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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七十年代---童年生活
出生的那年，刚好毛主席逝世，奶奶说那是个伟人消华的年头。那年头用合作社记工分的方式，人们集体出工做活吃大锅饭。主食是地瓜饭（用现在时髦话该称为粗粮）。记忆中我吃米饭的幸福时光是用空鸡蛋壳装米或者用奶奶缝制的小米袋装米放在地瓜饭中煮熟，那是童年最香的午餐。当时住的是大庭院，两户共用一个大厅，大厅中央贴着毛主席的大像，大厅墙上写着“伟大的毛主席万岁”。接触的第一本书是：红色的毛主席语录，记住的第一段话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什么都报。从此以后，正直种植在心中，因为报应一说根植于心。
到了上学时候，背上绣着红五角星的墨绿色书包，神气得走路都会撞墙。那时候老师教的歌是《花纸伞》《让我们荡起双浆》“细雨蒙蒙落江面，船头撑开花纸伞、、、、、、，“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这是我听过最好听的最美的歌，是孩提时代的老师开启了我们对音乐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上学时最热衷的游戏莫过于跳绳子，冬天的时候我们赤着脚在教室外的水泥地上兴高采烈的玩跳绳，最高的记录是将绳子架到脖子上时，我仍然很轻松的跃了过去然后再将裤子往上提提，哇，简直可以用“轻盈”两个字形容！这时总是引来伙伴们的啧啧称叹！现在想来真是不可思议极了。后来稍大些时迷上了《少年文艺》，每次手捧新书的激动不亚于过年穿新衣裳。约到了四年级时，有的邻居有了14寸的黑白或者彩色的电视，这在那时可是很了不起的新鲜玩意，农村的文化娱乐生活从此发生了改变。纯朴友善的民风使有电视的人家都乐于和乡邻们分享。每晚到了固定的时点他们就将电视搬出家放到门口的院子里将它架高，我们每天傍晚就早早的拿着凳子去占位置，因为去得晚了得站到凳子上看。当时最流行的片子印象深刻的是《流浪三兄弟》每次都看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太入角色了，好象自已就是那失散的流浪儿之一。再后来演的是《霍元甲》，《射雕英雄传》，生活的话题中乡亲们闲聊的，同学争辩和模仿的都离不开陈真、黄蓉和郭靖，而小孩的铅笔盒、书皮上总是贴满了翁美玲的照片，那狂热劲不会比现在的追星一族逊色。记忆中总抹不去翁美玲浅浅的坏坏的笑，以至于后来有了各种各样版本的《射雕英雄传》，我坚决不看，我固执的认为不会再有人能象她那样淋漓尽致的展现出黄蓉的机灵、率真和淘气劲！ 当然，除了玩之外，我们也有“正经事”做。暑假时上山捡柴、放牛、下海捉鱼，拔花生，收割水稻、、、、、、上山捡柴放牛时一伙人男男女女一起。那时我们的领队是一个在文化大革命时得了精神病的男人，他走路时手里总是拿着竹棍子，嘴里经常不停的骂着他的“ ？？ 党”（嘿，我还觉得他挺酷！），但这并不妨碍他喜欢我们。他会在西瓜丰收及甘蔗成熟的季节满足我们的嘴馋，冬天的时候我们就在地里烤地瓜，瓜香飘百里总是引来主人的怒气和追骂，主人怒冲冲的来到田里本想逮人，见是“领队”，反而从口袋里掏烟请他抽呢？（因为他有精神病，附近的村里人都挺怕他）。在时隔二十年后，有一次回家听妈妈说“领队”掉进井里身故的消息后，我很难过，我没忘记他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时光。在夏天的晚上常与妈妈一起下海抓鱼，去海边时要路过一片森林，那片森林里有很多的坟墓，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在我们路过的边上就有个露了个洞的大墓，我每次都屏足气半闭着只眼快快走过，“沙
沙”的脚步声音听起来就好象有人在后面紧跟一样，然后马上就想到梅超风、白骨、黑衣白发，脑袋“嗡”的一片乱，身上是毛骨耸然！现在想来是刺激又后怕。在有月亮的晚上，成群的人们会坐在堤岸上聊天，嬉笑声响彻成一片，我们坐的地方就在金门的正对面，我们可以遥望到那边的灯光，想像着那里的生活。有时我们不仅是抓鱼，还会捡海苔回去喂猪。地瓜叶及海苔是猪食的事实，让我很难接受现在将它们搬上餐桌的做法。每年8、9月是花生及水稻丰收的季节，这时每家每户都将收回的花生及稻谷晒到学校的操场上，孩子们会拿个大草席铺在教室门外的水泥地上，然后坐在席上吃着西瓜，另一手上拿着长长的杆子赶走来偷食的麻雀，还要时不时去操场上耙耙谷物，这样它们就比较容易晒干。一遇到下雨，操场就好不热闹，这时男女老幼全都出动：小孩子将晾晒的稻米垒成山，妇女将山一样的米装进袋子里，男人将沉甸甸的粮食扛到了走廊里，老人收起扫帚之类的工具。分工明确，协调默契。这时，妈妈总是催我加快速度，而爸爸嫌妈妈手脚不够麻利，奶奶则批评爸爸干活时总是话多又大声。哈哈，真是不亚于一场舞台剧。
我想念这些日子。辛勤的劳作，痛快的流汗，金灿的粮食，吵架的爸妈，唠叨的奶奶及，欢乐的童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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