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风险在别处

freddy73

“人们并不是没有意识到风险，但监管和私人风险管理都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即如果每个实体都能各自管理好自己的风险，就没有人需要担心系统性风险。…”

——英国《金融时报》

 

以金融时报社论的形式，对肇始于美国，如今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做如此评判，可谓切中肯綮。如此又引来另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风险是可以管理的吗？

 

如果仅就个人的知识及经验范围，答案可能略显悲观：从长期来看，人类世界的风险是不可管控的。说风险不可管控，是因为风险的多样性、从人本性根底里对风险的厌恶感以及将风险的管理权限交给（或者说是自然集聚）到少数人手里等多方面因素决定了人类社会永远无法将风险有效的管理。

 

风险的多样性首先在于风险来源的多样性，现在的世界面对的风险有自然的，也有人为的。虽然自然界的风险虽然可以精确预测，但很多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灾害却是人类无法规避的，比如飓风、比如我们所遭受的汶川地震等，都不是人类通过现在的科技手段能够解决的。人为的风险，是人类在社会组织运作中，产生出来的，比如因宗教信仰不同而产生的民族间冲突等，这类风险产生的机制更为复杂，而且其发展方向更难以被逆料，这也是现在金融危机继而向全球经济危机演化所凸现的特征，当然人类一直在努力设计出可以预测这类风险的方法，博弈论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到各类组织行为的预测中，以识别可能产生的风险。自然风险如果再嵌入到人类社会活动中，其结果将因为人类活动的复杂性而产生几何级的放大效应，这也导致风险在人类社会中变的更为复杂、多样和难以预测。当然，这也适用于人类活动本身所产生的风险在社会组织中被不断放大的效果。

 

之所以如此，在于人类，包括人类组织有追逐利益（包括经济收益）、规避风险的天然倾向。“趋利避害”从其自身意义上没有问题，但如果把它植入整个社会发展的系统中，其问题就凸显出来了。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它能关注的，或者愿意去关注的风险，都是跟其自身直接或间接紧密相关的，这就意味着在其设计风险规避机制上，首先是将自身的风险规避掉，规避掉也没有关系，但如果仅仅将风险转嫁掉，那么事情就大大的不妙了，因为你规避掉风险的同时，向社会释放了更大的风险，而其他的个人或组织为了规避掉这些风险，也会设计相应的对冲方案，但也由此产生更多风险，…由此就像巴菲特的传记“滚雪球”——有些组织和个人从中牟取了利益，也有另一些积累了风险。如果风险在核心的一些组织中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足够的破坏力，就如本次的经济危机。

 

在这个风险累积与释放的过程中，“专家”们往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从原始社会看起，刚刚开始的人类大部份可以自身就识别周边的风险，从而作出应对举措。而现代社会的风险要素随着经济及社会复杂程度的提升，已经远非一些平常人可以轻易识别的，而且其背后的因素更是复杂到连受到过系统经济、社会学训练的人可以轻易解读，由此也自然驱动了风险管理逐步成为一门“显学”，而且可以赚取惊人利润的专业。这个过程中，风险的识别与管理自然向这些“风险”管理专家（大型金融机构中的这类专家直如过江之鲫）集中。但正如历史周而复始证明的一样，哈耶克所谓的“致命的自负”适应于所有的现代人，这些专家就其知识结构而言也远远无法解开人类风险的酝酿与释放之匙。

 

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社会运作反反复复出现风险与危机的根源性因素。必须抛弃“一劳永逸”的解决风险的念想，不是凭某些个人、某些组织（包括国家）来一统解决，因为他们会制造更大的风险。如果有对付风险的办法，我们还是要回到“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及由此而隐含的灵活应对机制。

jardon-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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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飞的猫

　　古有云：“不知古，焉知今？” 我们也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正确的认识今天；我们也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更好的把握未来。历史，往往会惊人的重复着。

　　每个人对历史、对管理之道的不同见解，将产生不同的行为，从而形成千万种不同的行为结果。
　　历史，是今天的过去；今天，是历史真实未来的展现。
　　历史，是真理的母亲，是生活的镜子，是社会进步的阶梯。

