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现实主义政治家，邓小平并不是历史目的论者，他并不相信什么历史必然规律或普世道路。邓只是从人类已有的经验教训出发，为当时的中国选择了一条现实可行的路，一种可以走出困境的发展模式。这是中国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开始。
邓的转型战略，发韧于1979年改革之初，在实践中逐渐成熟清晰，到1992年南巡讲话时终于大成圆满。从那时起，中国今后要走的路就很清楚了，清楚得不可能让人发生误解。后来者也难以逆转这一进程，只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有限调整和修正。
这种转型战略可概括为：经济先行，政治缓行的改革；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在产权形式上，以私有制经济取代公有制经济；在财富分配上，以阶级分化取代平均主义；总而言之，在经济制度上，以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在历经几十年狂乱、迷惘和碰壁的痛苦后，在血与泪的洗礼中，重新找出的唯一可行之路。其中，除了经济改革的第一层含义外，其它三层在今天都还只宜做不宜说。但只要承认了第一点，后面三点就是逻辑的必然。这四者四位一体，不可分割。不能设想，现实中能够运转公有制的市场经济或平均主义的市场经济。
既然要从公有制中化生出私有制经济，财富分配的倾斜和集中就是不可避免的；既然要变平均主义为阶级社会，贫富分化也是必然的。在中国这种整体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的国家，这种转型和分化，必然要有部分人承担牺牲，为全社会理顺结构、轻装前进承受痛苦。如果还象原来那样，将所有人绑在一起，就只能重复过去平均主义的老路。这可能符合许多人一时的愿望，但对于全社会来说，这只是饮鸠止渴的慢性自杀。因此，转型期分娩的一时痛苦是难免的，是为新生命诞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随著改革深入，大多数人会开始感觉痛苦，对改革产生怨恨。如果是少数人付出代价，大多数人受益，由于总量限制，阶级分化和私营经济仍然不可能孕育出来，社会分工仍然受到阻碍，经济增长仍然不可能获得必要动力，社会仍然只能在原来轨道上运行。因此，经济转轨是今天中国不能不迈过去的一道坎。只有忍痛挨过去，才可能分娩出全社会的希望和未来。
理想主义之所以被称为乌托邦，是因为他们的思维始终停留在理想境界，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确实，改革在初期曾经呈现出人人受益的可喜局面，但那只是多种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偶然结果，是经济在长期压抑后的短暂爆发，其过程不可复制。这样的好事不会天天有，历史的曲线已开始向下弯曲，中国必须咬牙挺过波谷期的阵痛。
痛苦只是暂时的，转轨完成后，社会关注的重点又会回到“公平”上来。在转轨过程中，一方面必须保证转型不被逆转；另一方面，必须考虑牺牲者的承受能力和感受，尽可能减轻阵痛强度，防止分化，走向极端。为此，可以根据情况，暂缓或暂停改革进程，有时甚至不妨先退一步，但根本的战略路向不能变。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总是如此艰难、如此漫长的内在奥秘。外界曾指责中国改革步履迟缓，犹豫不决，有时候还会走两步退一步。分析将此归因为没有政治改革配合，经济改革跛足难行。其实，此处倒不关政治体制事，这是从利益调整角度出发的考量。顾虑到大多数人在接下来的改革中可能要承受的牺牲，顾虑到他们的承受能力和可能反应，改革不能不如履薄冰，缓缓而行。反过来，如果此时启动政治改革，在民主的制度环境下，这种迈向私有制经济和阶级社会的转型是根本不可能进行下去的。人口如此之多，家底如此之薄，即使平均分配到个人，每个人又能得几何？当民众明白自己将要到手的是什么时，难道他们还会投票赞成这种瓜分公有制的改革，何况还有俄罗斯的前车之鉴？除非采用欺骗和不负责任的承诺，否则，如果让民众自己选择，大多数人可能都宁愿回到没有贫富差别、没有竞争压力的大锅饭时代。谁还会管它大锅饭到底能吃多久！——这也是邓小平暂缓政治改革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朱镕基与中国改革
