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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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每个伟大时代在赋予人们伟大任务时，也同时提供了新的方法。只有那些勇于承担伟大任务而又掌握了新方法的人，才能够引领时代潮流。

                                     世界第一部关于统筹学理论的专著——《统筹学概论》引言

按：《统筹学概论》是中国统筹学创始人华罗庚先生的统筹学继承人刘天禄积二十年潜心研究成果的总结，也是统筹科学理论体系的完成。下面全文刊出《统筹学概论》的引言，是使公众了解中国原创的统筹科学理论近十年的研究前沿和发展方向成果.

        刘天禄

        统筹是人类社会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但凡具有鲜明成就感或明确目的的活动要想取得切实合理和有用有效的好结果，几乎都离不开统筹的实践。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对于具有几千年统一历史和整体思维传统的中国来讲，它更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瑰宝。近几十年社会各方面飞速发展获得的经验教训，使人们越来越深刻地体察到，统筹又是当代实践的迫切需要。人们总会自觉不自觉地以统筹来主导实践展开。因此，历史沉淀下来的统筹经验是十分丰富和深厚的，但经验毕竟有其局限性，难以把握、提升、推广和应用。由于统筹的复杂性，加上受西方文化传统影响极深的现代科技在发展走向上的局限性，使得统筹由经验变成科学的历程不仅漫长，而且相当艰难。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一再倡导，并适时地显著突出统筹在实践中应有的巨大价值作用，不仅使统筹得以植根于亿万人民的心中，也引导着学术界的有识之士投身到统筹的科学研究之中。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华罗庚先生以其作为世界著名数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远见卓识与魄力，在20世纪60年代把统筹思想与现代科技中的网络技术结合起来，提出并大力推广统筹法，取得了超出常态的极好成就，启动了使统筹由经验变成科学的历程。统筹法虽然明确以统筹思想来主导其技术方法的应用，而且便于普及，但在全面实现统筹兼顾方面，仍有其明显的局限性。经过以华罗庚为总代表的多方面长达二十年共同参与的统筹法实践，华罗庚先生又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适时提出了“大统筹、理数据、建系统、策发展”这样一种创建统筹学的完整设想，这给统筹科学化的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但由于华罗庚先生过早谢世等历史原因，创建统筹学成了华罗庚先生的遗愿，然而统筹毕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当代的迫切需要，统筹这面旗帜又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华民族高举起来的。要使这面旗帜持续稳定地高举下去，就得把其内在的巨大生命潜力揭示清楚，就得解决运用所需的种种理论问题，就得使统筹由少数伟人、能人才能运用自如的艺术变成多数人可以理解、掌握和恰当运用的科学。这样，如何坚持把统筹科学化的研究引向深入的使命，历史性地落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身上。

        我原本是从事系统工程、运筹学工作的科技人员，与中国未来研究会、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等其他相关学科或学会亦有较多的联系，对这些学科在解决筹划或管理问题上的长处和短处比较敏感。参加全国和北京的统筹法学会之后，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统筹兼顾在实践中有不可取代的独特作用而值得为之拼搏。何况我有幸获得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历届负责人的坚定支持，加上我持续跟踪研究国内外相关实践经验教训的报道或阐述，
    使我有可能对此作出不间断的战略反思，从中发现统筹概念不清是推进统筹科学化在当前的首要学术障碍。这才使我下定决心首先在统筹科学概念体系(附以方法体系和目标体系)上独立持续地做出自己的努力。1995年上半年，为纪念华老推广“双法”(统筹法、优选法)三十周年和华老谢世十周年，我撰写成《统筹学概论》一书并交付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于该年6月出版。为此，《人民日报》不仅刊发了书评，还组织专人在1996年6月15日发表了《统筹学的形成及其影响》的长篇论述(见本书附录)。我在该书的前言中曾明确指出：“统筹毕竟是十分复杂的问题，相应的统筹学又只能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高密度交叉的学科，绝非篇幅不大的一本书所能包容的。相对于充实而又完整的统筹学来讲，本书只能是框架，是概论，旨在抛砖引玉，共同推进统筹学的发展”。由于1995年版《统筹学概论》仅在小范围内发行，实在不利于统筹学研究队伍的扩大、聚集聚及统筹学术的真正交流。此次出版的《统筹学概论》第二版，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进行了补正。鉴于现在尚无精力对该书做全面修订，为了使《统筹学概论》(第二版)能更好地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在此将有关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扼要地阐述如下：

