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分的李叔同

翻阅日历

    宗白华说：“人类史上向来就有一些不安分的诗人、艺术家、先知、哲学家等，偏要化腐朽为神奇、在平凡中惊异，在人生的喜剧里发现悲剧——在悲剧中，我们发现了超越生命的价值底真实性，因为人类情愿牺牲生命，血肉，及幸福，以证明它们的真实存在。”
    李叔同，正是这样一个不安分的人。

                                            不安分的李叔同

老夫少妻的骄子
    光绪六年(1880年)的10月23日，李叔同出生在天津河东粮店后街陆家胡同2号。出生之时，父亲李世珍已经68岁，年近古稀，而母亲王氏，是李家的第五房姨太太，年仅19岁。据说，老夫与少妻的结合所产的儿女，是天高与地厚搭配的产物，往往能成圣贤，李叔同的一生，似乎就印证了这一传说。
    李世珍，字筱楼，清朝同治四年会试进士，曾经在吏部任职。后来到天津经营盐业和钱庄业，成就了一份富有的家底。晚年信奉佛教，好做善事，常常帮助贫寒孤寡，施舍衣食棺木。此外，他还喜欢放生，常常买来小岛、鱼虾，并放回大自然。由此，李世珍得到了“粮店后街李善人”的美称。“善人”之前加上“粮店后街”的地名，是为了区分另外一个李善人——冰窖胡同“李善人”。
    在李家，叔同排行老三，从出生到母亲去世，这位李家三少爷一直享受着幸福的时光。“回忆儿时，家居嬉戏，光景婉如昨。茅屋三椽，老梅一树，树下迷藏捉。离枝啼鸣，小川游鱼，曾把闲情托。”在《忆儿时》诗中，李叔同的回忆一片恬静和安然。
    5岁那年，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身患痢疾，撒手西归——在当时，痢疾是重症，拿破仑1812年远征俄国时，这种“贵恙”废掉了他50万军队中的两成半。
    据说，李鸿章在科举考试中与李世珍同科，所以，中堂大人亲临吊唁，这使得李家的丧事气派十足，极尽哀荣之事。不过，父亲去世的时候，李叔同甚至还在模仿做法事的和尚们——袒肩的衣着，还有煞有介事的神情……
    李叔同6岁开始读书，8岁读唐诗，10岁读《孟子》，12岁学习训诂，读《尔雅》、《说文解字》，到13岁读《左传》的时候，他可以写出“人生犹似西山月，富贵终如草上霜”的诗句。
    不过，这位锦衣玉食中成长的津门少年，在谱出了“津沽风流在叔同”“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华章后，却做出了一桩桩出格又出彩的事情。他种种不安分的举止，和时代并不合拍，却总能为后人所敬仰。所以，张爱玲说，“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要知道，张爱玲也同样出身钟鼎之家，眼界并不低。

