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送你一付历史解毒剂：中国人的历史误读（3）

蔡根

第三章　专制下的洗脑术：篡改历史比焚书坑儒更有效
　　
　　春秋”二字合用，在古代是“历史”一词的代用语，相反，“历史”一词却很有近代意味。《鲁春秋》在孔子地时代是一部较为完备的史书，记载了鲁国的真实情况。且“春秋”也是一个历史时代的代称，这是由于孔子据《鲁春秋》而作《春秋》一书所致。
　　
　　误读点评

　　◎在中国读书人的心目中，焚书实在是可恶之极的事。唐朝诗人还在骂秦始皇，章谒在诗中说：“坑灰未冷山东起，关河空锁祖龙居。”殊不知，有一种比焚书更有效的办法，那就是改书——篡改历史！

　　是谓读史（写诗）之人（如章谒）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不少读书人破口大骂皇帝的暴虐，但竟然忘了读书人也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施暴的行列，什么“治家格言”啦，什么“曾文公家书”啦，其根本目的就是让人少说话，免得引来祸端。

　　◎专制制度下，坏蛋得到无尚荣耀的概率大增。《水浒传》中高俅的兴起，表面上以林冲家破人亡、落草为寇为代价；实际上，它所揭示的是我们文化病态的核心问题。至今，人们仍没明白奴隶转为暴民的动因是什么。

　　“春秋”二字合用，在古代是“历史”一词的代用语，相反，“历史”一词却很有近代意味。《鲁春秋》在孔子地时代是一部较为完备的史书，记载了鲁国的真实情况。且“春秋”也是一个历史时代的代称，这是由于孔子据《鲁春秋》而作《春秋》一书所致。概指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之间（二百四十一年）历史时期。后来，也有稍为不同的看法，把这段时期扩展为公元770年（即周平王元年，东周开始）至公元前476年（即周敬王四十四年，战国开始）。

　　无论哪种计算方法较合乎实际，可以肯定地说，那时的史官的地位十分突出，史的最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监督最高执政者。这种权力是由最初的占筮与征伐并列甚至占筮左右征战的客观情形构致的。随着时间推移，占筮的政治作用转化成了史鉴作用，而且史鉴的作用就起自周。

　　史鉴的作用威力巨大，基于它作为职业的世袭性和垄断性。某国（如鲁）的合法历史只能由这些人来完成，并传诸后世，当权者（如鲁公）无法随意篡改。当权者可以合法暴力（如法律）来威胁史官，甚至剥夺其生命，但很难改变书写者的意志。这种如实写作（记录）方法，称为“书法不隐”。因此，像周宣王无理干涉鲁国立储而引发鲁国内乱的事情才得以记录下来。

　　孔子作《春秋》的出发点与以往的史鉴观念相反，他要做一个道德说教版本，让“乱臣贼子惧”。他所做《春秋》的主要史料来源是《鲁春秋》，其次是参照周游列国时所搜集到的各国史料。

　　孔子选取的历史时段起始点即从鲁隐公元年。这给后人留下了千古之谜。鲁隐公元年以前的情况是什么样，后人无法详知；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与鲁有关的史料又比较详备，他的资料来自何处？最重要的一点是：《鲁春秋》原本是个什么样的？今天人们已无从得知。

　　这是孔子故意所为，他也愿承担历史责任，所以他放胆预言：“后世知丘者以《春秋》，后世罪丘者亦《春秋》。

　　由于孔子的改写，《鲁春秋》永远地消失在历史的视野之中。从此以后，以史讲义而非以史纪史的传统确立了。司马迁写《史记》资料还算详备，否则，我们将永远无从知道《春秋》以前社会面貌与重大历史事件的详情，但是既便如此详备，他还是要秉承孔子的传统，以微言叙大义。

　　孔子用《春秋》确立了一个史学正统，却永远地埋没了《鲁春秋》的正统。中国历史自此，也开始了一个“用正统埋没正统”的往复循环。

　　对孔子予以如此评判，也绝非“微言大义”之说或不自觉间用一种正统去埋没另一种正统。从“仲山甫缺失”现象中，便可知晓其中奥秘。

　　＜大雅＞被《诗经》研究专家认定为西周王室的兴衰史（的记载）。此种判断合乎事实，从＜大雅＞之篇对最高统治者有颂有刺的写作中也能得出相关的结论。＜大雅＞被《诗经》研究专家认定为西周王室的兴衰史（的记载）。此种判断合乎事实，从＜大雅＞之篇对最高统治者有颂有刺的写作中也能得出相关的结论。

　　《文王之会什》（“什”数量词即“十”，亦为约估数即“十几个”之意）为史诗，记述周室先人创业的历程，合迁徒，片伐之事。

　　《生民之计》与《荡之什》更倾向于现实政治。其中：＜生民之什＞中的“民劳”、“板”两篇是讽刺厉王的＜荡之什＞中亦有三篇为讽刺厉王的作品；讽刺幽王的作品在＜荡之什＞中亦有两篇。

　　纵观＜大雅＞共31篇有7篇是对统治者的批评的作品，也就是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作品是对时政进行批评的作品。这还是孔子改造过的结果，估计未经孔子编辑过的原初作品中这个比例还要高。由此可见：在孔儒之学形成特别是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前，中国文化中的言论自由观念是很正统的；换言之，言论自由是中国历史上的优秀传统之一。

　　以＜荡之什＞最后一篇“召旻”为例，可见一斑。诗中有“我想此邦，无不溃止”一论。全段今译为：“就象那年天大旱，连那草也长不好，（国家之势）就好比那倒下的枯草。看看（幽王）这个统治德行，国家没有不丧亡的道理。”

　　诗的预言果然不爽，幽王因烽火戏诸侯（加之，废申后），导致内叛与外敌入侵：“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

　　“召旻”－－诗的最后，还把幽王定为祖宗江山的败家子，说道：

　　“从祖先受命于天，有召伯那样的臣子，一天可开疆一百里；如今，却一天丢一百里。可悲呀，如今（幽王）这帮人，一点维持了旧日之盛了！”

　　《诗经·丞民》一首为歌颂仲山甫专做，其白话意为：

　　天生众人性相合，万物所生依法则。人心顺应自然情，万众皆惜好品德，
　　上天详察我周朝，周王祈祷意不惰。为保天子持大业，上天生下仲山甫。
　　……
　　仲甫恪行周王令，行事规范诸侯家。祖先事业他继承，辅佐天子立章法。
　　天子命令他代布，作王喉舌讲政话。政令畅通无阻拦，四方协同不能差！
　　......
　　天下都明一道理：“软物好吞又好化，硬物难吞扔一边”，山甫一反古俗谚，
　　“软物不吞放一边，硬物定要克立为。”每逢弱势不欺侮，见到强暴必清算！

　　……

　　仲山甫是西周宣王时代的杰出政治家。《诗经·大雅》之＜荡之什·烝民＞对仲山甫做了大量的歌颂。先说：“保兹天子，生仲山甫”，又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周王命令仲山甫，要做好榜样），最高的评价则是：

　　“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大意是说：全国政事的好和坏，山甫观察得很明白；他知识丰富又明世事，所以能保全节操，夜以继日地工作，全是为了国王呀！

　　《诗经》也是孔子编定的正统版本，从他之前的古诗三千余篇中，裁定三百一十篇，一方面他按礼义标准予以了编选，另一方面他又用它作教化手段即“温柔敦厚，《诗》教也。”特别是他还主张学诗以达政事的观点，对诗的理解与运用成为一种政德、政能的评价标准。孔子在一次与学生子贡对话中，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子贡说：“贫穷而不逢迎谄媚，富裕而不骄矜傲慢，怎么样？”孔子说，“好，但不如虽贫穷但快乐，虽富裕却爱好礼制”。子贡补充说：“诗经上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不是这个意思？”孔子大为高兴，赞赏子贡的理解力：“子贡呀，这样就可以和你讲论诗了，告诉你过去的，你便能用在未来上。”

　　因为诗的重要政治功效，汉代定其为五经之一。但是纵观历史关乎《诗经》的文献，没有任何一种提及仲山甫即对仲山甫之为政进行榜样化评说。而相比之下，仲山甫作为《诗经·大雅》所赞颂的对象，地位又如此之突出。

　　仲山甫在有意地被人压抑。

　　这不是妄猜，因为《春秋》的哑谜般选取时间段的方式，已经说明了问题。最明显的证明则是一本“活化石”一样的辞书称为《孔子大辞典》【注1】，其上没有“仲山甫”条目。好在《史记》中《鲁周公·世家第三》一卷对仲山甫有所涉及。当然，时至今日，仍无从得知司马迁的史料来自何处。

　　仲山甫辅佐中兴之主周宣王的时代，被《春秋》的选时排除在外了。个中的原因，仍令人费解。宣王这么伟大的中兴也被排除在《春秋》之外，也令人不可理喻。而且，更重要的是宣王与鲁国历史上的事件有着重大联系，一部完整的鲁国史，若不涉及周宣王立鲁懿公的事件，就不可能完整。

　　而问题恰出在了这个地方。因为，《春秋》不是历史读本而道德教科书；并且，孔子力主“为尊者讳”，周宣王的失误引发鲁国内乱的重大事实也就必被排除在外。

　　唐代刘知几【注2】已对《春秋》写作方法的害处有所认识，指责孔子在涉及鲁国历史的写作方面，“事天大小，荀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但是刘知几并未对“仲山甫缺失”现象予以关注并纵深研究。

　　究其根本，“仲山甫缺失”完全是由于为周宣王进行讳避并为鲁公室的内乱作讳避，而导致的。

　　周宣王即位之初，以周、召二公辅政，效法文武、成康遗风，重整军政，并废除耕籍田制度。命尹吉甫击退猃狁，使秦仲及其子攻破西戎，并在对荆、楚、淮夷的战争中小有胜绩。因此他的执政成绩被称为“宣王中兴”。

