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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
一位拥有两个名字的青年女子，如何在3年里迅速变成身家6亿的女富豪？国腾集团，一个5年时间，年销售额超过50亿元的大集团是如何由100％的国企“成长”为私企的？成都国腾通讯有限公司四大股东之一的老总大曝国腾“腾飞”内幕……
旭光控股人真相：何燕（何然）与国资民变完整记录
本报记者 康庄
成都、北京报道
4月7日，本报《何然＝何燕：一个女亿万富豪的神秘诞生》发表后不久，记者接到一个举报电话。除肯定本报的报道外，还肯定地说握有大量国腾起家“真实内情”，打电话的人是商地置业公司总裁宋克荒。而商地置业是成都国腾通讯有限公司四大股东之一。
记者立即飞赴北京，在西长安街商地置业的办公室与宋见面。
“此事牵涉到从我手里出去的国有资产的流失，我有责任向贵报举报。”宋如此开始他的揭露。
国腾系源头
关于国腾的起源，有一个流行的说法——何燕和国腾方面对外宣称，是何燕最初对国腾个人投资50万元，国腾由此做大。
“所有法律资料均证实，何在说谎，国腾自始至终都应该是100％的国有资产。”宋克荒说，1994年，中国城市街道开始使用IC卡电话，但生产厂家均是外商独资企业或合资企业。成都电子科技大学部分科研经费，开发出了国内第一种国产IC卡电话机，并拿到了当时的邮电部批准的生产许可证。
但这帮技术人员没有资金亦没有销售渠道将之产业化。偶然地，何燕知道了这一项目非常缺钱。何毕业于南京邮电学院，她深知这一科研项目的价值，于是决定参与。
据国腾对外宣称的说法，何最初向国腾投资了50万元。据何自称，这50万元是炒股和炒期货所得。
记者查证国腾的所有工商登记资料和宋克荒的提供的证据，没有证据证明何燕出资50万。
据宋称，当时，何在中储成都（集团）投资服务公司（下简称中储成都公司）工作，她说动了老总梅春文，由中储成都公司和其他两家国企一起投资，成立了成都国腾通讯有限公司（下称成都国腾）。这就是法律意义上所有国腾系的最初源头。
此次投资成立的成都国腾，1995年9月22日正式注册，距今8年。据成都市工商局注册资料显示，该公司注册资本140万元，注册住址为成都市兴隆街6号，与成都国腾通讯第一大股东中储成都公司住址一致，梅春文出任成都国腾董事长，而何燕亦作为中储方面派出的代表出任董事。
在这最初的源头里面，宋克荒和商地置业并不在其中。根据查到的注册资料，当时三大股东的出资比例为：中储成都公司出资86.80万元，占股份62％；四川省邮电科研规划院出资42万元，占股份30％；成都倍特软件公司出资11.2万元，占股份8％。这就是成都国腾最早的三家股东，一共出资140万元。不过，随后几大股东间又发生了一次股份变动，中储成都公司所占股份变为50％，四川邮科院变成40％，成都倍特软件上升至10％。
值得玩味的是，成都倍特软件公司为此派出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平原出任成都国腾的董事、总经理，而赵正是何燕的丈夫，不久后他就将总经理之位让给妻子。
商地置业被蒙入局
商地置业是如何入局的？宋克荒一谈及于此，便气愤莫名：“被何骗了。”
宋介绍，1997年，商地置业公司昆明分公司副总经理莫某与何燕相识，当年8月，莫向商地置业总裁宋克荒汇报，成都国腾项目不错。宋克荒当即先后两次飞赴成都考察成都国腾项目，决定拍板投资。
9月18日，宋克荒先后与成都国腾的另外三位股东签订股份转让合同，成都倍特将其10％股份中让出2％、中储成都公司从50％中让出12％、四川邮电规划院从40％中让出10％，以上共计24％，由商地置业出资150万元收购，成为成都国腾第三大股东。
令宋气愤的是，何燕当时向他隐瞒了注册资金情况，声称注册资金是2000万元，此时是资金告急，所以才会有150万购得24％股份的“好事”。“当时的骗局设计是这样的：何称注册资料正好因为办公室人员不在无法出示，而作为商业置地员工的莫某则在旁作证，说他已经验证了这些资料。我没有想到莫会倒在何的一边。”
宋称，最终他查实的情况是，其时成都国腾注册资金仅140万元，前后还有些科研投入，“不过总数决没超过700万”。
1997年9月25日，签约后第9天，150万元投资款打入成都国腾账上。10月28日，成都国腾向成都市工商局申请变更注册资金和股东，注册资金由140万变更为3166万，股东间则增加了商地置业公司。据成都锦江审计事务所注册会计师马渝蓉审计并出具正式审计报告显示，这3166万元注册资本里，仅有140万元是实物资产，另外3026万元全部是无形资产。
新公司成立之后，宋立即派莫某进入成都国腾，出任成都国腾董事，介入公司经营管理。
投资款打入国腾账上11天后，即1997年10月6日，吉林省准备公开招标采购一批IC卡电话，宋克荒闻讯即亲自带着何燕等人前往吉林，与另外7家中外合资IC卡电话生产商竞标。但当两家中标企业名单公布出来时，却没有成都国腾。宋赶紧利用个人关系向吉林有关领导询问，原来吉林省方面认为成都国腾产品外壳做工粗糙，而且对国产IC卡电话不抱信心。
当时成都国腾主要是请一些电子科大的学生进行手工焊接，每台电话机成本不过2000元左右，这使其具有极强竞争力。经过宋的努力，最后吉林方面以“支持民族通讯产业”的名义，给了国腾2000台IC卡电话订单，每台定价8000元，而且先付30％的定金，只是要求国腾改进电话机外壳设计。
