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大学毕业等于零

XUANQI

第一篇 激情有理
激情有理(1)
         作者：綦玉宁
    　 　1981年，我幸运地走进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但不幸的是，一进北外，就“被迫改行”（原本报考的是英语系），拿起了法语课本。但不幸之中毕竟还有万幸：就在同一年，在巴黎，一位法国人异想天开，推出了一场长达6个小时的世界影视广告通宵展映活动，这也就是后来让我痴迷至今的“饕餮之夜”。
    　　法语外教
    
    　　大二的时候，有一天，法语外教梅涛小姐在课堂上告诉我们，法国有许多人喜欢看广告，广告是一个公众话题，人们谈论广告和谈论天气一样平常，而且津津有味。这让我听得目瞪口呆，笑掉大牙：资本主义竟然已经没落无聊到如此地步。
    　　梅涛小姐是个地道的法国人，但给人的感觉却像一个不折不扣的德国人。她不苟言笑，工作起来像头牛，连在黑板上写字也都像运足了气一样，弄得粉笔头“啪啪”飞落。常常是一堂课还未过半，她的鼻尖儿上就已经沁满了汗珠。她是我们的语言老师，也是一位法兰西文化的模范传播者。她说的有关法国的一切，我们都信，或者努力去信，唯独她这段有关广告的插曲，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像力。无论如何信马由缰，无论如何壮着胆子浪漫，我们也想不出法国人究竟哪里出了毛病。那时，广告在人们的眼里就像苍蝇一样，人们厌恶它，鄙视它，恨不得一巴掌拍死它。不过，梅涛小姐在向我们提及广告的时候，虽然只是三言两语，但她永远紧绷的脸上却露出了少有的轻松，兴奋得像是变了一个人。我相信梅涛小姐说的是真话，但又无法相信法国人竟然会傻到如此地步。
    　　从本科到研究生，后来又留校任教，再借调到国家教委国际合作司，一切都顺理成章，不紧不慢。我也满足于校园的单纯清净，与世无争，平时与学生混得不错，再做些翻译上的学问，北外10年一眨眼就过去了。10年间，除了梅涛小姐的那几句广告闲谈外，广告与我似乎毫不相干。
    　　1991年初，我出国进修。原本去法国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法国之行泡汤，我“被贬”来到瑞士洛桑大学的现代法语学校，一边进修法语，一边在语言实验室担任助教，辅导来自各个国家的法语学生。没有想到，正是这一次“不幸”，让我体验了一次激情的力量，也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瑞士闪念
    　　在瑞士，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活生生的西方广告。洛桑和日内瓦一样，都属于瑞士的法语区，收看法国电视台的节目非常方便，我很快就明白了梅涛小姐当年有关法国人喜欢看广告的奇谈。另外，刚到瑞士，有两件不起眼的小事也让我见识到了广告或者说广告文化的特殊之处。
    　　一次是在一个有关语言的研讨会上，一位语言学家对瑞士和法国的广告语（广告口号）进行了比较分析。他侃侃而谈，竟然从广告语里挖出瑞士人是如何保守、如何自高自大而又含而不露，法国人如何懂得诱惑与被诱惑、如何胸怀世界而又缩手缩脚等等。真厉害。
    　　另一次是在大学公寓的前厅里，两个大学生坐在电视机前看广告，一边看，一边争先恐后地抢着猜广告卖的是什么产品。整个广告时间成了他们两个的益智游戏，而且是前仰后合，旁若无人。当然，他们看的是法国电视台的广告。广告一结束，两个人才算是恢复到正常状态，变得没精打采了。
    　　虽然觉得那里的广告很新鲜，但瑞士的山川更新鲜，更诱人，世外桃源一般。因此，我对满世界的广告很快就习以为常，视而不见了。
    　　除了学业外，打工、旅游成了我在瑞士生活的第二职业，有时打工和旅游两不误，更让我体验到了一种乐不思蜀的感觉。有一次，为一家培训机构派发培训小广告，一天就要跑好几个城市。一会儿是人来人往的闹市，一会儿是幽静的莱芒湖畔，一会儿又是爬半个小时才有一户人家的美丽山地。虽然腿脚受累，却真正领略了瑞士的如画风光。
    　　一年的进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我开始打点行装，准备回国。一天，我收拾行李到深夜，感觉有点疲劳，又有点心神不定，就来到公寓的前厅，打开电视，准备休息片刻。夜静极了，只听到不远处莱芒湖水有节奏的拍岸声响。公寓的学生都已经入睡，我把电视的音量调到了最低，信手选了一个频道。广告，广告，广告，还是广告……没有停顿，一连串的广告。鬼使神差，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没有换频道，而是呆呆地看了下去。我什么也听不见，耳边只有湖水悠缓低沉的撞击声，一浪接着一浪。广告，广告，广告……没完没了，过瘾之极！我当时不知道这是什么节目，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饕餮之夜”，更不知道这是法国电视台有史以来第一次转播“饕餮之夜”，但我的眼睛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散发着魔力的广告世界。
    　　窗外渐渐亮了起来，街面上也开始有了动静。终于，公寓的清洁女工来了，她看上去无精打采，而我也是一脸疲惫，但一浪接一浪的广告狂潮让我的大脑始终处于极度的亢奋状态。女工见我这么早就起来看电视，很惊讶。互道早安后，为了不妨碍她的清洁工作，我只好起身回房间了。就在我关电视的一刹那，我的心开始狂跳起来，一个压抑不住的念头像浪潮一样不停地向我撞来：去法国，学广告！ 
    

