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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善·错乱·乌托邦——点评成君忆的《渔夫与管理学》
■ 于加朋（ktell@163.con">oktell@163.con）
成君忆先生可是当今中国管理学界的热门人物，据说他的《水煮三国》创造了中国本土管理类著作的销量奇迹。这回他的《渔夫与管理学》又被隆重推出，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2005年8月第一版。该书封面说他 “再‘煮’海明威，评说东西文化，感悟管理真谛”。既是“感悟管理真谛”，于加朋就把《渔夫与管理学》一书从头读到尾，逐字逐句地读，惟恐不能“感悟管理真谛”。仔细读完该书后，不但没能“感悟管理真谛”，反而发现该书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伪善、颠三倒四的错乱和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下面于加朋就把这些伪善、错乱和乌托邦的代表加以罗列和分析。
一、成君忆先生在《渔夫与管理学》中大谈“爱”，大谈“快乐”，大谈“放下自我”。在该书的前言中他还特意向读者强调，对此书“不要批判，要发现。批判者往往无法发现真理，批判者往往只能自以为是，批判者往往只能固步自封……”可是他对82岁的物理大师杨振宁教授与28岁的女孩翁帆的婚恋却是相当地刻薄、相当地自以为是。在该书的第83页提到，杨振宁曾面对媒体形容这个女孩是“上帝恩赐的最后礼物”。于是，成君忆先生抓住这句话不放，严厉地质问“难道上帝会做这种缺德事吗？”瞧瞧，连“缺德”都出来了！然后成君忆先生断言“他似乎并没有爱她，他关心的不是她，他关心的是他自己。他把她视作一件礼物，却没有关心她的感受。”瞧瞧吧，成君忆先生的联想是多么的“敏锐”，是多么的“丰富”，堪比追求八卦新闻的小报记者。杨振宁娶翁帆为妻，杨振宁一句普通的表白，成君忆先生居然能轻易地代表上帝作出“缺德”的判断，还急不可耐地抛出“他似乎并没有爱她，他关心的不是她，他关心的是他自己”的判断。见过刻薄的，可没见过这么刻薄的。
成君忆先生对杨振宁和翁帆的婚恋是那样地缺乏理解，缺乏包容，近乎到了冷酷的地步。该书第83页最后有这样一段话：“直到现在，我们还无法得知这对新昏夫妇之间更多的情感内幕。直道现在，那个女孩还在逃避记者们的质询。如果她是快乐的，她就会有许多爱的感悟。如果她是幸福的，她就会把她的幸福告诉所有关心她的人。她在逃避什么呢？”既然成君忆先生承认“无法得知这对新婚夫妇之间更多的情感内幕”，那就请不要乱讲话了。由于世俗的偏见、压力，杨振宁和翁帆的婚恋所受到的干扰可想而知，翁帆躲避记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多数人对杨振宁和翁帆的婚恋仅仅是出于好奇的关注，并非真正的关心，翁帆没有义务把她的幸福告诉那么多不相干的人。
成君忆先生，你为什么非要拿杨振宁和翁帆的婚恋说事呢？你为什么不能深深地祝福他们呢？你为什么非要自以为是地代表上帝作出“缺德”的判断呢？你是上帝吗？你的“爱”在哪里？你的“快乐”在哪里？你“放下自我”了吗？
在《渔夫与管理学》的第187页，提到了苏东坡与佛印谈论佛法的事，借用苏小妹的总结是：“每个人看到的外在事物的形象，其实都是他内心的投射啊！”正所谓“心中有佛，所见皆佛。心中有粪，所见皆粪。”成君忆先生，对于你所谓的“爱”，对于你所谓的“快乐”，对于你所谓的“放下自我”，再看看你对杨振宁和翁帆的婚恋的态度，我只能说两个字——伪善。
二、比起似是而非的伪善，成君忆先生在《渔夫与管理学》中所展现的颠三倒四的错乱更是令人咋舌。
1、《渔夫与管理学》第237页有如下两段文字：
“在当代中国人的心目中，火烧圆明园是一段屈辱的历史，圆明园的存在也成了一个巨大的国耻。按说，既然一个巨大的耻辱，就应该忘记它吧，但是，他们偏不，他们一定要强调这种耻辱，并满怀着这种耻辱生活。”
“让我们谴责当年的强盗吧，也让我们谴责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嗜血成性的英雄。我们不能一边谴责暴力，又崇尚暴力。当然，最好的选择是让我们忘记暴力。”
成君忆先生的是非观真令于加朋不可思义。对于曾经遭受的耻辱，就“应该忘记”吗？对于曾经遭受的暴力，最好的选择是“让我们忘记”吗？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施加的暴力就应该“让我们忘记”吗？南京大屠杀这种暴力应该“让我们忘记”吗？日本731细菌部队的暴力应该“让我们忘记”吗？列宁早有警示——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如果我们过去曾遭受屈辱，我们就不应该忘记这些屈辱！如果过去我们曾遭受暴力，我们就不应该忘记这些曾给我们带来痛苦的暴力！记住这些屈辱，记住这些暴力，目的是不要让这样的历史重演。
