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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9-8 10: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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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研发人员只追求技术先进而缺乏对市场的敏感,华为硬性规定,每年必须有5%的研发人员转做市场,同时有一定比例的市场人员转做研发。即使以前没有这样严格的制度,研发人员也会自发地到市场部门串门,感觉市场需求的变化。追逐功利和实用的企业文化,已渗透到公司的每个角落。一条法则自发形成了:一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这使得华为成功并受益至今。事实上,华为大多数获得市场成功的产品,都不是凭借什么技术上的先进性。
但这并不代表华为不重视技术研发。每年研发投入高达年营业额1/5的华为,比竞争对手更注重新业务和产品的新功能。“现在,价格已不是最有利的竞争手段,因为跨国公司的报价也很低。往往就是一两个功能的差别决定了客户选择谁。现在比的是谁多一口气,多一口气我们就赢了!”华为的一个市场人员说。而对新业务和新功能的发现,全凭研发人员对市场的敏锐嗅觉。
1997年,天津电信的人提出“学生在校园里打电话很困难”。华为中研部副总裁方惟一回忆说,任正非当时紧急指示:“这是个金点子,立刻响应。”华为2个月后就做出了201校园卡,推出后市场反应热烈,很快推往全国。等其他公司反应过来时,华为已做了近一年。实际上这项新业务只需要在交换机原本就有的200卡号功能上进行“一点点”技术创新,但就是这个能为运营商带来新利润的小创新,使得华为在交换机市场变劣势为优势,最终虎口夺食,占据了40%的市场份额。
华为产品成功的另一个理由是,响应客户需求比竞争对手更快。华为市场策划与推广部部长郭海卫说,1999年,华为成为最先和中国移动一起做神州行预付费业务的企业。当时他们已经提前觉察到这个将要出现的市场,暗自做了技术储备。中国移动一提出需求,华为立刻全力响应。一期工程全国铺了25个省市的点,只有华为一家承建。据说,2年时间,华为没赚到一分钱。结果业务推出后,中国移动尝到了甜头,在二期招标时一次性给了华为8.2亿元,这是华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合同,利润率远高于其他产品。之后别的厂家跟进,如今该工程项目的价格只有当初的1/5了。
前狮子时代
摩托罗拉评价说,华为的优势不可能一直延续下去,很多隐患会在其继续壮大的过程中表现出来。
对手把华为的弱点看得清清楚楚。任正非要结束华为的土狼时代,作一只与对手比肩的狮子。
不IPD就下岗
“华为可以小米加步枪,日益本地化的跨国公司也不一定非要用坦克。”摩托罗拉中国电信业务部总经理高瑞彬说。
作为老对手,摩托罗拉琢磨华为这匹难缠的土狼可不是一天两天了。高瑞彬说,用户总觉得华为的反应速度快,机房一有问题,华为就能派人连夜赶到,立马修改。但这并不一定就是好事,改来改去,各地的版本差异越来越大,将来设备升级时很可能一团糟。现在华为反应迅速,是因为接触面小。将来在全球市场发展,现在的这套适合中国情况的机制还能保证华为同样反应迅速吗?
今年第一季度,华为出口额首次大于国内市场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357%。在最近的一次大会上,任正非以其一贯的煽动口吻,动员各部门抽出更多员工增援国际市场:“在国内,我们已经达到为抢一个2000万元的项目投入七八十人的程度;而在国外,一个2000万元的项目平均投入不到一个人。国内智能网每线6元,国外15到40美元!今年中东、北非、南美市场都会迅速起来!”趁国际电信市场寒冬而收购了一些国外企业的华为,下一阶段的市场重点无疑是海外。
进军海外市场意味着什么?那将是更高一阶的竞争环境。高瑞彬说,做个要打通电话的软件可能只需要10%的成本,其余90%都要花在可维护性和可靠性上。要打国际项目,很多测试在国内可能想都想不到。
摩托罗拉看得很准。任正非也已经看到,企业文化引导下的自发行为,不能满足华为进一步规模化和全球化的要求。另外,以前的华为更多地是做跟随者,但是今后,更多地是要自己决定做什么。
耗费巨资的IPD(集成产品开发)变革就这样开始了。之所以请IBM做IPD顾问,是因为在1994年,低谷时期的IBM对自身进行IPD变革,用全新管理流程成功激活了整个组织。2000年,任正非在华为干部大会上没留一点余地:“不学习IPD、不理解IPD、不支持IPD的干部,都给我下岗!”