第一篇 激情有理
激情有理(2)
    　　法国求学
    　　我没有回国，而是不分昼夜，把洛桑大学图书馆里的广告书籍翻了个底朝天，然后选择了设有广告专业的法国信息与传播科学高等研究学院，准备报考。
    　　由于考试时间迫近，我在瑞士的签证即将到期，去法国参加考试的签证申请又被拒，求学的梦想一下子变得十分渺茫了。但学广告的激情一遍一遍地告诉我：不能放弃。我没有时间多想，直
    接打电话到学校，一五一十地讲明了自己的情况。在焦急等待校方答复的时候，我甚至想过即便是偷越国境，也要去巴黎试一试。随后就开始与日内瓦的中国朋友联系过境事宜。在而立之年，对自己的命运做出重新抉择，投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甚至昨天还是只有反感的领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在这个时刻放弃激情，也许就很难再有第二次机会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执著和真情打动了校方，学校竟然破例为我在法国驻日内瓦领事馆设立了一个单人考场，与巴黎的报考者在同一时间考试。当我走进法国领事馆，独自坐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面对着墙上镜框里密特朗总统神秘的微笑的时候，我明白，这一次，是我选择了命运，是死是活，不再回头。
    　　综合知识初试通过之后，我又参加了专业考试，通过之后又进行了面试，接受未来导师的考察。最后，我被幸运录取，开始攻读商业传播与广告传播的博士学位。
    　　入学之后，我才了解到，这所学校是法国传播领域久负盛名的精英学校，入学之难，让很多法国学生都望而却步。第一轮初试过后，常常就有半数考生被淘汰出局。记得参加最后面试的时候，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位法国女孩。趁着“临刑”前的一点空隙，我和她打招呼，随便聊了两句。得知她是广告公司的职员，我顿时觉得她太伟大、太了不起了。那时，在我的心目中，广告公司是最神圣的地方，学广告的最高境界也莫过于进入一家广告公司了。我很疑惑她为什么还要来学广告……果然，张榜之后，她没有被录取。我竟然是最后十几位幸运者中惟一的外国人。
    　　学校的校风非常严谨，而且大大超出了曾经也是大学教育工作者的我的想象。开学那一天校长讲话，他从会堂的后门进来，学生们都静静地目视着他。在走到距离讲台不远的地方，校长看也不看学生，像是自言自语地突然冒出一句：“学生们不起立吗？！”声音不大，但却好像是师傅怒斥徒儿一样：不懂规矩！只听哗的一声，徒儿们齐刷刷地起立致敬。这时，我发现校长的手里竟然还夹着一根冒烟的雪茄。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是在法国的大学里。
    　　开课后，无论大课小课，都有一位秘书拿着签到表让每一个学生签到。上课时间一到无论主讲老师是否准时驾到，秘书都会把签到表拿走。因此，学生即便是迟到，都可能以旷课论处。
    　　学校不仅校风严谨，而且绝大部分授课老师、包括论文导师都是工作在法国传播一线的决策人物。他们实战经验丰富，授课内容非常实用，还经常会透露一些决策内幕。有一次，我和导师探讨什么才是赢得广告客户的决定性因素，老先生笑而不答，从公文包里摸出一个厚厚的有点发旧的本子，上面记录的都是他职业生涯中积累的关系名单。他哗地翻了一下本子，略带神秘地说：“靠这个！”然后又睁大眼睛，点了两下头，意思是说：这是真的。
    　　来到巴黎之后，生活变得异常单纯、单调，专业学习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很辛苦，但我倒是有一种找到了组织的感觉，乐在其中。几乎每个周末，我都要带上纸笔，背上照相机，走街串巷，拍摄户外广告，记录有意思的广告语，收集商场派发的各种促销广告单或者沿街摆放的免费广告刊物。平时，我还请朋友转录电视台的广告，收集各种刊有广告的过期杂志。后来，就连房东老太太一发现报纸上有什么好广告，或者有关广告的文章，都会兴致勃勃地来向我“汇报”一番。因为我没有电视，老太太有时还会在广告时间招呼我一声：“綦，快来看看你的广告。”生活在广告的世界里，很充实，总有无穷无尽的兴奋点。
    　　一天，我在一本名叫《广告屏幕》的书里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一位叫布尔西科的广告收藏家从1981年开始，每年都在巴黎举办长达6个小时的通宵广告晚会，成为酷爱时尚的年轻人的狂欢节日……”读着读着，我突然想起了在瑞士度过的那个广告不眠之夜……莫非这是同一件事情？莫非这就是让我发疯似地放弃一切、甘愿在30岁从头做起的“罪魁祸首”？
    　　布尔西科接受了我的采访要求，他成了我在巴黎广告采访的第一人。在采访中，我的猜测变成了事实：布尔西科正是把我引入广告人生的幕后导演。此次采访之后，我又利用一切可能的闲暇时间，采访了法国广告界的许多风云人物，其中包括PUBLICIS广告公司的创始人、被称为法国现代广告之父的传奇人物布勒斯坦先生。我也因此在法国广告界有了许多朋友，这为我回国之后做“饕餮之夜”、从事中法广告界的交流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当时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外国学生，但法国信息与传播科学高等研究学院的背景成了我的敲门砖。原来，当初法国领事馆能够为外国学生设立单人考场，也与学校的背景不无关系。
    　　1993年，我终于第一次在现场感受了巴黎“饕餮之夜”的强烈震撼。在经历了从深夜零点开始、直到早晨7点多才结束的彻夜广告狂欢之后，我的身心被彻底征服了。这是一次洗脑，一场只有法国人才想得出来的娱乐概念的洗礼。置身于那种节日的氛围里，任何人都会忘记自己的年龄，都会痴迷于广告的魔力，疯狂呐喊，手舞足蹈。
    

第一篇 激情有理
激情有理(3)
    　　中国品牌
    　　如此丰盛的广告大餐，应该介绍给国人分享。当时，我得知中央电视台正在筹备一次全国性的广告研讨活动，就给台长杨伟光先生发去了一份传真。石沉大海。接着，我又给国内几家广告专业杂志发去信函。漫长的等待之后，同样是杳无音信。
    