       1.鲜明的统筹科学化研究，几乎集中在我国展开。甚至恰到好处的统筹学英文译名，至今还没有定位。而我国的统筹科学化研究，我知道的情况来讲，大致经历了统筹法原理及其应用研究、统筹学研究、统筹科学研究这三个阶段。统筹法原理及其应用研究，目前还不能说已经结束。至少在不可逆的时间与可逆的空间在方法上如何结合的问题(有人把这称之为时空网络问题)，至今未见到可以普遍推广的简单明了的解决方法；在统筹学研究中，目前只在概念体系的建立上有了成体系的成果，而且尚须作进一步的检验、充实和完善。至于其方法体系和评价体系，很可能要融合在统筹科学的研究中有针对性地展开并逐步成型；从21世纪开始，统筹科学化的研究已经进入到以统筹学为核心的统筹科学研究阶段。利用统筹学的已有研究成果去开辟更有针对性的领域应用理论研究及其应用实践，就是一个突出标志。尤其在战略管理领域，不仅用统筹研究成果发现了当代国内外主流战略管理理论方法的错误或局限性，而且提出了与之对应的崭新的“战略统筹”理论(即如何用统筹去管理战略)课题。并展开了相应的实践，其影响正在稳步扩大。何况，这还有战略统筹对策、战略统筹决策以及经营统筹管理、经营统筹对策、经营统筹决策等等理论方法项目有待开拓。这里讲的“对策”理论，主要不是以优化作标志的《对策论》，也不是纯粹以定性分析作基础的对策理论，而是以合理化作标志的定量分析、作辅助的定性分析、科学化作骨架的新的对策理论。这里讲的“决策”，实质上是包含可控、不可控但可管理的合理化与优化相结合的问题。这样，统筹科学的研究进展，将越来越广泛而又深入地涉足专门化的领域应用理论范畴。医疗统筹、银行统筹、秘书统筹也或多或少有了一些开拓性研究成果。军事统筹也已有专门机构和专门人员在研究。总之，统筹科学化研究的三个阶段，正在各有侧重、搭接同步、互促互进地展开。

       2．统筹兼顾是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必需。人们不会等到专门的理论方法成熟或出现才去进行统筹实践。甚至不管有没有理论方法指导，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去展开统筹实践。从筹划角度上讲，人类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在以统筹学为核心的统筹科学尚未出现之前，由国外创立的管理科学、系统工程、运筹学以至由我国学者正在创立的以系统学为核心的系统科学，都情况不一地对实现统筹兼顾有所裨益。然而如果只热衷于引进、消化以至发展国外创立的理论方法，把其应用的适应性推向极端而有意无意地蔑视及轻待统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势必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近十余年，面对国内外顾此失彼的实践后患层出不穷的现实存在，甚至连国外学者自身都公开表明包括管理科学、系统工程、运筹学在内的当代主流筹划学科(或学科门类)的局限性，期待在东方文化中寻求新的突  破。但国外学者对东方文化毕竟不太熟悉，加上西方国家流行数百年的分析传统的惯性作用，使他们难以对现行的筹划理论方法从源头上作整体综合反思而不易摆脱原有的思路，以至提出软体运筹学、软体系统工程的命题。复杂性科学或复杂性管理在国外的兴起并很快在我国引起反响，在接近统筹兼顾的实现方面算是前进了一大步。但它在统筹兼顾上的实用价值仍显欠缺。中国学者提出的以系统学为核心的系统科学命题较之国外提出的相应命题更加科学，也确有成效。但同样不具备统筹兼顾所要求的普适性。因为所有这些主流筹划理论方法的研究进展，都是立足于“系统”(即可控)基点上。然而实践直接面对的筹划问题是同时包括可控、不可控但可管理的“体系”(即统一体)问题。何况，系统问题只是对现实问题的一种可控抽象。而且可控抽象的角度不同，又可形成不同的系统问题。拿一种可控抽象的系统问题当现实问题对待，就难免以偏概全，后患丛生。

