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建构--“故事新编小说”：补写文学史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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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润华

1 我的学术嗅觉与感觉告诉我，朱崇科是具有开放的思维与视野的学者

　　朱崇科这个研究题目，我最早在他申请报读博士班的表格上看见。那是2000年，当时我负责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学院的硕/博士生入学申请事务，由于我也研究鲁迅，自然特别注意。后来系里审查资格通过后，考虑给予优厚的研究奖学金之前，我还通过电话，跟远在广州的朱崇科讨论这项研究计划，作为大学规定执行的面试。立足书面材料与越洋对话，我的学术嗅觉与感觉告诉我，朱崇科不是时下很多只是追求高学位为最后目的的学生，而是一位有潜力、有野心的学者，具有开放的思维与视野，将会成为重新加入国际学术界的中国的新一代学人。因此朱崇科便荣获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奖学金，顺利的在新加坡写完这篇博士论文。开始的时候我虽然是指导老师，但最后的两年我去了台湾，他几乎是独立自主的从头走到底，作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这是朱崇科不幸中的大幸。

　　我说我的学术嗅觉与感觉告诉我，“朱崇科是一位有潜力、有野心的学者，具有开放的思维与视野的学者，将会成为重新加入国际学术界的中国的新一代学人”。四年后的现在，事实证实我的眼光没错。他到了新加坡后，由于新加坡的学术文化相对单薄，他搞中国现代文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这方面的学者当时主要是我一个人，他似乎很失望。我告诉他，我们的汉学研究（Chinese Studies）的学术架构与中国不同，不以人数取胜，我们系里古今文史哲的人才齐全、海外华人文化、从儒家、宗教、文学，到华语研究都有。因此这种另类的学术机构，可以提供我们从事知识整合、跨越学科的思考。他应该从中原为中心的思考，转向多元思考，拆掉狭窄的学科的围墙。可学的地方可不少，这种优越的环境，是肉眼看不见的，数字呈现不出来的。

　　我特别强调，希望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同时， 把世界华文文学/文化纳入他的研究领域，还有强大的英文系的英文文学，尤其后殖民文学。这块新知识的发掘，以后会受用无穷。尤其，在中国的学术界，又匮乏书本知识与本土实地生活/学术经验具备的人。

　　果然，朱崇科在新加坡这几年，他最下苦功的地方，不只是中国现代文学，他更兴奋与勤劳地研究新马华文文学。我在研究所《中国新文学专题研究》的讨论课里与同学研讨郁达夫的自我放逐南洋的解读，朱崇科很快就完成了〈丈量旁观与融入的距离：郁达夫放逐南洋转变探因〉，马上就拿去发表。他不像其他同学写一篇报告交给老师就满足了。他不久前出版了论文集《本土性的纠葛》（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反应良好，相信几年前在他离开中国到新加坡前，绝对没有想象过类似的研究课题。

2 建构中国文学史上的新文类“故事新编小说”：补写小说史空白的一页

　　这本论文力图从体裁诗学的新视角进行观照，利用巴赫金狂欢化理论重读鲁迅的故事新编小说，同时更难得的，又讨论此一小说次文类的其他代表性个案，包括：施蛰存、刘以鬯、李碧华、西西/也斯、陶然等人的作品。对接受朱崇科的这套论说的学者而言，以后文学史便会出现“故事新编小说”这一次文类。这项研究替中国小说史，填补上原来空白的一页。

　　为了利用非常复杂的狂欢化理论重读鲁迅的《故事新编》，为了说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适用性及其分析的合理性，朱崇科花了10多万字、三分之一的篇幅，不厌其烦的反复论说，请看下面：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对应了鲁迅《故事新编》中意义的众声喧哗的多重世界，而且令人惊讶的是，他的有关小说的精妙理论也指出了《故事新编》文体互参以及小说自身的开放性等特质。当然，巴赫金的理论毕竟有其独特的产生语境和适用范围，他的关于狂欢化的起源——欧洲狂欢节的特点和表达方式（比如过分夸张和强调饮食、身体等物质特征）显然和20世纪的中国语境有着较大的差异。

　　所以本文首先梳理了历史语境中巴赫金非常繁复、驳杂精深的狂欢化理论，凸现其自身的适用范围和内在逻辑，当然在以之分析鲁迅等人的故事新编时，选择了自己吻合的部分进行灵活运用：或者直接关联，或者关涉其狂欢化精神。

