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刘国光：辩证地看中国改革三十年

会飞的猫

刘国光：辩证地看中国改革三十年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值得纪念的一年。当前，国内理论界以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掀起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验的热潮。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来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范围很大。因此，本文的分析先从辩证法这个角度入手。辩证法包括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三条规律．我们利用“否定之否定”或“正”、“反”、“合”规律来分析中国经济改革30年的一些重大问题。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辩证法的规律之一。否定之否定规律就是“正”、“反”、“合”的规律。否定之否定并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不断地实现新发展，实现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并由此推动事物向更高阶段发展。对我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也要运用这一规律。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是“正”，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期就是“反”，这是一个否定。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正”和“反”是从方法论和逻辑上讲的“正”与“反”，而不是价值判断。

我国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正”与“反”表现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方面，主要有：一是经济运行机制。由过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二是所有制结构。过去是单一的公有制。越大越公越纯越好，一切向国有制看齐；改革后实现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及其他各种混合所有制经济都得到了发展。三是分配制度。过去名义上是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实际上实行的是偏于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分配制度；改革后，在分配制度方面开始注意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逐步趋向共同富裕。经过30年的“正”与“反”的矛盾运动，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同时也积累了一些新矛盾，需要新的“正”、“反”运动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新的综合。

一、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在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同时。要重新强调国家宏观计划调控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机制逐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在全部商品流通总额中，目前市场调节部分已占90％，以上。几年前有人估计，我国市场经济在整体上完成程度已达70％，左右。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够充分、不够完善，还有一些不到位的地方。如，资源要素市场、资本市场等。在一些领域由于经验不足而犯了市场幼稚病，从而导致过度市场化的问题。如，在教育、医疗、住宅等领域不该市场化的部分也大搞市场化，以至于发展到对市场过度迷信的地步，并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市场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都充分展现出来。市场经济在发挥激励竞争、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其自身固有的缺陷也逐步显露出来。特别是在经济总量综合平衡、环境资源保护及社会公平分配等方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与国家宏观计划调控跟不上市场化的进程有一定的关系，单靠市场机制本身是不能有效解决的。因此，在当前迷信市场成风、计划大有成为禁区的氛围下，重新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这一点在1992年已明确写入党的十四大文件。这些年来，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在不断加强，在短期经济波动的控制上，先后取得了治理通货膨胀和治理通货紧缩两方面的成功经验。但国家计划对短期和长期宏观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明显减弱，计划本身多是政策汇编性的，少有约束性、问责性的任务，计划的要求与实际情况相差很大，中央计划与地方计划完全脱节，国家计划控制不了地方盲目扩张行为。国家计划逐渐软弱，变成可有可无的东西，已影响到宏观调控的实效，造成国民经济发展许多方面失衡。

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现在已到了继续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重新强调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指导作用的时候了。针对国家宏观计划调控跟不上经济发展进程的状况，党的十七大提出：“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党的十七大重新强调多年未提的发挥国家计划的导向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计划手段是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目前，只有少数市场经济国家设有计划机构，并编有预测性计划，多数国家没有采用计划手段来调控经济。但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有必要在宏观调控中利用计划手段。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财政、货币、计划三者关系中，计划应是财政货币政策的指针．财政、货币政策要有计划的指导。国家计划与宏观调控不能分开，计划是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

党的十七大重新强调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讲的那样，“要回到传统计划经济模式”。重新强调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是计划与市场在更高层次上的新结合，主要表现为：一是现在的计划不是既管宏观又管微观的无所不包的计划，而是只管宏观层面的计划。二是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计划是弥补市场缺陷与不足的必要手段。三是现在的计划不再是行政指令性的计划，而是指导性、战略性、预测性的计划，同时又是有必要的约束和问责的计划。

国家计划导向下的宏观调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不能把“计划性”排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含义之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有计划的”。我们要依照这个精神，努力改进国家计划工作和宏观调控工作，使之名副其实地起导向作用，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现市场与计划的更高层次的综合。

二、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在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同时，要重新强调“公有制为主体”

