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目送飞鸿 于 2013-4-12 08:57 编辑
飞鸿应邀担任区科技局组织的科技计划项目答辩评委。在答辩开始前，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此次项目评测的重点分别是看技术先进性和对区上的税收贡献。 飞鸿理解所谓对区上的税收贡献，就是看该项目全部完成并量产后，是否能够迅速形成销售优势，取得市场认可。只有产品卖得好，企业挣钱了，才有可能给政府贡献税收。 此次共评审了9个项目，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针对特定行业存在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一类是没有行业特征的通用型管理平台；一类是套用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等新概念做出的分析系统。 企业普遍都不大，多数成立两三年，已有一定的技术积累和客户积累，管理团队基本都有很强的技术背景和高学历，甚至不少企业老总毕业于名牌大学。 每个企业项目答辩时间15分钟，专家提问15分钟。之后评委给每个项目写出评语并给出相应的分数。 最高分数10分，飞鸿最高打出的分数只有8分，最低的才4分。 没有给出更高分数的原因，是这些项目太多的关注技术而没有关注市场。这是许多企业存在的共性问题。分析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具有技术背景的人创业。经常听到有人说：你有这么好的技术或手艺，干脆自己干算了，干嘛要给别人打工？在许多人的认识中，只要谁有好技术，就可以自己创业，正所谓“一招鲜，吃遍天”。所以一些有雄心壮志的人从上大学选专业开始，就要选技术性强的，市场热门的，为将来的独闯天下打基础。从上学到工作，都是想着如何把技术研究深，研究透。到后来自己创办企业了，还是一如既往的在技术上下功夫。此次答辩的项目，飞鸿问几家企业，他们的产品计划如何尽快推向市场，有什么营销方面的准备和策略。他们却一再表示产品还不够成熟，要等完全好了，再考虑面向市场的问题。这就是典型的技术性思维。 二是受所处环境影响较大。广东人和浙江人，都是大家公认的出老板最多的地方，原因自然是与他们沿海有关。以前在公路、铁路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大多数交易是通过水路、海路完成的，所以那里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即使是在持续数千年的排斥和看不起商人的正统观念控制之下，也没有改变他们的这种习惯和做法。在内地许多地方，随处可以看到走街串巷挑挑子卖瓷器的、风吹日晒下钉鞋的、凄风苦雨中卖菜的，不少都有他们的身影。正是在这些当地人最不愿意做，也不被人看好的小生意中，他们完成了原始的积累。积累的不仅是财富，更是对市场的感知。之后就开始做服装、做代理、做加工。随后“浙江村”出现了，“浙江商会”挂牌了，“浙商银行”也诞生了。而内地的不少父母，此时还在教训孩子：如果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只能去摆地摊。于是孩子们遵循父母的意愿，拼命学习，上好大学，学门技术，找好工作。到自己开始创业了，才发现最缺的其实不是技术，而是对市场的认识。更可悲的是许多已经创业多年的人对这一点却始终没有意识到。 三是缺乏市场战略方面的指导和培训。现在如何做营销和产品推广的培训和书籍泛滥，但这只是对基础层面员工如何提升业绩有用。而针对企业老板层面进行企业战略、市场战略和营销战略方面的培训和指导还是比较缺乏的。大多数企业创业的初衷，是自己有什么特长和技术，就用此来创业。市场是否需要这个技术，容量有多大，创业后能用此挣多少钱等等，都缺乏基本的分析和调研。导致不少企业老板创业后，一直是处于自娱自乐的状态，不停地烧钱。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方，许多企业的出现，不是以资源为主，而是以市场为主。即市场需要什么，他就生产什么。比如闻名海内外的浙江海宁皮革城，论资源，他们没有养殖牛羊的优势，离皮革的原产地也有千里之遥，但却是他们而不是资源地把皮革做成功了。再如曾经闻名全国的广东番禹、全国小商品集散地的浙江义乌等，都不是出现在产品的原产地。市场自有其规律，如何根据市场需求找到自己的定位，如何在策划和研发一款产品前就考虑营销策略、产品推广、市场占有，是企业领导者首当其充要考虑的。而国内从学校到培训机构，从政府到家庭，普遍缺乏这方面的教育、影响和引导。这是国内中小企业生存得很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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