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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管理、我们的市场变得越来越理性，越来越能从东西方不同的企业文化交锋中，溯根求源，找到立足、发展的平台与方式。麦肯锡公司在中国市场的70%失败概率, 为何大家还崇拜“洋咨询”呢?
麦肯锡公司作为世界高级管理战略咨询企业，问诊中国市场以来，一路高价高歌，直至与实达“失败结合”。“洋咨询”不是那么灵验，是偶然的吗？是中国没有相对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吗？还是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一问麦肯锡 亚洲与世界，东方与西方
麦肯锡在全球有70多家分部，当麦肯锡决定在中国的上海和北京设立它的新分部时，我想它的决策层决不至于浅薄到仅仅把这个行动看作是一个在亚洲地区的地理扩展。
中国对任何一个跨国公司来说都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甚至也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政体下的新市场的概念。中国不仅代表着一个迥异的文化，中国还是整个东方文明的起源。法国思想家福柯说过：“在西方理性的普遍性中，有这样一个分割，那就是东方：东方被当作起源，被想象成骇人的一点；由此衍生出乡愁和回忆的允诺。”所有企图将源于西方的东西带到中国来的西方人，在精神上都会有这样一个分割，在西方的社会记忆中：东方尤其是中国始终存在着某种超出西方人理性范围之外的东西。如一个西方诗人所说：“于是只好把他们列为另一领域，编入另一个历史顺序之中，即将他们划归到实际存在但又不可理解却又与我们永远共同生存的一个类别中了。”
东方始终是西方文化体系所不能明确给予位置、无法确定其地位的东西。尽管有新文化运动，有“全盘西化”思潮，有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和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但东西方的“分割”，大历史尺度上的分与合仍是文明的主要脉络。对麦肯锡来说,北京分部的意义与罗马分部、新德里分部、开罗分部、乃至吉隆坡分部的意义必然是大不相同的。在麦肯锡决定将短短几十年间积攒的这样一种一般性的管理知识“放之四海”时，甚至于要“放之”到西方理性的“分割”线之外、“放之”到“另一领域”、“另一个历史顺序”之中时，这种自信甚或是自负是从何而来的呢？
二问表肯锡 知识与管理，形而下与形而上
在麦肯锡，管理被理解为一种技术，按照德鲁克的定义，就是一种将知识应用于人的工作的技术。
在人类历史上，知识被用于人的工作并不是近代的事。在古代中国，可以说知识一开始就全部是关于人的，所有的圣贤经书都是关于政治、伦理和管理的。若没有关于人如何工作的知识，中国的万里长城、都江堰和兵马涌都是难以想象的。德鲁克反复说过一个观点，设计和建造埃及第一座金字塔的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管理者，同理，中国历史上也一直不乏伟大的管理者。但古代中国的管理学与今天人们所理解的“管理科学”是大不一样的。半个世纪前由F.W.泰勒开始的管理革命完全是西方近代知识演变的产物，是在西方文明相继将知识应用于工具、应用于生产过程和产品之后,进一步将人也视同于“器”，并把这种纯粹“形而下”的知识应用于人的结果。而这样一个知识演变过程，也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说的“第一路”，在中国始终没有发生过。
中国文明以“道”为核心,既没有发展出关于“器”的西方式的系统知识，也没有过将人也视为“器”的西方式的理性思维。但中国式的知识中并非没有管理学，只是没有西方的“形而下”的管理学，只有“形而上”的管理学。在麦肯锡决定用它典型的西方式“形而下”管理学来教育从来就不乏“形而上”管理学文化传统的中国企业领导人、来调教一直就习惯于“形而上”管理方式的中国企业员工时，这种认定“形而下”必然优于“形而上”、“器”必然高于“道”的自信甚或是自负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三问麦肯锡 方法与假设，自然与社会
在麦肯锡，其咨询工作有一些成套的信条,这些信条都是用来指导行动的，比如说著名的“以事实为基础、严格的结构化、以假设为导向”的解决问题程序。