    　　等到回国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中国广告协会，拜访了刚刚走马上任的广协秘书长，然后又挨家挨户地去拜访广告公司和媒体。出国之前，我对广告一无所知，甚至只有反感；刚刚回国，我对中国广告业的情况同样毫无概念。但我相信，中国广告需要“饕餮之夜”。然而，虽然宣传录像带里一个个精彩广告让我拜访的每一个人都两眼放光，但却没人相信有谁会吃饱了撑得济济一堂地去看广告，更没有人相信有谁会傻到自己掏腰包买票去看广告。这就是现实，是当时的大环境。尽管我经历了巴黎的狂欢，知道人同此心，坚信国人最终会接受并选择这种富于创想的娱乐时尚，但现实毕竟就是现实。
    　　我没有放弃，而是一边在广告公司做创意，加深对中国广告市场的了解，一边通过专业媒体介绍法国广告。我根据对布尔西科的采访，写了一篇题为《广告也有发烧友》的专访。文章里，我大胆地把布尔西科的广规展映活动用中文定名为“饕餮之夜”，不仅让“饕餮”这个几乎睡死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里的文字和形象复活，也在后来的“饕餮之夜”环球展映中创造了一个营销之谜。1996年“饕餮之夜”中国首映时，当我向布尔西科解释何为“饕餮”、为何将活动的中文名称创意为“饕餮之夜”时，尽管他一时还无法想象出“饕餮”究竟是一种什么模样的怪兽，但他的眼里却闪现着好奇与兴奋……
    　　经过多年的努力，“饕餮之夜”终于在1996年登陆北京。中国首映版精彩之极，北京展览馆剧场连续两天爆满，五千多名北京观众如痴如醉的场景至今让我难以忘怀。开场之前，我激动万分，高高地举起双手，与布尔西科击掌相庆。从此，“饕餮之夜”为中国的广告文化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也成为中国广告人和广告发烧友热切期盼的年度性盛大节日。2001年和2002年，“饕餮之夜”更是连续两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厅获得满堂喝彩，成为中国广告界的历史性事件。
    　　“饕餮之夜”是巴黎夜生活中的一枝奇葩，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好产品，这是它得以行销全球而且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但“饕餮之夜”又是一道地地道道的西餐，是一个具有浓厚的西方文化背景的特殊产品，从一开始，它的菜谱就是为欧美市场选定的。因此，在将“饕餮之夜”引入中国的整个过程中，针对中国市场的特殊情况，我对“饕餮之夜”进行了全新定位和重新包装。这对我是一次考验，也是对自己“洋为中用”能力的一次检验。
    　　首先，我放弃了活动原有的名称，创作了全盘汉化的“饕餮之夜”的名称，为活动的品牌之路打上了一个特殊的符号烙印。最初，有关领导在得知“饕餮”有大吃大喝的嫌疑之后，认为使用这样一个名称欠妥，与大环境不协调，主张“吃得简单一点”……我知道，没有这样一个名称，广告也许根本不会引起领导的关注。营销就是创造神秘，继而引导消费者去解密。当你再无秘密可言时，你的营销之路也就走到了尽头。
    　　另外，我为活动制定了从“专业学习”到“专业娱乐”的长期发展策略，将活动的长度进行精简压缩，并配以现场解说，这些都是在“饕餮之夜”环球展映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为此，我每年在巴黎参加完首映活动之后，布尔西科先生都会放手让我独自完成中国展映版本的筛选和编辑工作。2001年，在中国企业和广告公司的大力配合下，我在“饕餮之夜”环球展映中成功策划了中国专辑，使中国的优秀广告第一次大规模地展现在世界广告发烧友的面前，在全球百余座城市的展映中赢得了喝彩。“饕餮之夜”2001年版也因此被国际权威的广告杂志《战略》誉为“中国之夜”。
    　　当年，在我刚刚结识布尔西科的时候，韩国人也正在紧锣密鼓，准备把“饕餮之夜”引入韩国，日本人则早已经与布尔西科接触了多年。而当中国的“饕餮们”已经连续六七年有滋有味地与世界共同分享广告大餐之后，日本和韩国才有幸搭上餐车。“饕餮之夜”率先进入中国，不仅引发了中国广告界的思考，带动了中国广告业的发展，也在中国开创了广告文化的全新概念，使广告登上了艺术的殿堂，成为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时尚娱乐。如今，“饕餮之夜”在中国培养了一批喜爱广告的饕餮一族，成为一个成熟的品牌，“饕餮”一词也成了广告发烧友的代名词，被注入了时尚的色彩。在“饕餮之夜”的带动之下，世界各大广告节也陆续来到中国，为中国经济早日与世界接轨打开了一扇大门。看到这些，我总有一种自豪与欣慰，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也庆幸自己从未知难而退。
    　　命运把我牵进了法语大门，领着我来到瑞士洛桑，又安排我在万籁俱寂中，独自一人接受了广告的洗礼。最后，我沿着这条激情的道路走了下去，不想后果，不问成败，不求名利，只想着竭尽全力，做好事情，回报我的激情闪念。
    　　激情有理，坚持到底。
    　　作者简介：綦玉宁，1981～1988年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先后取得学士、硕士学位；1988～1991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并借调国家教委国际合作司工作；1991～1994年留学瑞士、法国，并把世界广告盛典“饕餮之夜”引入中国；现为北京蓝白红文化公司总经理、“饕餮之夜”环球展映中国代表。

Enseya

大学所选的专业已经不再是你毕业以后将会从事的工作的专业了，专业不对口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的事实

机器猫的梦

现在毕业就等于失业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9-27 9:25:12编辑过]

saifei

QUOTE:

以下是引用XUANQI在2009-8-31 12:33:33的发言：

第三篇 漂泊的行者

    　　1995年8年，我从公司辞职，带着沉甸甸的收获来到了北京大学。

很厚重的一段经历，令人赞叹！

XUANQI

第三篇 漂泊的行者
漂泊的行者(1)
    　　作者简介：李鹏程，男，1970年生，山东莱阳人；199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信息管理系；1994年7月—1998年7月在山东泰龙期货公司、泰龙广告公司工作；1995年8月到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98年7月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工作至今，任新闻信息中心团委书记、高管信息编辑室副主任。
    