　　人们学习历史，学习思想理论，是为了能够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启迪思维、加宽思路、增长智慧，从而在人们的心中起到“劝善明恶、记功司过、察往知来、激浊扬清”的良好作用，使每一个人能在错误、失败、选择和机遇中成长起来，在学习锻炼、博奕交锋之中成长起来。

　　比如：我们要修一座水坝，就必须了解该河段洪水的历史记录，这样才能确定水坝的各种参数。现在经常提到的建造可以抵御百年一遇洪水的大坝，有人会想为什么不能设计成能抵御千年一遇的洪水呢？但是设计提高一个级别，成本就要大幅度增加，所以要在成本和标准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设计者凭什么来确定这些标准呢？那就要依靠历史。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史学传统的国家，丰富的史学遗产为世所罕匹。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梁启超也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也就是说，我们中华民族拥有巨大的历史知识宝库。

　　我国历来有重视历史教育的传统，可惜的是今天的人们对历史之了解越来越少，华夏文明日益没落，其前景甚忧。唐朝的一位著名史学批评家刘知几对史学的价值这样说道：“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史通·史官建置》）。当代思想家任继愈先生则认为“史学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是国家兴亡之学，民族盛衰之学”（见任继愈《〈续修四库全书〉出版的重大意义》。

　　在中国的封建皇帝中，唐太宗是一个重视修史、重视在政治实践中读史、用史的贤明皇帝。在他身边，有许多精通历史的名臣，与他经常“商榷古今”，成为讽谏的专家，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虞世南、萧瑀、王珪、刘洎、马周等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对贞观时期的重大政治决策都起了很大作用，对唐太宗的为君之道产生了积极影响。正如唐太宗的一句名言：“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

　　唐太宗常以自己的体会，要求群臣多读“古籍”，提倡群臣“事之闲，宜观典籍”。有一次，他还送给以直谏著称的李大亮一部《汉纪》，说：“此书叙致简要，议论深博，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

　　唐太宗李世民能够直面历史、见贤思齐，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不能，敢于用历史上的嘉言懿行、明君贤相来匡正自己的言行，用历史上昏君暴君腐败残暴导致国破人亡的教训时时提醒自己，表现出最高统治者对历史少有的自警意识、借鉴智慧和伟大气魄，从而创建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没有腐败的开明盛世——“贞观之治”。

 　　……

　　毛主席一生酷爱读书，尤其酷爱古今史书，并对许多古书作了不少点评。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历史知识，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我们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这三点对伟人毛泽东的成长和中国革命的影响力之大！

　　毛主席曾说：“我一辈子就是吃总结经验的饭”。陈毅认为，毛主席之所以伟大，就是“不二错”，即同一个错误不犯两次。邓小平也说：“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一个人如果不善于总结，在人生的道路上就可能常走弯路、常遭挫折；一个企业、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如果不善于总结，就可能错失机遇、蒙受灾难。要把学习引向深入，就要善于在实践基础上总结经验。善于总结，就要把实践中零散的东西系统化，把感性的东西理性化，历史的东西现实化，外面的东西本土化，外国的东西中国化，从中发现带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新的实践。善于总结，我们就能举一反三，就能不断认识和发现真理，不断提高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不断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4-17 19:43:57编辑过]

会飞的猫

……如果有对付风险的办法，我们还是要回到“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及由此而隐含的灵活应对机制。

说得好。

…………

　　风险，是指在某一特定环境下，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内，某种损失发生的可能性。风险是由风险因素、风险事故和风险损失等要素组成。换句话说，是在某一个特定时间段里，人们所期望达到的目标与实际出现的结果之间产生的距离称之为风险。
　　比如某人在一个大雪天，在下班的车流高峰期，骑着他的没闸没铃的自行车从家里出发，准备去购物中心买皮鞋。不幸半道出了交通事故。这里让我们分析一下： 
　　大雪天、车流高峰期、没闸没铃的自行车等属于风险的因素； 
　　交通事故就是风险事故； 
　　当事人的死亡或残疾就是本次风险事故所导致的损失。 
　　原本购物回家的目的与横尸街头的结果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距离。 
　　在日常生活中，这种突如其来的风险事故经常给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带来沉重的打击。     
　　风险因素的增加，会导致风险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增加；而风险事故的发生可能导致损失的出现。这就是风险要素之间的辨证关系。