显然这是一些方法性的东西，或者称为思维的工具。但凡工具性的东西，都是以一定的假设为前提的，就像必须假设铁钉可以穿入木墙，人们才可以使用锤子一样。麦肯锡的这些解决问题的工具也是以某种假设为前提的，前提成立，方法才有意义，前提不成立，甭管听起来多像那么回事，也是伪知识。麦肯锡所有的所谓解决问题方法，全部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之上，就是假设人的社会行为是可以当作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对象来加以研究的。
显而易见，如果我们在某一个物理实验室的墙壁上见到“以事实为基础、严格的结构化、以假设为导向”这样一个条幅，我们不会感到任何新奇，甚至会觉得很肤浅，因为这句话对任何一个自然科学家来说都是大白话，或者说是废话。从物理实验中确定事实，用形式逻辑将事实之间的关系结构化，然后用某种假设形成理论体系，所有的物理学家都是这样做的。但总有被人类理性对自然的胜利冲昏头脑的人，始终念念不忘要将自然科学的方法扩展应用到对人的行为和人类社会的研究之中。
其实，这种扩展从来就没有真正成功过。因为在人类社会现实中，由于难以获得严格重复的检验过程，所谓的“事实”永远都是流变的，永远都是受观察者影响的；永远都是相对于某一特定知识结构的。如韦伯的名言：每个人所看到的都是他自己的心中之物。因此，麦肯锡所看到的问题从本质上也是麦肯锡自己的“心中之物”，也只是麦肯锡的知识结构和麦肯锡的观察方法中的“事实”，麦肯锡这种将方法论的东西提升为认识论的东西，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人类社会领域，将相对主义的前提去掉认定为普遍主义，其根据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四问麦肯锡 数量与差异，头脑与心灵
据说麦肯锡公司的创始人麦肯锡是一个古板的会计师。麦肯锡开创初期，美国正在经历经济大萧条，大量的企业破产，需要大量的会计事务所去清账，进行资产登记和重组之类的工作。这为麦肯锡应用会计学知识实施管理咨询带来机会，也为数学分析进入管理科学和决策科学敞开了大门。在所谓麦肯锡方法中，数学分析始终占据重要位置，人常常是被冷冰冰的数学处理的对象。
抽象地说，任何一种现象，只要它的某个状态可以表示为在一个坐标系中的“可列点集”，它就是可以用数学来描述的。因此，问题并不是出在复杂的数学方程式上，而是出在坐标系的运用上。数学坐标系就像一个魔镜，凡是置于它的框架内的东西，所有质的方面的差异就全部消失了，只剩下量方面的比较了。经济学在坐标系里把人的心理满足和商品的数量放在一起，管理学在坐标系里把人的劳动和机器的功率放在一起。就这样,在经济学里人变成了算盘，遇事逢人就扒拉算盘珠子；在管理学里人变成了机器，给油通电一天转八个小时。这就是罗素所说的西方人“为效率而效率”的“过剩能量的理性化”。
中国人也很早就发现了数学的先验性，一千年前的邵雍就曾有“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的世界观，但中国文化太早熟，“不待理智条达，就去崇尚那非论理的精神”（梁漱溟语）。正如辜鸿铭所说“像孩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对抽象的科学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在这方面心灵与情感无计可施。事实上，每一件无需心灵和情感参与的事，诸如统计表一类的工作，都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
与偏重于头脑计算的纯西方理性相比，世界上各民族文化中更多的是偏重于心灵的理性。对于偏重于心灵的理性来说，管理的学问更多的是人文的而不是数理的，更多的是情感的而不是理智的，更多的是非线性互动的而不是线性决定论的，更多的是整体的而不是分割的。即使在西方，也有越来越多的管理学家认识到这一点。麦肯锡几十年不变地坚持这种源于头脑的、源于西方理性的、源于拉普拉斯线性决定论的数学方法，这种简单的一般性知识，置其明显的局限性于不顾，这种做法是否有很充足的理由呢？
五问麦肯锡 我们与他者，知识与权力
麦肯锡坚信，无论国别、文化、种族，“管理者的态度存在着高度的相似性”,“管理上有些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普遍适用的”。的确，情况必须是这样，因为整个麦肯锡全球战略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之上的。