由此来看朱熔基的改革，就会明白为什么在朱所主导的住房、医疗、教育和国企等系列改革中，利益损失最大的似乎都是中下层民众。改革成本实际上是按人头分摊的，虽然朱已尽力减轻方案对民生的震荡，但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说，仍然负担得很吃力。为什么改革成本不能按收入水平分摊？因为这不符合改革本身的逻辑。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孕育出私有经济，化生出阶级。在转轨过程中，“公平”是暂时不能不被置于第二位的价值。要刺激起经济增长的效率，建构起经济发展的动力，对“公平”的关注，暂时就只能止于底线之上。
这实际上又回到马克思以前的公平观。传统观念认为，结果平均的“公平”，只是一种空想；现实可行的，是阶级社会中人人有机会改变命运的“机会平等”。马克思蔑视这种公平，认为资本主义的“机会平等”中蕴藏著大量不平等的罪恶。马是对的，真正的“公平”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从来不曾有过。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设想通过消灭“私有制”来消灭阶级，实现结果平均的理想。但一方面私有制的消灭抹杀了社会分工，使社会发展丧失了最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公有制国家的强势集团在私有财产之外据有了大量特权，制造了新的不平等。事实上，只要资源稀缺性存在，实际占有上的不平等就不会消失。反复试错的结果是，人们不得不接受“机会平等”的有限公平，承认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合理性，容忍一定程度的不平均结果。中国正处在向私有制经济和阶级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其间的不平等，必然比已成型的阶级社会更甚。
只有读懂时代，才能读懂朱熔基：他不属于这个时代，但其结局又不能不受到这个时代的限制。(多维社)
由此，我们也才能够理解，为什么朱在1995年所主导的宏观调控中，不能象黄叶先生主张的那样，扶持高效的私营经济，放弃低效的国有经济。中国的事情很复杂，不能完全按经济规律办。给陷入困境的大型国企输血，既是一种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必要妥协，更是一种顾虑到大多数人即时利益的策略让步。如果国家金融力量转而支持私有企业，那么本来就已经陷入困境的国企，在遽然断奶下，必然会訇然倒下。那不但在政治上不好交代，成千万上亿的失业工人更无法安置。正在扩张中的私企难道能容纳下这么多工人？中国的失业问题，根子在人口过多，劳动力过剩，只有低效率的国企才能容纳这么多“多余”的人。这是一种变相的社会保障机制；这也是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完善以前，低效率的国企有必要尽力维持的理由。转型期也是敏感期，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成燎原之势。国企倒闭，大量工人突然失业，而私营企业聚集和增殖的财富短期内又不可能转化为社会福利，怎么办？改革不能不瞻前顾后，匍伏而行。
由此，我们也才能理解，为什么朱镕基承诺国企三年脱困。朱并非不知道国企已不可救药，实际上朱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推动私有经济取代国有经济。但很多事在朱是只能干不能说，甚至还得说相反的话。实事求是地看，在朱任上，国企改革的进展和力度都是最大的。但是改革涉及到千万人的利益损失，更要顾及他们的心理感受。心理感受能够放大或缩小人们的实际承受。如果国企职工们感觉到自己已经被放弃，那么他们心中余下的只会是对生活的绝望，对社会的仇恨。只有让他们仍存希望，改革才可能按部就班进行。这有点类似股市：只有制造利好，庄家才能悄悄出货。朱作为政治家，其公开言论都是政治行为，只能作如是观。
有意思的是，黄叶先生既指责朱的改革，又指责朱为照顾改革中利益受损者所作的妥协平衡。在黄叶先生看来，朱的一切都是罪状。这只能说明黄叶先生根本就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他只是沉浸在自己的理想幻境中：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因为会损害环境）；既要打破平均主义，发展民营经济，又不能有分娩期的阵痛，不能有贫富分化的苦难。之所以会有这种理想主义的幻觉，是因为他不明白中国今天的处境，不明白中国改革的实质。
大刀阔斧，锐意改革的是朱镕基；雷厉风行，快速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的也是。朱镕基深明经济转轨期的逻辑和需要掌握的火候，因此，他为社会变迁划出了一条底线：分化是必须的，但只能到此为止。