       3．以系统学为核心的系统科学是很有用的一种学科门类。但他们往往把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抽象为由可控关系组成的系统问题．这就必然会以目标为中心加以展开，突出优化和有效，在数学上表现为求极值。面对现实问题存在大量不可控但可设法加以管理的关系存在的状况，以系统问题来模拟现实，难免失真。现实超出可控范畴越远，用系统来筹划所造成的后患就越大。因此，系统科学一般比较适用于工程化特征较鲜明的现实问题。即使如此，要使这类现实问题的抽象和处理真正到位，合乎事业的需要，贴近环境的效用价值需求，利于良性循环发展，少生后患，这也不是系统科学本身所能解决得了的。而统筹科学则是同时包含可控、可利用、可适应三类性质不同的关系组合而成的体系(即统一体)问题去模拟现实问题的，并且是以具有整体综合特征的效用为中心加以展开的，首先讲究组织合理和切实有用，在数学上表现为求适度。可广泛适用于各种类型现实问题(包括系统问题)在最高层次上的总体处理。由于统筹科学以“事业——效用”体系去考虑和处理问题，它可以包含“目标——手段”系统问题的考虑和解决。所以，早些年流行的“统筹包含系统”之说，不是没有道理的。

       4．这里需要简要说一说“体系”与“系统”在概念上的异同。由于系统思想的广泛传播，许多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把体系问题当成系统问题看待以至对待。即使在本书中，也不敢说完全没有这种混淆之说。此处专门提出二者的异同，目的是为了学术交流，更是为了相互警惕，以利实践效用的增进。现在看来，体系与系统有两点相同之处：①二者都是对现实的抽象，前者按效用进行抽象，后者按目标进行抽象。②二者都要考虑局部间、相关整体间的协调整合，前者叫体系统筹，复杂化特征突出。后者叫系统集成，工程化特征突出。二者较明显的不同有三：①体系是由主体、客体、环境的有关部分组合而成的统一体，是虚实、软硬、隐显、正作用与负作用、极值与适度相匹配的组合体。而系统是把人和社会因素加以物化或是在管理上全部由可控部分组成的集合体。系统抽象往往是从习惯成自然的角度展开的，并且极易陷入方法导向的泥坑，以致偏离实际也难有知觉，及致造成后患还不明事理。而体系抽象往往先要对抽象角度进行反思和变革，使之更贴近整体效用增进的需要，再根据主客观相结合的现实情况进行同质化、异质化的整体抽象，是严格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和问题导向的原则采用层层剥皮的办法进行的抽象。②体系之内必含系统，而系统之内很难容纳体系的存在。因为体系之内必有不可控成分和关系的存在。大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必定按集成(工程化可控集成)办法去协调整合。而体系中的各个子系统和难以构成子系统的其他重要部分，只能按统筹思维框架去作协调整合。③就现实世界情况来看，相对于系统问题，体系问题是一个普遍存在。而相对于体系问题，系统问题是一个特殊存在。就客观需要来讲，首要的绝不是系统抽象而是体系抽象。最能反映对象整体实际的不是“有形”的可控系统，而是同时包含有形无形、可控不可控的体系。例如，“目标”是一个系统概念，它要依据客观实际，但毕竟只是主观愿望的标志。而“效用”则是一个体系概念，它虽然也要反映主观愿望，但它不是一般地反映愿望，而是同主观所追求的“事业”对应存在的。它不仅包含自身需求，也同时包含社会和环境需求。不仅包含显性需求，还包含反映欲望变化趋势的隐性需求，包含必要与可能及其转化。