　　有了中兴的奇迹，并不代表他没重大决策失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在其十一年（公元前817年）干预鲁国立储君的事件：该年春天，鲁武公与长子括、少子戏去朝见周宣王。宣王喜欢少子戏，就打算立戏为武公的继承人。仲山甫进谏阻，反对废长立少。周宣王不听，终于确定戏的地位。夏天，父子三人归鲁，武公病死，戏也由太子变为国公，为鲁懿公。他的侄子，也就括的儿子伯御替父伸冤，在叔父执政的第九年（公元前807年）率部众攻击懿公，杀之，自立。这场由周宣王失误导致的鲁国政治变乱，并没就此而止，而是周宣王在错误的决策上一错再错。伯御掌权的第十一年，宣王率军伐鲁，杀了伯御。宣王经过与仲山甫商议，决定立懿公的弟弟也就是伯御的另一位叔父称为国君，称为孝公。在挽救周宣王的错误上，仲山甫不遗余力，所以＜烝民＞中以比喻的方式说：

　　“周王的衮袍破了，只有仲山甫能补上。”但是补救归于补救，终不能阻止衍生性不良后果的出现。《史记》称，自周宣王伐鲁后，诸侯多畔。

　　孔子的《春秋》不能记录这个有损于周王形象的事件，何况这个事件整体上又是鲁国内乱呢？

　　回避鲁国的丑事好“动称耻讳”是孔子的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也是造就后人误读历史的最大原动力。历史的任务不是真相，而是所谓的“大义”文本！

　　自孔子确立了“春秋笔法”即以道德性原则随便改写历史以后，中国史学的史鉴作用几乎不存在了。只要一个利益集团掌握了权力，便可以随便改写历史。

　　在上一章，我们涉及到朱熹不顾史实肆意贬低左丘明的事。其实在他踏入仕途（1148年）之前的六十年前就发生了篡改国史的政治行为。可以说，在北宋全面政治危机来临之时，文人阶层又恢复了肆意改写历史的习性。－－对于中国历史，也许这是一个不幸的谶言！

蔡根

         那次让后人瞠目结舌的改写，是称为“元祐更化”的一部分。北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儿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由于赵煦年幼，他的祖母宣仁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陆续起用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吕大防等人，废除了宋神宗与王安石推行的新法的大部分，贬黜了神宗熙宁、元丰时用事的诸大臣，停止使用王安石《三经新义》为科举考试的依据，篡改元丰时的史官记录，重新编篡《神宗实录》。篡改元丰时的史官记录与重编《神宗实录》的现实目的，是为后世提供一个按自己的道德标准与“政治上正确”的史学版本，把自己的政敌、论敌从历史中赶出去或反义化，同时当然地把自己那个集团的一些不光彩的记录抹掉。

　　这种篡改与重编的大胆的程度远超过了孔子对《鲁春秋》删削与对《诗》的缩编。比较此次对最近期历史改写的妄为程度，以后的朱熹还是比较谨慎的，后者对准的是一千五百年前的人物。

　　历史成为权力手中的橡皮泥了，在随意地被塑造。未等元祐版本的《神宗实录》成为既定的正统，赵煦又来了一次翻案。在他亲政（1093年）后即绍圣元年（1094年），下令恢复神宗新法，罢免宰相范纯仁等旧党，起用章惇为相，史称“绍圣绍述”。

　　绍圣绍述的一项重要政治举措就是再次重修《神宗实录》。究竟这次修改，权力集团是如何按自己的意志办的，后人已经无从知晓，整个神宗朝的历史已经成了一笔烂污帐。

　　关于《神宗实录》真实性的追问，成为南宋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大问题，甚至说也是一个如何再改版的技术性问题。绍兴十四年（1144年）秦桧和赵构因谈论一位学者编的一本成代名臣经典著作的注释本时，涉及到了野史及再版的《神宗史志》（“实录”的换名版）问题。在纵深谈论时，放弃了主题即不再议经典注释，而是专论野史的祸害。赵构认为：“野史这类的东西的确是一个祸害，比如，靖康以来的私家记述，就非常不可信。”

　　为什么盛行野史，概因官方正史失真之故。由于《神宗实录》已被反复改造，重编《神宗史志》的官方史官也不认真了，敷衍了事。秦桧颇有感慨地对赵构说：“臣曾委派史局的官员撰官《神宗史志》，居然有人一天就写完了规定的章节，如此轻率从事，那书怎么可以备用呢？”

　　两位政治家而非史学专家对野史流行的危害及官方编史轻率的不良后果，产生了共识。赵构回应秦桧说：“朕往日曾经谈到范冲编撰《徽宗实录》应注意的事项，那就是只应当记录那些可以让后世效法的国家大事，而不必把鸡毛蒜皮的小事写进去。现在看来史官须有经学的根柢，才可以重用啊！”

　　一语中的！政治家用权力给史学家的学术规定了方向，只能用道德史观和政治上的正确的方法论来写历史，否则就很危险，是严重不负责任的自由化！

　　南宋高宗时大禁野史，首先以统一对靖康之变前的传位问题为重点－－无论官员还是百姓都不能说徽宗的过失，特别是一定要把他比喻成开明的尧帝，等等；其次，对涉及国家历史的一些私人笔记，也予收缴，不允许出现与国编历史不同的说法。也就是说从查禁对象上由靖康间问题的私记又往上追溯了。
　　最有典型意识的就是司马光所著《涑水记闻》【注3】的遭遇。

　　绍兴十五年（1145年）秋，朝廷见对野史的禁止收效不大，想再次加强查禁。命令还没上式下达，司马光的曾孙司马伋赶紧给高宗上了一道奏章，说：

　　建安地方新近刊行一种名叫《司马温公纪闻》（即《涑水记闻》的另称）的书，中间有不少关于国家历史事件的记录。我仔细翻阅家族所存档案，发现在我曾祖父平日的著述中，根本没有那一种，很明有人妄借我曾祖父的名字，推行自己的私论。请皇上下旨禁绝《司怪温公纪闻》，杜绝邪说的流行，使百姓免受煽惑。

　　司马伋明知曾祖父有此著述，偏偏以别人无中生有来开脱，显然是从政治技术上操作上变相地与曾祖父划清了界线。由司马积极的政治上正确的表现，使高宗很快又掀起了一场以查禁《涑水记闻》为中心的禁野史（毁版）的运动。

　　司马光作《涑水记闻》（又名《司马温公纪闻》是前朝史学界所共认的事，在本质上这本书是长篇资料汇编，是为编辑《资治通鉴考异》后做的辅助工作。它多采宋代旧事，自太祖记到神宗，每条下都注明何人所说，其记述以国家大事为主，但也涉及一些琐事。元祐更化重修的《神宗实录》从中取材不少。
　　

      谈到《司马温公纪闻》，就不能不附带说一下李纲写的《靖康传信录》。宋高宗赵构所指“靖康以来，私记极不足信”，主要对象就是李纲的这本私家日记。作为宋微宗禅让事件的参与人，他有权威来表述这一事件。
　　

       李纲本来也希望徽宗传位给太子赵桓，此时赵桓是首都的行政与军事长官（开封牧守），有一定的号召力。李纲与门下侍朗（相当于国务院副秘书长）吴敏二人通气后，吴便一人入朝对皇帝讲了利害关系，并说：“你退位可保国家无损，你自己也可长寿”；皇帝不明白此举与长寿的关系，吴就利用徽宗迷信道教的特点来诱导他：“陛下你是长生大帝君下凡，一定要有青华帝君相助才行。这就是传位的奥妙之所在！”于是，赵佶下定了决心。

　　李纲记录的真实情况表明：禅让帝位并不是徽宗的本意，而是在吴敏的一力操纵下而成。这样，不但不能塑造赵佶如尧的伟大形象，还显现出他的胆怯与无知。

　　徽宗不只是赵佶本人的徽宗，而是整个赵宋皇族的徽宗。如此低能的形象肯定有辱于祖宗，也让后人受不了。之于后者，就像当年刘骏评论他祖父刘裕一样：“一个庄稼汉混到当皇帝，真让人受不了。”－－如此按徽宗的本来面目传下去，说不定赵家后人也会说：“这么一个头脑简单的家伙，怎么也会当了皇帝，真让人受不了。”从而也使赵宋家整体形象受损。

蔡根

说了不该说的是要掉脑袋的
　　
　　自从《礼记·王制》成为刑法指导原则以后，堵嘴也便由一种定罪的艺术堕落成了纯粹的技术操控即实用主义技术。

　　如果说孔子杀少正卯以及司马迁给项羽、班固给霍光定血统罪－－还有些艺术味道，那么王章死于“非所宜言”则完全是汉成帝的技术操控的“杰作”。至于魏末司马氏之以“非汤武而薄周孔”之名杀嵇康－－那就只是一个怎么把技术操控更实用化的问题了。

　　汉成帝（公元前32年－公元前7年在位）时代，正是王莽积累实力并初收成效的年代。这时，汉家政治已经混乱到无法理清的程度：人心动荡，一个谣言便让从高官到草民的所有人屁股上长草，心头生毛；政治腐败、利益集团相互绞杀，搞得本来就无能皇帝更加头昏脑胀。似乎上天也有意恶作那一代人，时不时生灾与异，什么大雨（洪灾）、地震、石头冒火、日食、流星雨了，总是故意扰乱本来就很迷信且浮躁的人们。

　　出现日食和石头冒火的第二年，即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冬天，皇帝终于找机会使心理多一点安全感，因为从春天以来他就更加发毛了－－春天发生了日食。发生了日食后，国内似乎出奇地平静，人们既担心又想看到的东西没有出现，就像一个患了忧郁症的病人，老是等不来诊断结果。机会是什么呢？就是削弱行政长官的权力。

