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零年,八零后最大的一批已经30岁,进入了“而立之年”,而九零后最长的一批也已经成年,开始在社会舞台中显示自己的存在,进入自我打拼的人生新阶段。纵观八零后、九零后这一庞大的年轻人群体,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一是高端的少数人,名牌大学毕业,或出国、或创业、或进入世界五百强、或进入国企垄断行业、或报考国家公务员等等,他们的“前途”与“钱途”都很光明,令人羡慕;二是中端的一大批,一般大学毕业,运气各有好坏,努力做白领、争取做房奴,追求感情、害怕危机,在“钱途”与“前途”之间不断纠结;三是最下端的庞大人群,大中专毕业,农村出身,四处漂泊,“钱途”就是“前途”,身心疲惫,偶尔向往一下最原始的浪漫生活。
进入二零一零年,短短的五个月时间,台湾富士康公司就发生了震惊世人的“十连跳(楼)”事件,8死2伤(截止5月21日),跳楼者的主体大都也是八零后与九零后的年轻人。如此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戛然而止,如此高频的传染性厌生,从富士康一家就可以看出很多问题。再放眼观察全国各地打工者聚集的地方,各种悲剧的表现虽有不同,但深层次的原因却是相通的。
在这些悲惨故事后面,隐藏着的是社会对新一代底层打工者生理与心理需求的漠视与冷淡。对于他们生存所必须的几大“饥渴”没有足够的前期研究与后期干预,更遑论形成一种达成普遍共识的社会文化。所有这些,企业有责任、政府有责任、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也是责无旁贷的。
本人关注此事已有一段时日。自己出身农村,对农村青年的诸种状况比较熟悉;这几年也曾经参观过广东深圳、东莞、上海、江苏太仓、浙江温州等地的众多加工制造行业,有着不少感性的认识;再加之特别指导过一篇专门论述民工管理的MPA论文,也间接知晓了不少民工生活实态的内容。
综合起来,我提出如今的八零、九零后新一代打工者,有四大方面的“饥渴”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与研究。
第一大饥渴:对“金钱”的饥渴。 对金钱的渴求几乎是这一群体求生式的本能反应,因为他们是典型的“无依无靠”群体:“无依”是说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贫瘠乡村,没有城市人那些天然的机会与资源,更没有政府的各种偏爱与保障“可依”;“无靠”是说这些打工者的父辈往往都是农村或小城镇的底层民众,父辈们自身的生活尚且艰难,更不可能像很多城里孩子那样通过让他们“啃老”来提供“可靠”。这些年轻人在童年及少年时代就已经深深体会到人间的炎凉,对于金钱的渴望几乎是与生俱来的!
从富士康事件的报道及本人亲身观察的结果可知,这些打工者几乎没有不加班的。事实上,不加班的话很多时候连自己都养不活,更别说去支援父母或接济弟妹了。显而易见,他们加班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一个字:“钱”!
但可悲的是,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的时代已经不是“劳动致富”的时代了,特别不是劳力型劳动致富的时代了,这个是与他们父辈最大的不同之处。今天的社会对于“资本致富”的崇拜与对于“劳动致富”的漠视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些年轻人往往悲哀地发现,他们挑战自己体力极限所获得的财富在整个社会人群中的相对值越来越低,与社会平均水平的距离也越来越大,由此衍生的失望与悲观可想而知;再者则是他们面临的各种需要“消费”财富的诱因却愈来愈多,从反方向加剧了他们对于财富的渴望。如网吧(像富士康那样可以免费上网的凤毛麟角)、手机、交友、再培训等项目已经成为新一代底层打工者必须面对的一些“基本”开销,否则就会彻底落伍并为别人不齿,这一点与那些五零后、六零后的父辈们当年打工所面对的环境是完全不同的,财富消费的诱因在今天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法抗拒。
一方面是收入相对减少、另一方面是支出绝对增多。这“一反一正”把很多新一代底层打工者的财富动机逼到了绝境!更不要再说还有不少贫困家庭的父母在等着孩子寄钱看病,弟妹们(农村还是有相当多的两胎或三胎的)等着寄钱去缴学费这样十万火急事情的逼迫了。
第二大饥渴:对“性”的饥渴。 大凡有人性的人,都不应对这一问题避而不谈。同样是人,为什么他们在血气方刚的时候被剥夺了性生活的权利?殊不知,这样的大规模、长时间的“憋”性,对于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是何等巨大,不出毛病倒是奇怪的!
