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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天安门东南角，有一座不太起眼的老式百货商场，每日迎来送往好不热闹。50年前，这里可不是商场，而是北京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京奉铁路正阳门东站，老百姓一般称其为老北京前门火车站。从20世纪初年开始，很多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是从这里进入北京的。1949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主要领导人聚集到这里，一边轻松地交谈着，一边顺着铁路向南望去，他们正在等待一个老朋友的到来。
下午4点15分，随着一声汽笛长鸣，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乘坐的专列徐徐驶进前门车站。列车刚刚停稳，穿着一身浅色中山装的毛泽东便出人意料地一步跨上车，他要亲自欢迎宋庆龄下车。宋庆龄身着黑色拷绸旗袍，系着一条白色丝巾，与毛泽东一同走下火车。
宋庆龄环顾四周，看到除刘少奇外，几乎全部的中共领导人都来到了车站，如此高规格的欢迎阵容，大大超出了宋庆龄的意料。因为在此之前，对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几次上京邀请，宋庆龄都选择了拒绝。
婉拒毛泽东
1949年1月下旬的一天，上海腊菲德路上一幢西式房子前来了一位商人模样的年轻人，来客头戴礼帽，左手指上的戒指在灯影中闪着金光，一看便是个少年得志的富商。年轻人敲了敲了房门，一位女士应声而出。这位女士就是宋庆龄的秘书柳无垢（柳亚子之女），这里就是柳无垢的家。柳无垢做梦也没有想到，来访的年轻人居然是中共华南局赫赫有名的地下党员华克之。
华克之是在香港坐上了一艘驶往青岛的外国货轮，历尽颠簸才抵达上海的。见到柳无垢，华克之递上毛泽东写给宋庆龄的一封信。在信中，毛泽东对宋庆龄发出了邀请。他说：“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
这封信是毛泽东在1949年1月19日写好的。那时，共产党在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全国解放在即，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正着手筹备新政协会议，在这个新政协中，宋庆龄是无论如何不能缺少的一个人。
中央决定，只要孙夫人同意，出于安全考虑，可先把她接到香港，再同何香凝一起北上。华克之此行的任务就是护送宋庆龄去香港。
宋庆龄看到毛泽东发来的电文，心情难以平静，毛泽东对她的尊重让她深受感动，革命大业终告成功，她更是无比兴奋。可北上的事，宋庆龄有自己的考虑，她给中共中央写了封复信，托柳无垢交给华克之。
华克之如约再次来到柳无垢家，从柳无垢手中得到了宋庆龄的亲笔信。信中，宋庆龄婉言拒绝了毛泽东的邀请，她说：“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的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
当时的宋庆龄身体不好，她决定留在上海迎接解放，而且据她的预计，蒋介石对其无可奈何。
坚决不去台湾
宋庆龄不知道，她的名字早就被蒋介石放进了带去台湾的名单中。
4月，解放军渡江战役打响，蒋介石直奔上海督战。在上海，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拟定了一份“对付”民主人士的名单，交给蒋介石过目，张澜、罗隆基等知名人士的名字赫然在列。对这些民主人士，蒋介石说，“不为我用，何以资匪？不去台湾者，就地正法！”
在毛人凤的这份名单中，最初没有宋庆龄的名字。一是因为宋庆龄是“国母”，威望极高，二是因为宋家姐弟皆为国民党要人，毛人凤不敢造次。没料到，蒋介石在审阅名单时，把宋庆龄的名字加了进去。
宋庆龄的安全岌岌可危，恰在此时，蒋介石接到了孙科从广州打来的专线电话，孙科问蒋介石，“上海将沦于共匪之手。不知，孙夫人将何以处之？”