　　冬天是个人闲的季节，也是个能生点事儿的季节。成帝左右的大臣们向没有实权的成帝推荐了一个人才，他叫刘歆，是著名学者刘向的儿子。刘向既是著名学者又有皇族身份，还是位政客。他为反对王氏外戚势力，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汇集从上古至秦汉年间的祥瑞、灾异记载，推究人事、附会人间福祸，写成《洪范五行传论》，于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献给成帝。成帝知道他的忠心，但终对王氏势力无可奈何。此时，向成帝推荐刘向之子是一个有预谋的政治动作。成帝打算任命刘歆为中常侍（私人助理兼顾问），但左右大臣坚持通过大将军王凤【注4】的许可才行。

　　本来，成帝都吩咐给刘歆取中侍常的官服了，却出来了反对意见。成帝想打马虎眼：“这么小的事儿，就不用报告大将军了。”左右大臣可不敢这么做，给皇帝叩头，坚持报告给王凤。王凤接报后，说：“不行！”刘歆当顾问的事儿就泡汤了。

　　这个事太不象话了，导致了一位一直隐忍着的正直官员不满的爆发。他叫王章，是京兆尹（首都市长）。他递上奏章弹劾王凤。所列的王凤罪恶，不只限于大权独揽，还有他向皇帝推荐的美人不是处女的问题。进一步引羌胡纯正血统的办法，所谓“杀首子以荡肠”的传统：把结婚后首生的孩子杀掉，怕是女方怀着孩子出嫁的。

　　王章正直地有点让人不敢想象，虽然他是王凤推荐的，但并不依附王凤；他也聪明地让人不敢想象，在着力打击王凤的同时，又给成帝举荐了一位完全可代替王凤的人选－－琅邪群太守冯野王。

　　这套政策设计十分完整，但也引来了重大的利益冲突。王凤以退为进，声称身体有病，请求退休。这一手儿很厉害，首先让成帝从感情上接受不了，因为王凤毕竟是他的亲娘舅（成帝即位时以元舅身份领大将军、录尚书事即最高军事首长和最高行政长官）；其次让朝廷面子丢失殆尽，成帝不想让亲娘舅掌实权，但并不完全剥夺他，而是让他以荣誉身份呆在朝里，充个门面。

　　在政治预期与现实窘迫间，成帝向现实妥协了。下诏挽留王凤，很勉强地再次任用他。

　　这一个变局，使成帝心情坏到极点：他不但没有找到心理安慰，反而心中更加难受。

　　怨谁呢？都怨多说话的王章！好，就杀了他，找个心理平衡吧！于是让尚书弹劾王章。弹劾王章不那么容易，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片忠心驱使。

　　找不到正式借口，就找“斜荐儿”。他说的“杀首子以荡肠”的话，很不成体统。于是，下诏说：“知张美人体御至尊，而妄引胡杀首子，非所宜言。”

　　“非所宜言”四个字要了王章的命，王章被在狱中处斩。一颗忠诚的心停止了跳动，一颗聪明的大脑离开了躯体。

　　“非所宜言”是什么意思？

　　第一层可曰：说了不该涉及的事情；
　　第二层可曰：说话者的身份不合适。

　　这也更加重了成帝的人格分裂症。刘向再次劝他保刘氏江山、防卫王氏坐大，他只是唉声叹气，而无力改变，喃喃地说：“你不必从说了，我会考虑这个问题”。在另一端，他又对重病在身的王凤许下政治诺言，继续重用王氏，答应用王音接替王凤的职务。

　　那是一个整体患有精神性疾病的时代，不惟成帝如此，后来夺取了权力的王莽也病态明显－－朝令夕改，心血来潮，凡此等等。

　　“非所宜言”是汉律中一个很特别的罪名。从法学角度讲，即没有特定的要件，也没有内容限制，更没有可类比的法规为参照，所以可任意解释。说穿了，它就是一条想法不让人说话的法律，功能就是堵嘴，用来威慑那些敢说话的人和被允许说话有超了规定范围的人。

　　成帝虽然解了一时之恨，但总于心有愧。

　　然而，还是有人敢和他较真，在王章被杀了头约九年后南昌县尉（相当于县公安局长）梅福（也在冬天）给皇帝上了书，指责他“现在陛下既不采纳天下人的建议，反而大肆杀害这些人。”并力陈天下的人以进言为戒，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等等。成帝胆怯了，已经听不进这样的建议去了，只当这个小官什么也没说。好在，没有以“非所宜言”来处置。

　　不过，这在更深一层上加剧了成帝的人格分裂。又过了两年，仍是冬天，朱云当面跟他较起劲来。
　　槐里县令朱云上书请求召见，他当着朝臣的面说：“你们这些人，对上不能帮君王解忧，对下不施惠于百姓，都占着官位白吃饭。我请求皇帝给一把尚方宝剑，杀一个奸佞大臣的头，以警余众！”。成帝忍着性子说：“杀谁呢？”

　　“杀安昌侯张禹。”朱云直率地说。

　　张禹是皇帝的老师，要杀他，不等于打皇帝的耳光吗？成帝气急败坏地说：“你这么小的官儿敢诋毁朝廷大臣，罪死不赦！”御史们赶忙押朱云出去，但朱死死抓住宫殿的木栏杆，一下子把栏杆也拉断了。朱云被往外拉时还高呼，和皇帝叫板。在场的一位军事高官－－左将军辛庆忌深受感动，恳求皇上免朱一死，还为朱云辩解：“他是个以正直见称的人，如果说对了，就不该杀他；如果说错了也该宽容他。臣下我冒死一求！”直到叩头叩得前额血流如注，成帝怒气才消，算免了朱云一死。

　　真奇怪，既然允许人家上朝，当面表达意见，又不允许人家真实地表达。不是人格分裂，又是什么？更奇怪的是，等到后来宫内工匠们修理栏杆时，成帝竟然说，栏杆还用旧材料，不换新的，用它来表彰敢直言的大臣。

　　表彰什么？不过是做个样子。王莽看透了汉家的这种性格缺陷，开始了化装表演。他知道汉家已丢完了信誉，民心不再，他要去收拾。在朱云拽坏栏杆的三年后的又一个秋天，王莽除掉了卫尉（中央警卫局长），进入了权力中心。

　　……

　　历史内在逻辑又常常具有讽刺性！在王章因“非所宜言”丢了命之后，竟然还有人自称就是愿意说不该说的话。此人是曹魏末年的嵇康。嵇康的文章优美壮丽，喜欢谈论老、庄之学，更尚标新立异。嵇康与阮籍阮咸叔侄、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并称为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的放达，实质上是对他们所生活的反义社会的一种抗议行为。他们无力正面与反义社会对抗，也无法表达一个正义的文本，于是冲决礼教与常规便成了回击反义社会虚伪性的选择。

　　阮籍任步兵校尉（相当于陆军司令）职时，出了一个逾越礼法的大事故。他正下棋时，有人告诉他“你母亲去世了。”。阮籍不动声色，对方说：“别下了，你回家奔丧吧！”阮籍不答应，非要把棋下完。在戴孝期间，他仍饮酒不止。有人向大将军（军队最高首长，总司令）司马昭告状，司马昭因爱他的才华而未追究。

　　刘伶喜欢喝酒，只要喝，就喝他个昏天昏地暗，后面长跟着一个扛铁锹的人，以便按他的嘱托，醉死在那儿就埋那里。当时的士大夫高相效仿，以刘伶为贤人，以他的行节为“放达”－－潇洒无羁。

　　这七个人放匡不羁，嵇康让人“不可理喻”的程度最高。好友山涛（字巨源）举荐他来替代自己的职务，没想到他竟然给了对方一封绝交信。按理说，人家给官职，求之不得，要备份礼品，登门道谢；至少，也得表示一下谢意，比如写封感谢信让仆人送去，等。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信中说：“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世不止此事，会为显教所不容，此其甚不可一也。”坦言自白：我就是看不起什么成汤（商之开君主）、周武王（周之开国君主），周公旦孔夫子在我眼间也不算什么东西。

蔡根

        一句话气坏了当政者。

　　当时留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典故的大将军司马昭，对嵇康拒官、绝交的举措大为不满，要是把汤武二位圣王放在眼里，那么还有什么样的君子能让你嵇康称是呢？周孔这样大贤人，你拿着不当东西，就别说我这魏国首辅了！

　　正好赶上嵇康的朋友吕安出了家乱，司马昭顺便也把嵇康牵扯进来。嵇康不为吕安辩证还好，一参与连本主也倒了霉：两人一同处斩。钟会在这次政治屠杀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向司马昭建议：“他这样名人，言论放荡，扰乱当今的教化，正该借此机会除掉。”

　　钟会是司马昭的心腹，在此之前也想结识嵇康这样的名士，不惜屈身往嵇康家去拜访。他去时，嵇康正在两腿衩开，坐在地上打铁，连个起码的礼节也不施给钟会。钟会见他不搭理自己，便悻悻然离开。临出门时，嵇康问道：“听见什么而来，看见什么而去？”，钟会回敬了他一句：“听到所听见的而来，看见所看见的而去。”从此，对嵇康怀恨在心，以后再借故杀他，也就不止怪了。
　　
　　我有权，你就得往好处写我
　　
　　在权力的高压下，“非所宜言”之言变得越来越少，历史的失真程度也就越来越大。在历史道德与社会道德之间更倾向后者，一旦历史道德所反映的真实性难以为社会道德所接受的时候，权力的介入就成自然而然的事了。而且，毕竟社会道德的标准版在历史时段如某朝、某代是掌握在权力阶层手中的。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去解释传统资源，如同《礼记·王制》对四种罪行“诛不以听”（不经审判就可处死刑）形成了诛杀“非所宜言”者的历史判例一样，《礼记·中庸》所云“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的原则也成了权力阶层要求历史道德服从政治威权的依据。桓温有权要求孙盛修改记录枋头战役失败的《晋阳秋》，苻坚有权烧毁记录其母亲“作风问题”的原始资料，凡此等等。