　　谈风险，必然要谈到大数定律。大数定律是不确定情形下各种经济理论的基石。
　　大数定律：又称"大数法则"或"平均法则"。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在随机现象的大量重复中往往出现几乎必然的规律，即大数法则。此法则的意义是：风险单位数量愈多，实际损失的结果会愈接近从无限单位数量得出的预期损失可能的结果。据此，保险人就可以比较精确的预测危险，合理的厘定保险费率，使在保险期限内收取的保险费和损失赔偿及其它费用开支相平衡。大数法则是近代保险业赖以建立的数理基础。保险公司正是利用在个别情形下存在的不确定性将在大数中消失的这种规则性，来分析承保标的发生损失的相对稳定性。按照大数法则，保险公司承保的每类标的数目必须足够大，否则，缺少一定的数量基础，就不能产生所需要的数量规律。但是，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有它的局限性，即承保的具有同一风险性质的单位是有限的，这就需要通过再保险来扩大风险单位及风险分散面。
 
　　“小数定律”：在统计学和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条规律是“大数定律”，即随机变量在大量重复实验中呈现出几乎必然的规律，样本越大、则对样本期望值的偏离就越小。例如，抛掷硬币出现正面的概率或期望值是0.5，但如果仅抛掷一次，则出现正面的概率是0或1（远远偏离0.5）。随着抛掷次数的增加（即样本的增大），那么硬币出现正面的概率就逐渐接近0.5。但根据认知心理学的“小数定律”，人们通常会忽视样本大小的影响，认为小样本和大样本具有同样的期望值。例如，如果某个厂长连续两年取得了很好的业绩，那么人们就会认为该厂长的业务能力很强；但实际上，这两年也许恰好是宏观经济比较理想的年份，任何人都会取得好业绩。在这里，人们实际上把小样本的期望值视为大样本（即年份较多）才具有的期望值。另一个常见的例子是所谓的“赌徒谬误”。例如在抛掷硬币时，人们通常认为下一次出现正面的概率与已经出现正面的次数负相关。如果连续抛掷10次硬币都是正面，那么人们会觉得下一次出现反面的可能性很大；实际上，每次抛掷硬币出现正面或反面的概率都是0.5，它与已经出现过多少次正面没有关系。大数定律是不确定情形下各种经济理论的基石，如果人们真的是按照小数定律而非大数定律做出判断，那么现有的经济理论就需要重大的修正了。
　　

　　…………

　　对于企业或个人来说，与风险相对应的，就是由具体的、可衡量的、可达成的以及实际的行动目标作为后盾，预期盈利的商业计划。

　　企业要发展，就要有远见；企业越发展，越要有远见。远见是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和规律性来讲的，是必要性和可能性的统一。企业发展得越大，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也越多，所以要预见各种不确定的产生及作用。但不确定性发展，又受到竞争规律、管理规律、投资规律、研发规律……一定规律的支配。毛主席曾在1945年时深刻地指出“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预见也就没有一切”。

　　我们想获胜必须了解冒险的价值，而且必须有自己创造运气的远见与“摸着石头过河”的踏实行动。这需要我们大胆筹划，小心实施。需要我们勤于思考、做事小心，能够看到事物中一切可能存在的危险和机遇，同时又要像一个棋手那样研究所有可能危及你优势地位的各种战略。

　　幸运之神眷顾勇者。但真正的勇者并非是不可一世的狂妄之徒，更不是没有脑子的莽撞汉。勇者知道运用预测和判断力，计划每一步和做每一个决定，这种做法就像军事策略家所说的那样，每一步重要行动能让你力量大增，也就是拥有一种武器，能立刻形成明显的优势，帮你战胜对手。

