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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第一次进入全球商业的评价体系是在1989年，在这一年的《财富》上，中国银行首次进入全球500强排行榜，而在当年，这条新闻几乎没有为国内的媒体所关注。1995年，《财富》杂志首次将所有产业领域的公司纳入评选范围，有3家中国企业在这一年进入世界500强名单。 也是在这一年前后，国内市场的繁荣及新兴本土企业的集体胜利，让中国的企业家们第一次信心爆棚。他们突然发现，原来世界并非原来想象中的那么遥远，那些不可一世的跨国公司似乎并非不可追赶。于是，进入世界500强成为中国企业家们的奋斗目标。这一年，青岛的海尔刚刚获得“中国最有价值的品牌”称号，张瑞敏提出，海尔要在2006年进入世界500强排名，而当年海尔的销售额是世界500强入围标准的18分之一。查阅那两年的报刊，你会发现至少有近50家左右的公司提出了自己进入世界500强的时间表。除了企业之外，政府部门也乐此不疲地加入到这场竞赛中，这使得“进入世界500强”一度成为一项国家经济目标。1997年，国家经贸委宣布，未来几年重点扶植宝钢、海尔、江南造船、华北制药、北大方正、长虹等6家公司，每年向每个公司投入不少于2000万元人民币，力争使它们在2010年进入世界500强。6名“种子选手成为冲刺”世界“500强”的国家级先头部队。在1999年的香港《财富》论坛和2001年上海《财富》论坛上，中国企业的500强情结达到顶峰。几乎每一个发言的企业家都以此为战略的目标，以致于美国GE的杰克 "韦尔奇在参加了论坛后，对美国记者说，中国的企业家好象都是在? 菹贰?“中国是惟一把进入500强作为政府方针的国家”，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曾经如此评论。而随后发生的事实则是，“500强情结”让中国企业走上了一条十分凶险的扩张道路。为了这个目标，中国企业家们选择的道路有两条，一是规模扩张多元化，二是搞资本经营。为了加快速度，对技术创新的投入一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 在过去的十年里，打造中国的世界级公司一直是一个被高调宣扬的梦想。今天，当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不争事实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才可能拥有一家世界级的公司？”这又成了中国商业界所必须面对的一个十分尴尬的挑战。 关于这个悬念，目前有两种反应。 第一种反应来自一些国有资本的经营者追问：谁说中国现在没有伟大的公司？在2006年《财富》杂志新出炉的全球500强名单上，有13家中央企业入选，比三年前增加了5家，而2004年之前就已上榜的中石油、中石化等8家企业多数排名有提升，这些企业难道还不是世界级的吗？在亚洲，中石化成为当年度最赚钱的公司，它难道不是世界级的吗？中国移动已经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电信公司，凭什么说它不是世界级的企业呢？ 但是，让人尴尬的事情正是，在全国经济学家及财经媒体中，认为上述两家企业是世界级企业的大概没有几人。那么，什么是世界级的企业？ 世界级的企业，应该诞生于一种先进的商业制度之中。垄断当然能够产生效益，就好象集权能够带来效率一样，但垄断和集权并不能与一种市场化的、公平的商业制度并存。让人遗憾的正是，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中没有一家是在完全竞争领域中诞生的，一种偏执的制度安排带来了资源的归集，它算不上是一个伟大者的诞生； 世界级的企业，应该经历过伟大的冒险和征服。当今被我们冠之以世界级企业的那些名字，从可口可乐、通用、德国大众到索尼、三星，没有一家不经历了全球化的洗礼，没有一个不是在激情的竞争中征服万千，冲杀而出。在这份名单中也有过失败者，如韩国的大宇、美国的ATT，但是，它们的倒下也是一次伟大而富有价值的体验。 世界级的企业，应该有伟大的管理思想和伟大的企业家。一个让人惭愧的事实也许是，中国已经诞生了全亚洲最赚钱的公司 而且将诞生越来越多的“最赚钱的公司”，但是它们却可能贡献的是让人乏味甚至“反动”的管理思想，在它们的背后有一群称职的经理人和一只巨大的垄断手掌。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种让人绝望的事实。 在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出世界级企业家”的时候，另一种反应则是对中国企业家的讨伐：譬如海尔、联想，已经成长二十年，与它们同时诞生的德尔、思科甚至台湾宏碁，都已成就世界级的声誉，可是我们的公司还苟且于国内市场。 这种谴责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但是却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它们也许真的在某些关键时刻丧失了巨大的机遇。在90年代的后期，它们曾有机会通过核心技术能力的提高来获得稳固的市场地位，结果却十分不争气地陷入了价格战的纠缠。在至今的中国制造业，那些著名的大公司几乎都没有完整的核心技术，这成为阻碍它们参与全球竞争的最大困难，也是它们最终无法成为世界级大公司的根本原因。 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看到的是，这些企业的成长至少受到了两个方面的客观限制： 在产权所有上，它们天然地具有模糊性，这消耗了企业家大量的智慧并直接导致决策的迂回。中国大企业在产权上所受到的困扰是“举世罕见”的，很难想象一家所有权不清晰的企业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于精密而激烈的商业大运作。 在规模扩张上，它们没有得到应有的金融支持，无法在最合适的时候完成那伟大的跨越。由于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刺激，中国最终放弃发展财团式企业的设想，这让那些通过制造业而成功的企业无法获得金融上的全力支持，一些试图突围的民间企业，如德隆、格林柯尔等则因操作的灰色和冒险而倾辙。 在过去的十年里，所有在完全竞争领域成长起来的中国新型企业无一不受到其中之一的困扰。在某种意义上，体制的落后是造成中国企业无法完成世界级跨越的重要根源。 随着全球商业利基的转移，我们似乎已经不能将希望寄托于那些在传统行业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明星企业，对于它们而言，世界性的光荣已经从指缝中流走。 目前，唯一可以让人投注期望的是，成长于空白之上的中国互联网公司。跟所有的前辈相比，它们天然地具有产权的清晰化，它们与全球资本市场有血脉之连，它们受到的制度壁垒是最少的，而在商业思想的贡献上，年轻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家们可以与所有的同行在一个思想起点上思考。 在未来的商业世界里，诞生于1991年秋天的互联网经济将以更快的速度颠覆所有的规则与产业基石，这将是一次无比壮观和惨烈的创世纪，我们即将目睹一个陌生世界的诞生，在这过程中，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所有在今日中国得到了垄断地位的企业将很快发现脚下的土地开始动摇，它不是来自于可以抵抗的力量，一种将世界碾平的势力将让一切都归于起点。在六年前，我们还无法想象人们将从互联网免费获取新闻，现在做到了，在四年前，我们还无法想象上百万的商人及上千万的青年人将通过网络从事商业活动，现在做到了，在两年前，我们还无法现象虚拟的社区将成为人们互相交流的平台，现在做到了。未来，我们还将看到什么？这是一个悬念，这个悬念的解答者中的一个、两个或三个，将可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式的世界级企业。 这就是中国商业的未来，伟大的梦想将继续从茫茫无边的草根中轰然诞生。 这就是中国世纪的未来，也是我们迄今没有对中国企业丧失信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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