2、《渔夫与管理学》第235页有如下一段文字：
“秦始皇是一个笑话，曹操是一个笑话，成吉思汗是一个笑话，可现代文化非要说他们是英雄。所以，现代文化是一个更大的笑话。”
秦始皇、曹操、成吉思汗作为曾经存在的历史人物，曾经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或许有“笑话”的一面，或许也有英雄的一面，但若把他们完全归入“笑话”而彻底否定其它评价，未免太武断。就说秦始皇，虽有残暴的一面，但毕竟是他一手推动了中华文明史上文字的统一。统一的文字对中华文明的传播、延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直到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汉字也是2200多年前秦人文字（小篆）的延续。当然，成君忆先生完成《渔夫与管理学》等一系列个人著作所使用的文字也正是这种文字。
3、《渔夫与管理学》第233页有如下一段文字：
“管理学也是如此。你不需要学习很多知识，也不需要逻辑推理。只有那些不能感悟的人才需要不断地学习和逻辑推理。你需要的只是感悟。”
这可真是惊世骇俗的观点！成君忆先生把对管理学的“感悟”同“不断地学习和逻辑推理”完全对立起来，如真有这样的“感悟”，我宁可不要这样的“感悟”。成君忆先生为了推广他的“管理真谛”，极力回避“不断地学习和逻辑推理”，他是厌恶“不断地学习和逻辑推理”呢？还是害怕“不断地学习和逻辑推理”呢？虽说符合逻辑未必一定正确，但违反逻辑则一定错误。
4、《渔夫与管理学》第209页有如下一句话：
“古代的中国人说，管理意味着服务。现代的美国人说，管理意味着控制。”
于加朋倒要请问成君忆先生，古代的哪一位中国人说过“管理意味着服务”？我料定没有。“服务”一词是纯粹的日本语，近代才传到中国，逐渐成为现代汉语的外来词。所以，古代的中国人不可能说出“管理意味着服务”这样的话。古代中国不但没有“服务”这个词语，也没有“服务”的观念。与“服务”意义有些相近的词语是“伺候”。“伺候”指的是地位较低者对地位较高者的一种行为，而“服务”却是指地位平等者之间的一种行为。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划分森严无比，历史车轮就是饶着统治阶层的内部斗争以及统治阶层对底层社会的严厉控制来转动，哪能找到一丝一毫的“服务”？还是鲁迅厉害，在那篇著名的《狂人日记》里，把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总结成“吃人”，成君忆先生却来了个“服务”，岂不好笑？成君忆先生恰恰说反了，传统上中国人把管理深深地打上了“控制”的烙印，而正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人首先发现了“服务”对管理的价值。
5、《渔夫与管理学》第201页有如下一段文字：
“真理的存在不需要逻辑推理来证明，它需要你的感悟。”
“真理的存在不需要逻辑推理来证明”？这更是惊世骇俗的观点！难道“地心说”就不需要逻辑推理来证明？难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不需要逻辑推理来证明？警察侦破案件就不需要逻辑推理而用“感悟”？律师的陈述就不需要逻辑推理而用感悟？看来，成君忆先生和“逻辑推理”有着刻骨的仇恨！的确，他的《渔夫与管理学》就是经不起起码的“逻辑推理”。瞧吧，下面还有呢。
6、《渔夫与管理学》第199页有如下一段文字：
“从表面上看，王阳明似乎去世了，但他的生命并没有消失，而是用另一种形式存在着。尽管现在的科学家还无法解释这种神奇的生命现象，但未来的科学一定会发现其中的真相。”
王阳明早已死去四百多年，可成君忆先生的“领悟”却是“从表面上看，王阳明似乎去世了，但他的生命并没有消失，而是用另一种形式存在着。”——这仅仅是成君忆先生的“领悟”，与科学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从科学上讲，王阳明就是死掉了。本来也没见哪位科学家承认过所谓这种“神奇的生命现象”，也没见哪位科学家对所谓这种“神奇的生命现象”有过哪怕一丝一毫的兴趣，更谈不上“未来的科学一定会发现其中的真相”其实，按照成君忆先生的说法，所谓“真相”是“不需要逻辑推理来证明”的，要靠“领悟”，何必还要“屈尊”指望“科学”来发现呢？成君忆先生的语言越来越具有前些年那些“气功大师”的风格。
7、《渔夫与管理学》第198页有如下一句话：