　　东晋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夏四月，大司马桓温决定讨伐前燕，率徐、兖、江、豫四州刺史共带五万兵力进抵前燕枋头（今河南浚县）。枋头乃军事要冲，原称枋堰，为曹操当年围攻袁尚于邺而建的军事拦河设施，其地处后被称枋头。前燕深知该地的重要性，一旦丢失，南部门户洞开。于是，赶忙向前秦求援，答以割虎牢（今河南荥阳）以西土地给前秦为出兵代价。前秦答应，计划派两员将领率两万人与前燕组成抗晋联军。九月，前燕先锋一千骑兵与晋军遭遇。先锋官慕容宙挑出二百骑兵挑战晋军，其余分三路埋伏起来。二百骑兵佯败，引诱晋军追击，埋伏的骑兵突出，把晋军杀败。晋军初战失利，士气受挫。稍后，又有几次交战，桓温没能得手。此时，晋军粮食储备殆尽，前秦援军又赶到，桓温决定急速撤军。由于行动仓促，导致秩序混乱。前燕只以八千骑兵追击，就把晋军的士气打没了。加上路上有伏击者，在襄邑（今河南睢县）一交手，桓温就损失了三万人马。溃退到淮城（今安徽毫州）又遭前秦军截止，勉强应付，算逃了一命，收敛散部在山阳（今江苏淮安）驻扎下来。所幸，燕晋联军没再往南追，让桓温有了喘息机会。

　　这种大败对桓温这种名将来说是无法言表的耻辱，更是他取晋而自代计划的意想不到的灾难！他要设法为自己开脱，使把罪责强加给豫州刺史袁真－－他责成袁真凿石门以通水运（运军粮），工程未完，粮食用尽。桓温上奏，要求贬袁为庶人。

　　袁当然不服，因为这是主将布置失当造成的，为了反击桓的霸道，袁不仅在上表中自洗罪名，还揭发了桓的种种罪状。朝廷知道桓早有取而代之的野心，惧于桓的实力，不敢答复袁。袁一气之下将据守的寿春（今安徽寿春）献给前燕，自己也投降了。

　　而整个事件之所以能真实地保留于历史之中，完全在于《晋阳秋》的作者孙盛“多长了一个心眼儿”，早在桓温逼迫之前就抄了两部《晋阳秋》副本交给了在前燕的友人。

　　孙盛是枋头之役的见证人又是历史著作家，他很负责任地记录了整个事件。当年，他是桓温的下属（参军，指挥部的参谋人员）。孙盛的《晋阳秋》（应为《晋春秋》，为避简文帝母亲郑太后乳名“阿春”而改）是一部响当当的“现代史”，作史风格朴实，文笔清晰、雄健，大受读者赞赏，唯有桓温大为不满。写《晋阳秋》时，孙已不再是桓的部下，已升任秘书监另兼给事中（国家出版局长、图书馆长兼皇帝的高级顾问），桓无法直接逼他，希望孙的儿子转话：“枋头之战固然我方失利，但绝不像你父亲孙盛所写的那样惨！如果此书照此流传下去，将会关系到你们家族的存亡。”

　　孙盛的儿子赶忙给桓温赔罪，并保证劝父亲修改《晋阳秋》中关于枋头之役的记录。（这与后来司马光的曾孙与司马光划清界线，在利益本质上何其相似及尔！）

　　孙盛的儿子们也都年纪不小了，头发已经发白，跪下来求老父为全家安全计删改枋头之役一节，但他一字未吐。儿子们瞒着老父，自己动手修改；改定后，让桓温过目，侥幸脱过灭门的大祸。

　　好在孙盛早已洞穿桓温的本性，知其必然要找该书的麻烦，在桓氏实施威胁之前，早将两件抄本寄往前燕属地辽东；后来，东晋孝武帝派人去辽东得到了未篡改的原本。

　　一场权力压迫下的“隐恶扬善”不但没能隐恶，反而更加丑陋。

　　政治名人对“隐恶扬善”的要求不只限重大事件，凡涉到个人、家族行为（风节）的也十分注意，以便维护自己“清白的历史”、“一贯正确的形像”。

　　那位在氐族汉化方面颇有建树的前秦国君（称“大秦天王”）苻坚，也学会汉人隐恶扬善（变种为“为尊者讳”）那一套。苻坚未得势之前，他的身世“很有问题”：母亲苟氏年轻守寡，与一位叫李威的将军互相倾慕，后来才嫁给了苻坚的父亲苻雄；时人认为苻坚乃李威的血脉，原始史料更有苟氏与李威隐秘关系的记载。（从这一点上，也不难理解此前的西汉王章为什么要引羌人杀首子以荡肠的习惯。）
　　苻坚听到过关于她母亲的“作风问题”的传闻（当时在少数民族中，根本就不算个问题），不顾制度规定，亲自调阅起居注和薄记，查到真情。为抹去母亲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也为了自己的荣誉，把原始资料付之一炬。后来的史家，只含糊其词地编了个关于他出生的神话：“其母苟氏尝游漳水，祈子于西门豹祠，其夜梦与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坚。”

　　这个美丽的神话很符合上古帝王出生的模式，如殷祖先契的出生模式－－契的母亲简狄吞了鸟蛋而孕，生了契；又如周的女祖姜原践巨人脚印而妥生了弃（即后稷）；至少符合刘邦的出生模式－－刘邦的母亲在大泽之陂休息作了个梦，梦中遇见神人，刘邦的父亲去寻老婆时，见到蛟龙在自己的女人身上，后来呢，就生了刘邦。不过，在刘邦之后的帝王几乎没人用这个神话模式了。光武帝刘秀则完全凡人化，仅是写相貌不凡外，随后就是他爱种地的癖好；被曹丕（魏文帝）追补为武帝的曹操也没这么个神话般的出生经历，只是说“少机警，有权数，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云云。

　　到了帝王很世俗化的年代，苻坚竟然编了个如此动听的神话，只能是自取自羞了！只是他那恶劣的用权力压迫人、让人隐恶扬善的行径，不仅仅是个人作为，而是一种文化遗传、历史惯性。

　　在这方面，苻坚远不如孔融，孔融说：“父母不过是盛我们的罐子，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把我们给倒出来；如果发生饥荒，父亲又平素不象人样（无德性），那就把该给父亲吃的东西救济别人好了。”－－后人考证这个言论是曹操硬给孔融按在头上的，不过，它恰好证明了那个时代不再神化政治人物诞辰的事实。奇怪的是，苻坚在此制造了一次“返祖现象”。

　　孔融被杀算是“非所宜言”的一个案例，他在王章之后，在稽康之前，当然也在被桓温所逼迫的孙盛之前；苻坚强迫别人隐恶扬善的版本，当然也是这一系传承的一个小小闭幕式了。

　　尽管是一场戏的闭幕，但大历史中这样的悲剧、闹剧还不断的重复着。

蔡根

站在马援肩膀上的曾国藩
　　
　　不该说的不说，想说的以另外不说的方法来表现，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技术性手段。人皆知道曾国藩家书的劝诫与表白的双重作用却不知最初使用这个手段是东汉名将马援，正如人们只知道越匡胤会玩“杯酒释兵权”而不知刘秀才是削兵权的第一高手一样。

　　马援在讨伐交趾（今越南）的前线上，听说自己的侄子马严、马敦爱议论别人，还爱管闲事，就从前线专门差人给二位侄子送信，信中说：

　　我最讨厌议论别人长短、评议国家事务是非的人了！儿孙中有人有这种行为，让我难受，宁愿死，也不想再看到这种现象。我盼你们听到别人的过失就像听到父母的名字，耳朵可以听，但嘴却不能说。我给你举两个人的例子，让你们为学为戒。要学龙述，别学杜保。龙述敦厚谨慎，不说一句不当的话，廉恭节俭，有威严，我很尊敬他。你们学龙述，学不成也只是长进不大，但总不致害了自己。也就是说：成不了大雁充其量是只鸭子。杜保很仗义，把别人的忧愁当成自己的忧愁，把别人的快乐当成自己的快乐，结交了不少人。他父丧之时，远近数郡的朋友全来了。我也敬重他，但希望你们不能跟他学。学他不成，就会堕落为轻浮子弟，就象画虎不成反象狗一样！

　　马援似乎有深刻的预见力。不久，杜保果然犯事了。而且杜保的事情还牵涉到马援的一个政敌，也就是皇帝的女婿梁松（另外还有窦固）。二人被刘秀当面训斥并拿马援戒侄信让二人看。吓得叩头流血，方才得免。

　　梁松的父亲梁统也是刘秀的开国功臣（封成义侯后改高山侯，但不在三十二功臣之列），与马援也是朋友。有一次马援病了，梁松去探望，在病床下拜倒，马援并不答礼。梁松走后，马援的儿子们对他说：“您看，人家是皇上的女婿，公卿以下的大臣没不怕他的。您不答礼不像话呀！”马援却说：“答什么礼？我和他父亲梁统是朋友，他梁松地位虽尊重，却是个晚辈呀！”

　　不仅如此，此前马援还鉴于自己是梁统的朋友即长辈的身份劝梁松（还有窦固）：“人哪，有尊贵的身份也免不了有被命运捉弄混成下贱人的时候。如果你们不愿坠为贱等，一定要常思我言才好。”

　　几个事加在一起让梁松气不过，开始诬陷马援，导致马援死于后，家族受累。但是，在此后，梁松的命运终于让马援言中了：明帝（刘庄）永平四年（公元61年）冬十月，梁松因写匿名信攻讦朝廷而被捕，死于狱中。而在梁统死后的十七年（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马援的冤案得到了彻底的平反，章帝追封马援为忠成侯。

