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自己些压力，每天写一篇《水寒版》

易水寒

经常上栖息谷，但是一直没有做什么贡献。感觉最近有点太懒散，想开始系统的学习和思考一些东西，于是就想到了《资治通鉴》。每天写一小段，贡献给栖息谷各位大侠，期待大家的批评指正。同时也给自己一点压力，每天写下去，积少成多，但愿能坚持下去最后凑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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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四零三年）

【周纪一】 起著雍摄提格，尽玄黓困敦，凡三十五年。

[原文]：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水寒曰]：

司马光将一个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管理，定义为三：礼、分、名。

礼，是儒家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有如道家的道、佛家的因果、西方哲学的逻格斯或者第一推动力。礼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也是社会需要依据的准则。作为商业机构的“礼”，莫过于资本和利润。商业机构存在的价值，也正是显示于此，企业的目标也专注于此。而其它如社会责任等等，都是为了企业的资本和利润服务。如果企业抛开资本和利润去追求别个，比如过去的国有企业，将企业的目的定义为为政治服务而不是为经济服务，愚以为国企的主要病症多在于此。而如今，尽管很多企业已经开始将目光转向市场，但是一些为了收购而进行的收购，为了某个政策而应景的规划，为了一些仿佛正义的目的，不顾资本的最有效运用原则，盲目反对MBO和ESOP。这些都是对企业的实质性目的没有正确的认识。

让商业去完成商业应该完成的责任，让企业完成企业应该创造的利润，让政府解决政府应该解决的事情，让慈善机构去辉煌慈善事业、让宗教去重振道德……这个社会就丰富而且和谐了。将非自身的责任强行扛在自己肩上，便是僭越，用儒家的话讲，就是不合乎礼教的。

作为一个企业如此，企业中的没一个人也应该莫不如此，作为一个商业人士，忠于资本是本份。也许你是一个音乐家，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一个数学家或者在什么方面具有独特的天赋，但是只要你是个商业人士，服务于某个机构，就应该上令下行，为了满足组织的利润，一些自身的优势，都应该服务于这个最高的商业组织道德。用司马光的话说，就是：“犹心腹之运手足……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如此企业也才能基业常青。

因此，企业和企业领导者最重要的工作，便是要让企业合乎资本与利润的原则。

－By050620

易水寒

[原文]：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王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于">于ersonName>君臣之际未尝不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季札而">季札而ersonName>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水寒曰]：

如果说商业社会中，资本和利润是商业组织的核心目标的话，那么维护这个核心目标并使之发扬的各种因素中，“分”是最重要的一点。分，指的是位分，或者说是地位。作为商业组织，董事会永远是最重要的首脑机构，因为他们掌握着资本的来源，企业的行为必须对其负责，对董事会负责，就等于是对资本负责。

孔子在《系辞》中开篇便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这里所说的尊卑贵贱，并非是我们所认识到的人格上的尊卑贵贱，而是说位分上的尊卑。乾元为纲，这个纲具有“统治”的意思，这个统治的来源于创始，创始与创造不同，创造是依照现有的资源而产生生生不息的新的创造，而创始是对资源的利用并产生价值。在商业组织中，创始者可以理解成是资本、资源的掌握者。投资人、董事会、股东等等，均是资本的所有者，也是企业的创始者，他们具有对资本的控制和操纵权利，这个权利有如天赋人权，而不能被剥夺。而坤性的特点在于创造和载负，有如企业组织中的大众，他们在资本至上，来创造出利润和价值，利润与价值，应当是为乾元，也就是资本而服务。资本和资源是有限的，董事会必须对有限的资本和资源负责，因此他必须是刚强坚固的，他应该看中报表而不是过程，对企业的发展和管理必须是强硬的，才能使有限的资源不至于被滥用，或者无法将有限资源的最大价值挖掘出来。而企业的执行者因为是对董事会负责，因此应该阴柔要多一些。要在有限的资源中，想方设法挖掘最大的潜力，获得最大的价值。因此多注重方法与经验、过程。这个道理大可以到天地宇宙最根本的规律，小可以到家庭甚至个人的修身立命。对于企业来说，也同样是重要的，否则企业便会混乱。在春秋战国史中，把三家分晋作为重要的转折点，其责任在周室而不在晋的三家，因为位分的混乱，最终导致周朝王室真正的日渐凋敝，这个道理，在后面会继续讲到，这里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要维护资本、利润的有效运转，位分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By050621

易水寒

[原文]：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卫">卫ersonName>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水寒曰]：

　　如果要让管理的位分发生作用，那么，“名”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关键。管理者永远从小处着手，而名就是小处中最关键的地方。名是人类认识事务的一种最根本的手段，对于襁褓中的幼子，他们也是从“名”与“物”的一一对应中开始认识世界的。这是妈妈，这是爸爸，这是吃的，这是喝的……人们开始了解事务的名，事务才开始在人们的生命中产生了意义。儒家更将格物致知作为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基础。在西方哲学中，也有通过词语来认识并了解世界的学派，他们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便是由于人能够通过文字语言词汇将时间万物以固定的名词确定下来，并赋予其功用。在《圣经》中，上帝也是通过扰乱人们的语言，使之相互不能沟通才破坏了人们建造巴别塔，重回伊甸园的计划。