　　还需要指出的是，故事新编小说文体的创新和成立同样也需要狂欢化理论的烛照和独特视野的认知。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即使能够认识到鲁迅《故事新编》的狂欢色彩，却未见得深入体察此类小说的合法性和命名的正当性。

　　朱崇科的这种严谨的论证态度与锐意创新精神、分析的方法，在在代表他是中国研究现代文学的学术界新一代的学人。

3 从人文的思考到非人文的解构：这是解构，不是毁坏

　　朱崇科这本论文的重要性，不但因为在研究中提供了具有创见的结论，如分析巴赫金非常复杂的狂欢化理论；从主体介入，探讨故事新编小说的狂欢品格，故事新编小说的个性；找寻可以评判此次文类小说及分析其作品的标尺，而且，更加耐人寻味的是，论文中呈现出独到的问题意识：研究主题的构想，具体问题的观察与分析等，这将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具有启示与历史性的指标意义，甚至提供了一个再出发的契机。因此有必要理解朱崇科用巴赫金狂欢化理论重读鲁迅的故事新编小说，及此一小说次文类的其它代表性个案后面的学术思想。

　　阿布兰（M.H. Abrams）在《英文文学研究的变化：1930-1995》“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Studies:1930-1995”（文见Thomas Bender and Carl Schorske（eds）, American Academic Culture in Transformation: Fifty Years, Four Disciplin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中分析了过去50年来英文文学（包括美国文学）研究的变化。这篇文章虽然写于1995， 目前已过了10年，还可以用来说明目前的情况。在20世纪的30年代之前，文学研究基本上以历史语言学（philology）的方法为主流，就如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的训诂考证，通过语言、历史、社会事件、作者生平等来诠释文学。从1930到60年代，那是新批评（New Criticism）的全盛时期。他们主张直接内在的以作品本身为分析对象，以文学论文学，通过细读（close reading）和分析作品本身的文字与艺术结构，让普遍、永恒不变的评审标准来评价。由此可见，他们已把文学作品当作自然物来看待，而研究方法，与物理科学家的方法相似。作者生平、创作本意置之不问，文学作品已成为客观独立体。

　　不过阿布兰特别指出，在新批评鼎盛期，它被指垄断批评界；当然，主要是指大学部的文学课程的设计与评释方法，在专门的高深研究中，学者的方法还是多元的，如从生平、心理、社会、历史各个角度来解读文学。其实在30年代后期，跨学科 (cross disciplinary) 的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中国研究 (Chinese Studies) 已发展起来，强调文学、思想、生活不同领域的知识互相整合。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又把文学带入一个全新的境界（我在拙著《越界跨国文学解读》，台北：万卷楼，2004中有所论述）。

　　在60年代末期，解构运动爆发，从女性文学理论、国族、后殖民理论来研究文学突然非常盛行。解构主义运动最大的革命是解除过去长期以西方的思考模式（Western paradigm）来解释文学的规范，这些西方思考模式产生的文学的解释模式，基本上是以西方文明为典范而发展出来的，对其他文化所碰到的课题涵盖与诠释性不够，不过，无论它如何去解释文学，都是人文的思考模式（humanistic paradigm）。解构主义理论则相反，把文本从人间（human world）放置到非人类的场所(non-human site)，尤其语言的游戏性与话语（discourse）。这是一项极端的改变，因为他们把人制造的、诠释的文学作品，以及重现的生活世界，全部通过对语言与话语的力量与结构加以分析。

　　后结构/解构等理论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力能（energy），使我们相信重新探讨原来以为大家早已认同的文学课题是值得的。新的视野使到旧的、熟悉的问题变得新鲜、引人深感兴趣，从而可能发现新的价值。这就是朱崇科用巴赫金狂欢化理论重读鲁迅的故事新编小说，及其他此类文类的其他代表小说，使我们了解到以前没有存在的意义。以解构手法进行的优秀研究，往往其颠覆的行为是有理的、有需要的，因为其目的只是挑战、质疑、发现问题、或拆除正统的思考方法。

　　所以朱崇科这本论文中的研究，是解构，不是毁坏，它要把有问题的课题重新安置（resituate）或重新立案(reinscri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