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惨案背后

翻阅日历

　　1966年3月18日，周作人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今日是‘三一八’纪念，倏忽已是四十年，现在记忆的人，已寥若晨星矣。”
　　如今掐指再算，倏忽已是82年。
　　关于82年前北京发生的那起惨案，人们在记忆中能搜索到的信息，应是鲁迅先生那篇经典文章——《纪念刘和珍君》。该文被收录在高中语文课本中。“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句话早已人所共知。
　　高中时的历史积淀太少，如今再看，从老师那里得来的信息太零散，且全浮于表面。“三一八”，一个已经被历史定格了的画面，其实它背后的故事，三言两语怎能说清。
　　先来看看身处那个动荡时代的人们怎么说吧。
　　鲁迅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并且预言：“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
　　死尸堆里爬出来的朱自清，则感到这是一个“可怕的日子”，他奋笔疾书，要国人“看看这阴惨惨的二十世纪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中国”，他说那滴在身上的死者鲜血的“红色我永远不忘记”，近在耳旁的伤者的“呻吟我也永远不忘记”，“这真是永久的战斗啊”。
　　刚在医院动了手术的梁启超也特地接见记者，对府卫开枪“轰击民众”表示“极为愤慨”，认为“无论在任何国家，均非依法从严惩办不可”，不如此，“是政府自弃于人民矣”。
　　“呜呼三月一十八，北京杀人乱如麻”，刘半农写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传遍京城。
　　措辞虽有不同，但矛头指向只有一个——执政的段祺瑞政府。一时之间，段祺瑞成千夫所指。
　　家居青岛的李洁先生写了一本书，名《文武北洋》，该书封面上写：“几个大人物的文韬武略，让一个转瞬即逝的时代，没有轻易地在人们的记忆里匆匆流失。”“三一八”与段祺瑞，就是作者希望能够留在人们记忆里的东西。下面我们就顺着作者《凄雨中的末路英雄》的脉络，说一说“三一八”背后的故事。

惨案是如何发生的
　　直接诱发“三一八”惨案的是大沽口炮击事件。当时冯玉祥的国民军正与奉军在直隶、天津一带激战。奉军舰队奉命由青岛开往天津参加战斗。为阻止奉军登陆，国民军在天津大沽口敷设水雷，封锁了水道。
　　战争阴云直接波及到北京的东郊民巷，当年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八个国家驻华公使们，便于1926年3月10日向中国政府及交战各方提出“最急切之抗议”。不得已，国民军于次日拆除了水雷，留出了航道。但又做出外国舰船入港必须提前申请的若干规定。
　　当夜，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通知国民军，12日上午10时将有日本驱逐舰队从旅顺开往大沽口。然而，直到12日下午3点40分，日舰才出现在守军视线里，而且，其后还有一艘日舰跟随。接着，便发生了震惊一时的交火事件——守军报告，是日本人未按原定时间入港，而且有故意掩护奉军的战舰驶入的企图，守军鸣空炮示警时，反遭日舰率先炮击；但日本人却坚称，是守军首先向本舰开了火。公使们相信日本人的说法，并向中国政府提出要中国军队限期于“3月18日正午止”解除对大沽口水道封锁的最后通牒。
　　列强的最后通牒显然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与日军对峙的国民军理所当然成了爱国的代表。革命党人在北京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支持国民军、反对亲日的段祺瑞政府的政治攻势。3月18日上午在天安门前召开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召开的。
　　其实，段祺瑞政府并没有接受列强们的无理要求，相反，他还令内阁成员们在接到八国通谍的当晚（3月16日）就在他家中商议，并于当日午夜派人到东郊民巷告知外交使团，称通牒内容“本政府视为超载《辛丑条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
　　显然，段祺瑞已经拒绝了八国通牒。
　　但是，革命党的北方领袖们并不想停止行进的步伐，他们于3月18日上午，组织了数千学生与市民参加的集会。满怀爱国义愤的游行队伍斗志昂扬地拥到执政府门前。正在里面开例会的总理及总长们被游行者的条件吓得面面相觑——学生们让政府驱逐八国公使，要求八国政府道歉，甚至阵亡的国民军将士出殡日，各驻华机关要下半旗志哀。而且，还要解除国务院卫兵的武装，“推翻段祺瑞”！全体内阁没了主意，匆匆散会，只留下一个秘书长应付。在大门外越来越激愤的对峙中，悲剧发生了。
　　死者47人，伤者数百人，其中就有我们最为熟悉的刘和珍君。这就是震惊一时的“三一八”惨案。

