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政研究报告━节录自李光耀的法治观-以中国法家思想来验证）
宪政法制组政策委员 陈新民
追溯中国法家之历史，大体上可以春秋时代的管仲为先驱，其后历经战国时期的李
悝、吴起，中期的商鞅、慎到、申不害，末期的韩非子、李斯等人，为主要的代表
人物。关于法家的著作，我国已汗牛充栋，本文不欲再狗尾续貂的就先秦法家诸子
各个人的思想来分别论述，而先综合法家思想的内涵，来接续对应李光耀相关的法
治见解。
法家的见解，可略举其重点如下：
一、以「法」为本
法家之所以被称为法家，乃是其强调治国之道系藉由法律来达成，也就是以「法」
治国，而此点正是与儒家所强调之以「礼」治国的最大不同之处。在战国时代，由
于传统儒家所提倡的「礼教」因欠缺强制力，故无法有效的维持公平客观的秩序，
而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及加速封建制度的瓦解，故集权专制乃逐渐建立，而法
家也顺应时势之所趋应运而生。而当时法家之所以会受到特别之重视，乃是由于他
们的目标放在富国强兵之上，主张富强必奠基于法治的基础。而「富国强兵」更是
当时各国是否得以生存且不被他国兼并的最重要方法。所以，法家思想明显可见是
依循着当时恶劣的历史政治环境现实所产生的「救亡图存」之道！
中国法家祭出「法」，作为国家富国强兵，以救亡图存，法因此带有浓厚的「工具
论」。法家将「法」视为这种治国的良方，「法」便具有特殊的价值与特性，研究
法家甚有成就的陈启天，便认为法家的「法」，具有下列几种特殊的政治意义，法
是；1.明分止争的标准；2.齐众使民的标准；3.成文客观的标准及4.因时制宜的标
准。
著名的史学家杨树藩教授也综合了韩非子，这位集法家大成者，对于法律的特性有
四点：1.稳固性；2.公平性；3.公开性；4.时代性。这四点看法大致上中肯，我们
也可以在加以阐述如下：
1.法的平等功能：这是韩非子法治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环。韩非子曾言：「法不阿
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
夫」（韩非子·有度）。因此，凡是违反国家律令者，不论其身份究属皇亲贵族或
贩夫走卒，一律都得受到处罚，此亦是商鞅所说的：「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
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
赏刑）之「刑无等级」的观念。于是，在这种类似「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下，下层阶级之民众当乐于守法，而上层阶级之权贵亦不敢违法，如此，国家政治
之运作与社会秩序之维持当能齐一也。因此，法律的平等功能，等于严格执法的代
名词。韩非子的这种「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与儒家的「刑不上大夫」且
有天渊之别。
2.法的明确功能：「法者，编着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
子·难三）；「法者，宪令着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
者也」（韩非子· 定法）。如此，由于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因法之公布而得到了明
确性，于是法令便成为了一国之人行动的共同准绳也。这是强调国家实证法律的重
要性。也是要与儒家的强调「礼教」有本质上的差异。因为，礼教是存于人民的心
中，以及伦理之上。法家强调这种国家立法及官吏立法，并且广被民知，而形成一
个客观的秩序，这点颇符合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明确性」与「法律安定性」的精
神，所以法律有齐一国家秩序的作用。韩非子也称：「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
（韩非子·五蠹）。便是此理。此明确功能也正是「法公开性」的表现。
3.法的威吓功能：商鞅认为：「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
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民乱，乱则民伤其所恶。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
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甚于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
以去刑」（商君书·开塞）。在此，商鞅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即为处罚奸佞之
徒及违反法令规定者，不仅须予以处罚，尚须以「严刑」相加，方使其不敢再犯，
并收杀一儆百的效果。故管仲亦曾言及：「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罚严令
行，则百姓皆恐；罚不严，令不行，则百姓皆喜」（管子·重令）。所以就控制社
会、管理国家的实用性而言，当是「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
（韩非子·显学），而此论点，乃是建立在「人性本恶」的思想之上，盖人性是
「骄于爱，而听于威」的。所以国家应该使用法律，且是使用严厉的法律来使臣民