我指导论文的那位MPA学生,在上海浦东的一家外资企业中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达八年之久,主要管理的就是三千多名民工,对他们的生活形态非常熟悉。在我要求他做的大样本调查中,“工资待遇低”、“社会歧视多”以及“性及情感没有着落”是最典型的前三项。事实上,如果你听他讲各种个案故事,会有非常辛酸的感觉:什么家里的老婆跟人跑了、或跟别人睡了;什么一年难得回去相个亲,人家嫌自己老,或开始还好后来见不着面就自动黄吹了;什么在厂区里面为了一个女人大打出手……打这些字的时候,他讲的一幕幕情景又浮现在眼前,眼泪不自觉地在眼眶里打转。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中,大家熟悉的可能是“食、水、衣、住”等方面,其实他的原始理论里面把“性”也放在最底层的“生存需求”中,只不过中国的学者多忌讳提到这一点罢了。大家看到,在富士康,有女孩子的车间就是好车间,有女孩子的楼层就是好楼层,说明什么?说明虽然不可能有真正的性生活,能够看到女的,有个“意淫”的对象也是好的。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制鞋这一类女工占绝大多数的工厂,我曾经亲眼所见,某世界顶级品牌的制鞋工厂换班时,成百上千的妙龄女孩面有菜色、穿戴随意的“壮观”情景,我想,除了没钱、没空去稍微装扮一下自己以外,恐怕与厂区里基本没有男生,觉得没有必要也有很大的关系。
记得曾经听过一个公安局副局长在酒后跟自己的好友说,真的不想去抓那些打工仔的嫖娼行为,最好让特定地区的性工作者合法化!为什么富人可以有各种机会与手段去玩女人,穷人就没有这个权利?本质上都是人,都有一样的需求,看看富士康周围那些拿着微博工资去消费八九十元一次(很低价格)的嫖娼行为,心里的滋味是打翻了五味瓶,挺难受的。
第三大饥渴:对“爱情”的饥渴。 这个不同于上面讲的纯粹的荷尔蒙释放,对于女性来说,这一方面的需求甚于男性。5月11日跳楼的就是富士康一位24岁的女员工,报道称涉及情感问题。事实上,在很多新生代打工者那里,爱情几乎是他们唯一的精神向往,但很多时候又变成可望不可即的奢望。
18-30岁正是“钟情”与“怀春”的自然年龄,特殊的经历与环境又加大了爱情在这些年轻人心目中的砝码重量,有的甚至不惜以死相殉。原因是:第一点,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不是在典型的多子女背景下长大,尽管也会有一两个同胞,但都曾是爸妈的心肝宝贝,现在出来打工了,父母的呵护不复存在了,但那种需要呵护关怀的心理还是强烈的。这种强烈的心理自然会转移到对爱情的渴望,会把爱情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第二点,打工的生活实在是单调,没有什么可娱乐的(有也消费不起),异性的陪伴是最好的慰藉了;但可悲的往往是第三点,由于缺少经济能力的支撑,很多打工者之间的爱情极容易变化与破裂:因为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没有财力抗衡“外来者”的侵袭、没有办法构筑清晰美好的未来生活图景……所有的这些“没有”,都会使得这些爱情变得非常的脆弱与不稳定。
新生代底层打工者中最有效地沟通工具可能就是手机与QQ了。特别是QQ,在很多打工者的爱情当中,扮演了“双刃剑”的角色。有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辨别他们之间到底是“爱”情还是“性”情?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两者都有。大凡看过那些描写北漂或南下打工生活文字的人都能体会到:在异域他乡,在高强度工作压力与严格管制情形下,打工者在业余时间想找个异性说说话、温存温存,是何等朴素与自然的欲望。
很多时候,现实中没有这样的人选,他们就到虚拟的网络上去寻找。QQ是个好工具,也是一大伤人利器。有的人因此“一夜情”,有的人因此上当受骗、财色两空,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着,尽管很悲伤,亦属很无奈。加之有的牵涉到老家恋人或配偶等更多悲情故事的产生,使得这些打工者的爱情显得很是苍凉。所有这些,我们能够单纯用一个“道德”字眼来加以评论吗?