　　马家的失而复得的荣耀与梁家的得不知足导致的耻辱形成了显明的对比。整个案例只告诉人们一句话：“少说话没坏处！”引伸之意：凡居于一家之长者，一定要约束好家人，谨防言论招灾。

　　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是饱读历史的高级官吏，他更从中揣摩透了马援家信的精要，于是更大力地开发起家书系列来。马援写了一封，他曾国藩要一封接一封地写，以致后人可编纂成集。

　　其实，早在曾国藩的杰出表演之前，就有人把“少说话甚至不说话”总结成反义定律，叫“祸从口出”。西晋的大学问家傅立在《口铭》中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该说法被引入北宋的《太平御览》。傅立的这个总结的源文献也来自儒家经典即《易经》。《易经》的＜颐＞卦总说辞的“《象》曰”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意思是说：当山下响起雷声时，就表示养育万物的季节开始了，故卦以颐命名。君子应该学习这种精神，首先从慎言语、节饮食做起。

　　慎言语或者防止祸从口出，在政治层面上表现为避免一种可怕的责任即一言丧邦的后果；在个人层面，它成为纯粹的技术性规避措施，进而发展成自虐狂式的自我钳禁。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语录体箴言的发展。语录体箴言源于宋、盛于明清，至民国初而不绝。

　　明代吕得胜、吕坤父子主张传播为人处世的道理要从儿童开始，亦即“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他用四言、六言等字数不一的韵语写成《小儿语》，告诫教子们要安分守己，与世无争。在讲究言论表达的技术方面，特别提倡：“与人讲话，看人面色；意不相投，不须强说”的投机性原则，也更强调地重复了以言致祸的自《易经》以来的信条－－“当面破人，惹祸最大。”云云。吕得胜的儿子吕坤以语录体的《呻吟语》闻名于世，他继承父志所作《续小儿语》也颇有影响。他坚决反对儿童形成以言论担社会责任的自觉，称为“世情休说透了，世事休说够了”。为了让孩子做一个原子化的个人，他强调“说好话”即不能乱说话。其言有曰：“说好话，存好心，行好事，近好人。”，又云：“君子口里没乱道，不是人伦是世教。”等等

　　明代《小窗幽记》（陈继儒）、《菜根谭》（洪应明）、清代《围炉夜话》（王永彬）是士大士们或崇尚他们生活模式的小知识分子们热心推崇的三部代表作，可称为处世奇书或修身养性必读书。三本“奇书”中以陈继儒的《小窗幽记》最有代表性，而且作者也始为才子、历经官场，终弃绝官念、以著述为主。《小窗幽记》计194条语录，粗略统计，有6条劝人少说话的，如“多言者，必无笃实之心”（第36）、“喜传语者，不可与语；好议事者，不可图事”（第113），等。《菜根谭》此比例为360比5，较前者比率低，概因其无官场经历之故，但其论如“养默而后知多言之为躁”（第32）、“口乃心之门，守口不密，泄尽真机；意乃心之足，防意不严，走尽邪蹊。”（第220）等，也表现出了严重的抑郁症或轻微的精神分裂状态。《围炉夜话》作者王永彬，亦无官场经历，但所处时代却是清朝内忧外患之时，其著作184条语录中，反言论者为4，高于洪应明、低于陈继儒，他仍坚称“一言足以召大祸”（第48）云云。

　　从马援到曾国藩一千八百年间，凡想成大事且终究成大事的体制内高官必须把慎言当成一个必要条件，否则不仅成不了事还会危及身家性命。于是乎，在以官为本位制的社会里，要想经过读书而做官就必先学会了怎么说话。从而，成了事的高官的言行准则便成了崇拜对象。曾国藩自蒋介石时代以来就被推崇，也是自然之事。与马援相比，他的大环境更艰难。马援为一个处于上升时期的王朝效力，既便有些闪失，也终能周全；而曾国藩是为一个处于衰败期的王朝服务，尚使发生闪失，那他（及其家族）或许永远没自辩的机会了！因此，他必须如履薄冰地行事，绝对不敢有马援不答梁松之礼的举措。曾的谨慎几乎是处于抑郁症状态，无须自白处也得自白，于是，有了他成批的家书。

　　咸丰八年（1158年）正是湘军事业如日中天之际。过去的两年中曾国藩的部将胡林翼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武昌、汉阳，合围了九江，且即将攻克。此时，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趾高气扬，曾国藩在三月内连续两次给九弟写信，力说长傲、多言为“凶德致败”之二端，他于三月初六的信中写道（今译）：

　　自古以来，因不好的品德招致败坏的有两个方面：一是长傲，一是多言。尧帝的儿子丹朱有狂傲与好争论的毛病，此两项归为多言失德。历代名公高官，败家丢命，也多因这两条。我一生比较固执，很高傲，虽不是很多言，但笔下语言也有好争论的倾向。……沅弟你处世恭谨，还算稳妥。但温弟却喜谈笑讥讽……听说他在县城时曾随意嘲讽事物，有怪别人办事不利的意思，应迅速改变过来。

　　曾国藩生怕曾国荃忘了此二戒，在三月十三日的信中又提到力戒长傲、多言。在不了解他性格的人看来，他似有唠叨之嫌，不了解衰败王朝大环境的人也会讥议他虑事太细。然而，这抑郁症般的表达，确实是一种自保的技术性措施。

　　到了清末民初（直至1949年），这种自虐性钳制又演化成了技术性表达意向。总结此前语录箴言的一本选萃格言集叫《增广贤文》。该书风行全国，以至有“读了《增广》会说话”的美誉。

　　该书提供的种种生活准则中，很重的一条仍是“慎言语”原则，如“群居防口，独坐防心”－－提醒人们不要在公众场合发言，即便发言也要措词谨慎；对公众议论的评价作用也持否定态度，称之为“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又如“静坐常思已过，闲谈莫论人非。”之不关心外界的原则。

　　这些经典性教训终于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原子化生存状态，貌似统一且强大的政府也再也不具备有效的动员机制。所以，整个民族的历史上也就出现了非常奇特的景观：人数很少的小国可以投入较少的兵力，进攻一个所谓的泱泱大国，并且能够取得实效。

　　历观中国近代之败，非败于技术实力，而败于言禁。言禁则人各自保，人各自保则无公义之心，无公义之心则外人入室如入空谷。

　　曾国藩不仅要从马援那里学习成功的例，也要举尧之子丹朱长傲、多言失败的远古例子。在他的分析意义当中，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个人沉浮与言论的关系始终是政治经验的重要来源。

　　在此意义上，曾国藩也变成了政治符号或复数化的群体，这个群体注重分析以往个案，以防止自己重蹈覆辙。

　　北宋时期，早于庆历年间就开始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政争与学术搅在一起，中经元丰，而后又及南宋初的绍兴，历时近百年。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前期，发生了著名的乌台诗案，因为案主是苏轼，故案例要有名；过了七年，又发生了蔡确的车盖亭诗案。

　　按粗线条的道德史观来说，苏轼是好人即“正面人物”，蔡确是坏人即“反面人物”，但何以两方面的人物都会因言获罪呢？可见，中国古代言论史上的言论本身既无绝对道德标准可言，查禁或（一时）开放言论的行为更无道德性可言。言论，不过政治斗争的工具，与人类共同良知这样的统一道德没有关系。因此，凡欲成事必时刻提防被人抓住言论的“小辩子”。

　　苏轼当时不怕，以“口业不停诗有债”自嘲，最后毕竟被排挤到边缘。既便是在苏轼生活的年代，早已有了“曾国藩”存在，他们接受历史教训，慎言谨行。作为苏轼的好友文同（即苏轼的表兄弟文与可，诗人兼书法家和画家，以画竹著称）就在苏轼早年出任杭州通判时写诗劝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晚年苏轼再次被贬也是第三次出任杭州时为讽刺王安石故）时，友人郭功甫又寄诗劝他：“莫向沙边弄明月，夜深无数采珠人。”

　　元丰二年（1079年）的乌台诗台无需历史定论，当时的人都知道是一场政治斗争的借口。他的诗作确有对新政不理解之处，比如对青苗法的批评一首《山村》说：“杖藜衷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大意说：百姓得了青苗钱，立即在城中过度消费。但是，许多诗做并无议政之义，如《秋日牡丹》纯属闲吟：“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也被牵强其中。苏轼被从湖州任上逮捕回京，无可奈何之下承认：化工比执政，闲花比小民，讽刺执政者犹民，云云。

　　苏轼被捕后，羁押在御史台，御史台古有乌台之称，此案故称“乌台诗案”。乌台诗案牵涉到一批主要反对宋神宗与王安石改革的政治人物，共计二十二人，其中包括苏辙（轼弟）、司马光、刘挚（日后为朔党领导人）。

　　蔡确的车盖亭诗案比之苏轼的乌台诗案更加荒唐，几无政治争论可引，而纯属个人发泄不满，抓了蔡的“小辩子”。

　　宗神宗病重期间，蔡确曾揣摩高太后的意思，想搞兄终弟及那一套；更兼太子赵煦年幼，也有实行的可能性。结果，蔡的投机失败了，高太后采取自己听政的办法掌控实权即立了赵煦，并进用司马光、吕公著一批旧臣，施行“元祐更化”，废除了神宗时代的许多法令。蔡为了抵消自己想搞“兄终弟及”模式的负面影响，与邢恕等人散布言论称蔡在策立哲宗即赵煦的定策中有功。

　　这种造势实在是自己过敏，假想别人要整他。（其实，历史上绝大多数政治家都这样的过敏症，而自北宋以来更为强烈）。过敏与假想促使他更进一步地采取行动，开始编造谣言，说高太后又废黜哲宗的意思。高太后闻言十分恼怒，但又碍新政才施给了他一个小小的打击，把蔡贬出朝廷，以观文殿学士的头衔知陈州。最后拿掉学士头衔。