蒋介石回答说：“哲生（孙科字哲生），对孙夫人，党国上下对她都是尊崇有加，鉴于目前时局有变，孔部长、大姐还有子文、美龄都曾劝她去台湾。可孙夫人对我成见太深，声言除了上海，哪里也不去。……孙夫人多次背弃总理信条，甚至逾矩危害民国。现在又不愿随我们去台湾，这不是亲痛仇快之举吗？”
孙科回答说：“现在外面传言甚多，各方也多有猜测。对于孙夫人的去留和个人生计，大家都很关心。更有人讲，毛人凤的保密局对她有不利之举。”蒋介石立刻予以否认，孙科接着说：“依我看来，她留在哪里，俱无大碍。……她恋栈上海，我看事出有因，那里有她先人的坟茔，又是她生活熟悉的地方，更是国父当年革命起事的源头圭臬。至于她去了共产党那边，至多批评一下党国的政策，未必能有什么惊天之举。再说，她毕竟身份特殊，资望隆高，万一有什么差池，我们不是自找被动吗？”
之后，孙科立即致电宋庆龄，希望她能以党国利益、总理基业为重，离开上海，去台湾或是香港，但遭到了宋庆龄的婉拒。
几乎就在同时，在美国争取美援的宋美龄，也通过大姐宋霭龄转达口讯，警告蒋介石对宋庆龄要客气些，否则“阿姊有什么差错，我是绝不会答应的”。
蒋介石最终没对宋庆龄下手，甚至连把她劫持到台湾的想法也没有付诸实施。
北平是我的伤心地，我怕去那里
5月27日，上海解放。半个多月后，新政协第一次筹备会议在北平举行。就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商定，再次邀请宋庆龄北上，并决定派一位特使专程去接宋庆龄。派谁去呢？毛、周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邓颖超——宋庆龄交情至深的老朋友，去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史良曾经对周恩来说过“邓亲往劝驾必成”。
在邓颖超出发前，毛泽东再次提笔，给宋庆龄写了第二封信，他说：“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随后，周恩来也写了封邀请信，托夫人邓颖超一并捎给宋庆龄。
6月底，怀揣着这两封重要的信，邓颖超在许广平、罗叔章的陪同下从北平出发。就在邓颖超出发前三天，她已经指派廖梦醒去宋庆龄处先行试探。廖梦醒的母亲何香凝是宋庆龄的老朋友，廖梦醒本人曾长期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深得宋庆龄信任。
一身灰布制服，一顶灰布军帽，当这身穿着的廖梦醒出现在宋庆龄面前时，宋庆龄还以为来得是一个女兵，直到听到一声熟悉的“Aunty”，宋这才意识到，是廖梦醒来了。廖梦醒告诉宋庆龄，“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接你，大家都盼望你能去参加新政协。”听了廖梦醒的话，宋庆龄颇感为难，她终于说去她不愿去北平的原因，“北平是我的伤心之地，我怕去那里。”
在1949年之前的五十多年中，宋庆龄只到过北京两次，而这两次都与悲痛连在一起。
第一次是1924年年底，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到北平共商统一大计。可一到北平，孙中山就病倒了，协和医院诊断为肝癌晚期。在孙中山病重期间，其子孙科带着儿子孙治平赶到北平。据孙治平回忆，在孙中山的病床旁，宋庆龄睡在一张矮矮的帆布床上，就像是护士小姐日夜陪着孙中山，寸步不离。
十年夫妻，孙中山与宋庆龄同过生死、共过患难，感情深厚。孙中山逝世前，对宋庆龄未来的处境放心不下。在党内同志面前，他把何香凝叫到身边，用手指着宋庆龄嘱托说：“彼亦同志一分子，吾死后望善视之，不可因其爲基督教人而歧视之。”
孙中山的嘱托令在场的人无不爲之动容。孙中山又说：“达龄，汝不用悲哀，我之所有即汝所有。”宋庆龄答道：“我一切都不爱，爱者惟汝而已。”言时哽噎，泪如雨下。1925年3月12日上午，孙中山在北平铁狮子胡同行辕病逝。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好几天不讲话。她曾对廖梦醒说：“在孙博士去世后几天里，我感到自己是那样无助。我把自己藏在一间黑屋子里，拒绝见任何人。”
四年之后，1929年5月，宋庆龄第二次来到北平，这次是为了将孙中山灵柩南移。在碧云寺的孙中山灵堂，四年前的悲痛再次降临。宋庆龄对孙中山哭诉：“总理，我在此地，你往哪里了！”自此之后，宋庆龄害怕提到北平，因为那里是她同她最敬重、最亲爱的人的诀别之地，一提到北平，宋庆龄就伤心不已。
