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姐文化到大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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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海派之争，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便成为中国文学传统与现代之争的最大表征。当时的海派文化，有左翼文学的呼告，有鸳鸯蝴蝶派的媚俗，也有新感觉派的先锋。而在北京，从中国传统中升华出来的散淡与充裕成为了京派散文的最大特征，没有海派的紧张感与强烈感，但有着对传统价值观的依恋。在文风上，怀旧与追忆、先锋与颓废成为中国传统与现代的不同特色，自此，京派重传统、海派创现代的格局得以形成。

　　首先，来看看作为年轻小姐们喜爱的“现代”象征的海派。何为“现代”？这是个备受争议而又无可回避的话题，波德莱尔说：“现代就是稍纵即逝”。马克思曾言：“现代就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这两位大师的论断中，不难看出，“现代”的产生之初就包含了对传统和自身的双重质疑。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深重、积习难改的国家，如没有外力的作用，“现代”更是难以立足。不幸的是，自鸦片战争国门洞开之后，欧风美雨便开始洗礼中国，现代意识中的怀疑、孤独、绝望、变异、荒诞、死亡等主题深植于人心，其后，三十年代的上海《现代》杂志创刊，又将先锋颓废媚俗等现代体验与现代的强烈感于紧张感带到了国人面前，国人不得不开始在咒骂中审视，在批判中接受，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之路。

　　上世纪八十年的开放之路，又一次为现代体验埋下了种子。事实上，卫慧的写作与世人眼中的“小姐文化”相差甚远（她本人曾攻击过有过坐台经历的绵绵，并标榜自己是复旦大学毕业，绝对是精英而绝非是出卖自己的“三陪小姐”），今天再次检视其作品，应该说还是具有较强的都市的紧张感与强烈感，反映出女性意识在社会急剧发展中的焦虑感，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新感觉派”的作品同出一脉，所不同的是，其中有了更多的女性主义色彩。

　　《上海宝贝》“布老虎”版是卫慧首部半自传体长篇，讲述了一个年轻的上海女孩和她的朋友们鲜为人知的生活。卫慧在这本书中“放弃了修饰和说谎的技巧，我想把自己的生活以百分之百的原来面貌推到公众视线面前。不需要过多的勇气，只需要顺从那股暗中潜行的力量，只要有快感可言就行了。不要扮天真，也不要扮酷。”而在《象卫慧一样疯狂》中的宣言：“我们的生活哲学由此而得以体现，那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的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同时对媚俗肤浅、小市民、地痞作风敬而远之。”更成为中国飞速发展的城市文化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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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能不能帮忙把第五楼的帖子删掉，按错了，就给发重了，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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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于丹相仿并取得成功的还有，池莉的《所以》、王海瓴的《新结婚时代》、毕淑敏的《女心理师》，无一不是对人生的嗟叹，大妈的告诫在传统文化复兴的今天获得了空前的合法性。同样，即使是传统文化的复兴，也打上了浓重的娱乐色彩。当年明月的《明朝哪些事》受欢迎的程度远胜过严肃正剧《大明王朝1566》，再现历史中的争权夺利的每一个细枝末节的通俗历史读物成为主流，在现代化背景下重说的历史早已不再是真正的历史。毕竟，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全球化现代化包围下的我们根本无法返回到传统的从容和散淡，而此风行的国学与传统也只能成为现代工业化生产出的又一消费品。每一次对现代化的反思所出现的“恶搞”成风、“装神弄鬼”、愤青成为“粪青”、犬儒主义，只是在为进一步的现代化做铺垫和准备。

　　在清华等高校重开国学研究院的今天，学校图书馆借阅率最高的却是柏杨的《吓死人的国粹教育》，看来，真正的国学对青年才俊并未起到想象中的作用。相反，消费主义的热潮使得一切有争议和严肃的社会话题都变得娱乐而轻松，同时，摒弃一切深刻的思想文化话题的作品获得了80后青少年的狂热的追捧。韩寒、郭敬明、明晓溪、张悦然、小妮子等人的言情小说，萧鼎、轩辕一绝等人的神魔小说，沧月、步非烟等人的武侠小说，蔡俊的恐怖小说，天下霸唱、南派三叔等人的盗墓小说等等各种类型的通俗小说纷纷登场，占据了文学市场的绝对主流位置，还有如同《死亡笔记》一类的风行全国却被禁止的出版物。回头来看，卫慧的人生哲学——“我们的生活哲学由此而得以体现，那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也在今天的青少年中尽显无遗。