    　　月朗风清，在北京初春令人微熏微醉的夜色中，端一杯清茶，任思绪在似有还无的乐声中沉浮，渐行渐远，仿佛看见十几年前那个略带惶惑迈进象牙塔中的我。
    　　上海　首次远行
    　　1989年7月，第一次参加高考，一向学习名列前茅的我竟然马失前蹄，一向擅长的物理、化学接连发挥失常，中途想退考的幼稚想法在各位老师的劝说下被打消。高考成绩公布后，总成绩只有522分（理科），但依然上了山东省当时的本科线。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由于当年“动乱”事件，各高校纷纷压缩招生数量，山东省的本科线由520分提到了524分，我立刻由“本科生”变成了“专科生”。国庆节前，上海港湾专科学校发来了录取通知书。
    　　那个时候，在我们偏僻的乡镇中学，能够了解到的外界信息非常有限，同学们每天都处在繁忙的学习之中，很少考虑将来要从事什么工作，大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考上大学，才能有出息。所以，当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对于报考什么样的学校、什么的专业，自己将来要从事什么的工作，真是一片盲目。在填报专业的时候，老师往往发挥很大的作用，在老师的建议和帮助下，我报考的3个本科专业总算选定了，剩下的专科专业就没人管了。因为在老师看来，我考上本科是应该的。记得当时的班主任吕振华老师对我说：“要有信心，如果你考不上本科，我们班还有几个同学能考上大学呢？”纯属偶然，从一大本报考名录中，我随手选择了“上海港湾专科学校”。
    　　自从知道高考分数没有上本科线后，复读的想法一直萦绕在我头脑中，看着平时学习排名远在自己后面的同学相继接到本科录取通知书，这种想法就愈发强烈。当时在我们那样一个小山村，考上大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种想法理所当然受到了反对。“想考还考不上，考上了怎能不去啊”、“复读后，明年考不上怎么办？”，成为我当时听到最多的话。在父母、众多亲戚和乡亲的劝说下，1989年11月底，我背起行囊，第一次出远门了，第一次乘坐火车，9.5元的车费、24个小时的颠簸，将我由山东莱阳的一个小山村带到了上海。
    　　昔日的浦东，远没有今日的繁华，深秋的落叶在浦东大道上飞舞，让我备感凄凉。到了学校后，当年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港口机械专业、上大学的强烈心愿、彻夜的失眠……一直困扰着我。
    　　那些日子，同学们都在忙于办理报到手续，到处是欢声笑语，而我却非常落寞，没有丝毫笑颜。班主任李红峰老师多次找我谈话，希望我尽快办理入学手续。“在上海港湾专科学校上学不能算是受高等教育”，成为当时我最固执的判断。退学，少年意气的我做出了大胆的决定。
    　　没有办理任何入学手续，也不接受任何人的劝说，再到达上海的第三天晚上，高年级的三个山东老乡把我送到了上海西站，并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旅馆了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上我登上了回乡的列车。
    　　坐在车上，我一言不发，大脑一片混乱，任由窗外风景从眼前飞驰而过。不记得在哪个车站，上来了烟台港务局的四个人，正好坐在我的旁边。我的表现自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在了解我的实际情况后，他们纷纷劝我。记得一位中年阿姨（烟台港务局的一位干部）对我说：“孩子，你这样回去父母会伤心的，考上大学不容易啊，你们学校的许多毕业生在我们单位工作，我给你留下地址、电话，你毕业后，欢迎你到我们单位来工作；你回去复读，明年考不上怎么办啊？”她的话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乱极了。当火车到达江苏镇江站的时候，在他们一再劝说和鼓动下，我匆忙下了火车。
    　　没有出镇江火车站，我随即登上了一辆开往上海的火车，过度的疲劳让我在火车上很快睡了过去。等到达上海的时候，已是华灯初上。辗转来到学校的时候，同宿舍的同学都已经入睡了。
    　　第二天，李红峰老师带我办理了报到手续，领到了教材，并于下午参加了开学典礼。这一切都在迷迷糊糊中进行着，心情依然郁闷。那天傍晚的时候，我接到了家里的电报，电报上说：“如退学，速回。”那一夜，我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辗转反侧，彻夜失眠……我再次决定——退学。那天晚上，我在蜡烛光下，写出退学报告。
    　　第二天，新生开始正式上课了，我找到了李红峰老师，递交了退学报告。他吃惊地看了看我，只问了一句“真决定了吗？”，我坚定地点了点头。当时，上海港湾专科学校的毛校长并没有“为难”我，在“坚决的态度”面前，他遗憾地摇了摇头，并在我的“退学申请报告”上签下“请学校各部门协助办理退学手续”的批示。当李红峰老师送我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说：“回去好好学习，祝你明年考上名牌大学！”
    　　“退学事件”在我们乡里引起了一时的轰动，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1989年12月下旬，我回到了莱阳市第十三中学复读。
    　　至今回到家乡，仍由许多乡亲饶有兴趣地谈论这件往事。 
    

第三篇 漂泊的行者
漂泊的行者(2)
    　　山大 小荷始露
    　　人生要面对无数次选择，而我面临的选择似乎异乎寻常得多。1990年，我以559分的成绩考入了山东大学信息管理系，是当年信息管理系最高分。而这并非我愿，我希望进入的是经济管理系。“转系”成为我当时最大的念头。
    
