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七大能否结束一段历史 [杜平] (2007-10-12) 中国现状的复杂程度，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从繁华的都市到贫困的乡村，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文化，从民生到环境，凡是19世纪以来西方发达社会所出现的几乎所有现象，在今日中国都能同时看到。
换言之，在中国13亿人口当中，尽管有一部分人“与时俱进”，双脚已经踏进21世纪，但还有一部分人却生活在20世纪，甚至停留在19世纪。不只是相互之间的生活方式差别很大，而且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精神状态上，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如此地自相矛盾，甚至五步之遥就能看到反差，这样的国家应该如何管理？
历史包袱不堪重负
可以这么说，由于中国发展现状极其特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成功经验，可以帮助中国解决当前的所有问题，因为中国目前所要应付的挑战，是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两百年里所遇困难的总和：工业化转型初期的经济混乱状态，资本主义崛起之初给政治管理者带来的挑战，社会两极分化导致尖锐的阶级对立，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赶不上社会变迁的步伐等等，这些具有根本性的问题在发达社会都已基本成为过去，但在中国却是活生生的现实。
若把美国作为参照，就能更清楚地看出中国之难。布什总统的治国智慧和能力虽然有所不济，但他所拥有的国家体制，可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按照既定轨道运行。这是美国开国以来的历代政治家所做出的功德无量的伟大贡献，也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最佳写照。
而胡锦涛及其团队所面对的，却是反差极大而又彼此对抗的新旧两个中国。不只是新问题千头万绪，各种老问题更是堆积如山。中国在一代人时间里所要肩负的历史重担，相当于百多年以来美国几十届政府共同铸造的伟业。
中国社会的进步为什么如此缓慢？为什么历史的沉疴不断淤积而少人问津？历史家们也许有更好的答案，但笔者还是要不揣冒昧地指出：数百年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之所以一直落后于人，原因在于每个时代的当政者都没有尽到应尽之责，都不敢或者无心面对自己所应该解决的问题，反而是一代又一代传之不断，永远指望子孙后代替他们了结。
中国历朝历代，所有统治者几乎都曾发誓要立千秋之业，泽被于后世。可是实际上，多数统治者只有近忧而无远虑，只图眼前之功而无长远之计，不愿对历史负责，不愿为后人分忧和铺路，甚至作出自我牺牲。为什么中国每一个时期的当政者都是如此地不堪重负和举步维艰？为什么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还在为千百年前的问题所困扰？为什么现代中国人还要重复承受着前几代人就已经遭遇过的苦闷、挫折和失望？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过去的统治者把方便留给了自己，把困难留给了下一代。
政治改革搁置太久
自清朝末年开始，宪政思想就已经渗入中国，政治改革本可从那时就已启动。但是，此后百多年以来，宪政体制这个真正攸关千秋大业的根本问题，却一直原封不动，至今依然束之高阁。从辛亥革命、国民政府、“五四运动”及至共产党执政，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之所以从未间断过，就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本质上一直处于未定之态，不能给人以稳如磐石之感。中国历史的进步是如此缓慢，社会稳定也显得脆弱不堪，这是近代以来所有当政者都应负起的责任。
今天，虽然中国的经济之足在欢蹦乱跳，但整个社会依然在独脚跛行。现代政治文明，包括民主体制、言论自由和博爱精神，基本上还停留在“五四”时期的痛苦呐喊阶段。中国人究竟是否应该有民主、自由和博爱的权利？从国民党到共产党，当权者都曾信誓旦旦。但时至今日，对绝大多数人口而言，所谓民主、自由和博爱，不是极度奢侈的“奢侈品”，就是极度危险的“危险品”。总之是百年求索，得之无门。
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直到社会主义，中国文化的基因里从来就不缺少博爱的政治理想，但由于大多数人没有说话的权利和自由，“博爱”终究都变成了少数当权者的自爱和自恋。胡锦涛担任中共总书记以来，最令人刮目相看的地方，就在于对这种自爱、自恋心理及其衍生的“三个代表”，替之以具有博爱精神的“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是中共十七大召开之际，世界舆论对胡锦涛过去五年的政绩给予积极评价的原因。
但是，中国政治文明的落伍现状已经持续得太久，不只是与民众的愿望相差太远，与自身的经济实力很不相称，而且更阻碍了社会健康发展的进程，制约了更多承担全球责任的能力。过去，中国当政者以种种理由和借口来拖延政治改革，但现在这些理由和借口不再具有说服力。若要避免政治文明的进程蹉跎不休，那就必须从现在做起，结束一段旧历史，开启一个新时代。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 
收藏
分享
有用
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