的精神绷紧到极限，也因此「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
（韩非子·五蠹）；「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
威而归其利矣」（韩非子·二柄），而人民畏于严刑峻罚，自然可以受到国家的驱
使也，韩非子也说道：「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
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行罚，上掌好恶以御民力，事实不宜失矣」（韩
非子·制分）。就此意义而言，法家的法治，无异于实施高压的恐怖政治。才会有
此动辄以严刑伺候的思想，另一句韩非子的名言可验证之：「学者之言，皆曰轻刑，
此乱亡之术也，凡赏罚之必者，劝禁也」（韩非子·六反）。
4.法的现实性：法作为国家统治的工具，以及社会秩序的客观标准，而其目的乃作
为国君遂行意志，进而使国家达到富强的境界，所以，法律必须有其实用的现实性。
所以，法家是最强调实事求是，不泥古而不化。法律必须随着时代及社会需要而作
迅速变更。前面提到法的明确功能时，虽然韩非子有「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
的看法，这是指任何现行法而言，并不反对法律未达到更佳目的，所因时制宜。商
君书：「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商书·更法）；管子也说：「民不道法，则不祥。国更立法以典民，则祥。……
法者不可恒者也」（管子·任法）；「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厚有
薄，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事而动」（管子
·任法）；韩非子也说：「治民无常，唯法为治，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
故民朴而禁之以名，则治；世智而维之以刑，则从。时移而法不易者，乱；世变而
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世变」（韩非子·心度）。韩
非子这句「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已成为千古名言。
5.法的主观性：法律代表国君及统治阶级的意志，因此，法家对于法律的产生无须
顾虑人民的想法。即可在两点中显现出来：
第一，认为法律可以外在地使人民达到国家所要求的中规中矩，也就是单靠法律即
可达到目的，无庸考虑人民的感情。韩非也说道：「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
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
者，何耶？隐括之道用也。」（韩非子·显学），这句话说明了光靠德厚无法使人
民奉公守法，唯有靠法律（隐括）的外在强制力方可，也是持人性本恶的看法。
第二，认为「民智无用论」，同样韩非子在上述显学篇中也提及「今不知治者，必
曰『得民之心。』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
民智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韩非认为慈母为小儿剃发以防头顶长疮，但婴儿犹
啼哭不止，不知所受者是小苦，但剃发后可获极大好处，以证之法律带给人民是小
痛苦，而国可获得大利。因此法律不必顾及人民的感受，完全依君主的主观判断即
可，人民未必能了解国家的用心。这点儒家孔子也有类似的「民可使由知，不可使
知之」的看法，强调民智的「无用」与「低落」。因此，韩非既要求国君要「明于
圣人之术，而不苟于世俗之言」同时，「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
不为己听」（韩非子·奸劫弑臣），这与儒家思想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
视」也形成绝对的对比。
所以法家对法这种主观性，包含了制定者对法价值的主观判定拥有独揽权，因此，
换一句较现代的用语来形容：法家毫不在乎，也利用所谓的「民粹主义」。
二、以「术」、「势」为辅
法家基本上可分三派即商鞅重法、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也。然此三者，则为法家
思想之集大成者韩非子将其融于一炉。不过，法家之所以称为法家，非法令制度不
足以成也，然「术」、「势」之重要性亦不可偏废，其对「法」而言实具有相得益
彰之功能。不过法家思想之内涵，仍当以「法」为本，而以「术」、「势」为辅。
此也是法家名称之所以来源，以下，便就此辅佐「法」的二个配套理念，略加以论
述之。
（一） 法家思想中的「术」
以韩非子对「术」的认知而言：「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
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子·定法），故「术」就某种程度而言，
乃是实行及运用法律及御臣治民的方法。归纳韩非子的思想，「术」基本上可以有
四大类，即立法的「术」、执法的「术」、御臣的「术」和外交的「术」：
1.立法之术：所立之法必须是「设民之所欲以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劝之；设民之所