关于所有制改革，现在也到了否定之否定的“合”的阶段。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倡导越大越公越纯越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这是对单一的公有制形式的否定。这个“正”与“反”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公私比例关系上的“公”降“私”升上，这是合理的。因为改革开放以前私有经济所占比例几乎是零．公有制占绝对地位。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长的阶段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速度高于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也快速上升。这一“正”与“反”变化过程已持续了30年。当前，“公”降“私”升是不是到了一个关键阶段，是否需要新的否定和新的综合？对此，社会上有几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意见认为，现在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仍以公有制为主体。但他们的统计和计算方法存在一定问题，表现为他们将自然资源、行政性资产都计算在了公有经济名下。把资源性资产都算作国有资产，那国有资产当然应该十分可观，仅土地一项就占有较大比重。实际上我们讲的国有资产应主要指经营性资产。而不应包括资源性资产。第二种意见认为，我国目前的公有制地位已开始动摇。第三种意见认为，我国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已经丧失，私有制已开始占据主体地位。持第三种意见的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出于忧患意识，担心这种情况出现，主张重新建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另一种人的意见是主张私有化，不赞成姓“公”姓“私”之争，认为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成功，现在到了加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了。

以上对公有制是否占有主体地位的几种观点都是个人根据自己的计算和估计数据提出的。我国的所有制结构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公有制还是不是居于主体地位？学术界对此有很多争论，迫切要求国家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统计并公布这方面的数据。目前，在国家综合部门、统计部门尚未拿出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结构数据前，难以准确判断我国的所有制结构现状。但从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一直到现在，党的文件一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七大重申了这一主张：“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当然不是空话，不是停留在文字面上，而是要坚决贯彻落实的。

重新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并非恢复过去“大一统”的公有制经济，也不是恢复旧模式的国有经济，而是在保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毫不动摇地保护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并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深化国有经济改革。这是所有制经历了“正”、“反”两个阶段之后在更高阶段的综合。有人说公有制存在效率低的弱点，是官僚经济、权贵经济。我在一篇文章中也谈到这个问题（见《开放导报》2007年第5期）。实际上，公有制经济并非注定效率就低，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鞍钢宪法”有很好的经验，日本等国有企业管理都吸收了它的经验。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有企业管得好的，具有较高的效率。应承认，我国的国有经济内部管理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某些企业管理不善。变国有资产为少数企业高管人员的个人财富和私有财产：一些国有企业的领导层也在腐化变质，有的企业领导自定薪酬，几十万、几百万年薪的高工资，远远高出普通职工月薪只有几百、几千元的水平。但这些都不是公有制固有的属性．不能以此断定公有制就是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要通过改革去解决，但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既不能回到过去“大锅饭”的旧体制，也不能维持现在被扭曲的状态，而是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决目前存在的垄断和腐败问题，解决国有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问题，要使国有企业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重新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农村不能例外。我国农村所有制的“否定之否定”集中体现在邓小平同志所讲的“两个飞跃”上。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了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改革开放开始时的一个否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大发展，经过30年的发展，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应着手实现第二个飞跃，即发展新的集体经济。集体经济也是公有制实现方式。邓小平同志讲“两个飞跃”时就说，“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这又是一个否定，是新阶段的新综合。发展新的农村集体经济不是回到过去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制度和生产队体制，而是发展在充分考虑农民的财产权益基础上的新型集体合作经济。目前，新型集体合作经济已在我国起步。如，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山西的皇城村、山东的南山村，等等。目前。苏南、浙江、广东一些农村最近兴起了社区股份合作企业，这些集体合作组织带动农民走向共同富裕道路。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做出了贡献。

三、在分配关系方面。要从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更加重视社会公平”

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到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这是完全正确的。是改革开放后一次最成功的否定。但如果收入差距太大，以至出现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就需要新的否定，让先富带后富，缩小贫富差距．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实现分配领域的更高综合。