　　从相位跌到地方官，并且其间弟弟也被揭发出了贪污案件，自己的学士头衔也被拿掉，改知安州。心情可想而知。

　　苦闷中，他游览安州（今湖北安陆县）的车盖亭，湖光山色让他一扫心中郁闷，政治过敏症也消失了多半，一气写十首绝句。第二首写道：“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觉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第六首写道：“风摇熟时闻落，雨滴余花亦自得。叶底出巢黄口闹，波间逐队小鱼忙。”
　　诗写的风格与意境绝非一般。

　　旧日的一位私交、今日的公事仇人吴处原抓住了机会，上奏朝廷。指出：第二首之笑不怀好意，“方今朝廷清明，不知蔡确所笑何事？”第六首是讽刺朝廷启用新人，他在这里自吹老资格。一口气下来，还说第八首诬蔑当今太后，比以武则天；第十首是心怀不满，认为朝廷对他处置不公，云云。

　　朝廷里有人供题发挥，一下子开出七十多人的名单，称为“元丰党人”。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斗争的导火索，重演了乌台诗案的悲剧。

　　吴处原何许人也？

　　此人早年求教过蔡确，让蔡教他作赋。后来，蔡贵至相位，吴要求蔡提拔自己，没想到蔡拒绝了他。于是，私交变成了仇人。蔡知安州时又在政务上摆老资格，把一批本该发给汉阳的徒卒（劳改犯人）扣下不发，而此时吴的职务是知汉阳军（以军划行政区的行政首长）。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吴上奏朝廷。
　　

       他只想打击蔡一个人，万没想到由此引发了一场高层政治地震

蔡根

出尔反尔是至高无上的特权
　　
　　想法不让人说话即堵嘴的威慑，已经成为中国历代治术的一大奇观。但是，统治者或权力阶层并不总那么自信，有时要下诏（令）求直言，乃至于皇帝本人下罪已诏即自我批评的公开信。

　　一般情况下，都是在危急情况下才这么做；既便不太危急（如外敌入侵、内政出错）状态，也是遇上非常难以处理的事务（如废立储君、解决连年缺粮）等问题。纵观历史，这种操作的收效并不大，倒是出尔反尔的情况很多。出尔反尔不是导致情况往更坏的方向发展，就是导致了受言者与建言者的信任程度下降。

　　北宋末年，民间有一句“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的谑话，讽刺末代帝王在言论问题上出尔反尔的表现。

　　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也是宋徽宗赵佶统治的最后一年，金国的军事攻势一再加强。曾以征辽立了大功而封为广阳郡王的宦官童贯，从太原城一路狂奔，跑到京城。他原本是代表朝廷接收金国给宋朝的割地的，没想到那是一圈套，不但没收到土地，反而受到威胁。金国军事长官粘没喝反而要求以黄河为界划分两国实际边境。没等童贯上报情况，金兵就开始了进攻，先后攻取了朔州（治所在今山西朔县）、代州（治所在今山西代县），并包围太原城。

　　金国人的另一翼攻势也令北宋心惊胆颤，斡离不攻入檀州（治所在今北京密云县）、蓟州（治所在今天津蓟县），北宋守将郭药师献燕山府降金。

　　朝廷上下，一片惊慌。

　　在此之前，名将宇文虚中致信朝廷，批评主帅人选不合格，导致了自取其辱的后果。奏章被权臣扣押。赵佶也知道有这么一道奏章，也懒得过问。等到大难临头，他才假惺惺地和宇文虚中说：“王黼不采用你的建议，才导致今日，你看该怎么办？”宇文虚中假戏真演，逼赵佶下了一道罪已诏，并声明广征天下的直言。

　　“城门闭，言路开”的肥皂剧第一次上演了。但赵佶也有点不愿当这个多事之秋的皇帝了，让位给了儿子赵桓，是为钦宗。倒霉的钦宗上台后，遇见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怎么处理太学生陈东的上书。

　　陈东上书是合法的，因为皇帝要求天下直言吗！不过，陈东提的建议似乎有些“过头儿”，他要杀人。杀“六贼”。他身后还率领着一批太学生，以给当权者施加压力。

　　在上呈的文章中，他写道：

　　“现在天下之局势好比千钧之重系于一发，何以如此？全由六个奸臣导致！蔡京变乱制度在前，梁师成作恶于内，李彦在西北盘剥百姓，朱勔刻毒招致东南民怨，王黼童贯二人又与辽金两国挑起边境战争。陛下你一定要将这六人斩首于闹市，把他们的首级传示四方，以表朝廷向天下谢罪的决心！”

　　陈东说得也许太激烈了，新皇帝没敢采纳他的建议。靖康元年（1127年）春天，战局稍见缓和，赵桓就更不屑处理去年冬天陈东的上书了，并且对其父所倡导的最后的挽救政策即求直言，还暗中更改：抑制民间上书，递上来也不处理。亡国之君玩了这么一手出尔反尔的把戏。但这也引起了朝臣们的不满。朝廷出尔反尔的行为传到民间，于是谑语“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在民间开始流传。

　　但是，赵桓春天的梦还没做完，金国人就开始了新一轮进攻，黄河北岸宋军防线崩溃，黄河南岸守将也望风而逃。金兵用小船渡骑兵，用了五天的时间才渡完，这还不算步兵，步兵还一个没动呢！

　　新上任的皇帝受到了震动，感受到了他爹在朔代二州丢失的震动。他又变了脸，“反尔”之状又反到陈东那一边去了，处理“六贼”中的三个人：王黼流放永州（治所在今湖南零陵市）；李彦赐死，并抄没家产；罢免朱勔全部职务回乡下老家。（王黼最倒霉，未出河南境就被人刺杀了）。

　　在兵逼国危之刻，陈东再次上书，要求重用李纲。这次被痛快地采纳了，李纲被任命为尚书右丞、京城防御史（相当于副部长兼首都卫戍区司令）。迫于时局，在接受陈东任用李纲的建议后的三个月后（六月），赵桓明白无误地下诏，命谏官指陈朝廷得失，赵桓不想效法老皇帝，让天下人都来参与政事，他要搞精英（专业）议政。一切都为时已晚，杀人也止不了灭亡的厄运。（七月杀童贯，九月杀朱勔）。

　　陈东的命运也比童朱二人好不哪里去。在全国人掳走了徽钦二帝后，不到四个月，赵构就把陈东还有平民欧阳澈给杀了。

　　陈东被杀使“出尔反尔”的肥皂剧被推向高潮。

　　赵构于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五月即位，经历了令人头晕目眩的动荡，他想找个间隙，静静脑子。于是召陈东从丹阳到应天府（今南京）议事。陈东来到应天时，正赶上李纲被罢免，于是他上书抗争，赵构没予回答。

　　到止已于理难说了：你请人家来议事，人家到了既不见人也不回话。问题并没到此为止，又一次杀人计划正在酝酿中，逐渐成熟。

　　平民欧阳澈感于时局多艰从抚州（今江西抚州市）步行进京，跪在宫门外，请求皇帝处分有关执政的大臣。如黄善潜。黄认为：如果不处死欧阳澈，还会有更多的人随其请愿，恐生变乱。

　　赵构太怕乱了，他改变了主意：杀欧阳澈，连陈东也带上……

　　出尔反尔，对于一个帝王是小菜一碟，这是传统赋予他的绝对权力，甚至是超道德的意志力。至于后来杀岳飞，那不过是杀陈东的一个小小纪念而已！

　　变乱局面中的帝王出尔反尔，以至杀人，似乎有情可原，因为谁也无法保证乱局中的决策百分之百准确。可是，承平之世的帝王拿什么理由来解释自己的出尔反尔呢？

　　在一般道德规范内，没有任何解释。有的只是他们那超道德的意志力！

　　以明君形像垂于青史的朱元璋仅为一次天文现象，就出尔反尔地杀了进言者，给历史留下了又一段血腥的记忆。

　　洪武九年（1376年）秋闰九月，五星运行失度，朱元璋下诏求直言。山西平遥的训导（相当于县教育局副局长）应诏上书，主要批评用刑太重，最后也指出给诸藩的建制太大，恐出现汉之七国、晋之诸王的变乱。

　　没想到这一下子触到朱元璋的不快之处，刘基劝他要轻刑省法，他不高兴地拒绝了，而今天又出来个小小的训导也这样说。他招不住了！再也不顾什么出尔反尔了，下令将叶逮捕，乱棍打死在狱中。史称：“后无敢言者。”－－自此以后，再没有人敢于直言谏诤了。

　　“明君拒谏”不仅在朱元璋这样的明君加暴君的人身上出现，既便光武帝刘秀那样处理政务温和、对待公卿贵戚十分体恤的人都在所难免。

　　刘秀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道德水平最高的开国皇帝，几乎是所有帝王中最讲人性的皇帝。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冬天刘秀到章陵（今湖北枣阳）修墓园宗庙，巡视旧宅，与宗亲酣饮。他的几个婶母喝过了量，还是以凡人的眼光看待他：“文叔（刘秀的字）小时候作事谨慎、讲信用，不与外界交往，只知柔和直率而已。没想到竟能成帝王大业？！”话传到刘秀耳朵里，他不但没恼火，反而大笑说：“吾理天下，亦欲柔道行之。”