下笔如神的“李双行”
    17岁的时候，李叔同拜当地名士赵幼梅(元札)学习诗词，拜著名书法家唐静岩(育厚)学书法和篆刻。同时也先后在天津辅仁书院和天津县学修习八股文写作。在校期间，李叔同的文章和书法都很出众，提笔则文思泉涌，每逢作文，他总感觉纸短文长，只好一个格子内写两个字，由此有了“李双行”的称号。
    不过，这位下笔如神的“李双行”，却在三次科考中先后落地，一败涂地，秀才的身份都没捞到。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位不安分的少爷，对科举考试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一见钟情的是金石、绘画和音乐。所以，这位早慧著称的神童，硬生生拖到23岁的高龄才第一次参加乡试。
    在中国传统艺术的范围内，他倾注的热忱却非同寻常：十四五岁的时候，他遍临汉魏六朝的碑帖，而唐静岩接受这个弟子，也因为他“情意殷殷，坚不容辞”。
    如果仅仅是把玩金石，可能只是顽童行径，如果身为封建世家的公子而支持康梁改革，就是英雄行为了。当戊戌变法开始的时候，李叔同私刻了一方印章：“南海康君是吾师”。在当局者的眼中，李叔同也由此成了不折不扣的逆党中人。1898年，李叔同被迫带着母亲和妻子迁居上海，以避灾祸。
    客居上海的时候，李叔同交游极广，交往对象从诗人、画家、优伶、艺妓到礼佛的僧人。名妓李苹香、朱慧百、谢秋云，歌郎金娃娃、坤伶杨翠喜都与他过往从密。此外，他还参加城南文社的集会，与江湾蔡小香、宝山袁希镰、江阴张小楼、华亭许幻园义结金兰，号称“天涯五友”。
    1901年，22岁的李叔同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同学中有黄炎培、邵力子，举人、秀才居多，普通老师对这群人举止无措，总办(校长)何梅笙不得不延请翰林学士蔡元培来镇压这群小鬼，由他担任国文教授。南洋公学带给李叔同的，不是诗词唱和，而是西洋文化。
    1905年4月，李叔同的生母在上海染病去世。李叔同扶柩返回天津老家出殡，把母亲的丧事办得不同寻常：天津传统上有“外丧不进门”的规矩，但李叔同把母亲的灵柩直接抬进了老宅的大门，摆在大厅正中；同时，李叔同还在天津《大公报》上刊登《哀启》一则，后面还附上带简谱的“哀歌”二首；葬礼上，孝子不是跪在地上念祭文，而是站着致悼词；到送葬的时候，全家穿的是黑色的衣服，而不是白衣或者披麻戴孝；最让人侧目的是，“孝子”李叔同在丧礼上边弹钢琴，边唱悼歌。
    李叔同非常同情自己的母亲，不止一次地和别人提起“生母很苦”。他怜惜母亲在李家的小妾地位，感激母亲对自己的呵护。所以，出家后的李叔同几乎断绝了与娇妻幼子的联系，但每逢母亲的诞辰和忌日，他都会书写、诵读或讲演《普贤行愿品》，给母亲绘像。一次听讲《地藏经》时想起母亲，他竟然情难自禁，涕泪滂沱。而在一生的奔波劳碌中，李叔同也始终携带着母亲的遗物——一把由黑色褪成暗灰色的布雨伞。
    这场惊世骇俗的葬礼，对当时的人们而言，只是“李家三少爷做了件奇事”。其实，李叔同在用异乎寻常的激烈方式，来感怀母亲的命运，也稍稍刺痛一下那些顽固的旧礼制。
    母亲的去世改变了李叔同的人生轨迹：他少了依靠，也少了牵挂，却多了人生无常的感喟，他发现，俗世的物质享受，到头似乎也只能是一场空。