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内，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其正面的积极作用，促进了效率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但如果贫富差距过大，不能实现先富带动后富，不能实现共同富裕，不能实现公平的目标，就必须强调效率与公平二者同时并重，而且更加重视和强调社会公平。我在2003年《研究宏观经济形势要关注收入分配问题》一文中提出“逐步淡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向实行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原则过渡”，并向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提出建议。2005年我在《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一文中，再次阐明了这一主张。在《要把效率优先放到该讲的地方去》一文中，除指出把公平置于“兼顾”的次要位置欠妥外，还认为初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报告征求意见稿中还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字样，受到一些同志的非议。但全会文件最终定稿时，消除了这两种提法，同时突出了“更加重视社会公平”的鲜明主张。党的十七大将初次分配也要重视社会公平这一原则写入了中央文件。我的上述主张与党中央的最终决策是一致的。

淡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强调“更加重视社会公平”，不是要回到过去的“大锅饭”，不是回到过去的平均主义，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与提高。从平均主义到拉开收入差距、先富带后富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然后再转回到“同时注重公平与效率、更加重视公平”及“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重视公平”，这些提法的变化是明显的“正”、“反”、“合”例子。

收入分配关系的“正”、“反”、“合”是与所有制关系的“正”、“反”、“合”有机联系的。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所有制关系决定分配关系。但人们常常忽略这个观点。在分析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时，提出了很多缘由。如，城乡差别扩大、地区不平衡、行业垄断、腐败、公共产品供应不均、再分配调节落后，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缘由都能成立，但不是最主要的财产占有上的差别是收入差别扩大的主要影响因素。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也承认，“收入差别最主要的是拥有财富多寡造成的，和财产差别相比，个人能力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他又说，“财产所有权是收入差别的第一位原因，往下依次是个人能力、教育、培训、机会和健康。”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与所有制结构变化及“公”降“私”升和化公为私的过程存在着必然的关系。这种关系被某些学者在分析收入差距原因时，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

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缩小贫富差距需要从多方面人手。目前，人们往往从分配关系人手，特别是从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领域入手，来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状况。这些措施是完全必要的，但仅从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着手是远远不够的。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局面。对此，要从所有制结构、从财产制度上来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从根本上阻止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的趋势。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因此，分配上的新综合是以所有制上的新综合为前提条件的。所有制发展上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毫不动摇地发展公、私两种经济，不能只片面强调一个“毫不动摇”；要延缓“公”降“私”升速度和程度，阻止化公为私的所有制结构转换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最终避免贫富的两极分化。

总之，无论是运行机制、所有制结构还是分配制度。都有“正”、“反”、“合”三个发展阶段。还有很多例子也都经历这样三个发展阶段。改革过程中否定之否定中“合”的阶段正在开始．能不能坚持正确的发展观，做好更高层次的综合，决定着改革的成效。综合得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会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经济社会能继续保持高速稳定的发展。改革开放由“正”到“反”，从“反”到“合”，决不是倒退，更不是走回头路。而是实现了更高层次的综合，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成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告诉我们，不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中国没有出路，市场化走过了头。也没有出路；完全市场化，不要国家宏观计划调控，完全私有化，不要公有制为主体，完全的两极分化，不要社会公平，这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

会飞的猫

经济危机破除了精英们制造的现代迷信

 

许玉杰

 

 

极右派精英们上演了一场“皇帝新衣”的闹剧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正好是建国60年来的形象写照。前三十年，我们以计划经济为主，走的是东方社会主义的道路；后三十年以市场经济为主，学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方法。　　

现在又开始了新的三十年。　　

对前后两个三十年，人们不理会“不争论的”训诫，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激烈交锋，争论一刻也没有停止。　　

在新的三十年开始的时候，争论更加激烈，争论的焦点仍然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大问题。因为这是关系着中国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正当左派和右派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100多年来最严重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骤然而至，资本主义一片混乱，好像世界的末日到来一样。　　

中国因为学习资本主义走的太远了，所以不能幸免。尤其是与资本主义接轨紧密的行业和部门，危机更为严重。主要表现是：出口锐减，生产停滞，工人失业，发展速度急速放缓。　　

同世界上任何事情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样，经济危机也有两重性。一方面是给我国经济造成了损失，是坏事。另一方面，经济危机的残酷现实，戳穿了资改派精英们一个又一个的“理论泡沫”。这对于走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应该说是大好事。通过这场经济危机的现实，使善良的人们更加认清了资改派的本质和他们宣扬的理论的荒谬，破除了对他们的迷信，思想上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升华，重新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这也是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思想上的正本清源。活生生的现实给走什么路的争论做出了评判。　　