　　在商业管理中，名也同样是维护企业、公司发展的重要手段。在我经历的公司中，有一个给我印象深刻，那时候我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应聘了一家小公司。当时国内的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私人公司还不多见，我应聘的这家，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公司的老板觉得经理这个名头是非常珍贵的，给人们安排工作，但是并不安排职位。采购部没有采购经理，销售部也没有销售经理，一切都对这个老板本人负责，但是他又安排了几个人替他负责打理一些日常事务。其结果可想而知，因为大家没有级别名分上的差别，这些被安排了一定管理工作的人，尽管能力非常强，但是管理起来名不正则言不顺，管吧，没有人服从，不管，又无法向老板交待，结果只好辞职。

　　还有一种情况，是有名无实，这样的公司更多见。这种公司名头繁多，动不动就是个总，是个监。但是老板却又对谁都不放心，事事亲力亲为，权利也不下放，这些中高层干部，只是有干部之名却我干部之实，什么事情也管不了，但又仿佛对什么事情都负有责任。于是工作越来越难做，老板的负担也越来越大。据说均瑶集团的老总王均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甚至连粉刷办公室这样的事情都亲力亲为，结果王均瑶英年早逝，企业的未来一下子跌入不可知的深渊。

　　“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虽然这些繁缨、正名等都是小事情，但是却最为孔子所关注。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小事，是决定一件事务发展的板机。对于枪械来说，板机虽然是个小部件，但是却是决定子弹是否出膛的关键，“名”与“物”的对应，使组织中的没一个各安其位，相互没有僭越和冲突，就是组织能否正常发展的关键，有如板机之于枪械的关键。

周易的坤卦初爻曰：履霜坚冰至，就是说能防微杜渐，从小处了解体认到事物发展的未来，并对未来保持着惊醒，并从小处调整它，以使事物的未来能够达到自己期望的地步。“名”就是这样的小处，因此说，能够使组织的每个人各安本位，相互没有冲突与僭越，让每个人发挥出最大的组织效率，创造出最大的价值，最重要的，就在于“名”的确立。

－By050622

易水寒

[原文]：

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王，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文公于是惧而不能违。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暴蔑其">暴蔑其ersonName>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水寒曰]：

礼、分、名，是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是每一位管理者都需要一以贯之的主经，而由此派生的各种管理方法，则是其分经，所谓纲举目张。好的管理者应该牢牢把握住这条主经，再以分经编织出一张永续经营的坚牢不破的网。

管理企业与管理国家，在管理的核心本质上并没有不同，只是治理对象的大小有所不同而已。想当初周厉王时代，虽然昏庸无道，纲纪败坏，但是，由于礼、分、名这条主线并没有被破坏，因此周王朝仍旧绵延不绝。当周襄王的弟弟叔带发动了叛乱，晋文公重耳带兵平定了王子带的叛乱，并将周襄王护送回都。周襄王将河内、阳樊等地赏赐给晋文公。但是晋文公立志图霸，有此大功自然得寸进尺，便请周襄王赏赐自己死后能够获得王室的殡葬礼制，被周襄王驳回，并说：“天下不能有二王，这也是叔叔也不能允许的啊。”由于礼制得到了保护，因此周朝王室所辖甚至不如春秋最小的曹、滕国，子民不如邾、莒这样的小国，但是周王朝仍旧是诸侯之马首，诸侯不敢侵犯。

但是从今天开始，周王朝开始没落。

起因是魏斯、赵籍、韩虔原为晋国的大夫，但晋国已经到了幽公时代，如强弩之末，魏、赵、韩三家打败了智氏，瓜分了晋国，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作为周朝天子的威烈王不但不敢讨伐，甚至分封三家为诸侯。由此开启了周朝衰亡之门。相信威烈王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一次小小的分封，便在诸侯中失去了威信，也挑起了诸侯更大的欲望，白白葬送了周朝的天下，历史也从春秋，转入了战国时代。

企业的管理也是如此，90年代中期在国内颇有影响的一个电子公司的市场部经理是我的一个好朋友，说道该公司为何在如日中天时突然陨落的原因，他说，虽然公司的创始人早在两年前便跳槽另外组建了新公司，但是大部分中高层干部并没有想走的意思，毕竟是大家一起打拼出来的企业和品牌，还是有很深厚的感情的。但是，新来的总经理不但是个不懂管理的原国营企业从业者，对知识分子，对管理层都不尊重，还安排了自己的“小蜜”做办公室主任。这个只会撒娇献媚的女孩不但对业务什么都不懂，还对这些创始的老管理人员喝来呼去。很快，企业的人心散落，接着就爆发了该公司中高层集体跳槽的震惊全国的事件，不出两年，由这班老人重新组合创造的另外一个新品牌迅速崛起，直到今天仍是电子产品市场的旗手。而原来那家企业早就被市场遗忘在了90年代，再也没有人提起。