　　那些伟大的军事将领大多有一个习惯，他们总是尽力了解对手的性格和习惯，以此来判断对手可能做出的选择和行动方向。在所有的竞争活动中，能够了解对手和竞争者也总是很有功效，因为这样你就可以预测对手的动向。主动、预期性的措施几乎总比被动反应有效，且更有力量，俗话说，预防胜于治疗就是这个道理。

　　……

　　在我们提笔拟定计划之际，该计划看起来似乎天衣无缝，但是局势在计划定稿之前情况可能已经转变了，也就是说，不仅市场的状况早已改变，客户改变，就连所能支持计划的资源也已改变。这也难怪这些成本高昂，又耗时费力的策略，仅有极少的部分能真正被执行。正如日本软银孙正义所说的：“一流的计划三流的执行，不如三流的计划一流的执行”。在今天这个风险因素剧增的全球性金融风暴的非常时期，更是如此。

　　许多人都坚持认为，成功的关键在于扎实的策略计划，而这项计划必须由具体、可衡量、可达成以及实际的行动目标作为后盾。这样做虽然很重要，但它有致命的缺陷。计划强调的是判断的标准与预设的成果，人们所采行的也是认为可达成目标的固定方法。由于这些方案依据的是预期能达成目标的已知方法，因此我们在开始行动之前，其实已经局限了范围。因为人们太执着于自己历来的成功方式，殊不知在他们行动之初，就已经限制了自己走向更多、更大成功的可能。

　　计划的本质是弹性的、长远的、多层面的、大格局的。它们强调的是如何成长或扩大利润这类的成果，而不是某个可衡量的目标。同时计划所提供的是一个大方向，而非达到成功的惟一方式。做任何事都不可能只找到一种最好的方法，我们要找出完美想法的最佳途径，就要拥有许多想法。而在做出最完美的决定之前，要致力于寻找具有创意与功效的各种可能性选择，考量多种可能性方案，并积极尝试各种选择，然后才将重点放在最好的选择上。
　　我们不要固守三、五种方式来达成远程目标，而要无时无刻都能发掘获取利润的机会——不论是在与对手交谈，或与他人进行脑力激荡的会议中。

　　这就如同邓小平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宗旨，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保持开放性的策略，顺应时势，因势利导，顺以推移，不断地进行调整、修正计划。如此这样，即使我们的计划进展并不顺利，也不会惊慌失措，却总能沉着应对。

　　一个真正充满效率与行动能力的领导者，需要克制找寻简单、单向解决方案的冲动，乐于尝试能达成目标的各种可能性办法，拥有在困难面前付诸行动的耐心、勇气和胆略，以及不达目的决不收手的执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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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心态将决定我们的能力。我们认为我们能做多少，我们就真的能做多少。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自己能做得更多，我们就能创造性地思考出各种方法。拒绝新的挑战都是非常愚蠢的，我们要集中心思于怎样才可以做得更多。这样，就会为我们提供创造性的解决之道，将我们各种创造性的能力发挥出来，许多富有创造性的答案都会不期而至。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越多，我们的热诚感、自信心、创造力越强，将来的成就越大、越高。

　　相反，不相信事情能够做成功，就等于关闭了我们创造性解决问题之道的心智，不但会阻碍发挥创造性的能力，同时还将破灭我们的理想。找出把事情做得更好的方法，是将任何事情做成的保证。这并不需要有超人的智慧或特别的才艺，重要的是我们要有朝着既定目标不屈不挠、乐于奋斗的气魄，相信能把事情做成，要有这种坚定的信念。而当我们相信某一件事不可能做到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为我们找出各种做不到的理由。但是，当我们相信——真正的相信，某一件事确实可以做到，我们的大脑就会帮我们找出各种方法。老话说得好：“有为者，亦如是；有志者，事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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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猫纸上谈兵，望楼主与家人们多多指教。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3-12 10:42:49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