这种思想理论上的升华，主要是表现在破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各种迷信上。　　

一、破除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迷信。由于战后的几十年资本主义处在相对和平、稳定和暂时的发展时期，虽然小的、局部的周期性危机不断出现，但全球性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很少出现。所以国际资产阶级和国内受帝国主义熏陶和豢养的精英们，就大肆鼓吹资本主义是“完美的”、“成熟的”、“先进的”社会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把资本主义制度吹上了天。整天鼓吹着“改制”、“接轨”的滥调，企图把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暴露无遗，广大人民更加清楚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论断。虽然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先进的作用，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时候它是革命的，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它的制度缺陷日益暴露。特别是这次危机说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剥削的本质没有变：他们所谓的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只不过是把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变成了普遍化、固定化和永久化；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和少数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没有变，金融寡头和大集团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两极分化更加严重，他们不仅有着几百亿、几千亿的富翁，而且还有着没有住房、食不果腹的大批穷人。美国这个头号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中大批穷人因付不起房租而搬进了临时搭起的帐篷。有3000多万人靠领取食品券来维持温饱；寄生腐朽的特征更加明显。自己很少生产，靠着美元的特殊地位，发行各种白条债券和金融衍生品来剥削世界人民。危机再次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绝不是他们吹嘘的人间天堂，而是充满了剥削、欺诈、罪恶和侵略的人间地狱。　　

二、破除了对市场经济的迷信。30年来，一些人把计划经济踩在脚下，骂得一无是处；把市场经济捧到天上，吹得天花乱坠。虽说是只“看不见的手”，却认为它能一手遮天，无所不能。既能组织生产，又能配置资源，还能协调分配。经济危机以来，人们看清楚了，在利润的驱使下，市场经济就是一匹脱缰的野马，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了利润，为了竞争，为了剥削，资本家都想快马加鞭，谁也不想控制、谁也控制不了这匹看不见的野马，直到生产过剩，出现危机为止。这种混乱的、无序的、无计划的社会生产，是造成社会资源浪费、剥削加重和劳动者更加贫困的根源。我们在危机中看到两个现象，一个是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应对危机，不得不对一些产业和部门实行监管或国有化，虽说这种国有化与社会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从中可以看出是对市场经济的否定；另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国家凡是和市场经济联系紧密的行业，危机就严重。计划经济和管理严格的行业和部门就损失小的多。这两种现象都说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只手，不仅不是万能的，相反还是发生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　　

三、破除了对私有化的迷信。30年来，精英们不断在思想理论上重复着“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私有制可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公有制养懒汉”的谎言。在实践中大肆诋毁和侵吞社会主义公有制，采取股份制、假破产、企业管理人员持股、低价贱卖、强迫改制、抓大放小、引进战略投资者等伎俩，侵吞、瓜分一大部分国有资产。为了把他们的侵吞永久合法化，竟在社会主义的法律中塞入“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文。私有化的结果，使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越来越薄弱，国家控制的经济越来越少，国家经济活动中资本主义大肆泛滥，使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处于失控状态，重复投资、野蛮开采、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事故不断等，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破坏。广大劳动人民由生产资料的主人重新沦为资本家的奴隶，在资本家唯利是图的利润追逐中，无故断送了千百万人的生命。当经济危机袭来的时候，这些企业并不能因为私有化而独善其身，相反，他们本身就是危机的制造者。放眼全世界，只有那些公有化程度高、而且按社会需求有计划的安排生产的国家和企业，才能够抵御经济危机，化解各种风险。　　

