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安全到了建国以来最危险的时期
韩德强 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 《开放与经济安全》讨论会上发言的修订稿 9月2日发言，9月27日修订完毕
王志乐先生认为，中国处于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我的观点恰好相反：中国经济安全到了建国以来最危险的时期。 一、改变定义能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吗？ 虽然观点截然对立，但判断标准却是一样的：一国经济安全取决于一国的经济竞争力，而一国的经济竞争力又取决于该国的企业竞争力。那么为什么同样的判断标准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论呢？ 关键在于以何种标准判断企业竞争力。王先生用中国企业有多少进入世界五百强为依据来判断。1996年中国只有3家企业，而2005年则有19家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而且销售利润率还高于世界五百强的平均水平。由此，王先生认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大大增强了，中国企业群体正在崛起。 但是，王先生忘记了，中国进入五百强的都是垄断性的国有企业。国字号的电信、银行、石油业、电力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靠的是垄断中国的庞大市场，而不是世界性的技术、品牌、营销、管理竞争力。这些企业实际上是大而不强，甚至是外强中干，根本不具备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深究可以发现，这些企业都是在用跨国公司的电信设备、电力设备、石油开采提炼设备、银行信息系统在处理业务，其利润的相当大一部分被跨国公司赚走了。 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是不是增强了，这并不是一个深奥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说：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其实，并不需要什么专家的报告，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不是增强了，而是削弱了，沦落为跨国公司的配套厂商了，成为低附加值、低利润的血汗工厂了。好一点的，如联想、海尔、长虹、一汽等，这些似乎成长起来了的中国企业，究其实质，无外是微软、英特尔、松下、康宁、三菱、菲利浦、德国大众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组装商和经销商。拥有中国自主技术、自主品牌的企业则在跨国公司优势技术的打压下，纷纷败落，或者放弃自主技术和品牌，成为跨国公司的组装商和经销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在绝大多数技术和产业领域，自主技术或被主动抛弃，如运十飞机；或遭被动淘汰，如机床工业；重大技术进步寥寥无几。 对于这一进程，王志乐先生也不是没有认识，但他仍然坚持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了。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他的办法很简单，改变中国企业的定义：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只要服从中国法律，就是中国企业。所以，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了。 这真是好办法！建议王先生劝告美国的国会议员们也这样改变定义：凡是在美国经营的企业，都是美国企业，不管这家企业是日本投资还是中国投资。这样，中海油收购美国的尤尼科石油公司，联想收购IBM的计算机事业部，就不会再遭到美国国会的阻挠了，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也可以消失了。今后，国家统计局完全可以不再统计外资企业的活动了，外汇管理局也可以停止工作了，海关也可以取消了。甚至，“跨国公司”四个字都可以取消了：具体到每一个企业，无论设在何国，都是当地的本国公司，又何来跨国公司呢？只是这样一来，王先生的“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也得取消了。 改变定义的确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按王先生的逻辑推论下去，根本不存在日本入侵中国问题，日本人到了中国就是中国人。日本人在中国立的法就是中国法律。服从了，大东亚共荣圈就建立了，东亚全球化时代就到来了。 二、血汗工厂是中国的成功之路吗？ 王先生未必真不懂：西方投资流向全球，全球利润流向西方。在全球化的名义下，跨国公司实现了对世界各国经济的控制，实现了在世界范围内获取最大利润的梦想，损害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主成长、发展的前景，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劳动者陷入到“探底竞争”中，使十九世纪的血汗工厂日益成为二十一世纪的现实。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站到跨国公司的立场上说话呢？ 对此，他有一种解释：“我们过去是在全球产业链之外，现在能进入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和中端，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嫉妒，说中国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把本该投向他们的外资都给吸走了。他们想进入全球产业链低端都进不了。” 显然，王先生认为，能给跨国公司打工，能找到血汗工厂的道路，这是中国的荣幸。中国把别的国家的打工机会抢走了，这是中国的成功。但是，究竟有多少人同意这种看法呢？要得出王先生那样的结论，必须丧失一个中国人的基本自信，必须全盘否定新中国的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就，必须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甚至必须全盘否定从林则徐、康有为到孙中山的爱国志士的努力，必须将天安门广场上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变成“历史倒车纪念碑”。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他的“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的说法。 这真是好办法！建议王先生劝告美国的国会议员们也这样改变定义：凡是在美国经营的企业，都是美国企业，不管这家企业是日本投资还是中国投资。这样，中海油收购美国的尤尼科石油公司，联想收购IBM的计算机事业部，就不会再遭到美国国会的阻挠了，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也可以消失了。今后，国家统计局完全可以不再统计外资企业的活动了，外汇管理局也可以停止工作了，海关也可以取消了。甚至，“跨国公司”四个字都可以取消了：具体到每一个企业，无论设在何国，都是当地的本国公司，又何来跨国公司呢？只是这样一来，王先生的“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也得取消了。 改变定义的确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按王先生的逻辑推论下去，根本不存在日本入侵中国问题，日本人到了中国就是中国人。日本人在中国立的法就是中国法律。服从了，大东亚共荣圈就建立了，东亚全球化时代就到来了。 二、血汗工厂是中国的成功之路吗？ 王先生未必真不懂：西方投资流向全球，全球利润流向西方。在全球化的名义下，跨国公司实现了对世界各国经济的控制，实现了在世界范围内获取最大利润的梦想，损害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主成长、发展的前景，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劳动者陷入到“探底竞争”中，使十九世纪的血汗工厂日益成为二十一世纪的现实。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站到跨国公司的立场上说话呢？ 对此，他有一种解释：“我们过去是在全球产业链之外，现在能进入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和中端，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嫉妒，说中国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把本该投向他们的外资都给吸走了。他们想进入全球产业链低端都进不了。” 显然，王先生认为，能给跨国公司打工，能找到血汗工厂的道路，这是中国的荣幸。中国把别的国家的打工机会抢走了，这是中国的成功。但是，究竟有多少人同意这种看法呢？要得出王先生那样的结论，必须丧失一个中国人的基本自信，必须全盘否定新中国的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就，必须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甚至必须全盘否定从林则徐、康有为到孙中山的爱国志士的努力，必须将天安门广场上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变成“历史倒车纪念碑”。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他的“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的说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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