创造多个“第一人”的才子
    上海的日子中，李叔同的生活绚烂到了极致，但丧母的哀楚把这种绚烂逐渐转为雍容、冲和，甚至是沉重。他说：“此后的日子，都是充满悲哀与忧愁，一直到出家。”
    人生无常的感受，让李叔同再一次背叛了自身的角色：公子生涯戛然而止，而留学生的角色由此开始。
    李叔同在了无牵挂后，改名李哀，东渡日本，用5年的时间学习美术，还有音乐。一个“哀”字，既袒露茕茕孑立的心境，也是对多方国难的哀伤。
    临行前，他填了一阕《金缕曲》：“……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全诗荡气回肠，豪迈之气跃然纸上，家国命运的深沉思考，并没有因为母亲的去世而稍有减轻，支持康梁变法的李叔同，再一次回来了。
    李叔同出身封建世家，也接受了传统的教育，不过，他一到日本就打破了国内的各种传统，转身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留学生。他典型的衣着是：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服、文明杖，还有尖头皮鞋。加上高挑的身段、高高的鼻梁，以及鼻梁上没有镜脚的眼镜……他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形象。
    在日本期间，李叔同主修绘画，但他还可以分心旁骛，对绘画、音乐、文学、戏剧都有涉猎，并学有所成。因此，除了第一个把西洋画引进中国，第一个在中国画裸体画外，他还第一个在中国用五线谱进行音乐教学，独立创办了中国第一份音乐刊物，并成为了中国近代广告艺术第一人。
    此外，他还与同窗学友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1907年，国内的徐、淮地区受灾严重，为了帮助国内募集赈灾物资，春柳社首演《茶花女遗事》。
    在《茶花女遗事》中，李叔同不是饰演男主角阿芒，而是剃去胡须，细裹腰身，化身为风华绝代的女主角玛格丽特，为中国话剧发出了第一个曼妙的声音，被日本戏剧界权威松居松翁赞为“优美婉丽”。
    男扮女装的李叔同不只是延续公子时代的风流，此时的他沉稳而冷峻。据中国戏剧界前辈欧阳予倩的回忆，李叔同演戏不是为了好玩：“他往往在画里找材料，很注重动作的姿势。他有好些头套和衣服，一个人在房里打扮起来照镜子，自己当模特儿供自己研究。得了结果，就根据这结果，设法到台上去演。”为了演剧，他还很舍得花本钱，光是女式西装，就置办了许多套。
    有人说，如果李叔同继续戏曲生涯，风头应该不会亚于梅兰芳。不过，他的注意力在不久之后再一次转变了。

最有权威的教师
    1910年，李叔同学成归国。让人称奇的是，这位昔日的风流公子和留学生领袖，偏偏不安分于艺术家的身份，而要站上三尺讲台，给浑噩学子以独特的棒喝，学生中的丰子恺、刘质平，都成了后世名家。
    一旦站到讲台上，本该落拓不羁的艺术家，却成了最严肃、最认真，也最恪守信约的教师。这个时候的李叔同，灰粗布袍、黑布马褂，布底鞋子，甚至金丝边眼镜也换成黑的钢丝边眼镜，和日本留学期间判若两人。
    李叔同最初任教于上海的城东女校，后接受了老朋友经亨颐的聘请，到杭州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1913年改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图画音乐教员，同时也在南京高师担任教员。就任两级师范学校的时候，他提了一个苛刻的条件：必须给每位学生配备一架风琴。校长以经费拮据、市面缺货为由婉拒，李叔同则以“你难办到，我怕遵命”对答，最终迫使校方让步。
    当时的新式学堂中，最重要的科目是英文、国文和算学，这三门课程的老师往往是最有权威的。但在浙江第一师范，教音乐、图画的老师——李叔同却最具权威性。
    一位南高师的学生曾经回忆：每次上音乐课，铃声还没有响，李叔同就端坐在讲台上，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备课本，钢琴盖打开，乐谱打开，黑报上已经写好授课内容……
    讲课时，李叔同一丝不苟，如果音调或拍子稍有不合，就得重唱，如果弹琴时指法或节拍零乱，他一定会轻缓而坚决地说：“蛮好，蛮好，请再弹一遍。”完全准确了才能通过。
    身在学校的李叔同更重视身教的作用，而不仅仅是言传，他与刘质平的师生交流，就有些禅宗中得意忘言的境界。
    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李叔同的学生刘质平在写好一支曲子后向老师请教。李叔同认真看了后注视着刘，一言不发。忽然，他说：“今晚8点35分，请你到音乐教室，我有话说，现在先回去吧”。晚上的风更猛烈，气温也很低。刘质平提前十多分钟到了教室，发现悄然无声，只好站着等候老师。十多分钟后，教室内电灯亮了起来，门也随后开启，李叔同拿着手表说：“时间无误。你饱尝了风雪之味，可以回去了。”莫名其妙的刘质平朦陇中感觉到什么，只是此后师生之间的情谊日益加深，李叔同每周在课外专门辅导刘两次。
    李叔同之所以能得到学生的爱戴，以音乐和美术老师成为学校权威，除了他英文不比英文老师差，国文不比国文老师差之外，还有他的人格魅力。
    一个学生在宿舍里丢了一些财物，大家猜想可能是某一个同学偷的，可又没有证据。舍监夏丏尊感觉责任在身，非常愧疚，向李叔同求教。李叔同问他：“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作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见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 夏丏尊问，如果没有人自首呢？李的回答是：“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
    对此，夏丏尊只能笑谢，这种偏激的观点，在李叔同提出来，是真心的流露，没有虚伪的意义。所以，夏丏尊只能感叹自己的感化力不足，认为李叔同教育的成功在于他像一尊佛像，有后光，所以能得到人的敬重。
    对李叔同的课堂，学生用“温而厉”形容。有的学生上音乐课不唱歌而看其他书，李叔同在课后轻声把他留下，轻声而又严肃地说：“下次上课不要看别的书。”然后微微一鞠躬。
    有学生在上课时把痰吐到了教室的地板上，李叔同也不当场斥责，只是在课后劝诫，也是一鞠躬。一位出门的学生随手带门时用力过猛，发出很大的声响，李叔同也是把他叫回来，一句劝诫，再加一个鞠躬。受他鞠躬的学生大都脸上绯红，悔改之意也油然而生，教育的效果非常好。