成都国腾由此赚到了第一笔利润1200万元。
1997年，终于查清莫某早已背叛了公司利益，和何燕站在一起，宋克荒立即辞退了莫某———莫不再有资格代表商地置业担任成都国腾的董事。但经过何燕力荐，董事会另设了一名职工股代表推选的董事，由莫某出任。
“华威”玄机
1998年初，成都国腾的IC卡电话机市场已经打开，利润不断攀升。据宋称，何燕找到他，说要为管理层谋点福利，想在成都国腾之外成立一个员工持股的民营企业，邀请宋作为股东参加，宋不用出一分钱，还担任新公司董事长。宋认为这一计划太过大胆，怕涉嫌侵占国有资产触犯刑律而拒绝了。
这是宋与国腾方面第一次公开闹翻。由此，成都国腾的运作就开始逐渐与商地置业渐行渐远。
1998年5月6日，四川华威信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四川华威）———即何燕对宋所称那家“民营企业”———成立。宋透露，其实此时此家公司为全资国有，其1000万元的注册资金均为国有资产———成都国腾出资676万元占股68％，四川省粮油储运公司出资290万元占股29％，中储成都公司出资34万元占股3％。
但是，在1998年至2000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四川华威的股权情况和关联情况进行了6次“变脸”，最终由100％的国有资产变成100％的外资，并成为何燕将国腾由国有企业变成民营企业的重要平台。
其具体步骤据宋克荒提供的相关资料与记者查证的资料如下。
1998年12月2日，成都国腾召开董事会（据当时董事会记录），以商地置业公司投资150万元只占3166万元注册资金7.5％为由，认为商地置业资金不到位，决定将商地置业名下其余16.5％股权转让给四川华威和崔予红等人。但由于当时没有出席董事会（据宋称是何燕故意不通知他，背着商地置业召开了此次董事会）的商地置业坚决反对，宋克荒一直也顶着不签字，在工商局变更股东股权未能成功，现仍维持原状。
1999年6月23日，四川华威的所有资产全部转让给民营企业四川道亨计算机软件有限公司（据工商局注册资料显示，何燕公开出面并占据四川道亨计算机软件有限公司大股东之位，何在其中占有51％股份，而何的弟弟何力与国腾集团副总裁莫某分别占有该公司17％、13％股份）、成都故事村公司、成都盖尔公司及崔予红个人，占股比例分别为40％、40％、15％、5％，并在成都工商局进行了资料变更。
不到3个月，1999年9月13日，成都工商局再次接到了四川华威的变更请求———以上新股东将刚购得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何燕、莫某、崔予红、乐祥勇（中储成都公司现任总经理乐英贵之子）、薛建能（时任四川邮电规划院院长）、何力等12人及四川某报社。
1999年12月1日，四川华威再进行变更，某报社也出局，薛建能也将股份转让给妻子董晓玲，股东变为何燕等12人，四川华威进一步变成全部由个人股东持股的公司。
2000年3月9日，四川华威又一次变更，将注册资金由1000万元增加到2476万元，何燕以实物出资1380.84万元，占股55.8％，其他个人股东为李明生、莫某、何琼、崔予红、乐祥勇、董晓玲、何力、王建、郭岩、李梅、孙家龙；事实上，据当日股东会议记载，增加的1476万元注册资本中，仅有资本公积349.1661万元转入，其余部分1126.8339万元，则规定“由利润弥补”。
2000年6月6日，四川华威完成了最后一次变脸———何燕将华威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何燕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离岸注册的ShiningStarTechnology
Limited（耀星科技有限公司），转让方和受让方代表人都是何燕，在本报获得的这份转让协议上，看到两个签名均为何燕，只是一个是英文，一个是中文。四川华威从此变成一家外商独资公司。
正是从那时起，四川华威成了从成都国腾派生出来，但最后又变成成都国腾股东、由何燕操控的最为重要的运作平台之一。何燕姐姐何琼代替此前的李明生出任四川华威的总经理。此后再通过一次股权运作，这个四川华威还持有了成都国腾通讯集团（不是成都国腾通讯有限公司）部分股份。
这一系列的公司与宋克荒及商地置业已经毫无关系。宋因此极为愤怒，他认为何燕非法处理了商地置业应占的股份，还认为何燕成立那一系列的公司和股权设置均系挪用销售IC卡电话机的收入———在一份《关于何燕、莫某等人非法侵占巨额国有资产的情况说明》里，商地置业公司指称“1998年5月6日，何燕用成都国腾销售给吉林省IC卡电话机的销售款，注册成立了四川省华威信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何燕”。
上市迷雾
宋克荒进一步提供资料，说明何燕是如何收购成都国腾的。
1999年11月23日，由四川华威代出资，何燕与程庆等30位个人股东在成都郫县工商局注册成立四川国腾通讯有限公司（下称四川国腾）之后，20天后，1999年12月14日，四川国腾注册地又由郫县工商局变更到成都市工商局，注册资金由500万变为8000万元，何燕为法定代表人。这一国腾与成都国腾通讯有限公司毫无关系。