　　历史的吊诡之初就在于，在预言成为现实后，预言家往往已被人们所抛弃。而坚守传统的保皇派却总能在人们困惑和挫折时粉墨登场，给人已不切实际的幻想与安慰。我们无法预计十年后的中国是否是一个“恐怖与幻想齐飞，性爱共消费一色”的文学场，《论语》所述的温良恭俭让的和谐社会是否会到来——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说过：我们总是倒退着被现实逼进未来，将自己对未来的幻想投放在镜子上，然后对自己说，那就是未来的社会情景。或许，现代就是这样的一种怪兽：如同罂粟一样鲜艳美丽让人欲罢不能，痛苦时被用来作为饮鸩止渴的材料，在戒除时让你充满新的依赖和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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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于丹相仿并取得成功的还有，池莉的《所以》、王海瓴的《新结婚时代》、毕淑敏的《女心理师》，无一不是对人生的嗟叹，大妈的告诫在传统文化复兴的今天获得了空前的合法性。同样，即使是传统文化的复兴，也打上了浓重的娱乐色彩。当年明月的《明朝哪些事》受欢迎的程度远胜过严肃正剧《大明王朝1566》，再现历史中的争权夺利的每一个细枝末节的通俗历史读物成为主流，在现代化背景下重说的历史早已不再是真正的历史。毕竟，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全球化现代化包围下的我们根本无法返回到传统的从容和散淡，而此风行的国学与传统也只能成为现代工业化生产出的又一消费品。每一次对现代化的反思所出现的“恶搞”成风、“装神弄鬼”、愤青成为“粪青”、犬儒主义，只是在为进一步的现代化做铺垫和准备。

　　在清华等高校重开国学研究院的今天，学校图书馆借阅率最高的却是柏杨的《吓死人的国粹教育》，看来，真正的国学对青年才俊并未起到想象中的作用。相反，消费主义的热潮使得一切有争议和严肃的社会话题都变得娱乐而轻松，同时，摒弃一切深刻的思想文化话题的作品获得了80后青少年的狂热的追捧。韩寒、郭敬明、明晓溪、张悦然、小妮子等人的言情小说，萧鼎、轩辕一绝等人的神魔小说，沧月、步非烟等人的武侠小说，蔡俊的恐怖小说，天下霸唱、南派三叔等人的盗墓小说等等各种类型的通俗小说纷纷登场，占据了文学市场的绝对主流位置，还有如同《死亡笔记》一类的风行全国却被禁止的出版物。回头来看，卫慧的人生哲学——“我们的生活哲学由此而得以体现，那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也在今天的青少年中尽显无遗。

　　历史的吊诡之初就在于，在预言成为现实后，预言家往往已被人们所抛弃。而坚守传统的保皇派却总能在人们困惑和挫折时粉墨登场，给人已不切实际的幻想与安慰。我们无法预计十年后的中国是否是一个“恐怖与幻想齐飞，性爱共消费一色”的文学场，《论语》所述的温良恭俭让的和谐社会是否会到来——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说过：我们总是倒退着被现实逼进未来，将自己对未来的幻想投放在镜子上，然后对自己说，那就是未来的社会情景。或许，现代就是这样的一种怪兽：如同罂粟一样鲜艳美丽让人欲罢不能，痛苦时被用来作为饮鸩止渴的材料，在戒除时让你充满新的依赖和幻想。

文章引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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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卫慧推出了她的新长篇《狗爸爸》，与前作《上海宝贝》相比，卫慧的这部作品可谓是“门前冷落鞍马稀”，虽然新浪读书依然给了很好的位置推广，但大多数网友却已经毫无热情，视若无睹，远不及当初的辉煌。究其原因，一则卫慧的读者多已年过三十，昔日的先锋反叛姿势已经难以为继，不得不更多的考虑以后的生活现状，“出去混，总有一天要回来的”。人过30，就不得不面对婚姻家庭等琐碎，而《新结婚时代》中的城乡差异、家庭矛盾成了眼前必须要面对的难题，更何况，还有《中国式离婚》中的外来危机，毕竟，情人不能给你解决眼前的难题，原来说过的话，是不作数的，只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困境。如何让自己的下半辈子少受点罪，生活更有保障，才是当务之急。去年《面纱》公映时，最为观众激动的不是“爱或不爱，那时我的权利”，也不是“女人只有一种办法能赢得爱，那就是让人觉得你是应该被爱的”，而是“只有把爱和责任结合在一起，爱才能得到升华”。