简单地说,IPD就是把以前由研发部门独立完成的产品开发,变成为打通全流程、跨功能部门的团队运作,产品研发不再是研发部门的自留地。目的在于,在企业大到可能患上大公司病的时候,以IPD打通部门隔阂之墙,保持从前的活力和敏锐。
以前,华为的研发的确比其他企业更能主动贴近市场,但产品是否适合需要,还是要等到销售甚至装到客户机房后才知道,而那时一切调整都来不及了。1998年,华为在九江的传输产品曾经出过重大问题,按惯例是用新设备把故障机换回来。任正非却说:不能换。换回来研发就不会感到痛,我要让他们痛一痛。结果华为付出了巨额赔偿。
理论上,IPD能够在研发前期就避免以前需要投入市场后才会暴露的重大问题。以前华为的产品开发都在中研部(中央研究部),现在改由PDT(产品开发团队)来承担。每个产品都有各自的PDT,每一个PDT团队由研发、市场、财务、采购、用户服务、生产等各部门抽调的代表组建,像一个个创业型小企业,从研发开始,对市场、利润、产品生命周期等全程负全部责任,共同协作完成一个产品从概念、研发,到生产、上市的全过程,从而真正实现产品研发和市场的同步进行。
孙雨辰是目前华为宽带产品PDT的头儿,以前是做市场的。按理负责研发的头儿应由有多年研发经验的技术人员担任,但当时华为高层强调说:PDT的头目一定得是市场人员。
中研部是华为头一个面临IPD挑战的部门。以前中研部全权负责研发,市场部门负责销售,中研部做什么,市场部门就卖什么。孙雨辰说,现在可热闹了,产品做成什么样完全由不得研发人员,别人都得参与,而这些“别人”在以前都是和研发根本不搭界的人。
新的运作流程变为,市场代表带着产品规格、技术参数等信息到市场上搜集客户反馈,据此考虑市场空间、客户需求的排序,哪些需求会对未来产品的市场潜力和竞争力产生重大影响等等。在市场人员的强烈参与下,产品的概念得以形成。
接着,财务代表根据市场代表提供的市场数据算账:需投入多少研发工程师、仪器设备成本、制造成本、物料成本、产品生命周期内销售额、利润等,一份“商业计划书”诞生了,用以说服IPMT(投资管理委员会,分产品线设立,共有9个)同意为该产品投资。
用户服务工程师以前对中研部意见最大,因为产品出了问题,没完没了替中研部兜着的是他们。推行IPD后,在产品策划阶段,用户服务代表“新愁旧恨一起算”,一口气提出100多条可维护性需求,让孙雨辰和其他人大吃一惊。他们开始意识到,在产品设计时就考虑这些可维护需求,对提高产品未来的市场竞争力极有好处。
采购人员也没等项目开始研发,就引入了元器件供应商的竞争和谈判,结果使整个产品的成本降低了40%还多。而以往元器件的选择往往由研发人员决定,他们更多地是想如何使产品功能更强大,很少从降低成本角度考虑。财务和采购的及早加入,使产品的成本竞争力提高了许多。
这样,以前贴近市场需求的企业文化和自发行为,以流程的方式固化下来了。
2000年,华为以无线业务部作为第一个IPD试点,无线业务部副部长李承军和他那支从各个部门抽出来的10人团队,在IBM顾问手把手的指导下,把华为的大容量移动交换机MSC6.0送上了IPD流程,经历了10个月的开发周期,把整套程序走了一遍。到现在,华为牵涉到IPD变革中的人已达60%到70%。今年开始,所有的新项目都将导入IPD。
李承军说,以前那种坐电梯般直升的提拔机会,随着公司的规范和成熟将越来越少。客户可能也会很怀念从前一出问题华为员工就飞奔至机房、就地改就地换的时光。现在按照IPD的流程走,华为的反应速度可能比以前慢了不少。但那些多数属于应急的问题,随着前期研发环节的充分考虑,会越来越少出现。同时产品研发周期大大缩短,风险也大大降低了。
为未来而变
尽管几位IPD当事人都对这一变革表现出了极大热情,并表示这一流程对原来的决策体系和行为方式改变很多,但一些来自华为内部的意见认为,IPD并没有触及这个企业的最本质处。质疑IPD的声音从来就没有断过。
任正非交了学费,任凭IBM的顾问在自家后院折腾。
