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不寐：中国大学精神批判——《大学精神档案》编辑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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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精神档案》即将出版了。

我们认为：在中国，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或者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应该阅读和拥有本丛书所编辑的全部思想材料；换句话说，本书是我们认为大学教育应该提供给学生的人类思想史上的经典篇章，是“知识分子”的启蒙通识读本。我为此准备了整整两年，包括策划、立项、筹资、会议研讨、组建编委会、选文、编辑、全部篇目的注释及全书最后定稿以及跟出版社反复的磋商。事实上《大学精神档案》丛书是《新语文读本》丛书最后的完成。《新语文读本》是由我策划并参与编辑的“中国民间语文教材”，该书的编辑工作始于1999年8月份，截至2002年春天已经出版了中学卷12本，小学卷12本（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但“大学卷”一直到今天才得以完成。

在这套书出版前夕，出版社的编辑田珅先生多次来信希望我提交一篇《编辑手记》，以使读者对此书的编辑思想有更完整的了解。我想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如果说，《大学精神档案》是我们认为大学教育应该提供给学生的人类思想史上的经典篇章，是“知识分子”的启蒙通识读本；那么我们显然认为，目前中国大学教育没有或没有全面地提供思想通识教育。因此，《大学精神档案》的主要目的就是重构中国大学精神，按我们的理解重新建构中国大学精神的思想谱系。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大学精神处于一个反思近代和现代传统的问题，主要方向是在美感教育、理性教育和宗教教育三个方面实现结构均衡。如果中国近代和当代的大学“人文教育”过于强调了“美育”以及片面化的理性教育，那么，祛美育化、深化理性教育、补充信仰教育就成为《大学精神档案》的主要方向。这个方向不是“人文精神”的复归，而是“神文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双向复归。因此，《大学精神档案》不是强调美育传统的“新语文读本”，也不是倡导“杂文理性”的“大学人文读本”。值得庆幸的是，这一转向不是我个人化的臆断，而是恢复“两希”文明的历史真相。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大学精神之重构”就是对西方大学思想传统的回归，并努力使之处境化。





一、蔡元培和鲁迅：美感教育是汉语思想的第一次迷路



勿庸置疑，蔡元培和鲁迅统治了中国近代和现代（甚至当代）的“人文教育”思想，或大学的“自由精神”以及“人文理想”。至少“新语文读本”时期的我同样把继承二君的事业视为自己当代的文化使命。人们过于强调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以及鲁迅的“绝望文学”，却忽视了蔡元培“以美育取代宗教”的思想以及鲁迅杂文文体及其审美思想对汉语精神的现代反动；这一“审美阶段”的历史倒错，不仅使中国教育以培养文学青年为主要目标，或者培养了大量的自我感动者和被否定激情所奴役的文字精神病患者，而且导致了整个现代汉语思想的非理性主义和极端主义特征。《大学精神档案》的编辑思想之一就是强调大学精神从“审美阶段”进入“理性阶段”和“真理阶段”，同时在文本上彻底摆脱杂文情结统治汉语精神的“落后局面”。

    对蔡元培和鲁迅的反省不能使我们无视当时的历史情境，显然，缺乏历史感的批评是不公正的。然而问题的关键是，蔡元培和鲁迅的所谓现代传人们恰恰从相反的方面忽视了时代变迁对教育思想变革所提出的相应要求；在威权主义打压下固守着所谓“新文化传统”进行文化自卫，却无法使近代思想对象化，更无法在教育思想上摆脱“亟变抵抗”的近代伤痕走向现代。