　　于是，于丹适时的登场了。“《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这段话，说出了大多数疲惫的即将步入中年的男女的心声。《论语》存在了2000年，古代的中国人都读过，了解程度胜过今人多倍，比于丹更有心得的不在少数。然而，是否因此都过上了快乐的生活，是否找到了个人坐标，却是令人生疑。无论是太平盛事还是动荡的乱世，对孔孟之道大加批判的都不在少数。陶渊明弃儒从道，唐朝大兴佛典，都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矫正。即使在儒家思想内部，荀子的“性恶论”也得到了越来越多有理性和现代意识的人的认可，由此演变成的“天行健，君子当以自强不息”更成为中国人奋进的动力。孔子的“温柔敦厚”“平和中正”更类似于鲁迅笔下的“瞒”和“骗”。毕竟，“温柔敦厚”“平和中正”是强者的修身之道，对于弱者来说，还不如做“一头特立独行的猪”。

　　然而，在这个矛盾日趋复杂尖锐的当下社会，要想稳定压倒一切，就不可避免的要“瞒”和“骗”。小姐文化兴起时，知识是身体的装饰品，会洋文懂格调的小资需要的是经过知识和化妆品双重包装后的身体，以图能钓个金龟婿，将自己的身体卖个好价钱。在发现这一切的努力换来的不过是“朝四暮三”后，重新寻找心灵的寄托成为了阅读的首选。同时，娴静已经取代活泼成为了新的美德。而且，想到成为大妈是每个小姐的必然归宿，才发现年轻时不管走多远，老祖宗还在那里结结实实的等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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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当时的卫慧是时尚的标志，如此的宣言，对于年轻而出身一般、工作压力又大的“白骨精”们具有致命的诱惑。世纪末的情结和过把瘾就死的浮躁，社会急剧转型下的价值体系的崩溃、信用的丧失使得人们对卫慧的自由自在、敢做敢为充满了向往。直至今日，徐静蕾的一句“结婚，给我个理由先”还能获得千万的点击率。由此，卫慧引出的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风靡一时，绵绵、周洁茹、李师江、沈浩波、尹丽川、巫昂、九丹、木子美、竹影青瞳等等相继在网上成名。70年代出生的作家几乎都对身体有着特殊的兴趣，并有着对现实的蔑视与绝望。这其中，有社会转型期间的不适应感，也有着强烈的反传统与先锋意识，在热衷于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之争中成长起来的70年代人，对文化政治有着天然的反感与依恋。于是，身体变成了一种姿态，一种在影响的焦虑下所作出的嚎叫。所以，我这里所说的小姐文化，应该是年轻女子试图脱离旧传统的束缚，向往单纯与自由（为了忘记一切思想的负累，她们选择了身体和惊世骇俗）的一种努力。

　　在2000年春季书市，新闻出版署说《上海宝贝》“内容格调低下，宣扬虚无主义、低俗颓废的人生观，并夹杂淫秽内容”(见《北京青年报》相关报道)以后，该书更是发得铺天盖地，笔者当时在一大学宿舍，就发现有人上门推销：“《上海宝贝》被禁了，要不要，10块钱一本”。不久，北京的一款“北京求生计”的游戏软件中，倒卖《上海宝贝》也被作为和倒卖假酒、走私汽车同等的外来青年的发财捷径，只是道德指数要严重降低。在2000年的新浪文教频道，关于卫慧和《上海宝贝》的帖子更是不计其数，其中不乏知名学者和作家。其中，当属该书出版人、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白烨最为积极，《全球语境中的摩登写作》一文也成为他后来被韩寒攻击的重要口实。

　　当时的京派传统，在遭受长期意识形态的打压后，又被新的海派文化冲击得七零八落。当时，以文史类图书出版著名的中华书局，便得到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美誉，连发工资都成了问题。或许是看到海派的文化在互联网下的带动下已渐入消费主义和媚俗的互动之中，意识形态的强势介入又难以达到根治的效果。于是，复兴传统在官方与民间的双重推动下终于被聚拢到了公众的视野中。看近两年的京派文化，就对大众读者的影响力而言，能与世纪之交的卫慧相比的，就只有“百家讲坛”造星机制下的易中天和于丹。其中，尤以被政府首肯的“弘扬传统文化”（易中天的《品三国》，还是权谋多了些，不符合和谐社会的主旋律）的于丹，新作一出，团购如云，更成为政府扶贫和送给农民工兄弟的“心灵鸡汤”，古文取代英文成为了国家领导人的口头禅，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成为了中国解决世界争端的“中国方式”，由此便不难发现，京海对立的格局依然存在，而被人诟病为“小姐文化”的卫慧，在今天已渐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