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决胜的关键往往是在细枝末节，特别是在这样关乎于名分的小地方，一旦企业在用人上名不副实，便很可能在任命的一瞬间人心尽失，企业便开始走向下坡路了。

－By050623

易水寒

[原文]：

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害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慧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简子使尹鐸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鐸损其户数。简子谓无恤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鐸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及智宣子卒，智襄子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智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不然。《夏书》有之曰：‘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蜹、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听。

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则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智伯悦。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与。任章曰：“何故弗与？”桓子曰：“无故索地，故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桓子曰：“善。”复与之万家之邑一。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罢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郸之仓库实。”襄子曰：“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鐸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

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灶产蛙，民无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絺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谗臣欲为赵氏游说，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不然，夫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而欲为危难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絺疵请使于齐。

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曰：“臣闻脣亡则齿寒。今智伯帅韩、魏而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末遂而谋泄，则祸立至矣”。张孟谈曰：“谋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二子乃阴与张孟谈约，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之众。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唯辅果在。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三家分智氏之田。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乃诈为刑人，挟匕首，入襄子宫中涂厕。襄子如厕心动，索之，获豫让。左右欲杀之，襄子曰：“智伯死无后，而此人欲为报仇，真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乃舍之。豫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顾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报仇，不亦难乎？”豫让曰：“不可！既已委质为臣，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让伏于桥下。襄子至桥，马惊，索之，得豫让，遂杀之。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后。封伯鲁之子于代，曰代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成">成ersonName>君，早卒，立其子浣为赵氏后。襄子卒，弟桓子逐浣而自立，一年卒。赵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杀其子，复迎浣而立之，是为献子。献子生籍，是为烈侯。魏斯者，桓子之孙也，是为文侯。韩康子生武子，武子生虔，是为景侯。

[水寒曰]：

《资治通鉴》第一卷中最精彩的一段，便是司马光详述三家分晋之前后经过，分析了智家之成败，赵家之兴起皆为德。

中国管理哲学中，对管理者的“德”非常看中，特别是在政治、社会管理中，“德”几乎成为评判一个人的最重要标准。司马光在评论智家的败亡可谓一针见血，说智伯是才胜德。他的才干超过了自己的德行。并且认为，德行是才干的前提，才干是德行的资本，这两者不能颠倒，颠倒就是小人，而小人的事业是不能长久的。

在中国文化中重德胜于重才，而西方文化中似乎重才胜于重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这和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有比较多的关系。中国所处的地域比较广阔，相对来说政治都比较稳定，一般统一全国的大王朝的统治时期甚至都超过三百年左右，对于创业者，自然才干更加重要，而对于守成者，则德行毕竟要重于才干。我们可以看到，历代建朝者都建于才，而丧家的皇帝，都是丧于德。这个问题在后面谈到吴起与孙武之间的差异上，我们更多的做个比较。

中国的商业环境也是如此。中国市场广阔，企业生存机会比其它小国家要大，而且因为市场广阔，消费者基数大，故此创业的可能性也比较大，这和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也是中国市场的重要特点，因此，中国企业在谋图永续经营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德、才问题。德才兼备的领导者和企业，固然能够长存永续，甚至很有可能借助市场之利，成为世界重要的企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80年代早期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如今已经所剩无几，创业的辉煌过后，便是陨落的暗淡。如今在市场上活跃的重要的民营企业，大多已经是第三茬创业者了。为什么会如此？愚以为司马光所述的德、才问题，是打开这个谜团的钥匙。

智伯作为三家分晋的始作俑者，可以说在当时诸晋大夫中拥有非常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但是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智宣子却选择了有才无德的智瑶。司马光引述当时人们为描述智瑶的五个无人能够匹敌的优点：美发高大、精于骑射、才艺双全、能写善辩、坚毅果敢。但是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不仁厚，因此几乎所有人都反对将智瑶立为继承人。但是智宣子不予采纳，由此埋下智灭亡的危机。

赵简子则不然，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通过训简测试最终任命无恤，无恤是个才德兼备的继承人，在晋阳经营的非常好，百姓安居乐业。最终，晋与赵征战，赵襄子逃到晋阳，被智、韩、魏三家围困，三家向城中灌水，水淹到离城头还有三块木板的地方，晋阳的百姓仍旧拼命守城，没有背叛之意。最终，赵联合韩、魏，反攻智家，最终于灭了智，瓜分了智的国土。

赵之兴与智之灭，问题同样出于用人。试想，如果将智瑶用在开拓疆域，而不是将其定位于继承人，智氏家族是否能在战国中站住一雄也未必可知。而无恤之用不是用在看守晋阳之地，而是让他去开拓疆域，是否还有赵氏后来的辉煌？由此可见，司马老前辈评论此三家分晋将之归结为“才与德”，也许并不是完善的，愚以为关键的一点在于用人。用人就应该是把人用在正确的位置上，使其发挥最大的价值，这是当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在这一点上，作为司马光，可能当时未必想清楚了，因此其评论只抒发到“才胜德”而只。作为现代社会并且接触了现代哲学的读者，应该小心这种“非此即彼，非善即恶，非小人即君子”的简单二元论思想。

