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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日前接受《财经时报》的专访，记者附带地问了朱先生一个财经方面的问题：文化和经济密不可分，冒昧问一下，你炒股吗？你怎么看待“全民炒股”的社会现象？
朱大可说：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环境里，炒股基本上就是一种赌博行为。现在的这种股票投机的方式，很能迎合国民的赌博渴望。当然，赌博文化有着上千年历史，早就被基因化，成了一种“基因性行为”，长达半个世纪的无神论教育，强化了这种国民心理结构。
朱先生讲的“中国这个特定环境里，炒股基本上就是一种财博行为”，但是从朱先生的理解来看，此所谓“特定环境”其实还是“国民劣根性”问题，即我们没有建立可靠的宗教信仰体系，所以国人特别地爱赌博，炒股是赌博的表现，这是我并不赞同的。
诚然，赌博文化已经被基因化了，甚至可以说赌博是人之天性。就我的理解，赌博一是源于人类挑战自我的智慧与勇气，一是源于侥幸心理，一是源于人的避重就轻。赌场如战场，输不起的人往往是不敢走进赌场的；付一分努力，得一分收获的人，不指望天上掉陷饼的人也极少赌博；本分生活，不指望通过取巧的途径占别人的便宜的人，也难以跟人赌博。但是，赌博依然无处不在，只不过是大赌还是小赌，赌的方式不同而已。试想，有几个人敢说自己没有赌过博过？小到跟朋友打赌，大到两军交战时的破釜沉舟(这破釜沉舟其实就是政治军事上的冒险和赌博)，都有赌博的影子。
要说中西方赌博有多么根本性的区别，我看未必。就赌具来说，麻将固然是中国的特产，而扑克却是西方人的发明。就赌场来说，美国有赌城，明目张胆、合法地赌，我们这里也只是偷偷摸摸地赌，一些官员觉得不过瘾，就腰缠万贯地跑到澳门去潇洒赌一回。
据说，西方人研究赌博而产生了概率论，而中国人研究赌博，却走向了作弊和宿命的道路。还有更玄的，说是过去没有数学家，只有赌徒。例如在二元一次方程的解公式没有发现以前，人们解此类方程都是通过枚举的方法。赌徒们互相较劲，赌对方能不能在限定时间内做出自己出的二元一次方程题。后来发现，有个赌徒几乎百战百胜，直到他去世以后，人们才从他的日记中找到了他发现的二元一次方程的解公式，一个伟大的发现就这样推迟到几十年后才发表。这些说法我无法考证，但从侧面见证，西方人不仅好赌，而且赌出了学问发明。因此，夸耀西方人有宗教信仰，就少赌一些，而没有信仰的人往往会更热衷一些，甚而说东亚居民最好赌，这恐怕是站不住脚的。
赌徒之所以能够聚集在一起拿出自己辛苦挣来的钱财去赌博，必定建立在信用的之上，那就是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行有行规，赌有赌则，在此基础上参与者愿赌服输，如此，赌博才能继续下去。只要有人破坏这“规矩”，就会受到参与者的反对和惩罚，不然，赌博行为就要宣告终止。
在有着长久资本市场发展历史的西方国家，股市是一种融资方式，炒股并不全是赌博行为，更是一种投资行为、理财方式。可是在朱先生眼里，中国股民炒股怎么就不可以是投资理财行为？股市怎么就成了一种赌场呢？我想仅从文化上去分析还不足以揭示问题的根本。
我认为，说在中国炒股是一种赌博，并不是说国人赌博的劣根性有多么深厚，而是中国股市不健全，使股市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投资场所，却成了一个赌场。在一个赌场里，参与者只能是赌徒，或是报着赌徒的心理参与，是前者决定后者，而不是后者决定前者。我曾经多次听到股民发出这样的感叹：中国的股市还不如赌场规矩，这样的感叹简直一针见血。连赌博都要建立在信用之上，更何况市场，更何况资本市场！
中国股市最大的问题就是信用问题，是政府不依据市场规律的“半夜鸡叫”式的监管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功利目的，以及到处存在的违规操作、内幕消息等黑手动摇了股市的信用根基。“调控意味着打压，监管意味着风暴”已经成为股民的思维定式。于是，股市难以成为国人分享改革开放经济增长成果的重要渠道，股民入市并不是因为看好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不看上市公司业绩不看成长，天天盯着有什么政策出台 ，新华社有什么文章，人民日报有什么评论。在一个合法股民谈监管色变的市场里，要想让股民不投机、不赌博真是难于上青天。在这样政策市里，股民被“训练”成了赌徒，而不是什么宗教与世俗、有神与无神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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