    　　系党总支书记郭立梅老师是一位严肃而不乏热情的中年女性，被全系学生昵称为 “大婶”。郭老师对我关照有加，多次找我谈话，谈大学、谈专业、谈未来。辅导员高山是个兄长式的老师，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的许多话让我至今难忘，他说：“大学教育不但是专业教育，更是一种素质教育；大学是全方位锻造一个人的大熔炉……”老师的多次谈话，逐渐打消了我转系的念头。可能因为我的高分，可能因为我要求转系，也可能因为中学时做过多年学生干部，系党总支给我戴了顶高帽，我当上了信息管理系90级的班长，而这班长一当就是四年。
    　　我们班是一个温暖而快乐的集体，全班28名同学亲如兄弟姐妹。这期间，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是，我们班被国家教育部（原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体育达标先进班集体。大学真的像一个大熔炉，我在这里汲取着知识的营养，茁壮地成长着。大学四年，我的功课绝大多数都是优秀，年年获得一等奖学金。非常走运的是，学生“官”似乎也越做越大，后来我又担任了系学生会主席、山东大学第25届学生会副主席的职务，先后被评为山东大学“十佳团员”、山东大学三好学生标兵、山东省优秀学生干部、山东省青少年学雷锋先进个人、山东省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山东大学优秀毕业生。
    　　山东大学以她醇厚的文化底蕴养育了我，严谨、求实的校风，自由、创新的空气，博学的师长，亲爱的同学，让我从一个一说话就脸红的乡下孩子逐渐成熟、自信起来。
    　　四年的大学生活转瞬即逝，面临毕业，面临抉择，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大四那一年，我报考了研究生。那时候的大学是悠然而诗意的，毕业分配也并不像现在这般紧张而充满竞争和压力，考研的学生并不多，很多同学都急于想参加工作。我报考研究生的目的非常单纯，觉着在学校的时间充裕，能够静下心来好好复习，工作以后恐怕很难有时间来考研，此外觉着考研多一条出路。
    　　复试通知和工作先后而至，大学是我国著名的学府——北京大学，工作是份好工作——青岛海关，二者于我有着同样的诱惑。选择工作意味着稳定而安逸的生活，选择读研则是前途未卜，当时被我们戏称为“缓期三年执行”。这确实是一个难以选择的抉择，如果工作，不知道将来是否还有这么好的机会到北大来深造；如果上研，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工作。同学们笑称我现在的状况很好，孰不知这是多难的抉择。何去何从？我犹豫了。
    　　曹明华先生曾说过：“无论怎样的选择也只能是无限可能中的一种，一旦你选择了，你便丧失了其他的可能，因此人们延迟着选择的时间。”我确实希望能够无限延长作出选择的时间，最后的时刻终究要来临。我征求过许多老师的意见，记得高山老师曾经说：“放弃到北大攻读研究生的机会是很可惜的，要相信硕士毕业后会有更多的机会。”我曾无数次问自己：你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生活？是安逸还是漂泊？安逸意味着舒适，但可能停止前进的脚步，而漂泊的前程可能充满艰险与困苦，但它又让我的心中充溢着希望、活力和激情。更为重要的是，北京大学对我的吸引力是无法阻挡的，放弃，也许会让我永远失去到北大上学的机会。我仿佛一名登山爱好者，内心充满对了那遥远雪山的渴望。放弃暂时的舒适，背起行囊，继续上路！当日后考研大军挤过独木桥的时候，我暗自庆幸自己当年的抉择。
    　　在决定上研之后，我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申请保留一年学籍，先到社会中锻炼。按照当时北京大学的惯例，保留学籍的申请很容易获得通过。这个决定表面上很好看，申请保留学籍是为了到社会上锻炼自己，积累社会经验，以便更好地渡过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发展学业。其实，真正的原因还是家庭条件。也许多人都会认为，胶东农村的经济条件是很不错的，但那个时候家里的日子过得还是比较清贫。我们家兄弟较多，三个哥哥结婚花去了很多钱，家里也欠了一些债务。上大学期间，我曾从学校贷款，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又是山东大学优秀毕业生，毕业时我的贷款被符合学校的豁免条件，因而上学时候的贷款，我并没有归还。对于家庭的实际情况，我是非常了解的。每当看到父母日夜劳作的身影，日渐霜白的双鬓，鼻子就一阵阵酸楚。工作一年，挣点钱，读研期间，不要再花父母一分钱，成为当时我心头一个固执的念头。
    　　济南 触摸市场
    　　毕业前夕，我找到了一份当时非常“时髦”的工作，到山东泰龙期货公司工作。那时候，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处在起步发展的时期，股市、期货对于许多人而言还是相当新鲜的事情。而我大学所学的专业与经济几乎没什么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和恶补，我开始每天与绿豆、红小豆、钢材的行情相伴，与红马甲频频接触，每天都在经受那令人心惊肉跳的行情的大起大落，去分析把握那稍纵即逝的机会。每天都会看到 “新富翁”和“新穷光蛋” 的诞生，经历市场的洗礼，严酷地磨练自己。
    　　1994年下半年，我被派到山东泰龙临沂期货公司主持研发部工作，为使客户准确把握行情进行研发工作。那个时间，我每天盯着大盘，收集宏观信息、微观信息，进行分析预测。一次次准确预测让我感到了自己的价值，而失误的预测也是存在的。每当出现不准确预测后，总是让我思考很久，寻找可能的原因。这段时间的工作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第一次对我国经济有了真实地认识，第一次对经济信息的价值有了实际的认识，这在潜意识里对我日后读研和择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期货公司的工作短暂而紧张，很快我又被调到新组建的山东泰龙广告公司工作，担任媒体部经理。在广告公司工作期间，我参与了当时一件很前卫的事情，承办全国足球甲A联赛济南泰山队（现为鲁能泰山队）主场比赛的所有市场推广工作。
    　　1994年，我国开始实行足球职业化联赛，1995年，泰山队主场比赛的市场推广工作首次推向市场，由广告公司承办，我们因此非常幸运地做了一件在山东足球史开天辟地的事情。1995年的球市远没有现在的火爆和成熟，计划经济时期的许多东西依然根深蒂固，许多机关部门还难以接受花钱看球赛的现实。当时一场比赛要上交足球俱乐部11万，这个数字在现在看来是非常有限的，但在当时给我们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每天跑广告、卖球票、指定球队专用商品、协调媒体关系，同事们忙的不亦乐乎。也正在那个时候，对足球并不太感兴趣的我，认识了许多足球明星，如宿茂臻、李霄鹏等，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与媒体有了第一次正面的接触。
    　　每一张球票的销售、每一次广告的谈成、每一个足球队专用产品的确定、每一篇宣传稿件的刊发、球队的每一场胜利，都让我们兴高采烈，击掌庆贺。记得当时有个同事叫胡森，有一辆大摩托车，我每天坐在他的车后座上，跑来跑去，谈判、处理协调各种事情。那时候最大的感受是，年轻意味着向前跑。
    　　一年时间很快过去了，这一年，自己感觉收获颇丰。不仅仅是经济收入，更重要的是很好地锻炼了自己的能力，自己对许多事物、现象有了重新的认识，有了一点社会经验，自己感觉变成熟了许多。
    　　1995年8年，我从公司辞职，带着沉甸甸的收获来到了北京大学。

