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陈思和的新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十五讲》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以下两点：
第一，他选取了鲁迅《狂人日记》、周作人《知堂文集》、巴金《电》、沈从文《边城》、曹禺《雷雨》、冯至《十四行集》、萧红《生死场》、老舍《骆驼祥子》、茅盾《子夜》、张爱玲《倾城之恋》、王安忆《长恨歌》和阎连科《坚硬如水》十二部作品，解读的作品数量剧增，所选各家也具有代表性。以一人之力，大规模有系统地进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名著细读，这还是头一次。
他因为不满文学史研究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化而导致的以论带史倾向，提倡回到作品，“直面作品”。他以切身体验为例，认为80年代前期“20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的说法，都是在阅读大量文学原著以后提出的，以后就不同了，“一届届研究生都被笼罩在宏观体系理论的阴影里，虽然在理论上也能自圆其说，但心里总是虚的”。他由此断言，“如果你学习现代文学史没有成百成千地阅读作品，没有对现代文学史上的名著融会贯通，如数家珍，那么所谓的文学史理论体系都是别人的，而与你无关，你将永远被关在这一专业的门槛之外，不会产生真正的独立见解和自己的学术观点”。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主张把文学史等同于孤立的作品研究，也不是说，他将拒绝一切宏观的文学史叙述；他只是强调任何有效的文学史叙述，都必须基于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特别是名著的研究。他把文学史和名著比喻为夜空和星星，“其实每个星球彼此都隔得很远很远，但是它们之间互相吸引，互相关照，构成天幕下一幅极为壮丽的星空图，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文学史——观赏夜空准确地说就是观赏星月，没有星月的灿烂我们很难设想天空会是什么样子的——离开了文学名著，没有了审美活动，就没有文学史”。
因此，他的名著精读，既区别于在顺从先验的文学史框架的前提下做一些小修小补的作品赏析，也区别于某种中国版的“新批评”心里本来就没有文学史发展的内在联络只好退缩到孤立的作品细读以消极反抗先验的文学史框架。他的名著精读是积极的，在强调抛开先验的文学史框架、“直面作品”、获得自己的阅读经验的基础上，重新清理出实实在在的文学发展脉络。《十五讲》关于知识分子角色转换、关于启蒙话语精神来源和局限、关于民间和启蒙的关系、关于现代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关于左翼文学内在结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恶魔性等宏观叙述，就都从作品分析中浮现出来，因此虽然只讲了十二部作品，这十二部作品在八十多年文学史长河里彼此也有很大距离，但因为精细的分析抓住了作品的内在精神，相互之间的联系就由模糊到清晰。代替强悍架空的先验的文学史线索，一个新的完全由作品解读勾画的文学史脉络呼之欲出。
西方有些学者，如美国当代著名作家、哲学家和批评家苏珊·桑代格，出于对理论的警惕或厌恶，曾主张“反对解释”，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也从相似的角度指责许多文艺作品的研究有“过度阐释”之嫌，而主张“细读”的“新批评”更是我们熟悉的。但这些理论到中国，且不说理论背景和真实指向很容易在猎奇式的介绍和盲目模仿中变得模糊，真正实做的更少。我想，这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文学史研究缺乏接受这些理论的“前理解”，缺乏属于自己的问题意识，一说“过度阐释”，好像就害怕一切阐释，一说“反对解释”，好像就要拒绝所有的解释，一说“新批评”，就只好套用“本文”、“细读”、“张力”等现成的形式批评术语，或干脆把个人阅读经验封闭起来，变成对作品的纯粹欣赏性的沉迷。由此，我们也许能够摆脱在先验的文学史框架下的被动阅读，却很容易落入拒绝任何文学史整合的主体迷失的消极阅读（如苏珊·桑代格早年所谓的“文学色情学”）。《十五讲》明确抛弃了先验的文学史框架而主张″直面作品″，但对另一种完全拒绝文学史整合或整体观的主体迷失的阅读也保持高度警惕。它既非传统的“以论带史”，也不走另一极端，即放弃文学史内在线索的整合，将文学名著弄成彼此隔绝的孤岛。十二部作品当然不能代表文学史全部，只能是对文学史的“点穴”式把握，但这是熟悉全身脉络的“点穴”。
第二，也是《十五讲》最精彩的地方，是在具体解读中显示的灵活、智慧和大胆。这十二部作品都非冷门，以往研究，无论“以论带史”还是欣赏诠释，都积累了大量说法甚至“定论”。新的解读如何避免重复而自出新意？
针对这个问题，作者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出“寻找缝隙”的方法：“小说的背后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有一个完整的理想的模型，但是作家没有能力把这个模型全部写出来——写出来的只是所要表达的一部分——这就有一个差距，所谓‘缝隙’就暗示了这种差距的存在。‘缝隙’里面隐藏了大量的密码，帮助你完善这个故事。“这就像罗兰·巴特将优秀作品不仅当作“可读的”，也当作“可写的”，读者和作者一道，完成作品中没有充分实现的理想，这个理想往往和某种文化母本或原型具有深刻关联，所以陈思和将“寻找缝隙”又称为“寻找原型”。
《十五讲》具体讲解作品的十三章（《十四行集》分两次讲完）完全体现了这种文学解读的原则。关于周作人，只拎出《知堂文集》四篇互有连带的杂文，来解说周作人在“五四”退潮期间思想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超出个人之外的普遍意义，知堂语言的特色，也由此获得了清楚的把握。对《边城》，则抓住翠翠的爷爷性格中和山水自然不协和的某种坚执和世故，揭示沈从文创作的内在矛盾，正是这种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显示了沈从文并非单纯的牧歌作家的复杂性。对于《骆驼祥子》，主要围绕虎妞的形象塑造以及祥子和虎妞之间婚姻和性的关系，揭示老舍命运观中隐藏的传统民间的社会理想以及男性中心思想。对于《子夜》，则通过分析茅盾字里行间挥之不去的浪漫和颓废，揭示30年代左翼文学的另一面，最终导致对吴荪甫形象的全新理解。萧红的《生死场》和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是对照讲解的，主要是反复追问萧红描写的乡村生活残酷景象中有没有爱，以及张爱玲笔下一对“精刮”的现代都市男女之间有没有爱，以此揭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先后出现的这两位天才女作家各自的生存哲学和所表现的生命力的不同属性与强度。
最近几年，陈思和在复旦中文系竭力推行他的教学改革思路，主要内容就是将原来耗时最多、学生必修的各种通史性文学史课程压缩，改为高年级学生选修课，将本科教学重点转移到一系列名著和原典的细读，目的是把学生从“以论带史”的文学史论述的雾障中拉出，直接面对作家作品，获得属于自己的具体而丰富的审美经验，从而帮助学生真正把握文学史的内在脉络，不至于毕业以后腹中空空，只有一些时髦的过后就忘的理论。
他不仅在理论上竭力鼓吹，在体制上大刀阔斧地推展，还身体力行，先后为学生讲解了巴金《随想录》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精读”课程。《十五讲》就是这样写成的，全书三十六万字，不仅是作者文学史教学改革的现身说法，也是他个人继《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之后又一重大学术收获。该书这时候出版，也许可以为正在被各种吓人的理论牢牢笼罩的中国文坛吹来一股清新的和风，多少吹散一些空头理论的阴翳，启发读者再一次抬头，仰望文学史夜空的点点繁星。
所谓文学作品和文学史的关系，大约类似于天上的星星和天空之间的关系。构成文学史的最基本元素就是文学作品，是文学的审美，就像夜幕降临，星星闪烁。——陈思和 |
|
收藏
分享
有用
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