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线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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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童年时就接触线装书，不过都是很简陋的线装书，有蒙学书，也有较深一点的旧籍如《左传句读》之类，纸的质地是不太好的竹纸；封面用的是较厚的粗纸，有的有题签，有的无题签。有的有函套，也多是纸做的。最好的也不过是扫叶山房的廉价本。我祖父有一种理论，是要先用坏版本的线装书，才知道好版本得之不易，更可以用好本子来校正错讹字，养成一种读书、校书的习惯。日后我确从中得益不少。
    我真正喜爱线装书，大约在入高中以后，因为国文老师谢国捷先生家富藏书，我常到他家借读线装书，大多是好版本，真让人感到书香味道，引发我常想自己也该有点藏书，以为只有这样，才像个读书人。于是经常逛旧书店、旧书摊，随时买些自认为该买的书，但一定买线装书。我买的线装书，主要是史部和子部，其次是集部，经部书除了《十三经注疏》和《四书集注》等基本书以外，很少买这类书。史部已有竹简斋本的前四史和清乾嘉时钱大、王鸣盛、赵翼等人的史学专著。我的藏书标准是名人名著和自己喜欢读的书，我喜欢明清人的著作，尤其是清代学者的著作。我曾藏有明代公安、竟陵派诸人的集子，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著作，桐城、阳湖派作家的文集，《缀白裘》、画论、书话、年谱、传记以及笔记说部等等，逐年购进一些，到了大学毕业，已积累近二千册。天津解放的第二年我被我的导师范文澜教授介绍到南开大学任助教，当时旧籍很便宜，我立意想买一整套二十四史，于是节衣缩食，再加上点小稿费，积蓄已与流行价格所差无几，经时任图书馆馆长的冯柳漪教授中介，我终于得到一整套廉价的带箱子的五洲同文板二十四史，拼起来成一方形。安置在一面墙下，也颇为我简陋的书斋增添几分亮色。这样一次性地增添六七百册线装书的事情，一生只有这一次，很值得纪念。
    我对我的线装书十分喜爱而珍惜，卷角的必抚平，脱线的必重订，破损的必粘补，其中有一次大的修补工程。我藏有一部湛贻堂刊行的《廿二史记》，从高中毕业那年购进时认真通读一遍后，一直没有再翻读过。十几年后，我为了查《明史》中一个问题，重新翻读该书，发现卷三十二、三十三全被蠹虫损伤。很多人都知道蠹虫是自上而下蚕食，越到下面损伤面越大，我很惋惜，又一时找不到修补处，于是决定自己动手。我把这两卷书拆开，叶叶铺平压好，又在书箱中找到原书纸质相近的纸，按原叶略小，一一衬托，用花椒水调好薄薄浆糊，细心粘贴，把破口衔接处用手指轻轻推平，磨合成一体，再用重物压一昼夜，除个别处少加粘补压平外，都与原破损处衔接。然后我又向有关图书馆借来相同版本，影写缺字，添画格线，整旧如旧，颇有“虽不中亦不远矣”的良好感觉！至今偶一翻阅，犹暗自得意！
    我时常自诩有这样一小批线装藏书，加上几千册平装书也称得上是“家藏万卷人家”了，但人生难得永远平顺，我的线装书终于遭到了无法逃避的劫难。1966年的五六月间，全国范围点燃了“文革”烈火，“扫四旧”已经不止是口号，进而开始见诸行动，我也感到在劫难逃。一个炎热的下午，一群年轻后生呼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闯进我家，声言“扫四旧”而且自称按最高指示办事，我自然习惯性地认为这是理所应当，没有什么不同意的表示。他们卷走了我收藏的书画、唱盘和集邮册外，主攻方向是我的线装书。这伙勇士们首先看中倚墙而立的那套二十四史，争先恐后地把一箱箱书，搬到我家门前那一小方地上，把书倒在地上，把小木箱摔砸成木片，架在一起点着火。樟木易燃，火势熊熊，整抱的史书一次次地抛到火堆上。我只能痴痴地在旁垂手而立，不敢乱说乱动。书箱和书多少年来像亲兄弟那样，相依为命，从未分离。我呆呆地看着火势，内心悲切地目送这些朝夕相处的亲兄弟同归于尽。我忽地想到“煮豆燃豆箕”的故事。虽然这不是书箱对史书的“相煎何太急”，但仍然隐约地听到若断若续地“烧书燃书箱，书在火上泣”那种书的呻吟。勇士们把其他的线装书也以化私为公的名义用板车拉走，把剩下的二十四史一股脑儿推在火堆上，便得胜还朝般地扬长而去。他们哪知道，线装书压多了就不起火苗，所以最后一压，火息烟起，我急从余烬中抢救一些未燃尽的书，像从死亡边缘上抢救出垂危者那样庆幸。一经整理，还残余几十册，约当全套书的十分之一，其中《史记》还是完整的。屋里的平装书也被勇士们从书架上胡乱扔在地下成堆，不料书堆下也压着一部分线装书，后来发还查抄物资时又收回象征性的几十册，总共有百余册之谱，这就是我劫余后的线装书总数。这批损失的线装书，如果未遭劫难，至今不仅精神上可享受书香的温馨，而且按当前古旧书拍卖市场的底价核算，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历尽人间沧桑，何物不可付之烟云！
    近年，又陆续搜求到一些重印旧板线装书和新线装书，但为数甚微。又加以近年线装书已进入拍卖市场，当非我辈工薪收入者所能企及。要想恢复旧观，恐非余年所能实现，只能以笔墨记其既往，聊作追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