在这三家分晋的事件中，魏、韩两家却是深得“欲得之必与之”的谋略深邃，可谓是最大的赢家。这个思想源于《周书》，是很实用的谋略思想。很多人认为是源自《老子》“将欲歙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将欲取之，必故与之”，其实是老子集成了上古先人的思想。这里所说的《周书》应该是指《尚书》中的周书，而不是史载唐令狐德所著的《周书》，愚学业不精，未能找到出处。

－By050624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6-24 13:46:43编辑过]

易水寒

[原文]：

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后。封伯鲁之子于代，曰代ersonName ProductID="成" w:st="on">成ersonName>君，早卒；立其子浣为赵氏后。襄子卒，弟桓子逐浣而自立；一年卒。赵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杀其子，复迎浣而立之，是为献子。献子生籍，是为烈侯。魏斯者，魏桓子之孙也，是为文侯。韩康子生武子；武子生虔，是为景侯。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四方贤士多归之。

文侯与群臣饮酒，乐，而天雨，命驾将适野。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无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

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讲于己也，皆朝于魏。魏由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

使乐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击。文侯问于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ersonName ProductID="封" w:st="on">封ersonName>君之弟而以ersonName ProductID="封" w:st="on">封ersonName>君之子，ersonName ProductID="何谓仁" w:st="on">何谓仁ersonName>君？”文侯怒，任座趋出。次问翟璜，对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对曰：“臣ersonName ProductID="闻" w:st="on">闻ersonName>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悦，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

文侯与田子方饮，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闻之，君明乐官，不明乐音。今君审于音，臣恐其聋于官也。”文侯曰：“善。”

子击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车伏谒。子方不为礼。子击怒，谓子方曰：“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失其国者未闻有以国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闻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贫贱者，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贫贱哉！”子击乃谢之。

文侯谓李克曰：“先生尝有言曰：‘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则璜，二子何如？”对曰：“卑不谋尊，疏不谋戚。臣在阙门之外，不敢当命。”文侯曰：“先生临事勿让。”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见翟璜。翟璜曰：“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谁为之？”克曰：“魏成。”翟璜忿然作色曰：“西河守吴起，臣所进也；君内以鄴为忧，臣进西门豹；君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于魏成？”李克曰：“子之言克于子之君者，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君问相于克，克之对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魏成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对，愿卒为弟子。”

[水寒曰]：

魏文侯是三家分晋后成长最快的一家，很快便成为三家中的首脑，天下诸侯都很敬重他。这得益于魏文侯的头脑和其用人方略。魏文侯名魏斯，是上面提到“欲取姑与”的魏恒子之孙。他可以说是德才兼备的一个国君，大度而且恪守诚信，仪礼天下。当然，作为一国国君，所付出的这些努力所获得的回报也是巨大的，魏文侯因为这些优点，使他成为诸侯之霸，国富民强。

对于企业领导者来说，也是如此，有时候仅仅是一点小小的事情，都会让员工感恩不尽，乃至为社会所称道。当初张瑞敏砸冰箱，至今仍被流传，其实不管当初张瑞敏是何居心，但是事实最终所达成的结果，张瑞敏本人和他的海尔都是最大的赢家。在这样的小事情上的投资，所需要的成本并不多，但是回报巨大，甚至百年而不会有所减损。就拿全聚德烤鸭来说，历经数百年，没有什么变化，口味也和现代人的口味显得格格不入，按照市场规律来说，可能已经可以被市场淘汰，但是全聚德不但仍旧业绩可观，而且近年来还逐渐发展壮大，其原因就在于当初的杨家诚信待人，货真价实而已。每天认真一点对待自己的事业，这样的投资不算大，但是日积月累却是巨大的财富。企业管理者如果能够在这方面注意投资，企业的发展便会事半功倍。

不只在中国，世界绝大多数著名企业也都在这方面下过一番苦功。拿杜邦来说，杜邦的核心理念中有这样一条：“我们的原则非常神圣。我们尊重自然与生命，我们安全工作，和睦相处，对伙伴亲切友善，因此每天我们都能够问心无愧、情绪高昂地下班回家。”这种安全的意识，百年来就贯穿在企业的点点滴滴中。据说一个年轻的MBA毕业生刚刚进入杜邦，在他下楼梯的时候，一位陌生的老者提醒他：“下楼要扶着楼梯”，并且嘱咐说：扶着楼梯下楼比较安全。企业能够把核心理念贯穿到这样的细节中，其发展潜力便可想而知了。

那么，魏文侯为了让自己的国家基业永固，到底采取了哪些有效的手段呢？司马光总结了5种日常可以随时进行的没有成本的投资，接着又以两件小事补充了两条哲理，任何一个管理者如果能够熟练掌握这7个原则，必能够令企业长治久安。

第一：尊重知识。当时魏文侯拜仆子夏、田子方为老师，这一决定肯定是号令全国了。于是魏文侯每次路过这两位老师的门口，都要在车上鞠躬作礼。这种行为肯定不是给这两位老师看的，也不仅仅是对两位老师的尊重，而是做给天下人看。结果导致天下能人智氏纷纷归附，为国家积累了大量的人才。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投资，可谓微乎其微，仅仅耗费了一点点弯腰的力气，却为魏文侯带来了巨大的人才效益。