XUANQI

    　　开篇想起一个哲人的故事：某天，阎王爷手持锋利的巨斧，把持了冥河上的一座奈何桥。向欲过桥求生存的人们大喊：想过桥吗？如果你要说真话，你就被砍死，你要说谎话，你就被淹死。渴望生存的人们没有一人能过这鬼门关，一连几天，很多人就这样死掉了。人们再不敢轻易过桥，不敢乞求阎王爷放一条生路。突然，一位哲人路过奈何桥，了解了情况，心想：这可恨的阎王！他传授了大家一个秘方，说：我先过，你们以后效仿我。哲人径直走到桥上，阎王大喊：何许人也？说真话还是假话？哲人平静地回答：我将被水淹死。阎王爷急的满头大汗，心想终于遇到对手了，砍死淹死都不成，对哲人悄悄地说：小声点，过去吧。可是，后面的人也效仿了哲人都顺利的过了奈何桥，阎王爷恨死了哲人，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无奈之下跳进冥河，顺水而去。后人为纪念救命的哲人，将这座桥改名：圣哲桥。
    　　开篇就要思考，最累的是什么？就是脑力，是心计，而不是体力。在思考中生存，这不是简单的一二三四，这里涵盖人生的阅历、内在的素养、外在的客观环境及影响和制约个人发展的各种条件。而这种思考近似于孔子所说：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而更道似：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宿命论的人认为：人的命天注定。唯物且教条的人却持无奈的态度：顺其自然。但我却无数次的向失意的朋友、气馁的朋友、苦难的朋友、备受挫折的朋友大声疾呼：“哥们，去经营自己的人生！”这不是想去灌输一种近乎于强加的理念，而是我们经历的时代变了，我们经历的世界观价值观在变，一切自然的科技的发展都在全球范围内变的不可想象，人类移居外星球的预言不可能永远是神话。于是“经营人生”之说虽白，但伟人恩来先生“坐着想何如起来行”的名言在含蓄之中恰有相通之处。
    　　自从“科学救国”—“知识就是财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到今朝的“知识经济”，这些关于知识的认知和感悟已经反射出历史、社会、价值观和思维趋向的演变，不难断定知识的外延在缩小，但特殊时代特殊属性的使用价值在不断地提高。许多人都羡慕高薪阶层，某某年薪百万，某某的上市公司一夜间身价50亿。可静心思考其发展轨迹，近20年的求学投资，换取了以后20多年的回报，这也是公平的。一个不思进取的人最终决定他一生的碌碌无为，一个年轻时不去思考发展不去经营人生而一味地去等待机遇、去顺其自然的人也不会成为对社会有作为的人。我很欣赏“知识改变命运”，我认为这是真理。
    　　自己存了一点墨水，这墨水将绘画我的发展历程。我出生在泰山脚下，孔孟之乡，东平湖畔的一个农村，父亲是当地的“乡绅”，写一手好字，打一手好算盘，也是当地十里八乡闻名的九段“棋迷”。20年后，我才知道，父亲十年浩劫期间竟还当了几天的“县太爷”，最后惹来大祸，被造反派抄家，爷爷的古董没了，家里的猪和鸡也被抓走了，母亲从此落下了恐惧症，病态的身体更加虚弱。突然有一天，全村轰动，我一长辈的爷爷考上了兰州大学。老爹听说后自言自语：农村的孩子终于有出路了。不断几天，又听说邻村的某亲戚考上了山东大学，某某也考上了南方的什么大学。家乡泥土的气息里似乎也有了些香甜，也许像我老爹说的农村的孩子有奔头了。后来才明白那是1978年全国恢复了高考。从此，父亲开始讲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故事。我硬是向母亲要了卖鸡蛋的几毛钱跑到十几里外的县城买了第一本连环画《马克思的故事》，才明白这位外国的大胡子爷爷是位哲人，而且影响了新中国。
    　　我小时候很淘气，母亲说不像谁谁家的孩子听话，但我学习经常数一数二，墙上每年都贴满奖状。农村的日子很苦，经常上顿不接下顿，有一天我爬到榆树上去摘树叶吃，还没摘到就已经饿的全身无力，是过路的乡亲把我从树上抱下来。又有一次，我被邻居家的馒头诱惑了，那家的大哥在煤矿工作，吃国库粮的，生活条件在全村也算好的。看着我的小伙伴在大口大口的吃得那么香甜，硬硬地被母亲给赶回了家。
    　　伟大的导师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自然不会忘本，不会忘记我的童年，这些是我童年的起点和财富，也是产生理想的时代。我想长大后当一名科学家、作家和大学教授。并把目标和计划贴在床头上。但当年山东的贫穷在全国都是闻名的，本来很贫困的家境又遭遇种种不尽人意的事情，于是二哥放弃了高考，参军入伍，我不久也到青海投奔乡亲谋生，从此不想再拖累父母。在海西州德令哈，我遇到一位作家陈天虬，也遇到一位诗人鹿鸣，他们在戈壁滩奋斗的精神感染了我。陈先生一再鼓励我不要沉沦，要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还有一些好心人都在鼓励我帮助我，使我终于下定决心走出冰雪溶水的刺骨的巴音河，一朝上岸，永不回头。人在转折的关头最需要“经营”，人生的每一步都像战斗，大则战略，小则战术。兵家说的好：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在以后的几年里，我年幼的身体顶住了戈壁荒漠中干烈的狂风，走过了寄人篱下的辛辣。我终于赢了第一步，1988年我走进了青海师范大学的校门。
    　　青海，我的第二故乡。每每看到、听到、触摸到青海的一切，我全身的血液就像三江源的水，奔流，奔流，再奔流……我和青海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结，可可西里的藏羚羊，玉珠峰的皑皑白雪，昆仑山的逶迤，沱沱河的晶莹，藏族同胞的纯真，塔尔寺的神圣，还有那天、那云、那草原和戈壁都牵动了我的梦和思念。青海的生活是我真正开始的社会历程。
    　　1992年我毕业分配到在山东泰安市。而我的同学们有的去深圳闯天下，有的到国外求学，有的继续深造，大部分留在了青海教书。28个同学，22个女生，现在大都为人妻母了，男女单身的可能还有五六个。大家都忙，联系少，在此默默地祝福他们吧。
    　　毕业了，不再置身于单纯的学堂，我真正地去考虑人生的经营和经营人生，前三年，后三年，个人的五年计划如何制定，赢了第一步，那么第二步，第三步怎样才会赢？
    