念佛不忘救国
    1918年，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
    弘一法师被尊为律宗的第十一代传人，但这位和尚，却也是个不安分的。他做的许多事情，不是出家之人的修行，而是俗世豪杰的壮举，对修行者而言，倒有些“六根未净”了。所以，朱光潜这样评价弘一法师：“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他的入世，渗透到了生活最微小的细节，也贯穿最宏大的爱国节气。
    据丰子恺回忆：“他出家后，有一次我送他些僧装的粗布，因为看见他用麻绳束袜子，又买了些宽紧带送他。他受了粗布，把宽紧带退还给我，说：‘这是外国货。’我说：‘这是国货，我们已经能够自造了。’他这才受了。”
    1937年5月，弘一法师在厦门万寿岩客居的时候，正逢厦门第一届运动会召开，主持人希望大师给做运动会做一个会歌，却担心他以出家人不干预世事为由拒绝。但法师听说后，就自告奋勇写下了下面的歌词：“禾山苍苍，鹭水荡荡……健儿身手，各显所长，大家图自强。你看那外来敌，多么披猖。请大家想想，切莫再仿徨……把国事担当！到那时痛饮黄龙为民族争光”。
    1937年10月下旬，日军南下，厦门成为危城，身处险境的弘一法师给道友李芳远写信时提到：“朽人已于九月二十七日归厦门。近日厦市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吾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者共勉之。”拳拳爱国心，根本不似出自一位方外之人的口中。
    1941年，弘一法师还作了《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的题记：“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
    而另一方面，他也小心地应酬着尘世的事务。他担心自己堕入名利场成为“应酬和尚”，他每到一处，都会立法三章：不为人师，不开欢迎会，不登报。弘一在青岛湛山寺的时候，青岛市长沈鸿烈邀请他赴宴，法师做下这样的偈语：“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杖又思惟。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委婉，但是坚决地拒绝了市长的请求。
    可以说，法师的成圣之路，丝毫没有风花雪月的浪漫，而是充满了挫折和痛苦。为了实现他那些不安分的念头，他几乎是付出了一切的代价，物质的享受，家庭的温馨，儿孙的荣耀……
    不过，也正因为他这样的不安分，中国近代史上才多了这样一位旷世奇人。“近代人中，我只拜服李叔同一个人——苏曼殊只是聪明而已。李叔同画画、书法、音乐、诗词样样高明，我却比他少了一样——演戏！”狂放的刘海粟尽管是大师，对法师也同样充满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