        5．据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报载，国际管理学界经过近三十年的研究得出了“做正确的事比正确地做事更重要”及“效果高于效率”这两个结论。这值得深思。从统筹的角度来讲，“做正确的事”涉及的是组织合理化或理事的问题，而“正确地做事”则涉及计划优化或理用的问题。通俗地讲，就是首先要明确该做什么事才是合理的，然后才是如何正确地把该事优化做好。按照统筹的观点，国际管理学界这两个在最高层次上的结论虽然很有价值，但仍然不完整。说白了，它只涉及理事和理用两大范畴的关系问题。还有一个不可忽视以至更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在以上两个结论中没有明确涉及。这个“理论”问题就是实践(如筹划和管理)思想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是人们经常谈论的观念更新、思路变革之类的问题。相对于理事问题、理用问题来讲，这是一个理论问题(即需要理一理、论一论才能贴近现实与未来发展实际需要的务虚问题)。这个“理论”问题，不仅存在于理事、理用之上或之前，而且是一个必须经过组织合理化的途径才有可能解决的问题。统筹讲的组织合理化，固然没有回避机构、任务、项目等等常规性的组织合理化，但组织合理化的核心和关键，是知识的组织合理化。权力、能力、智力等三种人为作用力的提升和效用发挥，均离不开相应的知识组织合理化。统筹在实践中的务虚(即对待“理论”问题)，就是采用知识组织合理化的方式。组织在方法上的两个最大特点就是组分和组合，通过对原有概念、观念、思路的组分、组合，就有可能产生更贴近实际的质的飞跃。例如，系统重视和提倡产品研发，统筹却重视和提倡商品研发。尽管“产品”和“商品”只有一字之差，但它贴近环境消费实际的效用状况却可以造成“失之千里”的结果。许多企业陷入同质化市场恶性竞争的怪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研发没有由“产品研发”向“商品研发”转型，相应的知识组织严重不合理，因而其产出物打不动用户的心。理论领先、理事合理、理用优化，就是统筹科学在目标体系中的完整要求。“统筹包含系统”之说在这里就显得特别突出。

         6．尽管统筹学自身还很不成熟，尽管统筹科学还只是可以期望的努力方向。尽管统筹的领域应用理论研究的涉及面还不广，但经过近些年的反复研究和实践，使人们日益深刻认识到，统筹兼顾是现实复杂多变问题获得有价值、能匹配、少后患解决的必由之路。效用至上、突出重点、兼顾各方，是统筹学也是统筹科学三位一体的根本要求。实现组织合理化是统筹科学的关键所在。统筹科学可以成为实现统筹兼顾的专门工具。从现实需要和研究进展的情况看，统筹科学将由概念体系、目标体系、方法体系、评价体系、领域应用理论体系这五大部分组成。

        本书大量篇幅涉及的正是统筹科学的概念体系。主要包括统筹的四个层次有别的准则和三个统筹必备环节。统筹的准则分别是：①在组成形式上坚持主体、客体、环境相统一的准则，把握实体规模和运作规模的区别与联系，形成虚实结合的筹划对象，以确保客体运作的顺利。有时可把这简称为统筹对象准则。由于系统是以目标为中心加以展开的，着重于目标的实现。至于目标确立相对于内外环境和主客观的结合是否合适、合理、得当，则不属于系统理性考虑的范畴。这意味着系统是把着眼点和立足点集注在目标所在的客体上。而统筹(或体系)既然是以效用为中心加以展开，势必要涉及目标或目标体系的合理确立，这样统筹(或体系)虽然也会把立足点放在目标实现所在的客体上，但其着眼点则是放在体现整体综合效用的主体、客体、环境的统一状况上，所以，主体、客体、环境相统一准则，是统筹的起点，也是统筹的终点。②在核心依据上坚持人群、时间、空间相统一的准则，把握业务运作核心(往往用目标或任务来表达)和生存运作核心(即人、时、空统一状况)的区别与联系，形成机会把握和风险规避相结合、主客观相匹配的筹划核心，以确保客体运作的实用。有时可把这简称为统筹核心准则。这表明，统筹没有回避目标在业务展开上的积极作用，只不过把目标置于人时空统一的动态状况之下作经常性监控或调整。而系统在筹划中则往往把目标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掩盖了事业及其目的对目标的主观性制约作用，也掩盖了人时空统一状况对目标的客观性制约作用。许多优化方案在实践中成了失败方案，这与忽视了人时空统一状况对实践结果的核心制约作用有极大关系。③在组成内容上坚持相容性与事业取向相统一的准则，把握运作实力(侧重于权力和能力)和运作活力(侧重于智力)的区别与联系，形成主观意愿与客观供需相匹配的运作结构，以确保组织筹划到位。有时可把这简称为统筹构成准则。系统从可能角度上讲究相关性，把一切必要关系纳入可控范畴对待或人为去掉一些必要关系而使抽象失真，而统筹(或体系)却讲究相容性，按事物本来面貌把所有应当加以考虑的关系区分为可控、可利用、可适应关系并作出相应的对待。系统从必要角度上考虑“目标一手段”范围的事，而统筹(或体系)则要考虑“事业一远景一目的一目标一手段一效率一效益一效用”这样一个善始善终的大范围的事。这样，建筑在统筹基点上的“目标一手段"考虑，必定与事业和效用产生必然联系。由此也就把“目标一手段”的前期研究和后续顾及均纳入应有的理论指导的范畴。④在价值实现上坚持成功、优化、良性循环相统一的准则，把握投入产出和环境适应的区别和联系，形成目的适当和目标满意相结合的效用响应，以确保实施有序。有时也可把这称之为统筹价值准则。系统追求优化，在对应的学科内容中，几乎都是方法和技术方面的问题。除有实践经验者外，系统几乎难以杜绝优化方案不会成为实践中的失败方案这种怪现象的发生。即使有程度不一的成功，其结果也可能是效益最大化和后患最大化并存的局面。而统筹(或体系)则是以成功、优化、良性循环相匹配的整体要求来构造完整价值体系的。这也正是统筹所讲的效用。这表明统筹所讲的效用，也跟现在普遍流行的效用概念有很大区别，实际上是主体效用、客体效用、环境效用相统一的整体综合效用。总之，统筹在层次上有别的这四个准则，构成了统筹科学概念体系的基本框架。统筹的一切，自始至终均在这个框架内展开。并且每个准则内部或相互之间均有个循环往复的问题存在。所以，统筹研究、统筹规划、统筹安排，正是统筹的三个依次展开而又缺一不可的环节。统筹四准则和统筹三环节，就共同构成了统筹学和统筹科学的完整概念体系。