有熟悉任正非的人说:对于曾国藩来说,理学是旗帜,不会影响他的通权达变;对于任正非来说,IPD是旗帜,不会影响华为的核心优势。他并不认为IPD能深刻改变华为,他所要求的只是有所提升。这个常常将手下煽动得无比激昂的教父式领袖,其人生基调是:灰色但不乏激情。他不会把一个事物看得很有用,也不会轻易判断为没用;不会被美好理想冲昏头脑,也不会固步自封。这一点,从外界流传的任氏系列文章中屡屡流露出的“情形不好,但没到最坏”的情绪中,可以得到印证。任正非认定的事,必定会坚持做下去。但他非常明白,华为真正的变革不是单靠外力就能够推动的,土狼变狮子的过程,不会是突变,只能是演进。正在攀岩的任正非,绝不会在另一只脚还没踩稳之前,挪动现在赖以支撑的这只脚。
与其说IPD改变了华为的行为方式,不如说IPD使华为过去的行为方式在操作上更富于效率,目标导向更明确,压力传递机制更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IPD是对原有方式的强化,而不是改变。在任正非看来,目前做到这一点就够了。
在各项业务的支撑体系上,华为真心实意地做着IPD。但在市场上,任正非带领着他依然骁勇善战的狼群,以自己的方式继续扩张。IPD顾问说要追求效率,控制成本,但华为今年的市场投入依然是不计成本;后方的产品线改来改去,一线的办事处该怎么干还怎么干;IPD顾问说产品需要严格按照IPD模式进行规范研发,但在2001年,当某高端路由器产品出手速度落伍于竞争对手时,任正非一声令下,所有程序打乱,突击搞研发,产品得以在极短时间内铺向市场。
外界传言,华为负债太重,已成为未来隐患,银行已不愿再向华为贷款。但是来自华为内部的消息说,他们现在并不缺钱——华为对外宣布企业负债率为53%,银行抢着借钱给华为,各大商业银行对华为都有60亿到70亿元的信贷额度。去年,华为实现了回款200多亿元。任正非一直非常重视回款和现金流,2年前就颇有先见之明地设立了专门负责回款的市场财经部。眼下,华为有40多亿元的现金赢余,贷款额度根本用不完。去年又卖掉了安圣电器,他自称是给自己披上了一件越冬的大棉袄,即使两年没有销售额,华为也能安全过冬。
由于不缺钱,再加上华为独特的行为方式可能在资本市场上受到约束,华为一直缺少上市的积极性。任正非认为,高科技公司缺的是机制而不是钱。但是,作为一个膨胀到今天这个规模的民营企业,华为不可能不考虑上市的问题。目前正在进行的内部职工股转化为期权,据说就是为上市做准备。
变是注定的。在中国通信业长期高速增长的顺势中成长起来的华为,面对的是一个剧烈变化的环境。原先简单的运营商和供应商链条,已演化为设备供应商、集成商、软件提供商、业务和内容提供商、网络运营商、终端用户运营商、虚拟运营商等组成的复杂产业链。面对变化的国内市场环境和国际市场,任正非的个人意志还能继续支持华为的高速运转吗?
任正非在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现在个人霸道决策的环境已经不存在了。”有时候,即使他心里已有了主意,嘴上也不说。如果最后大家开会的结果和他想的一样,他就表示“我也赞成”,以示决策是大家做的。
在IPD之外,华为也在进行其他的探索。企业网事业部是目前华为唯一实行事业部制的部门,并且在销售方式上改变了华为惯用的直销方式。作为华为走上分销路的先遣部队,企业网事业部正在为华为探索另一种生存方式。另外,华为开始像跨国公司那样,注重与供应链上连接着的几百家供货商的同盟关系。在一根筋比拼销售“主业”的同时,任正非也会说:“未来的竞争将是供应链的竞争。”
但改朝换代式的变化远没有发生。任正非设想的“没有任正非,华为也一样能走下去”,并不是靠表面上的“集体决策”就能达到的。几年来,任正非其实一直在物色接班人。先后有几个人已经被内部人接受为“真命太子”了,结果却是没有给出任何理由的出局。作为最有个性的中国企业,华为存在自己独特的问题,也有着与众多中国企业同样的软肋。
任正非说过,三代人之内,华为不说要进世界500强。这三代,不是说华为的三代领导人,而是华为垮了再起来,再垮再起来的三代。
土狼也是令人尊敬的。如果真能够“垮了再起来,再垮再起来”而完成土狼向狮子的演进,将更令人尊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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