观察朱的行为，其倾向性还是有的：对于加速社会转型的改革，朱总是尽可能全力推进；对于“公平”价值和底层生活保障，朱只是做到底线之上。这就是黄叶先生所说的“何其贴切”与“何等吝啬”，这是由改革本身的目标和逻辑决定的。这说明朱的著眼点，并非社会一时的稳定，而是国家长远的未来。社会大众暂时损失利益的可能性，再加上意识形态的障碍，曾经使邓小平迟迟不愿意启动更深层改革，以至于问题越积越厚，后来者负载越来越重，改革者处境越来越难，腾挪闪转的余地越来越小。朱的历史责任感和个人风范都不允许他继续因循苟且，踟蹰不前，因此他毅然走向“地雷阵”和“万丈深渊”，不惜承担改革者必然要承受的骂名——只有到今天，人们才能深切理解朱在就职答问时一番肺腑之言的深沉涵义。
四，朱镕基与中国经济
黄叶先生指责朱的第二大罪状是1995宏观调控搞“软著陆”，扼制了经济活力，导致今天的通货紧缩和经济疲软。不可否认，今天的通货紧缩与朱1995年实施的“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确有相关。经济周期，本来就是客观经济过程与人的主观对策互动的结果。由于政策效用有一定滞后期，度在哪里，很难把握。如果再适逢外界变化，治理通涨的措施往往会导致通缩，反之亦然。这本来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道理，但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只图嘴巴痛快，将这些东西早扔到九霄云外去了。
朱的金融整顿，是针对1993、94年的经济过热而为。历经几年调整，避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终于成功实现“软著陆”。但金融风暴导致全球经济环境恶化，中国出口受抑；再加上1998年洪水肆虐，遂酿成通货紧缩势头。
如果没有朱从1995年开始的铁腕整治，以当时中国的家底和现状，中国很可能是金融风暴中最先倒下，并且跌得最重的国家（当时有很多金融大锷瞄准了中国）。看看马、泰、菲、印的惨状，究竟是要金融崩溃，还是要今天的相对疲软？本来不难选择。但社会批评家们往往是“常有理”，他们号称两者都不想要，他们只要繁荣和增长，无限的繁荣，永远的增长。那么请问他们即使是站在事后诸葛的位置上，可有什么解困良方？没有，连马后炮都响不了；要不就毫无可操作性。他们的意思大概是：干活是你们的事，他们只管批评，只负责指手画脚。
黄叶先生的良方是应该支持民营经济打败国有经济，上节已分析了此路不通。另一种说法是朱不应该征那么多税，把企业和个人都弄穷了。一个事实是，朱的税收增长并非源于税率提高，而是源于打击走私和严格征收。换言之，朱的税收增长并未加重依法经营者的税负。严格征税，既利于增强财政吸取能力，更是规范经济秩序，维护公正，建立市场正向选择机制，阻止特殊利益集团非法牟利的有力举措，其意义更在打击走私，阻止外来商品对本国产业的不法侵害之上。不知道这样有利于当前长远的明政，为什么会遭遇这么强烈的反对？不错，现在生意不好做，赚钱不易，有人抱怨税负过重，又不能参与意见，这些方面确实都存在问题，需要设法改进，但这些都不能构成反对严格征税的理由，二者不能混为一谈，社会批评更不应该混淆了界线。
另一个事实是，从储蓄余额看，个人和企业财产不但没因此减少，反而还节节升高。可见民间并不缺钱，缺的是投资渠道。
于是朱大力推行积极性财政政策，试图以政府投入带动民间投资，加速经济运转，打败通货紧缩。这又遭到黄叶先生们的反对，认为是大手大脚，好大喜功，并称朱为“赤字总理”。这些人根本不懂得，能不能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绩效，功不功的问题，而是事关中国经济，乃至中国社会能不能保持稳定的首要问题。积极性财政政策的最大功用就是抵消了通货紧缩对经济的疲软效用，维持了经济增长势头，从而维持了全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将各种经济和社会危机因素抑制在潜伏状态，没有即时爆发出来。
可以说，今天中国的稳定系于经济的稳定，而经济的稳定系于国家信用，系于市场参与者对经济的信心，因此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这也是朱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讲“大话，空话”的原因。朱不是小学生，他讲话不是要向谁汇报思想，他讲话大都是政治动作。朱从好的一面阐释中国经济，让世界对中国有信心。人心代表人气，人气锻造繁荣，这有什么不好？
香港一事也是如此。黄叶先生批评朱最近在香港放言“不惜一切代价”支持香港繁荣，实际上，香港问题事关世界对中国经济形势和政治制度的信心，关系到中国的统一大业，是中央政府不得不背负的责任，不能仅仅就事论事。朱越是坚决表态不惜动用“两千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支撑香港繁荣，形势发展可能就越不需要朱动用外汇储备；反之他越是回避责任，香港前景就越难以乐观，到时候，说不定中央政府就真的得给香港输血了。