　　刘秀还是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史称“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太子刘庄曾问他攻战的学问，他回答说：“孔子时代，卫灵公向孔子求教攻战之事，孔子不予回答。战争的学问不是你能学的。”他不仅训诫继承人不要兴战，而且自己更借鉴汉武帝屡征匈奴，空耗国库的教训。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讨论与匈奴的关系，刘秀最后决定采取重内政轻外事的政策，他说：“如今国家没有实行善政，灾害不断，百姓惊恐不安，人们自身难保，难道还要到遥远的边塞之外兴事吗？如果消耗国力一半，确能消灭强劲的敌人，未尝不可。但是选择不当的时机，最后受伤害的还是老百姓；于此，就不能兴兵，得让百姓休养生息。”这次讨论结果影响是重大且深远的，史称：“自是诸将莫敢言兵事者。”

　　就是这一个明智的君主，对不合自己心意的言论，也会采取过份措施予以打击。在他头去世的前一年－－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冬天，决定在全国公布预言性图谶，遭到议朗给事中（专门提建议的官职，相当于国务院参事）桓谭上节反对。指出：

　　凡人总是疏忽目下正常事情，而注重奇异。历观以往君王的行迹，都把仁义道德作为根本，不重荒诞之事。命运这东西连圣人都讲不清，因而从子贡以后，没有人再议此者。现在所谓的儒学大师是懂不了其中的学问的。那些心术不正的小人，自改图谶书籍，冒称是上古传来的。您听信这些人的，就是犯错误呀！

　　刘秀对桓谭的否定性建议十分不悦，因为刘秀就是靠图谶起家的。当初，刘秀起兵时流行着一种《赤伏符》，符上说：“谐不谐，在赤群眉；得不得，在河北”，又有：“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更始帝刘玄势力大张的时候，一度建都长安，派大司马刘秀（更始二年，公元24年）攻略河北，此时童谣兴起，“得不得，在河北”大大鼓舞了刘秀及其所率部将、军兵。后来，刘玄失势无奈投降了赤眉军，又被赤眉军所杀，也应了“谐不谐，在赤眉”的童谣。至于刘秀为天子的谶言几乎就成了白话，天下更归心于刘秀了。

　　刘秀得了天下，对图谶兴趣也不减，直到快死了，还捣鼓。因此，他对桓谭之言的不悦是可想而知的，但他还是有涵养的－－奉行以柔道治天下，故此没对桓谭发怒，似乎等桓谭回心转意。稍后，讨论灵台（天文台）的地址，刘对桓说：“我想以谶语来决定此事。”

　　－－对刘来说，这等于给了桓一个“改正”的机会！
　　－－对于桓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侮辱，“因为我早就反对图谶，您为什么旧事重提？！”
　　于是，一场政治冲突不可避免。桓呆了好一会儿才回答刘的话：“我从来不读谶文！”

　　刘问其故。

　　桓说：“那东西不是儒家经典！”

　　皇帝终于忍无可忍了，以少见的失态（大怒）来指责这位敢于直言的参事：“好呀，你桓谭竟敢诽谤圣人，无法无天。把他给我拖下去，斩首！”

　　桓在性命攸关之时，不再坚持真理，一味地给皇上叩头，叩得血流满面，再加上众臣劝说，皇帝消了怒气。桓的命是保住了，但降级处分是免不了的了：贬为六安（今安徽六安）郡丞（相当于一个地级市的市长助理），一下子从朝臣（正部）贬到地方官（勉强副厅级）。

　　这个打击是难以承受的，况且他桓谭根本就没说错什么－－图谶根本就不是儒家经典吗！怎么成了“诽谤圣贤”呢？不知道是心理难受之故，还是头伤感染（如破伤风），桓谭死在赴任的途中。

　　桓本该接受教训，在那篇建议奏章被冷落之后，就该不说话了。甚至说，连这篇奏章都不该写，因为此前他还上奏过，讨论建立公平统一的司法体系问题，针对的也是用谶文判案的现象。结果是“书奏，不省”－－皇上没搭理他这一套。

　　事实上，刘秀对言论也不是一概反对的，对那些能够迎合他内心需求的貌信忠耿的议论不仅欣然接受，而且还对建议人给予后赏。（－－刘秀是个过日子的皇帝，除了对宗室赏赐较大方外，对臣下则是“酬赏少薄”。此者，已见于史书。）

　　就在处分桓谭的那一年的前三年（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刘秀厚赏了张佚（还有桓荣，与醒谭无血缘关系）。建武二十八年秋天，讨论给太子刘庄选老师的事情。刘秀内心不想让太子的舅舅当选，因为不久前灭亡的西汉就是因为重用外戚才使国祚中断的，出了王莽。但大多数官员还是按老套子说：“太子的舅父阴识可胜任。”

　　博士（相当于社科院有官职如“副部级待遇”的高级专家）张佚脸色凝重地说：“如果为了阴家的利益而立太子，那么可以任命阴识；如果为国家利益，就应选天下贤才。”

　　刘秀暗中高兴，也郑重其事地说：“设师傅的目的在于辅导太子，今天博士能匡正我，何况对太子呢？”于是任命张佚为太子太傅，博士桓荣为少傅，赏赐给他们帷车、马匹。桓荣无形之中升职受赏，高兴不已，召集全体门生，陈列受赐的车马及印信、绶带，鼓励学生们说：“今天所受赏赐，全是靠我对古书的精通，你们也当努力学习，争此殊荣呀！”

　　桓荣确在立太子师一事上虽没直接建议，可他对待皇帝的态度确实比后来的桓谭高明得多。桓谭只知一味抗争，而桓荣却知曲意迎逢。有一次，博士职位出现一个空缺，刘秀打算任用他。他叩头回谢：“我不行，不如我的同学彭闳、皋弘。”刘秀见他谦虚，不仅坚决任命他为博士，还应他的二位同学升为议郎。再后来的故事更说明桓荣确有独到之处。刘秀曾赐给众博士奇果，受赐的人都匆忙把果子揣到怀里，唯有桓荣双手捧接并拜谢。刘秀很高兴，指着桓荣对大家说：

       “此真儒生也！”

蔡根

二哥何以幸福
　　
　　家有良田千顷不如薄艺在身

　　从写高俅的发迹史来看，《水浒传》对一些关键人物的历史还是比较忠实的，特别是写高俅，更是剪添得当，使这位“伟人”的跃然纸上。

　　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也由于我们过分抱守历史之思维所致。文学作品毕竟不是历史。

　　史载：高俅生年不详，卒于靖康初（1126年）。市井出身。初为苏轼小史，工笔札，后事枢密都承旨王晋卿。因善蹴鞠，为端王赵佶所宠信，赵佶即位，不次迁拜，二十年间遍三衙，至殿前都指挥使、开府仅同三司，父兄子侄皆贵，而军政废驰。

　　何谓“不次迁拜”，就是不按秩序提拔。用现在的话来说，赵佶“大胆使用优秀的年轻干部”，有点问题也不要紧；再往前三十多年的流行政治术语套，称为“火箭干部”，言外之意直线上升或一步登天。

　　高俅受到苏轼与王晋卿的赏识，说明他还是有些才干的。比如工笔札。就是字写得好，拟个短函什么的也言简意赅。市井出身，没什么学历文凭，又没父祖关系，能在小史的位子上呆住就不错了。但高俅对生活充满了信心，通过在大官僚身边的学习，学得不少办事经验。恐怕这是宋江那样的基层小吏，吴用那类的乡村文人一辈子都学不到的。

　　《水浒传》似乎有意加大高俅的卑微出身与偶得高位的对比度，在第二回说到：

　　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旁，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仪礼,位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外帮闲。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府尹把高俅断了四十脊杖，迭配出界。

　　这个人生挫折，至少说明两点：一，自学成才（如“能诗书词赋），却换不官来，落个帮闲的下等人，也是社会不公；二是，东京城里稍微有点门面的人都不喜欢这类人。

　　聪明的高俅在经挫折后，无心悔改，他看透了——要在社会上混出个人摸人样来，就是投机。《水浒传》也有意增加高俅寻求机会的难度，说先从开赌坊的柳世权处，被介绍到开药铺的董将士家，董将士又将他转介到苏学士苏轼那里去。

　　要是脸皮薄的人，早经不住了，可高俅是个心理素质极好的人，反而在得了董将士的书信后，万分喜悦。书中写道：“高俅大喜，谢了董将士。”

　　用现代成功学术语来说，高俅具备高效成功人士的最基本素质：乐观地看待生活。从开赌坊的闲汉到作大官的学士，他都愿接触。称得上“黑白两道”了！

　　这样的人要没升迁的机会，才怪的呢。人在社会上都要投机，投机作为寻找个人出路的手段也无可厚非。我记得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写过一篇文章，说：在大学里那些没学术成就的人都愿当官，任个系主任、副主任什么，为的是与有学术成就的人找平。

　　高俅虽谈不上肚里锦绣，手中文章，但总比一般的小史（下级文人）有才干，脑子也活络。一句话，绝不穷酸。

　　踢球在当时已经流行了三百多年了，也算一件民族魂宝了。据史书记载，早在黄帝时就有了。较远的考证太繁琐了，只看唐代的情况就知道了。

　　唐朝变化了古代的蹴鞠为蹴球，还设置了进球的网子，接近了现代足球。把一种原为战阵训练的活动，改造成了纯粹的体育活动。

　　宋沿唐制，几无变化。唐代的踢球技巧已经十分精湛。《西游记》的素材取自唐朝僧人取经的史实，虽为鬼怪场景，便生活底蕴却不离唐人真况写踢球时，有拿头、张泛、出墙花、大过海等身段与技法十分贴切。《西游记》中的踢球写得十分精彩，大概较真实地复现了唐代的情形，第七十二回《盘丝洞七情迷本，濯垢泉八戒忘形》写道：“长老没计奈何，也带了几分不是，趋步上桥。又走了几步，只见那茅屋里有一座木香亭子，亭子下又有三个女子在那里踢气球哩。你看那三个女子，比那四个又生得不同。但见那：“飘扬翠袖，摇拽缃裙，飘扬翠袖，低笼着玉笋纤纤；摇拽缃裙半露出金莲窄窄。形容体势十分全，动静脚跟千样踢。拿头过论有高低，张泛送来真又楷。转向踢个出墙花，退步翻成大过海。轻拉一团泥，单枪急对捌。明珠上佛头，实捏手尖。窄转偏会拿，卧鱼将脚歪。平腰折膝蹲，扭项翘跟踢。板凳能喧泛，披肩甚脱洒。绞裆任往来锁项随摇摆。踢的是黄河水倒流，金鱼滩上买。那个错认是头儿，这个转身就打拐。端然捧上臁，周正失来揪。提跟潠草鞋，倒插回头采。退步泛肩妆，钩儿只一歹。版篓下来长，便把夺门揣。踢到美心时，佳人齐喝彩。一个个汗流粉腻透罗裳，兴懒情疏叫方海。”