据说当代哲学家诺安·库克参加一次关于信息技术的国际会议，面对满会场的技术精英、管理精英和商学院的教授们说：“对我而言，听到这些和知识有关的新鲜东西是非常有趣的，但身为一名哲学家，我得承认，知识作为哲学最关注的话题已经有三千年了。”这个故事与我们助词题类似，我想说的是，麦肯锡上述看似简单的论点，其实涉及到现代性、西方理性、文化变迁等一系列哲学、社会学和文化理论问题,这些问题至少也已经持续争论了数百年,而且仍了无结果。凡读过福柯、哈贝马斯、吉登斯、利奥塔的人都会知道这一点，起源于17世纪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和西方普遍主义，从来就没有能够证明过自身的合法性。而西方管理学也是西方理性“宏大叙事”的一部分，用后现代的观点看，它也是依靠自身的叙事来证明自身的合法的。
重要的是，在西方理性以“我们”的名义宣布普遍的人类历史时，同时也就意味着要把非西方的（或者说非盎格鲁-美利坚的)“他者”变成“我们”的一部分，意味着“他者”必须接受“我们”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这就是利奥塔所说的知识的“恐怖”和“专制”。整个非西方世界近300 年来相继接受了启蒙运动关于人性解放、唯心主义哲学关于精神目的论、历史主义关于意义阐释等“宏大叙事”，现在仍在继续接受着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全套改造。
福柯说：“不存在任何没有相关知识领域之构造的权力关系，也不存在任何不同时以权力关系为先决条件并构造出权力关系的知识。”知识与权力永远都是相伴生的,人们在接受某种知识的同时也使自己处于了某种权力关系之中，或者说成为了“说者”的话语权力的支配对象。当麦肯锡在传授它的知识的同时，麦肯锡也就确立了它与“听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是这样规定的：你给我一大笔钱，使我获得对你的话语权，用我的话语来改造你自己。对于这样一个关于麦肯锡知识-权力共同体的后现代透视，麦肯锡是否认同呢？
六问表肯锡 普遍与具体，知识与价值
麦肯锡出售知识，就是说麦肯锡的利润来源于它的知识对客户的价值。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麦肯锡的知识的普遍意义的价值，二是麦肯锡的知识对具体客户的价值，麦肯锡所获利润的大小即取决于这两个价值的大小。
现代观点认为，所有的人类知识都只是局部的、具体的，所谓的普遍知识实际上是建立在“主体间性”之上的，即有多大规模的社会成员愿意共享该局部知识,而知识获得“主体间性”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交往或“社会博弈”的过程。如果将现代教育和话语权力等因素考虑进知识获得“主体间性”的“社会博弈”过程中，普遍的知识也就难免成了社会权力的产物了。
源于西方商学院的MBA是一种典型的知识-权力式的教育，人们可以认为全世界所有的MBA毕业生都是一样的,他们的种族、文化背景甚至初始的知识传统都不再重要了，他们被塑造成服从同一经济学假设的经济人和具有同一知识结构的“经理人”。麦肯锡的项目经理绝大多数都是MBA,由此确保了麦肯锡的知识在麦肯锡内部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得“主体间性”，同时麦肯锡为客户提供咨询的过程也就是麦肯锡的知识与客户的知识的一场“社会博弈”过程，也就是麦肯锡将内部的“主体间性”扩展到麦肯锡与客户之间的过程。当然，麦肯锡对客户预设的权力关系加上MBA的全球化,这场博弈的最终结果不言而喻，具体到中国也就是中国企业的“麦肯锡化”。这就是麦肯锡所谓“由于中国没有相对成熟的职业经理人阶层，企业管理的自我改进能力比较弱，所以，几乎所有中国企业都需要管理咨询。”的含义。
麦肯锡的成功几乎是可以确保的，因为它在为客户提供咨询的同时也在建立着麦肯锡与客户之间的“主体间性”。打个比方，一个电气工程师也照样可以给活人看病，因为他可以把活人干脆改造成机器人，然后再得心应手地应用他的电路知识。
麦肯锡的利润也几乎是可以确保的，因为客户的“麦肯锡化”将进一步突出麦肯锡的知识对客户的价值。打同样的比方，普通病人与医生之间关于感冒的知识差距是不大的，但机器人与工程师之间关于集成电路的知识差距必然是巨大的。在麦肯锡，这个知识差距的标价是：每小时200美元。
对于这样一个关于麦肯锡知识－价值关系的知识学透视，麦肯锡是否认同呢？
如果麦肯锡的高价“处方”真是“苦口良药”,为的是中国企业WTO之后与国际大牌企业竞争，我们真的敢指望作为美国企业的麦肯锡能够帮助中国企业增强竞争力以打败它们的“同乡”们吗?真的敢指望几个留洋回来的中国MBA学生能有横贯中西文化百家大成、纵览东西文明千年大势的大智慧吗？真的敢指望在全球化的权力重新分配中，靠麦肯锡的洋咨询能使中国企业处于有利地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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