四、破除了对美国的迷信。30年来，精英们对美国迷信的不得了，什么都是美国的好，美国的经济发展快，美国的生活水平高，甚至月亮也是美国的圆，对美国崇拜的五体投地。认为美国的军事实力强大，对美国害怕的要死。所以在对美关系中小心翼翼，忍辱负重，投其所好，生怕惹着了这个庞然大物。在经济危机中，美国露出了原形。原来美国的发展是靠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发行各种白条债券来骗取世界人民的财富，是一种寄生性的发展，是一种靠欺骗的发展，是一种掠夺性的发展；美国人的生活就是建立在这种靠借贷基础之上的生活。资本家用借贷、按揭等方法，欺骗诱惑消费者，把消费者的一生甚至下一代都绑架在他们利润的机器上；美国今天干涉这个国家，明天又侵略哪个国家，似乎很强大，实际是外强中干，正如毛主席说的那样，是一只纸老虎。他们侵略阿富汗和伊拉克这样的小国，陷在那里近十年都无法脱身，使尽了浑身解数也打不赢，造成了极大的经济负担，不得进行战略收缩。这些都说明美国不是什么都好，也不是不可战胜的。美国靠两次世界大战隔岸观火、坐收渔利发展起来的实力已经不在，靠白条债券的欺骗剥削已经被戳穿，正在一步一步地走下坡路。　　

五、破除了对单纯追求GDP的迷信。30年来，在“发展是硬道理”这一片面发展观的指导下，在国内发展指标上迷信GDP数据，把GDP的高低看成经济成绩的大小，绩效考核看GDP，官员提拔靠GDP。为了追求GDP，重复投资，盲目上项目，大拆大建，搞形象工程，致使一些行业产能过剩，既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又为经济危机埋下了祸根；为了追求GDP，各地争相上马了许多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使生态遭到破坏，环境受到污染，资源大量浪费，破坏了可持续发展，使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更加恶化；为了追求GDP，不去统筹全社会的均衡发展，什么来钱快就发展什么。重视城市，轻视农村。重视工业，轻视农业。重视投资，轻视消费。重视出口，轻视内需。其结果是眼睛只盯着国外市场，丢掉了国内13亿人口的大市场。我们自己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反而把大量产品廉价销往国外，去补贴外国人的消费。经济危机以来，国外市场一缩，产品就严重积压，好多工厂不得关门或停产。实践证明，单纯追求GDP的发展不是什么硬道理，只有统筹兼顾科学发展才是正道。　　

六、破除了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迷信。30年来，一些人崇拜美国的重要一条原因就是羡慕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学习美国人超前消费，借钱消费，房子要住大的，汽车要开好的，衣服要穿名牌的。经济危机揭露了美国这种超前消费是资本家给消费者挖的陷阱，是绑架消费者，是为了长期、稳定地剥削人民的骗局。危机中可以看到，多少按揭者因为付不起贷款被赶出家门，多少人节衣缩食的目的是为了偿还那高额的贷款利息，消费者成了房奴、车奴和卡奴。资产阶级宣扬的寅吃卯粮的借贷消费是一个陷阱，是资本家把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转嫁给了人民，结果是人民更加贫穷。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勤俭节约、量入为出的消费才是合理的。　　

七、破除了对改革教理论的迷信。那些一心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精英们，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以经济学家和理论家自居，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从垃圾堆里搬出资产阶级的腐朽观念，借以唬人，制造真正的迷信。什么“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啦，什么“市场经济是万能的”啦，什么“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啦，什么“普世价值”啦，等等。经济危机以来，给了那些资本主义制度的吹鼓手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他们的理论基石轰然倒塌。一贯靠招摇撞骗混饭吃的他们，一个个像缩头乌龟似的，装聋作哑，集体失语。人们终于看清楚了他们的嘴脸。原来所谓的“经济学家”、“理论家”，实际是资本主义的吹鼓手，是资本家豢养的看家狗，是一帮卖国的买办。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感谢经济危机，它使我们破除精英们制造的许许多多的现代迷信。更加坚定了我们同资改派斗争的信心，更加坚定了我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资改派们虽然在经济危机中碰的头破血流，但他们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为了维护他们和他们主子的利益，仍然会改头换面跑出来忽悠我们。你看，最近他们不是又抛出了“加快政治改革，才能避免经济危机”的奇谈怪论吗？！我们不能松懈，应该继续战斗，戳穿他们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