    蔡元培思想首先是“强邻交逼，亟图自卫”的那个时代的产物。只有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一背景下，才可以理解这位“教育总长”《对于新教育之意见》（1912年2月11日）蔡元培强调了教育首先是政治的延伸：“军国民之教育者，诚今日所不得不采者也……第二隶属政治者，曰实利主义之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此二者，所谓强兵富国之主义也。（第三）公民道德。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揭示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教育至于公民道德，宜若可为最终之鹄的矣。……公民道德之教育，犹未能超轶乎政治者也。”虽然蔡元培意识到“盖世界有二方面，如一纸之表里：一为现象，一为实体。”但他主张“美感之教育”：“美感者，和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对于蔡元培来说，“强兵富国之主义”是国家自卫的选择，而“美感教育”则是个人自卫的选择。

蔡元培“美感教育思想”大约首见于1906年《论教育之宗旨》。“美感教育”系蔡元培始从德文译出，在《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蔡元培强调：“此为康德所创造……在现象世界，凡人皆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随离合生死祸福利害之现象而流转。至美术则即以此等现象为资料，而能使对之者，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人既脱离一切现象世界相对之感情，而为浑然之美感，则即所谓与造物为友，而已接触实体世界之观念矣。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 蔡元培主张:“今日教育……其内容则军国民主义占百分之十，实利主义当占其四十，德育当占其二十，美育当占其二十五，而世界观则占其五。” 蔡元培对美育的重视可见一斑。正是在蔡元培的倡导下，1912年北京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令》宣布：“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力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1916年3月间，蔡元培与吴玉章等联同法国学者、名流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以“发展中法两国之交通，尤重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为宗旨。蔡元培在发起会上做了题为《华法教育会之意趣》（3月29日）的演说，蔡在这里明确宣布了“以法为师”、“反对教会”的思想：“欲考察各民族之教育，常若不能不互相区别者，起障碍有二：一曰君主，二曰教会。二者各以其本国、本教之人为奴隶，而以他国、他教之人为仇敌者也。……现今世界各国之教育，能完全脱离君政及教会障碍者，以法国为最。法国自革命成功，共和确定，教育界已一洗君政之遗毒。自1886年，1901年、1912年三次定律，又一扫教会之霉菌，固吾侪所公认者。……中国教育不受君政、教会两障碍，故与法国为同志也。教育界障碍既去，则所主张者。必为纯粹人道主义。（期间蔡大谈中国古代人道主义传统）……夫人道主义之教育，所以实现正当之意志也。而意志之进行，常与知识及感情相伴。于是所以行人道主义之教育者，必有资格于科学及美术。（蔡说法国科学和美术都发达）……至中国古代之教育，礼、乐并重，亦兼有科学与美术之意义。”这篇演说最后以“法华教育会万岁！”这一“美感口号”结束。值得一提的是，“法华教育会”不仅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早的中介组织，而且，蔡元培所讴歌的法国唯物主义传统正是自由主义大师柏克在《法国革命论》中深恶痛绝的。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神州学会发表演讲，进一步明确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令他极为遗憾的是，他欲专门写一本‘以美育代宗教’的专著，因‘人事牵制，历一十年之久而尚未成书’。” 蔡元培“旗帜鲜明地反对宗教对社会人心、学校教育的危害，反对大学设神科，反对学校宣传教义和举行祈祷式，反对传教士从事教育事业。这里，美育实际上已经成为反对宗教愚昧，推行科学民主的重要方式。” （《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在蔡看来：“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二、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三、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蔡元培全集》第五卷）因此应以美育代宗教而不是相反。五四时期，蔡继续提倡和推行“美感教育”，先后发表了《赖蜚尔》、《以美育代宗教》等文章；鲁迅（如《拟播布美育意见书》）、陈独秀等名流纷纷应和。“在这一时期，特别是20年代以后，思想界、教育界、文学界、艺术界重视美育的人士与日俱增。蔡元培、梁启超、李石岑、孟宪承、吕澄等人均在《教育杂志》等报刊上发表文章，使美感教育思潮发展到了高潮。在这一高潮中，‘美育救国论’、‘以美育代替宗教说’等多种美育理论，层出不穷。与此同时，上海成立了中华美育会，随后，京、沪相继诞生了《美育》、《曙光》等刊物……” （《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