下决心需要时间
对于廖梦醒的邀请，宋庆龄没有答应，但她却十分想见邓颖超。邓颖超抵沪当天，与廖梦醒一起去看望宋庆龄，刚进会客厅，就听见楼上传来悠扬的钢琴声。弹琴的是宋庆龄，这是她惟一称得上“奢侈”的爱好。宋庆龄一听邓颖超到了，急忙起身下楼，与邓颖超像一对久别重逢的姐妹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
寒暄之后，邓颖超并没急着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拿给宋庆龄，而是先与宋畅谈了老朋友的别离之情。之后，邓颖超才拿出书信。
宋庆龄把信仔细看了一遍又一遍，她尽量抑制内心的激动，避开邓颖超企盼的目光，低声说：“这事容我再仔细想一想……”当年的伤心事，宋庆龄还是难以忘怀。邓颖超忙说：“这事不忙马上定下来，先生可以从容考虑再做定夺。”长期与宋庆龄交往，邓颖超十分熟悉其特立独行的孤傲性格，在给周恩来的汇报中，邓颖超说：“北上之事‘尚须下工夫’。”
周恩来在回电中，要求邓颖超“应多往孙夫人处谈话，为之讲解各种情况和我党政策，并对我军解放上海后，由于不熟悉情况，致对孙寓所及孙中山故屋发生几次误会，予以解释和道歉”。周恩来所提到的误会，确实曾经让宋庆龄不快。
上海刚解放时，第三野战军一个营进驻上海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后，连长指着武康大楼对面一所宽敞房子，要排长带一排人去宿营，谁也不知道这是宋庆龄的住所。敲门要进去时，被门房拒绝，门房告诉他们“这里不能住”。排长反问:“连长命令我们住这里，为什么不能住？如果下午4时前不把房子腾空，将派士兵来搬走东西。”
双方争执不下时，宋庆龄走下楼来，当着战士们的面说：“我是宋庆龄。这里是我的公馆，你们部队不能住。要住，请陈司令（陈毅）打电话给我。”然后，宋庆龄头也不回的上楼了。
陈毅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批评了师、团干部，并与邓小平（时任中共华东局书记）一起亲往宋庆龄寓所道歉。之后，陈毅派卫兵在宋庆龄住宅警卫。
还有一件事也曾让宋庆龄不满，有一个孙中山故居的老仆人被上海市委拘捕，原因不清。周恩来立刻电告邓颖超弄清事件经过，“如尚未释放，望市委速开释，并查明理由。如系错在我方，应正式向其认错道歉，并对老仆人的损失予以赔偿。如系错在彼方，而错并不大，应予以释放，勿使孙夫人为此介怀。”邓颖超在第一时间向宋庆龄解释，说人已经放了，希望宋庆龄不要介意。
在邓颖超几次劝说后，宋庆龄终于接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邀请，决定离沪北上。但同时提出，身体不好，可否去苏联养病。1949年的整个上半年，宋庆龄都在生病，先是感冒，然后高血压，还有家族遗传的荨麻疹。看来年初，以身体不好为由婉拒毛泽东邀请，并非宋庆龄的托辞。在得到邓颖超的电报后，周恩来立刻安排，让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送宋庆龄上北平。
得知可以坐头等卧车，宋庆龄非常高兴。但对于北上的活动，宋庆龄向邓颖超提出，不举行欢迎仪式，也不要通知任何人接站。宋庆龄为人一向低调，更不喜欢麻烦别人。她还提出，参加新政协，她要以旁听者列席会议，对担任妇联代表一事表示顾虑。宋庆龄觉得，作为一名妇女界代表必须参与妇联的工作、了解其情况、反映其意见，而她很难做到这一点。
但周恩来表示，别的都可以同意，只是接站的问题，有些老朋友如何香凝肯定会去。至于参会的身份问题，周恩来表示，“孙夫人究以何种名义出任新政协代表，等来平后，与她当面商定较为合适。”为了能让宋庆龄愉快地北上，对于她所提出的一切条件，周恩来均竭力给予满足。
8月26日，在邓颖超、廖梦醒的陪同下，宋庆龄终于坐上了北上的列车，两天之后到达北平，被安排住进了东单方巾巷44号，一栋在北京很少见到，由外国人建造的两层花园洋房。
特殊年代的困惑