恶以禁其奸，故为刑罚以威之」（韩非子·难一）；且「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
（韩非子·五蠹）。而「一」就是说所立之法相互间不可以矛盾；「固」就是说立
法之后不可朝令夕改，使人民不知所从。
2.执法之术：执法所秉持的第一原则必须要公平，要「不避亲贵，法行所爱」（韩
非子·六反），且必须要有确实的证据，故「有赏者，君见其功；有罚者，君知其
罪」（韩非子·难一），换言之，即「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者也」（韩
非子·奸劫弑臣）。
3.御臣之术：韩非子认为人必自为而为私，故不可能有什么天生的「清洁之吏」，
唯有在周密的知奸之术和严厉的刑罚下，官吏才能必然的不敢枉法为私。故言「臣
有奸必知，知者必诛。是以有道之王，不求清洁之吏，而务必知之术也」（韩非子
·八说）。
4. 外交之术：韩非子认为「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韩非子·显学），故应
当极力充实国家之军事与经济力量，其方法则为「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
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
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韩非子·五蠹）。
（二） 法家思想中的「势」
大体上，法家所讲的「势」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势」指一切的形势而言，狭义的
「势」则指权势而言。是故，法家所谓的势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凡能够洞察
时势及掌握运用权势者，当有助于治国平天下。故韩非子言：「抱法处势则治，背
法去势则乱」（韩非子·难势），而「人主之所以身危国亡者，大臣太贵，左右太
威也」（韩非子·人主），因此「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
势者，胜众之资也」（韩非子·八经）。所以「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
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势，是人
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国者，千无一人」（韩非子·人主）。
故法律的设立与执行都要配合时宜，并藉由严刑峻罚以建立人主之威信，而其运用
的方法则又需藉助「术」不可。为此，可知法、术、势三者相辅相成也--即「以术
置法，以法立威，威立则令行」者也。
三、.法家实行法治的结果
就现代的法律存在观点而言，法是作为保护人民基本权利以防止国家权力侵害而设。
但相反的，中国古时的法家思想，严明法律的目的，对内乃是为了维护君主专制、
巩固王权而用，此两者之不同，不可不察也。盖法家追求的是富国强兵，只有透过
法令才能强迫人民从事耕战，而此便是法家所强调的「以法胜民」的观念，而也只
有透过法令此一统治工具，国君方能有效统摄臣民也。所以「无威严之势，赏罚之
法，虽尧舜不能以为治」（韩非子·奸劫弑臣）。法的成就霸业功能：法家思想之
所以能为战国时期各国所重视，最主要的当是其声称具有振衰起弊、成就霸业的功
能。就史实而论，亦足证其言不虚。以战国七雄而言，秦国后来之所以能一统韩、
赵、魏、楚、燕、齐六国，乃是秦孝公在位时能重用商鞅变法，励精图治，故至秦
始皇时方能一统天下。故司马迁评论到：「行之十年，秦民大悦。路不拾遗，山无
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所以
法家思想的最终目的，乃是诚如韩非子所言：「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者，
则官治；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民用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
业成矣」（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因此，「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
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韩非子·有度）。故法家以为立国的根本在力，力之表现
于对内的是权力，力之表现于对外的实力；对内要用权力尽量统制人民，对外要用
实力从事斗争，这便是法家所谓霸政的意义。
综而言之，以韩非子作为法家法治观的代表人物，可以感受到其对法律观有其强烈
的时代使命感。盖韩非子生于祖国即将遭秦国并吞的时代，但举国仍积弱不振，所
以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乃为立即的富国强兵，而非长治久安所产生，因此，以此时空
所产生的法律观，无人可以称之为「紧急时期的法治观」。因为，这些追求急速成
效，且威吓主义，不体恤人权的法律思想与近世国家的紧急法制，有异曲同工之妙。
盖在后者正有「危急不识法律」（Not kennt kein Recht）法谚的适用。但是，在
平日的法律则不适用此原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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