        统筹科学的目标体系由理论领先、理事合理、理用优化组成。理论和理事，都是围绕“做正确的事”问题的解决展开的。其中的“理论”，集中体现在统筹研究这一环节中。并且以人时空统一准则的落实为基准，而从概念变革、观念更新等等是什么的问题入手。每一次的统筹研究都将面临相应的概念或观念的统筹反思问题。统筹的活力正是通过这种反思由隐性状态变成显性状态而激发出来的。而这种反思在本质上属于包括概念在内的知识组织合理化问题，都要经历组分和组合的思维运作。在可能条件下，尽量使用数学方法和相关的技术方法来辅助这种加工运作；而“理事”则集中体现在统筹规划这个环节中。并且以相容性与事业取向相统一准则的落实为基准而从办什么事才是合理的问题入手。而办什么事本身就是一个体系问题，包括成分、关系、先后、左右、上下、主从、软硬、隐显、进退、消长、攻防等等的看待和对待。如果说统筹研究属于务虚型的组织合理化问题，那么统筹规划则属于务实型的组织合理化问题。“理用”集中体现在统筹安排这一环节中，这一环节集中反映统筹实施在计划安排上的优化问题。这不是一种纯事务性的简单安排，而是以成功、优化、良性循环相统一准则的落实为基准而作的随机应变式或风险式的安排。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或特定问题中才有可能是确定型的安排。凡是确定型安排，往往属于内外环境稳定不变的情况，这必然使优化要求显得特别突出，并且在客观上可以弱化对成功和良性循环的考虑。不管属于何种类型的安排，“理用”都是要从怎么办才是优化的问题入手。这就必然跟具体任务或目标产生直接的联系，并且同理论(统筹研究)、理事(统筹规划)相匹配的有明确起点和终点标记的务实型整体安排。

       “理用”与“理事”虽然都是务实型的，但有明显区别：①内涵要求不同。“理事”虽然必定会考虑时间和空间，但其成果(统筹规划)没有时限性的具体要求，也没有空间布局上的具体安排，然而它却是统筹不能跨越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因为“理事”要形成组织方案。而没有“天衣无缝”的组织方案，是无论如何也制定不出真正切买有用的实施方案来的。所以，与“理事”不同，“理用’’是有明确而又具体的时限要求的，并且明确涉及空间的具体布局和对应的入、财、物等安排的。否则，它就不能构成实施方案。②作用不同。如果说“理论”(统筹研究)在完整的统筹实践中是起无形的先导作用的话，那么，“理事”(统筹规划)在完整的统筹实践中起有形的核心作用，而“理用”则在其中起更加有形的基础作用。先导作用、核心作用、基础作用对于完整的统筹实践来讲是不可缺少、也不能相互取代的。③针对性不同，“理事”要解决办什么才是合理的问题，而“理用”则要解决怎么办才是优化的问题。更何况，它们的展开前提也很不一样。