环境造就，适者生存
    　　在刚工作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我已经不太喜欢原单位的工作环境。虽然我是让同事羡慕的翻译，虽然天天跟随市长、局长，虽然我是单位甚至全市最年轻的科级干部，已身居外经处副处长的位置，但我却在找寻最适合的环境和工作。原单位的人事关系错综复杂，人心难测。我疲于应付
    ，另外又赶上1995年泰安腐败大案，全城人心不稳，经济萧条，政治波动。于是我决定一走了之，瞒着父母丢掉了“铁饭碗”和同龄人垂涎的美好仕途，加入了中央电视台“投奔光明者”的行列。
    　　我喜欢经典的名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也深谙其中的哲理，达尔文先生精辟地总结了生物的进化，这生物的进化论当然也应该包括了人类如何演变的自然规律。可是，人类却忽视了人本性的东西，世间众多法律规则是对人性的禁锢，而不是尊重人类在潜能发挥和个性施展的注重上。法律维护的是统治者的利益，这源于社会演变中人类等级尤其对奴隶非人的认识。几千年的沿袭在根本上没有脱离治人与被治的陋习，缺少了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价值体现的褒扬。我一度不赞成弗洛伊德和叔本华，但仔细想他们的理论自有存在的道理。伟大的文艺复兴是人文历史的一个里程碑，可是真正地吸收其涵养的王侯将相却了了无几，个性的张扬只能体现在皇帝国王的为所欲为上。而对马克思理论真正理解和运用的人也多是理论家和摸索中的政治家。恰恰最需要将人文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人应该是世界各国的当权者。只有依据社会和人性而制定的游戏规则才能在社会上发挥巨大的作用，这样才能将单元化的个体价值和集体化的社会价值有机地结合起来。
    　　独裁的用人机制其根本点就是“服从”：让你在什么单位你就在什么单位，让你做什么工作你就做什么工作。从工作到退休从不让你没离开这个工作岗位，有的一家三代都在同一单位也很不情愿地维持着。裁缝到了剃头铺，搞化工的做起了木匠活等等。这种极错位的人事制度在当年必须服从，要么是政治的需要，要么是全家老小糊口的需要。但这种服从和军队的服从有职业的区别，也有本质的联系。某电视台有位老师傅每天都在整理记者编辑扔掉的废纸，据说他还是一位博士。老师傅就这么心甘情愿地放弃年轻时追求的东西？我想不会。因为他的专业和专长及兴趣非常不适合电视台的工作，而阴错阳差地听从了上级的安排，所以他只有默默地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收拾了20年的废纸，为的是不放弃这一个收入和福利很可观的单位。
    　　而今天，中国的人事制度已逐渐进入理性思考阶段，慢慢地呈现了活力，能者上庸者下，岗位竟聘制和人才流动已真正地符合人性和社会的需要。但随之而来的是制度的不完善和过渡的畸形演变。北京和外地的许多用人单位“只用不管”，干一天发一天的薪水，什么劳动合同和各种保险都统统忽略了。有的在外打工多年竟不知人民代表是如何选举的，这最简单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在不健康的用人制度中淹没了。某媒体的打工族大都是本科学历以上的，可有的栏目组只是把他们当成雇用于被雇用关系，任意开除，任意训斥，打工者和制片人之间没有任何的约束。打工族付出的劳动和回报不成正比，而他们却是“制片人上岗，黄金万两”。每年仍都有大批的学子托关系走后门进入影视行业，因为电视媒体和影视圈罩着一个通向成名的光环。有很少的人的确成功了，而这些成名人士的优势就是在错位和正位之间游刃有余。“适者生存”就是最好的总结，“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这些生存能儿的写照。
    　　工作之后处理人际关系是一门学问，有的人把关系当成“生产力”，当成信息渠道和来源。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关系不畅往往事倍功半、事与愿违，应该做到“通则不痛”。处理关系不是低三下四，关键的是积蓄实力，自尊自强，以诚待人。
    　　所以不管顺境和逆境，达尔文对生物的终结也是对人类的终结。经过在泰安的工作和青海的摔打，我在央视工作也算得心应手。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爽快正直，工作敢打敢拼，作品也常常获个大奖小奖的。社会新闻部主任李风评价我“最大的优点和最大的缺点就是直”，信息部主任王焰也很喜欢我的性格，因为我遇事思考，工作中的意见和分歧可以交流。这两位老兄还有海外编辑部主任王有才兄都是很智慧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中我从他们那儿学到了不少东西。
    　　环境是土壤，而自己就是一棵树，只有适应环境，才能在竞争中吸收阳光和养分。关系就是树根网络，梳理好了，才能积蓄自己的生存力量，才能茁壮成长。
    　　关于婚姻和事业
