈先生正在“五七干校”改造。在此之前，在那个特定年代，他的家被抄过八次，他本人曾被强迫打扫厕所达一年之久。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的被窒息，被灭绝，在“文革”中登峰造极，愈演愈烈。或许这就叫做宿命，或许这就叫做古老传统所给定的轨迹，或许这就叫做在劫难逃吧。一个天才，一个拯救并承接了中国诗魂的湘西赤子，不得不夭折，不得不窒息。我们口口声声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我们念念不忘中华民族文化创造性的转化，可我们却在许多年里把做成了如此伟业的作家视如粪土。总算盼到有一天我们把他又“发掘”出来，又“发现”了他的时候，我们又禁不住如此“习惯”而“老到”地，把他放进一个古典的“田园诗”的画框里。我们真是不可救药地病人膏盲！

　　站在沈先生这块天然未凿的石碑面前，我想，它纪念的或许应当是一九五○年以前的沈从文。沈先生微含笑意的脸从斑斓的石纹中显现出来，有谁能读懂困顿在那些苍老的皱纹里的创痛和沧桑？行文至此，热泪横流。因为我们明白，沈先生自己的生命最终也没有能逃脱了那种无理性的冷酷的淹没。沈先生作为文学家的生命，最终也融进了那一片沉重得叫人透不过气来的底色之中。和家乡那些成千累万在无奈中死于战火的青年人一样，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在四十八岁的壮年，也就是一九五○年，骤然夭折在时代的风雨中。沈从文先生的后半生虽然又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巨著问世，但那已不是文学，那更是一种“四库全书”式的“学问”。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最终还是没有能走到底，最终还是窒息在历史的沙场上。留在这里的这块石头，不过是一个跋涉者骤然止步的记录。

　　其实，沈从文先生又何需一块石，何需一座山，何需一条河来为自己的不朽做纪念呢？只要打开他的书，你就能走进他那一片无比深沉又无比美丽的森林。让我们向这片森林深深地鞠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