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政坛,湖广总督张之洞无疑是一颗最耀眼的巨星。回眸近代中国洋务,无论是曾国藩、左宗棠,还是李鸿章、沈葆桢、刘坤一,虽堪称“洋务先驱”,但却无一能出张之洞之右。他的“湖北新政”似乎具备某种超越省际的影响力,他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联手的著名“江楚会奏三折”,则几乎成为清末新政之纲领。但成就张之洞这一切的,却是一条芦汉铁路(今“京广线”北京至汉口段)。
北起芦沟桥、南达汉口的这条芦汉铁路,在今天看来实在太不显眼,但在清末却是一桩惊天动地的大变革。围绕铁路,晚清朝野曾喋喋不休地争论过几十年。早在1864年,英国怡和洋行原股东斯蒂文曾提出修筑以汉口为中心的清国四大铁路干线计划,但动议一出即遭清廷的否决。1880年,时任直隶提督刘铭传上奏,提议以北京为中心修建四条铁路,北洋大臣李鸿章亦上奏予以呼应,同样遭到朝野上下的猛烈抨击,连曾任英国副使、坐过火车的刘锡鸿也铮铮有词地反对,他的《罢议铁路折》中列举修铁路“势之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认为西洋的“技艺”与“政俗”配套,“断非中国所能仿行”。由于“廷臣谏止者多”,故清廷便“诏罢其议”。 直至1887年,醇亲王奕譞奏请成立中国铁路公司方才获准。不久,李鸿章便上折奏请修筑津通铁路。此动议又引起一批守旧官员的抵触,他们不仅给李鸿章扣上一顶又一顶“资敌”、“扰民”、“夺民生计”之类的“帽子”,还怒斥修铁路是“破坏祖宗成法以乱天下”。面对再争论,清廷于1889年2月下旨征求沿海、沿江督抚的意见,其结果是多数督抚持反对意见,少数人的态度模棱两可。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则奏请“缓建津通改修卢汉”,他在复奏中力陈修筑铁路利国利民,是中国自强的必由之路,并从全局出发,陈述修津通不如修卢汉,“宜自京城之卢沟桥起,经行河南,达于湖北之汉口镇,此则铁路之枢纽,干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所萃也。” 熟谙清廷派系嫌隙的张之洞,大概事先已摸清楚清廷决策者的脉搏,料定此奏一出,铁路之争便将尘埃落定。因为李鸿章一再奏请建津通路,名义上是便捷京津互通,实际上是扩充北洋的势力范围。李鸿章的这一手,慈禧太后心知肚明,她不可能坐视北洋势力膨胀到足可“震主”的地步,而当时掌控中枢的奕訢与李鸿章也是貌合神离。张之洞的这一折正好与清廷扶植新势力钳制淮系的打算一拍相合。于是,清廷下达一道上谕:否决李鸿章的动议,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督办卢汉铁路。清廷的这番良苦用心,使张之洞有机会跟李鸿章比肩洋务,并最终后来居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