面对通货紧缩，宏观上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是必然的。根据通缩的延续情况，政策会持续一段时间，在通缩征状未解除前，保持一定的政策连续性，这很正常。如果听到风就是雨，朝令夕改，那才是为政的大患。当然，积极性财政政策有其极限，但现在还没到顶。有人说中国政府现在已负债累累，吓煞人哉，不能再搞什么危险动作，不能再有赤字了。好象中国从此就只能谨言慎行，全心全意还债一样。但没有投入，何来收入？没有收入，凭什么还债？总不至于要中国人都去卖血吧？何况，相对于他们所说的债务天文数字，区区赤字，能值几何？有它不多，没它不少，没必要自己先捆住自己手脚。
最后，黄叶先生说，改革过程中广大中下层国民的利益损失，普遍缺少安全感，是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他说得对，事实确实如此。但只要不打算走回头路，对此就无法可施。只能承认和忍受这种负面效应，在此基础上再来想别的办法。这是历史长河中经常会出现的险关隘口，只有闯过去，中国才有出路。闯过去之后，有可能是天长水远，海阔天空。
五，惜别朱镕基
朱镕基的作为，并非尽善尽美。实际上，在现实中，谁也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政治人物的行为，都是出于利弊的权衡，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衡择其重”。因此，任何抉择，都有其负面效用，都有所遗缺。扒开正面专注负面，深文周纳，任何人都可以被弄得面目全非，一无是处。这种罗织之法，在文革中曾被发挥到顶点，这也是文革中那么多大小冤假错案得以成立的认识论根源。面对专政机关对“百团大战”的求全责备，彭德怀曾愤然出声：走路也可能跌到，做事的人，哪里照顾得面面俱到！
在今天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要做事，就要准备挨骂；有责任心的人，又不能不做事。所谓“在昏昏噩噩的统政者底下，老百姓反而可有些自我发展的自由空间”的说法，在变化缓慢
没有危机的农业社会或许说得过去；但在内有潜在危机，外有竞争压力的今天，昏庸和不干事，无异于等死。
朱在义务教育和农村问题上，被人诟病最多。朱的做法，虽然符合社会转型期的需要，但基础教育方面，有的地区的做法确实已超出人文主义底线，必须引起重视。这个问题或许应该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不管出于多么宏伟正当的理由，行为都不能触及社会共存的底线；必须让大多数人至少保有在各阶层之间流动的可能性。当然，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要做到这一点也并不容易。
黄叶先生还质疑朱的清廉，认为朱“自己控制著银行系统，而他的一子一女□在银行中身居要职，毫不回避”。黄先生错了，朱不只是“控制著银行系统”，他还掌管著全国的经济和行政。要回避，他的子女就只能从此不做中国人——回避既无可回避，就只能守法。高干子女也是人，也要生存，也求发展，评判和限制其行为的主要尺度只能是法律。朱的儿子迅速升迁，当然与朱的地位有关，但并不是朱运作的结果，这是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在自动起作用，只要不违法，朱就毋须为此承担责任。正如金大中的儿子犯罪，与金的地位当然有关，但这并不是金本人的错。人是环境的奴隶，朱的清廉体现在：在同等环境下，在现职高层领导人中，他是做得最好的。
朱离任在即，外界对其仍然褒贬不一。朱是那种真金不怕火炼的实干家，经得起时间检验。相信随著时局推移，朱的价值和意义会更加凸显。这是一个英雄无力的时代，以朱的能力器局，本来应该成就一番更加令人称羡的事业，受限于地位和年龄，朱可能只能走到这一步了。作为一个政治家，这已经足够。朱是当今政坛的一股清风；他的出现，是体制内的异数；朱的干才胆魄，朱的亲民作风，朱的清廉志洁，善于面对公众，雷厉风行的行政风格，对贪官庸吏的不留情面，仿佛都不属于这个时代，不属于这个时期的中国。朱是超出于时代的伟人，其所作所为，迥异于这个时代的特征；但其结局，仍然不能不受时代的限制。朱因此得罪不少人，也因此树起了自己的历史标高。
相对于朱本人的抱负，相对于人民对朱的寄望，朱现在离任，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中国要产生一个朱镕基不容易，但他就这么轻轻走了。或许，命运至今仍未真正眷顾中国，大局未定之时，哲人已隐，金剑沉埋。
朱要走了，除非历史很快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幻，否则他已不可能再走到前台。嗟夫天地一逆旅，过客皆归人！谨以此文，为朱镕基总理饯行。 | 
收藏
分享
有用
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