第二：守诚守信。一天魏文侯正在饮酒，忽然天降大雨，魏文侯马上告诉手下备车到山野中去。旁边的人不解，魏文侯说：“我和那个村的村长说了要去打猎，现在下雨，看来猎不能打了，我要去告诉他。”一般人遵守约定大多是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遵守法，作为企业的领导者的你能否像魏文侯一样，对你的司机都一样守信重诺？其实，在这些与自己并不对等的人进行守信，或者亲善的投入，往往会传播的更远，后效果越好。因为这些人在你的面前缺少的恰恰是平等的尊重，这是他们可遇而不可求的。

第三：决不乘人之危。赵韩魏三国共同分晋，但是，壑欲难填，赵国和韩国又相互觊觎对方的国土，两国都来找魏国结盟，瓜分另外一个国家的国土。其实作为魏文侯来说，和任何一家结盟，眼前的利润都是丰厚的，不但可以通过战争扩大自己的地盘，同时也可以通过此举为自己未来称霸之路扫清一个竞争对手。但是，魏文侯显然看的更远，他看到的是称霸诸侯，而不仅仅是这三家有限的国土。作为企业的领导者，虽然眼前的利润和重要，但是有时候也要把目光放的长远一点，衡量一下短期和长期的利益，绝不要因为眼前的一点香饵而失掉了长远的获利。甚至为了长远的利益，暂时放弃短期的一些诱惑，才是明智之举。

第四：随时表现自己的大度。魏文侯攻占了位于现在河北地区中山国之后，分封给了自己的儿子魏击。于是遭到了任座的抨击。魏文侯很生气。但是，他马上再文翟璜，翟璜说，魏文侯因为是贤君才会有任座这样敢于直言的谏臣。于是，魏文侯马上把离去的任座追了回来，并亲自下殿迎接，奉为上座。

第五：不要过于关注细节。刚才说关注细节是重要的，但是这里有说不能关注细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呢？因为细节和细节是不同的，有些细节是提纲携领的纲领，有些细节是琐碎的枝末，我们要去关注纲领而不是枝末。魏文侯在听编钟的时候悟出了这个道理。对于编钟音调的高低，就属于枝末，而掌管编钟的人的任命，则是这件事情的纲领。作为魏文侯的老师田子方这样教导魏文侯：“臣闻之，君明乐官，不明乐音。今君审于音，臣恐其聋于官也。”也就是说，作为领导者要关注的是那些为组织进行管理工作的人，而不是关注组织的生产和运营。如果领导者过分关注运营和生产的细节，则会对下属的管理者失去考核与任免的能力。因此，“明官不明音”，可谓是企业领导者应该时时记得、随时检验的标准，常问一下自己，自己所关注的，是“官”还是“音”？

第六：光脚不怕穿鞋的。2004年7月，四川明达集团董事长因为6000元的经济纠纷，被一个农民用一个炸药包炸死，该农民也因此同归于尽，这个“光脚不怕穿鞋”的现代版故事让人读来这么凄凉。在中国古代的哲学中，往往这样告诉人们，越是在得势之时越应该谦恭。在《周易》即济卦中说：“水在火上,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论语》中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谦恭礼下,则众心归附”、“夫礼者自卑而尊人。夫负贩必有尊也”，这些都是对此的补充和发扬。

第七：选相的五条原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相是辅佐国君最重要的职位。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副总是辅助老总处理企业事物的得力助手，这个位置的人选对了，那么大到国家小到企业就安定了一半。魏文侯的请李克（从《史记》中看，这个李克即是李悝）推荐贤相。李克为魏文侯提供了识别贤相的五条标准：

1、 平时看他所亲近的；

2、 富贵时看他所交往的；

3、 显赫时看他所推荐的；

4、 穷困时看他所不做的；

5、 贫贱时看他所不取的。

从这五条标准中看，企业副总这个位置“德行”是最为关键的标准。因为副总大多负责项目的监督、命令和反馈的上传下达、分红和奖金的分配方案，以及安抚和处理下属、缓解矛盾和纠纷等职责，这个位置的人必须公正廉明，刚直不阿，否则上可蒙蔽取悦，下会结党营私，因此必须慎之又慎。

古人的见解真是高明，够我等后辈好好咀嚼一生的了。

－By050625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6-25 3:32:43编辑过]

易水寒

[原文]：

吴起者，卫人，仕于鲁。齐人伐鲁，鲁人欲以为将，起取齐女为妻，鲁人疑之，起杀妻以求将，大破齐师。或谮之鲁侯曰：“起始事曾参，母死不奔丧，曾参绝之。今又杀妻以求为君将。起，残忍薄行人也。且以鲁国区区而有胜敌之名，则诸侯图鲁矣。”起恐得罪。闻魏文侯贤，乃往归之。文侯问诸李克，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弗能过也。”于是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还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燕湣公薨，子僖公立。