        统筹科学的方法体系也依据其目标体系在基本要求方面的性质不同而有很大不同，对此，尚要作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完成。现在的统筹科学研究成果尚难在方法方面形成完整体系，难就难在组织合理化的方法散落在无数的学科和众多的具体实践之中。这就使方法综合研究的进展相当迟缓。更何况，组织合理化(核心是知识组织合理化)，是统筹科学在实践应用中的首要问题。如果不在这个首要问题上取得突破并且经受实践的适应性检验，那么，建立统筹科学方法体系的问题只能是一句空话，甚至起误导作用。经过这几年的继续研究，特别是经过近几年的实践应用研究，现在可以明确统筹科学的方法体系应以组织合理化方法为先导而以计划优化方法为基础来构建，形成三个密切联系而又有重大区别的方法体系：

       ①“理论"(统筹研究)方法体系，主要涉及观念更新和思路变革问题。这几年我们在统筹应用实践中发现，要把组织合理化这个统筹首要问题落到实处，首先要进行观念更新、思路变革，而这一切都是知识组织合理化范畴的问题。为此，我们采取组分组合方法，对战略、市场、竞争、效用、事业等必要概念作出合理创新。补正观念原意，揭示其新内涵，使之更切实又更合乎现实和未来需要。通过这种实践所需的应用研究，我们深切感受到，统筹实践的深入，必然要求对实践应用中的必需概念(观念)作应用型的合理更新，由此才能使事业与实践的活力进发和显现出来。除组分组合方法之外，可以肯定还有其他许多的“理论”(统筹研究)方法存在于世，需要更多的以至各行各业的有志者的共同努力才能集聚起来。

      ②“理事”(统筹规划)方法体系，基本上可以肯定至少包含三类性质不同的方法群。一类是活性系统模型(即VSM)技术，这主要是涉及机构组织的技术，由比尔教授创立，但它可以纳入“理事”方法范畴，这是我们经过将近十年的研究后才认定的。第二类是组织合理化决策支持系统技术。这是面向对象的综合应用技术，而且是亟待成型的技术。“决策支持系统”在国内外有众多的专著。经过深入反思可以发现，现在流行的“决策支持系统”，实际上只起一个计划优化方面的决策支持，几乎不涉及组织合理化方面的决策支持。所以，我们在几年前就呼吁建立组织合理化决策支持系统技术，这套技术必定是以定性分析作主导，并且以定性形态体现而以定量分析来辅助的。现在国内已经出现了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的专著。它引入了专家系统技术，但它的方向还不鲜明，在应用上还起不到组织合理化决策支持的作用。因此，这类技术的成熟成果至今没有出现或没有见到。第三类“理事”方法就是专家系统技术。从应用的本质上讲，这是典型的知识组织合理化技术，可以起到“机器参谋”的某种作用。但专家系统技术固有的缺陷，使它的推广应用受到很大限制。面对环境复杂多变的状况和在信息不很准确以致很不全面的情况下作出快速判断和处置的需要，专家系统技术推广应用的局限性就显得十分突出。尤其在知识表达方面，这是专家系统技术本身所难以切实解决的问题。而模糊数学(主要是其中的模糊推理)、神经网络、遗传算法、可拓学等的有机匹配可以使专家系统技术在知识组织合理化方面发挥更加坚实的作用。湖数学、神经网络、遗传算法、可拓学虽然都是数学或数学成分很重的学科，但它们在辅助专家系统技术方面，存在十分有益的整体互补作用。这样，对于这一类方法可表述为：知识组织合理化，是以统筹科学概念体系作主导，以专家系统技术为基本框架(或称之为外壳)，以模糊推理、神经网络、遗传算法、可拓学等依次恰当互补的综合应用作保障来加以实现的。也不排除传统定性方法的适时适度适当的配合应用。可见，这类技术本身就很庞大复杂。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就可见到的材料看，模糊数学、神经网络、遗传算法以至可拓学，目前大多只局限于计划优化方面的应用，这是十分可惜的。其实，它们在实践中的最大应用价值不是表现在计划优化方面，而是在组织合理化方面。它们在实践应用中所追求的应是组织理化，而把计划优化作为其实践应用成效的一个标志。