第四大饥渴:对“认可”的饥渴。 这是一个“夹心层”的状态,从物质到精神皆是如此。而正是这样的尴尬状态,让这些常年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处于双重的“认可”饥渴状态:一方面希望在老家的村里被认可成“强人或能人”,另一方面又希望被城里人认可成“平等”的一员,试图进入城里主流人群的生活状态。但在这两个方面,很多新生代底层打工者受到的是双重精神打压,因此痛苦不堪。
对于老家人的认可:为什么有的打工者有假期也不回去?原因很简单:他(尤其是男性)在外面混得不如意,村里谁谁谁在哪里又发财了,谁谁谁在哪里结婚买房了。虽然本人不属于这一阶层,但几乎每次回老家,都会听到类似的故事。这些他人的“成功故事”对于所有“未成功”的人来说,是无形的巨大压力。尤其是当衡量的标准是单一金钱的时候(穷怕了),这种压力的传导机制就更加可怕了。
最大的不认可还是来自打工所在城市周围人的不认可。这些打工者会觉得一直处于一种“边缘人”的状态,极少有人能够真正进入当地主流人群的生活。公交车上异样的目光、人群中别人警惕的眼神、子女入托上学时的种种限制……一切都在说明:你与他们不是一个群体!你只是一个外来者,是一个注定的奉献者而非分享者。要讲辛酸的故事,莫如“外来媳妇”的现象:那些当地居民中能力弱、家境差、长相丑而又年纪大的才把目光投向外地来的女孩,让她们承担“传宗接代”的任务,结婚后继续承受各种莫名的歧视与侮辱。很多时候,还会有严重的家庭暴力,也只有打了牙齿和血吞下,根本没有理论的地方。
八零后、九零后底层打工一族这种寻求认同的心理阈值要高于其父辈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在文化知识方面要普遍高于父辈们,因而在思考与精神追求方面的要求自然更高一些;他们虽然穷,但对现代的娱乐传播等形式会很有兴趣,他们的信息量要远远高于父辈们,当他们把参考、比较的对象放大到其他同龄群体的时候,其失落感会更加强烈。
物极则必反,受够了贫穷与白眼的打工一族,现实中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微乎其微,只好把这一希望寄托到幻想事件中。“买彩票”是这一群体在绝望当中仅存的一线希望,尽管实现这样希望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他们还是幻想哪一天能够鱼跃龙门、发生财富突变。大家都知道天方夜谭不可能,但那却是他们日日做的美梦,真的不忍心去叫醒。
父辈们打工时“老乡会”、“同学会”会比较盛行,是因为这批打工者从来没有把异域当成自己的归宿,他们的目标非常清晰明了:赚钱以后,回老家盖房子,过上比较舒适的生活;而今天的八零后与九零后底层打工者,很多人是把进城作为自己的理想,他们设定的目标要远远高于其父辈,而所得收入的相对值却比父辈还要低,如此幸福感相较之下自然下降很多。很多时候,他们是首先不认可自己,却要想着社会地位高的人们对他们产生认同,其结果可想而知。从富士康公司内部员工之间互不相识、互不买账的“碎片式”生活描写可以看出,这些新生代打工者在社会认可方面有着非常严重的内外在缺失!这些,都足以摧毁一个人生活下去的信心,甚至促使他(她)走上极端的不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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