[水寒曰]：

尽管才与德是衡量一个人能否成功的有效标准，但是真正的管理者在用人方面，却并不是完全以道德作为底线。

道德是管理者的底线，但确并非是用人方面的根本要求。这话可能说起来很拗口，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却是很实际的问题。事实上，道德的要求，往往只能作为自我要求，而不能施于他人。在谈到宋明理学在中国的没落的时候，我们一般认为：宋明理学所提倡的克己复礼，是儒家内圣外王的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直接的文化。但是，在明代以后，克己复礼的理学传统，变成了“克人复礼”，“礼”成为评判他人，而不是反躬自省的标准，这个时候，“礼”的意义也就失去了，内圣外王的儒家传统更是丧失殆尽。因此，管理者对于被管理者，是契约和制度、规则的关系，而不能用道德作为评判的手段。

吴起据历史记载，便是一个在道德上非常虚伪的人物。在《史记》中记载的更加详细，说他小时候非常纨绔，败了家业，遭到邻居们的非议，于是，他一口气把说他闲话的13个邻居全杀了，然后拜别了母亲，发誓说自己不能拜相入将，绝不回卫国。于是，他就到鲁国曾子那里做了门生，学习儒家的哲学，后来，他母亲去世，他都没有回去奔丧，于是曾子对其非常厌恶，于是他便想通过武功来获取他梦想中的功名。当时鲁国正在和齐国打仗，恰好吴起的妻子就是齐国人，于是为了能够当上将军，吴起回家便把妻子给杀了，可见此人是个十足的功利主义者。后来鲁ersonName ProductID="国的国" w:st="on">国的国ersonName>君对吴起的这些历史劣迹非常不满，于是吴起便去了魏国。魏文侯了解到吴起这样的情况，甚至得知吴起的军事才能比司马穰苴（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军事家，齐国人，其《司马法》位列武经七书之首）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便拜吴起为将，在与秦国的征战中立下大功，连拔五城。

尽管在历史中吴起名声非常不好，但是《吴子兵法》却是吴起留给中国人重要的一部军事谋略财富。在《吴子兵法》中，吴起大谈“以德治国”，所谓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因此，我们按照儒家的看法，吴起不折不扣是个小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可谓是吴起的真实写照。但是，儒家是治天下的学问，武家是竞争的学问。作为企业的创办者、领航者必须是具备君子道德标准的人物，企业才能发展平稳，基业常青，但是作为企业的实际管理者，则需要有能力使企业达到上述目的的手段，而这手段尽管是表演出来的，只要是有效果，就应该有其发杨的地方，而不应该一概而论。《孙子兵法》在这个方面论述的非常清楚，孙武子总结将有五德：智、信、仁、勇、严，从这五点上看，吴起大多是具备的。

因此，用人的意义就在于把人用在最能够发挥其长处，规避其短处的地方。中国历史中另外一个清晰的阐述了这个道理的著名故事莫过于陈平盗嫂。据说刘邦手下有一员大将陈平，他兄长死的早，于是就和嫂子有很多不明不白的事情。后来有一次刘邦要让陈平出任粮草官，有嫉妒的人就拿这个事情来弹劾他，刘邦说，这个和我今天的事情有什么关系么？当然没有，一个人的价值并不是在于他过去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在管理者眼中，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他能够在什么地方发挥长处。后来刘邦死后，吕氏篡权，多亏陈平联合周勃力挽狂澜，才没有让汉家江山改姓。

人无完人，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标准，是管理者应该自我约束，自我躬行的标准，但绝不是评判他人，任免他人的标准，除非对方的弱点直接影响到整个企业基石的稳定和声誉。否则，无论他过去怎样，总有其发挥特长的位置。否则阴阳混淆，一塌糊涂，便会像鲁侯，错失良将。

事实上通观历史看，吴起是个对君主非常忠诚的人才，也是个很知情达理的人才。更重要的是，他是个会打仗的人才。吴起连任三国，连兴三国。而且三国都出现“起在而兴，起走而衰”的局面，其能力可见一般。在《资治通鉴》的后面部份还有很多关于吴起的事例，通过纵观吴起一生，我们应当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理念有个清晰的认识。

－By050704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7-5 1:11:50编辑过]

易水寒

[原文]：

威烈王二十四年（己卯，公元前四零二年）

　　王崩，子安王骄立。

　　盗杀楚声王，国人立其子悼王。

　　安王

安王元年（庚辰，公元前四零一年）

　　秦伐魏，至阳狐。

安王二年（辛巳，公元前四零零年）

　　魏、韩、赵伐楚，至桑丘。

　　郑围韩阳翟。

　　韩景侯薨，子烈侯取立。

　　赵烈侯薨，国人立其弟武侯。

　　秦简公薨，子惠公立。

安王三年（壬午，公元前三九九年）

　　王子定奔晋。

　　虢山崩，壅河。

安王四年（癸未，公元前三九八年）

　　楚围郑。郑人杀其相驷子阳。

安王五年（甲申，公元前三九七年）

　　日有食之。

　　三月，盗杀韩相侠累。侠累与濮阳严仲子有恶。仲子闻轵人聂政之勇，以黄金百镒为政母寿，欲因以报仇。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刺侠累。侠累方坐府上，兵卫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韩人暴其尸于市，购问，莫能识。其姊嫈闻而往哭之，曰：“是轵深井里聂政也。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妾奈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遂死于政尸之旁。