    ③“理用”(统筹安排)方法体系在统筹科学的方法体系中算是最为丰富而成熟的方法体系，目前主要是应切实澄清各方法的适应性状况。可以肯定，统筹法依然是“理用”方法体系中的核心技术。在数学表现形式上，不仅包括主要由美国学者创立的PERT、GERT、VERT，而且应当包括欧洲国家和其他国家学者创立的其他网络技术(例如：某些单代号法等)；作为“理用”的辅助优化方法正是集中存在于系统工程、运筹学之中的最优化技术(包括数学方法和模拟技术)；作为“理用”的辅助决策方法主要体现在目前广为流行的“决策支持系统”(实质是计划优化决策支持系统)技术中；对于需要经过实验或搜索得出结论的问题，还要用到优选学和实验设计(多数使用其中的“正交试验”)方法。

       统筹科学的评价体系，包括统筹评价指标体系和统筹评价方法体系两部分。这两部分均未定型。这里只能说，统筹评价指标体系  的建立，要依通用(普遍运用)和专用(领域应用)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并须取得有关部门认可，也要形成共识。而统筹评价方法体系自然需要综合涉及层次分析法、无量纲化方法、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数理统计方法(特别是其中的多元统计方法)、决策树方法、系统动力学方法、情景分析法等。

        统筹科学的领域应用理论体系，这已经或正在成为统筹科学中最为活跃的方面。因为在面向实践应用上，这是最为直接的方面。自1995年《统筹学概论》出版以来，在军事、医疗、旅游、银行、秘书等领域已经有人开展了相应的应用理论研究工作，尤其在主要针对企业的战略统筹方面，采用边干边研究的办法，在受领企业委托的咨询任务中，对如何用统筹来管理战略这一重大而又日益紧迫的问题做出了较为深入和系统的探寻。在完成咨询任务的过程中，也确立了“战略统筹”的研究课题，可望成书。尽管专注这一专门实践课题活动的人员还不足10人，但从统筹学和统筹科学由研究转向实际应用、由孤军作战转变为持续不断的群体行为来讲，这是华罗庚先生谢世以后在我们分会范围内的第一次，使华老在统筹法推广中的“广泛参与传统”得以承袭下来。这会使更多的人看到统筹学和统筹科学的时代适应性。可以说，战略统筹的实践展开和理论加速成型，是统筹科学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所选择的一个研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役突破口，它既符合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要求，又符合客观的急迫需要。在这个背景下，尤其是在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突出统筹要求所造成的热潮推动下，统筹学及各行各业各领域相应实践及其理论研究，必将使统筹科学事业形成新的高潮。这次推出《统筹学概论》第二版，也是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这次的《统筹学概论》，是由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统筹分会、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战略管理咨询中心发起促成的，并得到了其他许多单位的支持。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理事长徐伟宣老师还特地为本书作序，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统筹分会理事长谭国玉先生在患病治疗中十分关注并力主本书在当前的再版。本书出版委员会诸先生及其所在单位给予了许多支持和帮助。而陈枫、游石松、傅继良、罗维四、黄栋材、郭永茂、武海波、鞠国通、张保平、赵庆森、徐秀珠、郑德源、张岩诸先生还对1995年版本的《统筹学概论》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对此，我一并表示感谢。   

        统筹学及统筹科学不属于现行的任何一类学科体系或学科，需要各学科有志者群策群力、协同奋斗才能加快它的成熟，绝不是哪个学科或哪些个别人的独立研究所能奏效的。华罗庚先生生前虽然提出了创建统筹学的十二字诀设想，但并未对统筹学应有的内涵作出决断，恐怕也是出于这种考虑。既然这样，这篇引言以及本书只能算是我的心得。鉴于本人学识有限，其中缺点和错误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斧正.

文章出处:《统筹学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