幕后的黑手
　　关于这次惨案，当时人们矛头自然直指段祺瑞及其政府。但研究者在深入挖掘史料后发现，还有被绝大部分当事人所不知道的、极为要紧的历史细节：
　　3月19日清晨，苏联顾问组的埃凡斯和阿连去找李鸣钟，李鸣钟殷勤地接见了他们，顾问们问：“将军，您打算怎样对待总统（指段祺瑞）？”李鸣钟吞吞吐吐地回答说：“我知道，顾问们所怀有的崇高的感情不能不谴责凶手，但我们现在没有力量和总统斗争，此外，游行示威者也不该到总统府去。”
　　“您有一个警备旅，您可以解除总统卫队的武装，剥夺总统的权力。他应当作为凶手和人民的敌人来审判。”
　　这是苏联人写的《冯玉祥与国民军》书中的一段话。李鸣钟是冯玉祥的副官出身的国民军将领，时任京师警备司令部总司令兼警察总监。
　　一叶知秋，仅此一段，即可窥见当年苏联人对整个事件的操纵。
　　苏联人插足中国内政，由来已久。据学者研究：
　　1925年春，以在广东为孙中山当顾问而驰名中国政坛的苏联人鲍罗廷，人不知鬼不觉地说服了驻扎北京一带的冯玉祥，利用冯氏膨胀的政治野心，鼓动其发动了“革命”。随后，苏联政府迅速地一次拨给冯军一万八千支步枪、九十挺机枪和二十四门大炮，甚至还有国内极为罕见的十余架飞机！更让人惊叹的是，他们居然讨论起要为冯氏提供足以覆国的高达两千万卢布的援助！
　　就在这一年的12月3日，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经明确地布置起中国新政权的组成结构：现在建立纯国民党政府是不可能的，北京政府应有冯玉祥、国民党人和其他较温和的人参加的联合政府。
　　正是利用了苏联人的倾力支持，不甘做二流军阀的冯玉祥才敢于一次次发动政变，致使本已杂乱的中国政坛更加无序。而“三一八惨案”也正是苏联人在背后一手导演的。
　　国民军将领也没料到事情已发展至不可收拾的地步，没继续“顾”上他们的过问，更大的流血事件才没发生。

段祺瑞忏悔：长跪、素食
　　段祺瑞此前的口碑是不差的。
　　民国二年（1913年）10月，中国历史上头一次用选票多少来决定谁当国家元首，在第一轮投票中，759位国会议员送给了袁世凯471张票，让他无可争议地当上了大总统；而黎元洪以151票当选副总统；得票第三的是后人并没看好的外交家伍廷芳，33票；下面就是段祺瑞了，他的得票居然与“国父”孙中山一样多，13票。
　　北大学子们还曾在校园里搞过一次民意测验，他们看上眼的九位“国内大人物”里，段祺瑞是惟一入选的军阀。
　　但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尤其是他主政时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他的声望降至冰点。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三一八”烈士的挽联中这样骂他：
　　段混蛋，章混蛋，混账王八蛋，何时滚蛋；
　　胡杀人，乱杀人，杀死这多人，还要抓人。
　　冯玉祥部下在给刘和珍、杨德群的挽联中这样写道：
　　亡国与女子何干？为甚不躲在教室里，读风花雪月诗词，偏跑到傻子堆里饮弹身亡，反被聪明小姐暗中窃笑。
　　世界竟黑暗至此，还不准备手枪炸弹，把黑暗势力消灭，若再让贼辈横行屠刀在手，则恐储门喋血来日尤多。
　　结果，惨案发生后不到1个月，在全国上下一片抗议声中，段祺瑞的政治生命提前终止。
　　“三一八”成了段祺瑞的滑铁卢。但这位北洋时代的大人物，在惨案发生后的表现，却也值得敬佩。
　　在得知政府卫队打死了徒手请愿的学生后，段祺瑞顿足哀叹，自己是“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所有不幸的罹难者长跪不起，并下令严惩凶手。
　　此后，段祺瑞十几年不食荤腥。据学者研究，段祺瑞此前也经常念佛、食素，但并没有戒荤。“三一八”之后，他彻底与荤腥绝缘。1936年，他因为吃了几片西瓜导致腹泻，从此病痛不断，身体日渐虚弱，医生建议他解除吃荤禁令，以增强体质，他却以“人可死，荤绝不能开”回答，终究不治。

jwzwlh

历史的真相是这样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