[水寒曰]：

虢山，在今天的河南三门峡市一带，如今已经只剩下一个土丘。这座大山曾经在周安王三年的时候崩塌，泥石流壅塞了黄河，导致过大面积的灾害。

虢山下曾经有个国家，叫做虢国。旁边还有个小国家叫做虞国。假虞伐虢的历史史实便发生在这里。当时在晋献公时，荀息向献公献计，送能歌善舞的美女给虢国公，以乱其政。同时有让犬戎骚扰虢国的边界。接着，虢国派特使出使虞国，允诺将虢国皇宫的宝物全部留给虞国为利益，诱使虞国公答应借道晋国征伐虢国。利令智昏的虞国公眼见宝物美女，很快答应了晋国的要求，甚至派出虞国的军队作为先锋，帮助晋国灭了虢国的下阳，也就是黄河北边的北虢。虞国得到了战利品的三分之一，虞国公兴奋异常。三年后，晋国再次借道虞国伐虢，虞国相宫之奇以“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道理力谏虞公，可惜，这位“愚公”不但不听，甚至还自以为得计。宫之奇只好举家隐居避祸。果然，晋国二次伐虢之后，回师途中又用计歼灭了虞国，从此灭亡了虞、虢两个国家。

如今虢山坍陷，已经据“假虞伐虢”280年了，不知道是对虢国灭亡的祭悼，还是终于看到晋国灭亡，而感到欢欣。总之，这个故事应该是对现代管理者有所警醒，在现代市场竞争环境中，竞争当中有合作，不能因为眼前利益而丧失了长久的利益。虞公的愚，愚在认为竞争过程中获利是唯一的，以此忘却了自己的能力和地位，忘却了尽管虢国经常征伐虞国，双方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但是另外一方面，虢国也起到了保护虞国的作用（在当时，虢国是个实力强大的国家）。在今天的市场竞争中，同行也许会发生相互间竞争，但是市场也因为参与竞争的企业众多而发展繁荣。有限度的垄断，自然对企业来说有一定的利益保证，但是过度的垄断，则对市场起到巨大的破坏作用，因此，成熟的市场在鼓励竞争的同时，也同样注重防止垄断。

虢国曾经是周王室最注重的一个宗亲国，虢国公常常有权利带天子号令诸侯，因此与各诸侯国积怨已深，晋国伐虢的隐患，早在那时便已经埋下。在得势的时候戒骄，失意的时候戒躁。是存身立业的人生准则。

－By050705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7-6 7:00:40编辑过]

易水寒

[原文]：

安王六年（乙酉，公元前三九六年）

　　郑驷子阳之党弑繻公，而立其弟乙，是为康公。

　　宋悼公薨，子休公田立。

安王八年（丁亥，公元前三九四年）

　　齐伐鲁，取最。韩救鲁。

　　郑负黍叛，复归韩。

安王九年（戊子，公元前三九三年）

　　魏伐郑。

　　晋烈公薨，子孝公倾立。

安王十一年（庚寅，公元前三九一年）

　　秦伐韩宜阳，取六邑。

初，田常生襄子盘，盘生庄子白，白生太公和。是岁，田和迁齐康公于海上，使食一城，以奉其先祀。

安王十二年（辛卯，公元前三九零年）

　　秦、晋战于武城。

　　齐伐魏，取襄阳。

　　鲁败齐师于平陆。

安王十三年（壬辰，公元前三八九年）

　　秦侵晋。

　　齐田和会魏文侯、楚人、卫人于浊泽，求为诸侯。魏文侯为之请于王及诸侯，王许之。

安王十五年（甲午，前三八七年）年

　　秦伐蜀，取南郑。

　　魏文侯薨，太子击立，是为武侯。

　　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商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武侯曰：“善。”

魏置相，相田文。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子乎，属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

久之，魏相公叔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起为人刚劲自喜，子先言于君曰：‘吴起，贤人也，而君之国小，臣恐起之无留心也，君盍试延以女？起无留心，则必辞矣。’子因与起归而使公主辱子，起见公主之贱子也，必辞，则子之计中矣。”公叔从之，吴起果辞公主。魏武侯疑之而未信，起惧诛，遂奔楚。

楚悼王素闻其贤，至则任之为相。起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游说之言从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西伐秦，诸侯皆患楚之强，而楚之贵戚大臣多怨吴起者。

秦惠公薨，子出公立。

　　赵武侯薨，国人复立烈侯之太子章，是为敬侯。

　　韩烈侯薨，子文侯立。

安王十六年（乙未，公元前三八六年）

　　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

　　赵公子朝作乱，出奔魏，与魏袭邯郸，不克。

安王十七年（丙申，公元前三八五年）

　　秦庶长改逆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沉之渊旁。

　　齐伐鲁。

　　韩伐郑，取阳城；伐宋，执宋公。

　　齐太公薨，子桓公午立。

安王十九年（戊戌，公元前三八三年）

　　魏败赵师于兔台。

安王二十年（己亥，公元前三八二年）

　　日有食之，既。

安王二十一年（庚子，公元前三八一年）

　　楚悼王薨，贵戚大臣作乱，攻吴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既葬，肃王即位。使令尹尽诛为乱者，坐起夷宗者七十馀家。