宋庆龄不愿来北京是否还有别的原因，我们不好胡乱揣度，可以肯定的是，那时候，对共产党和新中国，宋庆龄充满了信心，毛泽东在她的心目中更是有着极崇高的地位。宋庆龄曾对原来的秘书李云说：“我对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非常敬佩和信任，对他们领导我们中国，我是绝对放心，我可以多放些精力于中国福利会了。”因此，解放后发布的各种政策和开展的各种运动，包括三反、五反，宋庆龄都是坚决拥护的。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的时候，宋庆龄也是赞同的，但到后来，看到打击面越来越扩大，一些老党员和长期追随党的左派分子受到冲击，宋庆龄想不通了。她认为应该“把那些一时在思想上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那些还没有接受社会主义的人同那些在积极阴谋破坏社会主义的人区别开来”。宋庆龄的这些言论，被人反映成思想右倾。
九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爆发，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政治狂飙，宋庆龄感到无比震惊和更加的迷惑不解。她极力想使自己跟上形势的发展，却一直无法说服自己。
1966年8月底，后海北河沿46号，宋庆龄住所外，一群狂热的红卫兵包围了这里，狂吼着“要把宋庆龄揪出来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要“剪掉宋庆龄那一头代表资产阶级的头发”。
宋庆龄住所被冲击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周恩来的耳中，他立即派来了一个加强连（原来只有一个警卫班），分为三班，日夜巡逻在院外。同时，周恩来在亲拟的应予保护的爱国民主人士名单上，把宋庆龄排在了第一位。
3个月后，时逢孙中山百年诞辰，每年这个时候，宋庆龄总是一个人在家中独自缅怀，但是这次不同，她一定要站出来出席纪念大会。会议入场前的小插曲也许能反映宋庆龄当时的心境。
当时参会的人员，每人得到一枚孙中山纪念章。那时人人胸前都挂着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现在又发了一枚孙中山纪念章，两个像章怎么戴成了难题。宋庆龄的秘书把两枚像章同时别在上衣左边，但毛主席像章别得高一点，孙中山像章别得低一点。宋庆龄盯着秘书，平静地说道：“像章位置别的不对。至少在今天，你这样做不对。”
尽管有周恩来的保护，但造反派对宋庆龄的冲击并没停止。宋庆龄住所内的少部分工作人员开始“造反”，不仅开会串联整她的黑材料，甚至要这位70多岁的患有严重关节炎的老人和他们一起排队进餐。
令宋庆龄受到极大的伤害与痛苦不堪的，是父母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墓地遭到红卫兵的损毁，石碑被推倒，骸骨也被挖了出来，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看到她精神上支持不住而痛哭起来……
周恩来为此出面干预，对红卫兵发出了严厉警告，并下令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将宋墓修复，修复后拍成照片报告宋庆龄，又及时更换了她在北京居所的部分工作人员，冲击宋庆龄的图谋才没有得逞。
感到现实发生的一切与“文革”所宣称的革命目标相去越来越远。她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算什么革命行动呢？当时陈炯明叛变，我们坚决和他斗争，这才真叫革命行动呢！”为了保护自己和同志以坚持斗争，宋庆龄不得不采取了新中国成立后她从未采用过的“地下工作”的办法。在她给同志、亲友的信函中，她都会嘱咐一句“阅后烧掉”。
十年“文革”，许多与宋庆龄长期并肩战斗的同事与战友，被批斗，被关押，甚至不堪受辱和迫害含冤而选择自杀。宋庆龄虽有周恩来的保护，也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尽管如此，宋庆龄对共产党依然不改初衷，她还提出过入党申请，然而直到去世前半个月，宋庆龄入党的要求才得到中央的批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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