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中国私募基金教父”的赵丹阳在2008年年初将所管理的A股信托基金主动清盘,只保留了“赤子之心香港基金”,这只基金2008年的投资回报率为-18.84%。同期恒生指数下跌48.3%,国企指数下跌51%。尽管远远跑赢大盘,但未能给投资者带来绝对正回报,赵丹阳为此在致投资者的信中表示歉意。展望2009年,他认为A股的泡沫已经基本洗净,相信2009年中国股市将形成重要底部。以下内容摘自赵丹阳致投资者的这封信。 亲爱的投资者: …… 上证综指从2007年最高位6124点下跌到最低位1664点,下跌了72.83%,国企指数从2007年最高位20609点下跌到最低位4792点,下跌了76.75%。从历史上看,主流市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产生如此巨大的跌幅实属罕见。就今天的市场而言,股市泡沫已基本洗净,股市未来走势将取决于对未来经济的预期。 1980年美联储前任主席沃尔克将利率提升至20%时,全球的恶性通胀终于被塞回了魔瓶,全球经济进入了为期二十多年的低通胀高成长时期,尤其是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互联网极大地提升了全球人类社会劳动生产效率,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分享了全球经济的增长。美国、欧洲、日本、中国、俄罗斯、印度不再是割裂的经济体,彼此之间互相影响,全球经济进入一体化年代。 2000年美国的经济进入顶峰,互联网的泡沫破裂使美国进入衰退期。格林斯潘为了挽救美国经济,2001年“9·11”后又再次大幅降息,使2003年美国利率降至45年最低点,在1%的位置停留了有一年半,造成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埋下了次债风波的种子。 美国今天的实质问题是,过去20年大量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至中国、印度,互联网和通讯泡沫过后,美国的创新又未跟上来,暂时没有形成大的新兴产业,而房地产和金融只能在低利率下暂时繁荣,不能作为主导产业长久支撑整个国家。 今天,美国政府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上都是负债过多,需要“去杠杆化”削减负债率,更重要的是,产业的空洞化造成了企业和家庭的经常性损益受到破坏。如果说金融风暴是资产负债表的修正,那消费的衰退就是企业和家庭损益表的修正。除非美国短期内形成一个总量很大的新兴产业,否则这种修正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回头看,格林斯潘只是运气不好,如果不是美国近年的创新没有跟上,世界将是另外一个演变过程。 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互联网通讯技术的普及使中国在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过程中受益匪浅。由于人民币和美元实质的类挂钩形态,在出口产业占GDP比例越来越高时,按“蒙代尔三角”理论,中国央行操作的困难度越来越大。 2005年后,人民币升值预期逐渐变成了全球共识,有日本的历史为鉴加上美元的低利率和贬值压力,驱使全球资本都想进入中国,分享中国成长。伴随着出口的快速增长,更多的表现是外汇储备的暴涨。这么多货币进入中国后,主要的宣泄口就是房地产和股市,一个完美的泡沫形态在中国形成。 如果上述原因带来货币数量的增加,那奥运会催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带来的就是货币乘数的形成,两者相乘的结果就是人类的疯狂。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中国今天的痛楚是在走向市场化经济过程中必修的一课,就像1997年后大多数香港人不再会过度透支买楼买股。正如前日本央行行长所说,回头看1985-1989年的日本经济泡沫,即使重新演绎,也很难完全避免。 相比美国,中国的基本面要好很多,首先是政府和家庭负债率不高,尤其是家庭部分,高储蓄率使资产负债表上有大量现金,冬天来临之时有现金可以过冬。更重要的是,中国仍旧是全球制造业最有竞争力的地区,也就是说中国未来的损益表仍然是最坚挺的。 回到A股和H股,我们相信2009年中国股市将会形成重要的底部。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寻找中国未来十到二十年能够代表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企业,投资的本质就是分配资本,我们把资本分配给最有核心竞争力、最有效率的企业,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大自然的春夏秋冬息息相生,每一轮严酷的寒冬将会淘汰那些内在体质不健康不适合生存的物种,每一棵倒下的大树周围将会生出更多强盛的新苗——自然选择是推动自然界和社会进步的永恒动力。谁是中国未来的沃尔玛、丰田、微软、宝洁……彼得·林奇一生寻找到很多Tenbaggers,谁会是我们未来可以赚十倍的公司呢? 每个人的一生中,总会有若干次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在这些重要的转折关头,如何处理和面对将会对其一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我们一起来分享约翰·邓普顿爵士的投资心得。 牛市因为悲观情绪而诞生,因为疑虑交加而成长,因为乐观情绪而成熟,因为亢奋狂喜而死亡。极度悲观弥漫时,正是买入的最好良机,而极度乐观洋溢时,正是卖出的最好良机。市场极度低迷之时,别浪费时间操心你的头寸萎缩或者亏损加大。不要和市场上其他人一样只知防御,相反,你应该起而攻击,寻找纷纷中箭落马的价值股。 2008年1月2日A股信托清盘前夕,我们在致投资者的信中,提出了若干个问题:什么样的公司值得长期拥有,什么样的公司只能阶段性持有;自我的恐惧和贪婪,宏观经济和通货膨胀。到2008年底,我们已经找到了大部分答案,对于其他仍然困惑的部分,我们期待2009年和投资大师巴菲特相遇时,得到求证。我们会用一生的时间去完善我们的投资理论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