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王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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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隔半个世纪，为什么又提起“王康年”？因为值此国殇之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发国难财天理不容”的愤怒之声振聋发聩，因为在此全民抗灾之际，像王康年那样“发国难财”的奸商已经露头———

    就以这三天为例。一是成都市蜀山户外用品店老板刘某，借帐篷紧缺之机，骗取红十字会证明，以“抗震救灾”的名义，通过“抗震救灾物资专列”，从外地运回帐篷616顶、睡袋880个、充气床垫1083件，非法经营、牟取暴利数十万元；二是在灾区查获一批“救灾棉被”中，充塞着“黑心棉”。经追根寻查，在制作该批劣质棉被的某厂，当场查获为数不少的破旧棉絮；三是中国移动向震区优惠赠送充值，于是某地大批手机卡商户，蜂拥涌入灾区，将神州卡一扫而空，其中不少商户获取不当得利可巨达百万元……

    这就是“发国难财”！由此想到了半世纪前也是因为“发国难财”而被杀头谢天下的奸商王康年———抗美援朝期间，奸商王康年盗骗志愿军采购急需药品的巨款从事投机生产，把劣药假药过期药卖给志愿军，用腐烂棉花做成“急救包”，用发霉面粉做饼干，高价卖给前线，使浴血奋战的将士蒙受不应有的牺牲。王康年最后被依法枪决，这是趁火打劫者的应有下场，这是“发国难财”的人们不远的殷鉴！

    今天的“王康年”们，罪孽并不轻于当年王康年。灾区1400万人民急需帐篷，多少人风餐露宿，多少人无以安居。胡锦涛主席数赴帐篷生产一线，亲自督产调度，全国各地日以继夜，开足马力生产帐篷。就在这样的困难之时，还有奸商用“抗震专列”，囤运大量帐篷以牟暴利，这不是今日之“王康年”，又是什么？至于在赈济棉被中塞入“黑心棉”等等，更和王康年当年的伎俩，何其相似乃尔？

    王康年当诛，今日“王康年”们，也逃不脱法律之严惩。然而“发国难财天理不容”，其指向当然不仅止于几个“王康年”式的奸商。于是我们从“发国难财”的当年王康年，不禁又想起了发更大的“国难财”的当年刘青山、张子善，从囤积居奇、以次充好的奸商，想到了可能出现的贪污、挪用、截留救灾款物的某些“乌纱”。

    刘青山、张子善，人们并不陌生。这两个贪官，先后任当年天津地委书记。1950—1951年间，他们分别贪污1.84亿元和1.94亿元（旧币）。这是什么钱呢？一是救灾救济粮款，二是民工补助粮款。时值津塘地区重大水灾，他们贪污、挪用、截留救灾款、赈济款和重建家园的民工补助粮，这不是“发国难财”吗？所以当有人说情之时，毛主席“坚不容忍”，少奇同志则怒斥“天理不容”。

    “天理不容”，是因为大难当头，居然还有人“发国难财”！王康年式的奸商也好，刘青山、张子善式的贪官也好，其所作所为，正好是“发国难财”的两种类型，对于这两类“顶风作案”者，我们怎能“容忍”之？当前震区抗灾，已进入大量安置群众、启动重建家园阶段，“发国难财”的“王康年”，会从中钻营，会趁灾暴敛，而且已经露头，我们要迎头痛击，决不姑息。我们更要看到，灾区重建资金将会巨达数千亿元，这样庞大的公共财政经费，令国人牵心。尤其是现在国内外捐赠已达数百亿元之巨，这既是13亿人民的感情，又是国际社会的同情；这里头既有亿万国人的慷慨解囊，也有无数低收入国民从牙缝里省下来的救命钱，岂容贪污、滥用之？我们要以“坚不容忍”的态度，严防再出刘青山、张子善！

    当前，像“王康年”那样的奸商，已经有一批逮捕落网。而对巨款重建费用、抗灾款物和捐赠款物的严格监督，已经在从中央到地方的纪检、监察部门的“关口前移”下全程启动，社会舆论的公开监督也已声声紧迫，我们相信在这方面，国家会向人民交出满意答卷，中国也会向世界交出合格答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