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变革之中——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阅读笔记

寒山

<FONT size=4>    生活在当下，对于这样的命题一般都会有切肤的感受：三五十年前的生活我们恐怕已经很难适应，而对于百余年前生活的细节，基本上我们已经失去了即使在脑海中复原的能力。曾经以为是技术加速对社会作用的结果，使我们处于历史的加速转变过程中，而常常不自觉的以为是历史中的唯一。但德鲁克在其《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capitalist society)》以及更早的《管理新现实》的作品中，曾经对更早的历史做过这样的剖析：<BR>　  “西方历史每隔几百年，就会有一次大变革，短短几十年内，社会自行重组其世界观、价值观、社会与政治架构、技术和重要部门等。50年后，又重现了一个新世界，此时出生的新世代已无法想象过去祖、父辈成长的时代面貌了。<BR>       13世纪也曾发生这样的变革。当时欧洲世界一夕之间转向以新兴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方向，而由商人、工匠组成的行业公会（guild），则是新兴的社会支配团体；长途贸易复苏，而哥特式新建筑风格则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品味；锡耶纳（Sienese）画派兴起，发源于意大利中部城市，代表人物为杜乔（Duccio）；回归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运动出现；城市大学取代遁世的修道院，成为文化中心；新起的道明会与圣方济修会肩负传教、授业、解惑的使命；几十年内，但丁就舍弃拉丁文改用方言写作，从而创造了“欧洲”文学。<BR>       200年后又发生另一次大变革。从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活版印刷术（1455年）到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1517年）的60年中，文艺复兴运动在佛罗伦萨、威尼斯开花结果；古希腊精神重现；美洲新大陆被发现；西班牙创建步兵团，是罗马军团以来的第一支常备军；随着解剖学的重新发现，产生了科学研究；西方世界开始广泛运用阿拉伯数字。我再强调一次，生在16世纪20年代的人，是无法想象祖、父辈以往生活的世界的。<BR>       1776年则是再下一场大变革的发端。这一年美国独立，瓦特改良蒸汽机，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自此以后到滑铁卢战役的40年中，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工业革命等现代所有的“主义”一一出笼。在这段期间，第一所现代大学创建（柏林大学，1809年），教育开始普及。犹太人势力兴起，到了1815年，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家族银行集团的“金权”已凌驾于王权之上。总之，这40年产生了新的欧洲文明。在这个时代成长的人们，根本想象不到祖、父辈以往的生活样貌。”<BR>    当我们明白这样的时代巨变不独为当今时代所独有（1），就会想象这样的巨变后的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一直以来，我以为今日的西方世界将给我们提供模板，但德鲁克告诉我们，其实今日的西方世界也在巨变之中（2），我们这个世界的所有人都在摸索着前行。<BR>     至于未来，德鲁克本人也确信，事物的“答案”总要到未来才能水落石出，唯一能肯定的是，现有的价值、信仰、政治观、世界观、社会经济结构与体系，到未来世界时一定会重组，变化之大，非我们现代人所能想象。而使身在中国的我们感受到不同的是，中国社会的这次历史巨变需要同时将上述三段过程融入其中，因此身处这个过程中的我们也许会感到迷茫更甚：城市化进程中的二元对立，利益集团的贪婪，科学理念与反科学理念同时盛行，世界情怀与民族情结同台表演，封锁与开放、资本与知识、性善与性恶互较短长。<BR>     当此间，我们多数时候被迫在利益与良心之间进行选择，被迫远离思考充当匠人（3），被迫以“奉献”与“自我提高”的理念进行研究与创新，被迫充当权力与资本缠结追逐利益的工具。<BR>     当年研究科学管理的泰勒曾经坚持，科学管理所产生的获利，应该是由劳方获得最大部分，而不是资方。他的“第四原则”，即工作研究即使不一定要征得工人的同意，最起码也要先问问他们的意见。尽管这样的观念，引起具有话语优势权的资方对泰勒极尽贬损之能事（4），但研究者的态度何其明朗。而我们却在模糊的语境中从未对此有过任何描述，更别说是坚持，有的只是如龙永图一般旗帜鲜明的观点：中国只能低劳动力成本。<BR>    因此，倘若我们抱着善良的愿望，以为中国可以藉由德鲁克所说的这种西方的时代巨变，而直接进入下一个时代中，恐怕会失望。今日利益集团中的高明人士，虽恐怕早想开出类似的药方，但要变成空头支票的难度在于其存在的合理性本身存疑。