[水寒曰]：

从公元前396年到前381年这短短15年的时间，征伐不断，人民百蔽聊生。没落的东周王国对诸侯的控制能力几乎为零，春秋时期，孔老夫子还对“管仲以树塞门”耿耿于怀，对“八佾舞于庭” 咬牙切齿地“是可忍孰不可忍”，但如今，臣弑君、国相残，各自称王，不知道孔夫子能够活到这个时候，会怎样想。此时离孔子过世已经百年，孟子的出生还在10多年之后，墨子大约在安王12年前后死去，正是墨家的学说鼎盛的时期，也是杨朱的学说充斥市井的时期。孟子所指“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所指应该包括这个时期在内。

此时，实用理性主义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大行其道，各个诸侯国为图霸业更可谓是不择手段，因为王室的凋敝，全国没有一个可忠的君主，由于学说的泛滥，在道德上也没有能够统一全国的标准。看起来光怪陆离的舞台，听起来热血沸腾的争霸故事，背后却是老百姓的水深火热和资源的无效浪费。东周必定的走向灭亡，秦国的注定一统江山，从三家分晋之时，便埋下了因果。学历史的人常怀悲壮，亦多悯人，确乎如此。从大局看，历史宏壮跌宕，从细节看，却龌龊难当；从英雄的角度看，无数的历史契机早就了丰功伟绩，把市井放大，却看到一个个小人物颠沛流离，拆骨为柴、易子而食。

然而无论如何，在两难之中，历史毕竟还要朝前走，幸存的人们还要生存，还要为资源争夺，还要争王夺位。世事纷纭，深处其中，往往让人感到无所适从。把自己放到历史的环境中，理性地揣测自己可能的作为，事实上是件很残酷的事情，没有人知道我会怎样，但是我自己清楚，无论怎样选择，下场都不会好到哪里去。无怪乎杨朱泣歧，墨子悲丝。时间如蜣螂，把满野的粪便埋藏起来，给人们一片歌舞升平的假象。

在历史当中，人们是如此的渺小。小人物如此，大人物也是如此。战国初期著名的军事家吴起的一生，便是这样一个充满戏剧性和动荡性的一生。

吴起在卫国家乡杀了30多个他认为诽谤了自己的邻居之后，到鲁国做了曾子的门生，但是由于其母丧不归，被曾子逐出了师门。而后，吴起转拜子夏为师。子夏这个人也是孔子的著名弟子之一，但是他的儒家思想中，有很多法家的成分。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说：韩非子将儒家分成八个系统，其中并没有子夏，原因在于韩非子认为子夏非是儒家而是法家。吴起在鲁国为了求将，不惜杀了自己齐国的妻子，终于如愿以偿，一战大败齐国。但是由于战功赫赫遭到鲁人猜忌，受到谗言之伤，不得不投奔魏国。在魏国，吴起复被任命为将，大败楚国，攻占了楚国的五座城池。吴起用兵的特点是能够爱兵如子，《尉缭子》记载说：“吴起与秦战,舍不平陇亩,朴樕盖之,以蔽霜露”，一切以简朴为要。

但是，当初魏文侯问吴起的的情况，李克说吴起“贪而好色”，似乎与历史记载的吴起不符，事实上，吴起却是贪，但是他贪的是名，而非财。这一点，从吴起与田文争相，便可以看出来。魏武侯任命田文为相，吴起对田文说你打仗不如我，治理国家不如我，带兵不如我，你凭什么做丞相而我却不能？田文的回答可谓是一针见血：“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子乎，属之我乎？”也就是说，吴起的人际关系不如田文，在上下未能一心，民心未能归附的时候，人际关系往往取决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一点，正是吴起致命的弱点，也是法家一脉的致命弱点。因此，吴起尽管功高盖世，一生兴鲁、魏、楚三国，但是可惜，最终惨死于乱箭之下。同样，法家的其它代表人物如商鞅等，都下场悲惨。

吴起在田文死后，又遭到公叔的谗言，被迫远走楚国，楚悼王知道吴起的能耐，任其为相，吴起整法制、简机构、废疏亲，使得楚国越来越强大，但是他的铁面无私雷厉风行，自然也得罪了更多的权贵，最终楚悼王死，叛乱者攻吴起，吴起伏在楚悼王身上，被乱箭射死。

我们常说要理性的思考问题，其实真正的理性，在于能够明确的了解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平衡关系，而不是为了达到某一个方面的目的而不顾其余，否则一定会身涉险境。对于吴起，在佩服赞叹他的同时，也引发我们自己的反思，我们应该从中接受什么教训，得到什么借鉴，才能够更好的完成我们一生的使命。

－By050710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7-10 16:07:09编辑过]

易水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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