　　高俅在未发迹之前有的是时间，故练成招招绝活儿也不为怪。

　　《水浒传》第二回写道：

　　也是高俅合当发迹，时运倒来，那个气球腾地起来，端王接不着，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那高俅见气球来了，也是一时的胆量，使了个鸳鸯拐，踢还端王。端王见了大喜……

　　按着《水浒传》的思路，端王和高俅这一踢一接就等于把北宋江山玩坏了。此喻未免过分。但是，在另一端却如《圣经》格言所说的那样：“恶人在世上兴起，道德便开始下沉。”

　　高俅当了大官，一下子把品质中不好的一面全暴露出来了。

　　投机、取得成功的渴望，造成了高俅的良好的心理素质，或者说两者互相推进。但再好的心理素质也有它脆弱的地方，一旦这脆弱的地方让权力给放大了，那就有了“丧心病狂，生于极热”的味道了。

　　“别看我是个踢球的出身。而今官位在此，不尊敬是不行的！”——这是二哥的最强烈的潜意识。

　　正如飞来的球改变了二哥的个人命运一样，未到的病员也改变了大宋的命运。

　　王进，王升的儿子。王升正是二哥的仇人。

　　高俅喝道：“这厮！你爷是街市上使花枪棒卖药的，你省的甚么武艺！……”

　　王进受了高俅一番辱骂后，自叹倒霉了：“俺道是什么高殿帅，却是原来东亦帮闲的圆社高二。比先时曾学使棒，被我父亲一棒打翻，三四个月将息，有此之仇。……”

　　二哥幸福地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快感，王进则陷入了恐惧与无奈之中。

　　走吧，只有走这条路子！出走的结果，无意间让一位英雄即史进又添了一身本领。

　　高俅要是只限于报复王升就算了，可他尽还在可能地扩大幸福的范围。让儿子，尽管是过继来的儿子，也过上幸福生活，而且不择手段地达到幸福的目的。

　　这几乎是小人得志的一个统一模式。有了权，谁不让七姑八姨都沾上光？！要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怎么本是道家修练的成语，竟成了官场专用语呢？

　　二哥在《水浒传》中总的来说还不算过分，只是为了儿子的快活，还没把心肝宝贝安排到军政要职去，就让后来有眼光的“看官”很认可了。不知施罗二人为什么不涉及高俅安排亲信任要职的事情，而只写了这么个“小错误”。

　　也许还挺同情这位穷人出身的太尉吧！

　　其实，那时考试制度不健全，完全可以设立个“管理干部学校（院）”，让无法通过正式考试考上的能人通过在职培训或带薪上学，获得学历。像高球这么聪明的人，别说进管理干部学院了，就是拿个在职硕士、博士的也不成问题。

　　《水浒传》写到高俅一定替儿子谋林冲的娘子，让人有点不可理喻。但细细想来，施罗二人省了写高俅安排三亲六故的笔墨，用到陷害林冲上去，也颇有道理。

　　高俅一直在幸福的成功感里顺顺美美地生活。对于他来说，除了皇上的位子不敢想外，其它的都小菜一碟。

　　不过，“丧心病狂，生于极热”。高俅的幸福感的维持成本，不仅是牺牲了林冲的家庭、仕途还牺牲了林冲的朋友陆谦，使得陆谦先是不顾交情地去下套，而后终在私事公办的过程中丢了牲命。要是轮到现在，陆谦追悼会的掉词也难写了。说他坚决执行命令，和歹徒英勇博斗，以身殉职吧，不太合适，毕竟他办得是高太尉的私事。说他一切为了上级或同事吧，又设法说实情。

　　陆谦确是个冤死的无奈鬼。整个《水浒传》没比这个人再冤的了！

　　起初（第七回），林冲一怒之下，“把陆虞侯家打得粉碎”。到第十回（）时，林冲先杀差拔（戳倒，最后又补了一刀），再杀富安，最后才杀陆谦。毕竟陆谦心中有愧，在差拔被杀之后，在富安被杀之前叫了声饶命。到最后林中抓住陆谦活口时，两人还一来一往地对了话。

　　杀了陆谦还不解恨，竟把心肝掏了出来。

　　此恨何由？全是二哥一人追求幸福感造成的。

　　整个《水浒传》大大小小人物无一不陷入无奈之中，无奈之重又陷入不幸，惟有二哥高俅幸福地生活着。他落到梁山好汉手的时候，也不是陆谦落到林冲手里的下场。

　　陆谦真可悲！二哥真幸福！！

　　做贼与做官的辩证法

　　高俅对朝廷招安政策，一直持反对意见。但朝廷迫于辽兵加境，有意安定国内，便选取了招安之策。在殿前太尉陈宗善奉诏往梁山之前，高俅登门拜访，说了招安不成，立即加兵的策略。

　　第一次招安因朝廷言词不周与李逵的大闹而告终，高俅来了动武的机会。在童贯兵败后，他出征了。三次交战，三次残败，最后被捉上山去。此前已有释放高级俘虏的先例，高俅自忖不至于死。虽有林冲、杨志两位直接受害者的怒目而视，他也惧怕了一些，但终归是小人得志的品质底子，喝醉了，要露一手相扑。《水浒传》第八十回，写道：

　　高太尉大醉，酒后不觉失言，疏狂放荡，便道：“我自小学得一身相扑，天下无对。”卢俊义却也醉了，怪高太尉自夸天下无对，便指着燕青道：“我这个兄弟，也会相扑……”

　　结果当然是高俅败了。但此中有一点，含义精妙，既便身为败将，也不会有什么深恼重羞，不亏他那二哥的本质——“幸福地生活着。”与梁山那些同为闲汉出身却充满正义的草莽英雄比，高俅既无职业道德感也无社会正义感。在《水浒传》描写的那个社会里，非不如此，就过不上幸福生活，就会陷入无奈与不幸。

　　二哥就是二哥，所以他比林冲、杨志都幸福，尽管林冲与杨志的出身都比高俅的出身好。

　　高俅虽然口口声声答应了为梁山好汉寻求招安机会，但他内心却只一个真实的想法：“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只有吴用看透了高俅的心思，才帮宋江另寻出路——找皇帝的情人李师师去。

　　在宋代的招安现实中，也的确存在着“两头骗”的现象。朝廷让招安某团伙，负责招安的官员，向朝廷说：“哎呀，贼寇太强，条件太苛，不好一时招得了安。”转过脸来又对想招安的人说：“向朝廷再加码呀！你们有条件。我办成了，得多给好处。”

　　于是，官员成了草莽英雄与龙庭天子进行交易的中间人，收入不菲的交易人。

　　高俅没心帮梁山好汉招安，也不想从中捞得经济利益，但想得更多：不能和这伙人达成一致，一旦他们成了皇上重用的人，便真正地成了自己的敌人。

　　为一生的幸福生活，他还得谋算，如何对付放下刀枪的敌人——未来同在庙堂争功的敌人。他知道想招安的人对他再好，也不过是权宜之计。正统与降将总有心理上的差异。岳飞的孙子岳珂记载过了这样一个小故事，是以说明问题：

　　高宗时，受招海寇郑广屡受群僚冷眼，拿他这个上司不当回事。有一天，他终于急了：“我这个粗人也会写两首歪诗，有一首让大家听一下：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

蔡根

【注1】《孔子大辞典》，张岱年、夏乃儒(全书统稿)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该词典为中国研究儒学的最权威工具书。共计有102位儒学研究专家撰稿。除一般词条解释外，历史及海外评孔要论均集于此。
　　

【注2】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永隆进士，初任获嘉县主簿。武则天时任著作佐郎、左史、兼修国史，凤阁舍人。生平专攻史学，通览各史，屡任修史之责。曾对《史记》、《汉书》以来史书普加评说，因受监修大臣压抑、排挤，遂修撰《史通》以见志。其史学基本观点与孔子一脉相承，但反对一味赞扬和盲目崇拜儒家经典。认为它们并非尽善尽美，指出：《尚书》所载“是非无准，向背不同”；《春秋》为孔子所删定，关于鲁国史事，“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
　　

【注3】《涑水记闻》，司马光撰。十六卷。所记多为宋代旧事，自太祖至神宗，每条下皆注明何人所说，故曰“记闻”。其中以国家大事为多，亦间涉琐事。后修《神宗实录》多所取材。
　　

【注4】五凤（？－公元前22年）西汉大臣。字孝卿。东平陵（今山东济南东）人。汉元帝王皇后之弟，元帝永光二年（前42），袭父爵为阳平侯。建昭三年（前36），为侍中卫尉。成帝竟宁元年（前33），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倚太后，以外戚辅政，专权蔽主，王氏之子弟分据要官，兄弟七人皆封为列侯，几满朝廷，京兆尹王章劾奏，他上疏请退，太后闻之，为之垂涕不御食，帝不忍，乃使复起视事，使尚书劾奏王章，章竟死狱中。自是公卿侧目视之，辅政凡十一年。病卒，谥敬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