<BR>    但，这样的趋势总是在发生，虽然中国一定会晚于世界，但一定不会脱离于世界，只要信息传递没有被切断。身处中国，我们除了继续以低成本的劳动力发展我们的经济外，也应当做出前瞻，当低成本的劳动力的优势不在之后（5），我们还可以怎么做？<BR>    我们需要明了的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当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在的时候，一定不会向宣传人士给我们强加的印象一样，以为大厦将倾，我们将回到曾经的贫困中。“劳动力成本没有优势”这枚硬币的反面是，劳动力的购买力将要增强。因此，即便国家的经济没有增速，我们的生活质量也会提高，如是，我们的增速不在依赖于将我们的产品出口，而在于将我们的产品用以提高我们自己的生活质量。其中的关键不在于经济以多高的增速增长，而在于社会财富的分配过程中是否继续由利益集团将其中的大部分拿走。因此，摆脱出口依赖症，摆脱增长臆想症，反而是我们寻找更适合民生的出路的开始。<BR>    接下来的是，我们需要理性，需要准备接受变革，需要持续学习，需要行动。<BR>    本文是篇读书笔记，关于未来的主线观点都会引自书目，而囿于传递递减的知识接收原理，再好的二传也只是二传，更加愿意关注未来的方向的人士，我建议直接阅读书目《后资本主义社会》，对于更加愿意关注变革时代中管理的人士，我建议直接阅读书目《管理新现实》，仍旧引用德鲁克的文字作为结尾：<BR>    “我经常问自己，我到底是乐观的人，还是悲观的人？对于20世纪的幸存者来说，说自己是乐观主义者，那肯定是个白痴。我敢说，我们想远离动乱的路途仍然遥远，而种种的变乱已使20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残暴的世代。宣称“历史之终结”已近的人，是在自我欺骗。比如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曾因此押宝在戈尔巴乔夫身上，然后又改成叶利钦。这种情况一定让他们极为困扰，不知何时才算是“历史之终结”。<BR>    可称为“后”的时代是转型期，所以不会长久。我们的社会就处于转型期中。未来的社会是什么样子（姑不论未来是否就是我们憧憬的“知识社会”），要看发达国家如何响应这段转型期的挑战。这要靠知识领袖、企业领袖、政治领袖的智慧，更重要的，还要靠每个人的行动。尽管未来尚不明朗，但我们可以肯定，现在正是创造未来的时刻；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而现在正是行动的时刻。”<BR> <BR>注释：<BR>（1）关于西方社会的历史巨变中的细节，在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capitalist society)》中亦有更详细的阐释。本书是德鲁克的经典著作之一，国内的版本比较多，都可拿来参考，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本的翻译似乎更顺畅些。<BR>（2）西方世界的巨变在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中有较为详细的分析与展望，主要观点是，后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经济资源，不再是资本或自然资源，也不再是劳动力。无论现在或未来，最关键的经济资源一定是“知识”。创造财富的活动，不在于筹谋生产所需的资本，也不在于劳动力的付出，所有价值的创造都由“生产力”与“创新”来创造，这两者都是运用知识于工作之上。<BR>    如果我们在概念上明白所谓“资本主义”是以资本作为区分社会主要阶层及矛盾的主线，那么“后资本主义”在德鲁克的这里，显然不应以我们国人热衷的玩概念的手法等而视之，阅读之后，你一定会同意，确实资本已不在构成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BR>    多插一句，著作等身的德鲁克也应该当做一个天才来看，尽管著述甚多，确多属精品，实难想象。<BR>（3）这里所指的匠人，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capitalist society)》中描述的在未来社会的主要阶层“知识人”（intellectual），主要的区别在于更多的按照已知的知识操作，鲜于思考与创新。<BR>（4）顺便提一下，这应该算是泰勒始终未受好评的主要原因，另外的原因是他的研究使得另一个有优势话语权的阶层，以秘技谋得优势的技术人员失去了优势。结果是我们能看到的泰勒形象总会被加上些不屑的评价（这种评价在我们的社会中太过正常，但凡不是歌颂党的公开出版物总会在开头见到类似的东西），导致我们在引用泰勒的时候多数时候觉得过时与不堪。而德鲁克的看法是，如果世界上还有公理的话，泰勒至少是“现代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如果这个名单上有达尔文、马克思与弗洛伊德这样的名字。<BR>（5）低成本的劳动力将要成为历史，现在在沿海的较有规模的企业界已基本形成共识，产业链条逐步向中部转移也是正在发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