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分享 ●韦伯曾经在《儒教与道教》中指出,传统的中国人因为他们对金钱的一种非理性的爱好,使得他们以一种锱铢必较的方式处理金钱,往往无法进行基于长期的理性计算的投资。用姜汝祥的话来说,很多中国企业家骨子里还是以一种"农民"的方式做企业。这种"农民"意识最好的写照可能莫过于明末的崇祯。史载,当时明王朝对内要对付李自成与张献忠,对外要对付多尔衮领导的八旗大军,前方再三告急,崇祯甚至打算借民间一年的房租,结果全国怨声鼎沸,骂崇祯皇帝是"重征皇帝"。他真的没有钱吗?李自成破紫禁城,打开皇宫藏钱的地方,不禁惊呆了。库中"有镇库银,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为一锭。" 在中国,一厢情愿地希望员工成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超脱物欲的圣人的老板很多。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金钱对于工作,财富分享机制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就像万有引力对于自由落体的重要性一样,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如果你以为这样说,是强调人的经济性,"兽性",那就错了。 这里更重要的其实是金钱的社会学本质:我们在乎的真的是钱吗?拿2000元奖金和拿3000元奖金相比,住200平方米和住300平方米的房子相比,穿2000元的西服和3000元的西服相比,真有那么大的区别吗?钱与物质本身当然有区别,所以,自然会有人在乎它们之间50%的区别,但我相信,更多人在更多的时候,在乎的其实不是钱与物质本身,而是钱与物质所代表自己的地位,包括在自己在公司内的地位和在社会中的地位。一位经济学家开玩笑说,自己挣5万元,我不觉得少,如果做类似工作的对桌同事挣得比我多,就觉得我挣得少了;如果我的太太的妹妹的丈夫的弟弟挣得比我多,我也可能觉得自己挣得少了。金钱背后,人们在乎的是地位,在乎的是个体的尊严。 讲到财富的分享,这个话题最合适、最优秀也最著名的阐述者是孤儿出身、自称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蒙牛集团总裁牛根生。这个创造了蒙牛从零到一百亿的传奇企业家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把他所拥有的全部蒙牛股份捐出来,成立老牛基金会,用于褒奖对蒙牛集团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或机构,帮助个人遭遇不幸或生活窘困的员工。 如果说牛根生是一种"无师自通型"的天才企业家的代表的话,学者出身的电池大王、比亚迪公司的王传福对分享制度的践行同样有一种天然去雕饰的朴素。公司在香港创业板上市之后,作为比亚迪的核心创始人,王传福本人在比亚迪股份的持股比例仅为28%,而其他34位高管获得了高达22%的股份。公司里很多人惊讶地发现,他曾经承诺过的股份,甚至包括口头承诺的,也在公司上市后如约兑现了。王传福在制造自身财富传奇的同时,也使比亚迪成为千万级"富豪员工"的根据地。 华为的内部股制度和联想的股份制改造,已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财富分享的例子,这里不再展开说明。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规律是,中国现阶段比较出色、具有一定国际市场竞争力、真正能够走出去的大型企业几乎全部是技术密集型或智慧密集型的企业:包括华为、联想、比亚迪等。有论者把之归结为行业开放程度和市场竞争发展的结果。其实,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在于技术密集型、智慧密集型的企业依赖于员工的创造力、主动性的产业特征,决定了他们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采用分享机制来发扬员工的积极性,而逐渐完善的分享机制反过来又给员工积极性的发挥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空间,促进了企业的竞争力的提升,使得它们能够率先进入国际一线企业的行列。与技术密集型企业形成对比的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管理者,因为中国一段时间内几近于无穷的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养成了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性,这种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性使得他们被锁定在一个很低的组织能力水平上,基本上都是在原始组织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加上一点低级组织的运作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