    　　生平第一次有人介绍对象是1993年，刚到泰安的第二年。亲戚家的嫂子在市财政局工作，他们都很关心我：大学毕业该找对象了。我说，没考虑过。嫂子说，见见面吧。于是顺从。只知道对方在某事业单位工作，而且是本地人。当地有个风俗，一定讲究门当户对，城里的看不上乡下的，乡下的也不敢奢望城里的姑娘。即使有能耐的小伙子也就是娶一个条件一般的城市媳妇。知道了这条不成文的俗规，于是就不想再浪费精力，其实那时我已经决定离开泰安了。快走到大众桥约会地点时，就想干脆不去了。可嫂子说我没出息，不去也不尊重对方。于是见面了，姑娘一米六左右，长相还可以，算不上漂亮。她大方地一点也不怯场。嫂子完成了介绍人的使命，甩下一句：你们好好谈吧，一定把人家送回家。她点着摩托车一溜烟地消失在夏夜乘凉的人群中。嫂子走了，我不知道咋办。好在姑娘大方，带我顺着奈河的堤岸蜿蜒而行。只有20分钟，一问一答，内容广泛：是否谈过恋爱，父母在哪儿，多大年纪，家里有几亩地。我如实回答，却忘了问对方的情况。第二天才知道，她是某局的一名打字员，家庭条件极其优越，已记不清是工商局还是税务局局长的千金。终于明白：姑娘的大方，不让我送她回家，而是吹着口哨翩然而去的原因了。也许我们都庆幸这样一个双方太不合适的圆满结局。
    　　到大都市了，年龄也长了。1997年秋天，我去拜访德高望重、令人尊敬的大剧作家吴祖光、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夫妇，闲聊中新凤霞老人说语重心长地说：小孙，该结婚了。她说有一位好姑娘是位才女，国内最年轻的古体诗女诗人，挺般配。于是吴霜姐和查理就担当起替老人当红娘的任务。霜姐是个很幽默、很爽快、很善良、很智慧的人。她很有感召力，和她交往的人很多，大都是一些涵养很高的人。我有一位大姐赵娟娟，中央实验话剧团非常有实力的演员，也是霜姐的好朋友。可是在1999年她演完《生死场》女主角后病逝了。少了一位好朋友好大姐，我们都很怀念她。霜姐这人办事干脆利索，从不拖泥带水，虽然个不高，但说话的底气倍儿足。若她笑起来，几家的防盗门也隔不住那爽朗的笑声。三天后，霜姐来电话了：小孙，人来啦，火速赶到。
    　　进家拜见过两位老人，发现在客厅里坐着一位姑娘。她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蛋。清秀迷人，气质高雅。她礼貌的起身打招呼时，秀雅大方，分寸有佳。才发现对方有一米七多，亭亭玉立，实乃上等美女。经霜姐介绍，果真是这位姑娘。经过在央视的锻炼熏陶，这次见面一点也没紧张。两位老人吩咐霜姐带我们去饭店用餐，顺便交流交流。姑娘在社会上身兼数职，而且是某诗社社长。刚见面，她就约我参加第二天的诗友聚会，并送我一诗集。我也清楚地记住了她说的一句韵律诗：“莫道花无主，迎风有意开”。霜姐提醒我：这是在暗示你，注意。我们交往了几次，也没多久。她每天沉浸在诗境里，每天和诗友们谈诗、论诗，据说每月的工资全用在活动和写诗上了。她穿戴很朴素，但打扮得恰到好处。因为我每个星期都要到外地采访，所以见面的机会也就在忙碌的工作中慢慢淡化。后来听说她嫁给了一位诗人。真心祝福！
    　　虽然没有这份姻缘，但我真诚地感谢两位老人和霜姐全家，如今，两位慈祥的老人都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我很怀念他们，愿老人们走好，愿老人们九泉之下安息！
    　　提起这段故事，我想到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那个时候，我真的很佩服这位女诗人。那是诗人断档的年代，有人说诗歌走进了荒漠。“诗人”一时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代名词，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生活的更现实、更物质化了，没有人在精神的世界里神游。金钱的诱惑，利益的驱动，作家们开始写色情、暴力、离奇的商业版本。80年代风靡一时的朦胧诗和那些被崇拜的诗人在90年代销声匿迹了。诗歌是世间最美的语言，恰恰就埋葬在物欲横流的凡俗之间。就这个现象，我曾采访过北大、北师大、清华的教授和中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他们无可奈何。而且，除了诗歌外，儿童科普读物和科幻作品也像秋后的霜叶一样蔫了，科普作家改写赚钱快的小说和剧本去了。时代变，一切都在变，地球变了上亿年，还得应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言归正传，事业和婚姻应该是相容相托，虽有的孑然一身事业有成，这极其少数的大都是理想主义者，其中的辛酸苦辣只有当事人知晓。而我理想的婚姻家庭框架应是：婚姻家庭包容事业，而不是事业包容家庭。前者是人性化美满的组合，家和才能万事兴。一个美满的家庭会滋润全家人事业的蓬勃。这是内因效应。而后者是外因效应，事业的成功带来家庭的幸福，这里面隐藏着许多变数，这种状况受外在客观的影响太大。另外，找对象应注重对方的涵养和性格，这是至关重要的。不要看中对方一时的地位和钱财，那是身外之物。性格注定一生的事业，同样决定家庭幸福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