就在变更当天，四川国腾就开始对成都国腾通讯进行“收购”（在成都高新区公安分局的答复中认为这是将中储成都公司、规划院、倍特公司原在成都国腾的股份按比例置换到四川国腾公司），收购中储成都公司、四川省邮电科研规划院、四川省华威信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等三家法人及莫某等8位自然人持有的成都国腾49.85％股权（对应成都国腾4800万元净资产），四川国腾就此摇身一变，成为成都国腾第一大股东，并向工商局提交了注册资料变更申请。
但同日，由四川光华审计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却毫不留情地指出，“经过审计，贵公司与上述三家法人及八位自然人等转让人签订的转让协议，应付转让人收购款未予支付，贵公司与转让人之间另行商议处置办法；同时，经过其他我们认为必要的审计程序，也没有发现贵公司已实际支付上述收购价款。”
2000年5月19日，经成都市体改委2000（034）号文批准，四川国腾通讯有限公司变更设立为四川国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据宋克荒介绍，当时设立这一公司的目的，是为了在国内A股上市，上市时间初步拟定在当年年底；但在上市过程中，又涉及到所有国腾系的源头、成都国腾通讯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问题，代表商地置业的宋克荒一直不予签字，导致上市账目无法完备，只好就此作罢。到现在为止，本报获得标注日期为2002年6月、由成都国腾通讯有限公司编印的公司章程里仍然载明，第三大股东为商地置业公司：“商地置业公司，占股份24％，出资额759.84万元。”
商地置业已经成了国腾绕不过去的礁石。
由此，何燕开始寻求借壳上市，她盯上的是四川旭光。
在旭光股份的募集资金投向上，有计划投资4997万元用于智能卡城市公共交通管理系统项目。将IC卡应用于现代化城市公共交通管理，这是成都国腾的强项，也是它看家本领的延伸。
经过运作，国腾已经成为四川旭光事实上的第一大股东，并派出何燕姐姐何琼出任董事。在共有8名董事的董事会里只占一席。
为什么大股东不任董事长，并只有一名董事？有知情人士对本报透露，这是因为成都市国资局将股份出让给何燕掌控下的国腾之前，与何达成默契———何只作为机构投资者，不得干涉旭光股份生产经营，在董事会里不占绝对多数，并且因为国腾与旭光均从事电子行业，国腾还得承诺不与上市公司有同业竞争行为。
但一位律师向记者指出，要求大股东不占董事会绝对多数违反《公司法》，因此是无效的约定。果然，2003年4月25日，旭光股份公告称，“由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将于2003年5月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成都国腾通讯（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和成都聚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现分别提名为第四届董事会候选人。”
这9名董事候选人中，何琼是何燕之姐，林莉是成都国腾集团副总裁，周敏是成都国腾集团总裁助理，周春生、李尚公是成都国腾提名的独立董事，另一股东聚源投资提名的独立董事曾勇，是电子科大管理学院院长，而国腾与电子科大之间关系匪浅———国腾赖以起家的IC卡技术起源于电子科大科研小组的成果；其校长刘盛钢教授曾出任四川华威的法定代表人；国腾与电子科大共建了国腾软件学院。
可以断定，国腾由此全面接管了旭光股份。
欲罢不能
2002年6月5日，成都国腾通讯有限公司在没有商地置业参加的情况下召开董事会，据当日的董事会记录显示，当日的主要议程即是欲免去何燕的董事、总经理职务，由崔予红接任。
宋克荒认为，这是何燕想摆脱为她带来数亿财富的国有企业总经理的位置，为自己“洗身”的方法，因此，商地置业反对此一提议，使何燕至今只能以何然、何燕两个名字出现于不同场合。
在商地置业的举报下，公安部曾委托四川省公安厅专门对国腾是否涉嫌侵占国有资产进行调查，何燕亦专门为此向四川省政府做过报告，称商地置业公司在出资不到位，而又拒绝出让股份的情况下，“由于商地置业公司拒绝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严重影响了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在此情况下，我们成立了四川国腾”，将除商地置业以外的其他股东股权置换到四川国腾，并且将成都国腾通讯的IC卡电话机生产许可证亦交与四川国腾使用。
由成都市高新区公安分局具体写成的调查报告认为，“从现有证据看，何燕、莫××等人没有非法侵占国有资产涉嫌犯罪的问题”，在国腾系列企业变更过程中，并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情况，不予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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