“孔子很早就警告过人类，他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哈哈，大大的笑话出现了！孔子什么时候说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是有人说过，但肯定不是孔子。根据可以考证的资料，中国历史上首位提出利己思想的人是杨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凸显典型的利己思想，这一说法的出现，肯定不会早于杨朱，而杨朱是在孔子死后才出生。因此，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强加于孔子名下，实在荒唐。况且，这一主张与孔子的“利他”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格格不入呀！成君忆先生作为“潜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该书前言），居然还会犯下这种最基本的常识性错误，真是让人费解。就算成君忆先生看不上“逻辑推理”，也不至于这样歪曲事实吧！
8、《渔夫与管理学》第175页有如下一段文字：
“中国人似乎比西方人更能理解上帝的意义，他们所说的上帝，其实就是老子所说的‘道’”
把“上帝”和“道”划上等号，按照起码的治学标准来看，真是富于想象力的荒唐！西方人的“上帝”是超越一切世俗力量、超越一切自然规律的神，代表至高无上、永恒、终极抽象，是供人们信仰、崇拜的对象。对“上帝”的信仰和崇拜，使西方人逐渐形成了人性本恶、人人平等的观念，逐渐产生了基于约束人的恶行的法律和信守约定的观念（摩西与上帝约定“十戒”）。这些大大推动了西方最先创造现代文明必不可少的成熟的社会结构，我们中国如今也无法回避这种社会结构，而且还在不断成熟中。老子所说的“道”有这种“功效”吗？需要指明的是，老子所说的“道”根本就不是让人们去崇拜、去信仰的神，仅仅是一种哲学观。从古到今，中国有的只是信仰的形式，即表面上中国人什么都可以信，也说明什么都不信，或什么都迷信。中国人俗话说“闲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充分反映了中国人的信仰心态。黎鸣先生在《中国人性分析报告》中说得很到位：中国人是一个没有信仰精神的民族。象我们中国人这样一个缺乏信仰精神的民族，怎么可能“比西方人更能理解上帝的意义”？这真是一个荒唐透顶的笑话。
9、《渔夫与管理学》第231页有如下一段文字：
“但是，当欧洲人相信上帝死了的时候，他们开始变得疯狂了起来。他们自以为是，狂妄自大，像疯牛病一样到处耀武扬威。于是，疯牛病立即传染到了整个人类。美国，日本，至今都是疯牛病肆虐的国度。”
要说“自以为是，狂妄自大”，恐怕我们自己的先人“义和团”也是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当年“义和团”相信自己可以刀枪不入，以为用土制武器、身体和巫术就可以对抗“疯狂”的洋人的坚枪利炮，结果还不是以惨败收场，还害得全国老百姓都赔了银子。但是成君忆先生煞有介事地硬把欧洲人的“疯狂”和“疯牛病”扯上关系，没有丝毫的幽默，也不可笑，只让人觉得做作。到底是谁“疯”了？
三、成君忆先生在《渔夫与管理学》中所展现的想象力，有足够的创意，也有足够的勇气，只是缺乏最基本的思考，没有丝毫的现实意义，只能沦落为乌托邦式的幻想。在《渔夫与管理学》的第218页有下面一句话：
如果中国能够梦回唐宋，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搞市场经济，中国必定能够恢复世界第一强国的兴盛状态。
让中国“恢复世界第一强国的兴盛状态”，这个愿望当然够撩人，撩我们中国人。可是问题在于怎样恢复？成君忆先生的“秘方”居然是“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搞市场经济”。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成君忆先生的这个“秘方”到底是否可行。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也是一种专制文化，倡导知足、安命，缺乏进取性，也是一种保守文化，与倡导平等、自由、人权、民主、法制、科学乃至积极进取的精神等等这些不可违抗的国际大趋势背道而驰，而所有的这一切恰恰是市场经济所必须的“营养”。因此，对市场经济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片土壤本身就属“营养不良”，在这片土壤里不可能产生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纯粹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是在西方文化的土壤中萌芽、生长乃至壮大的。西方文化这片土壤中有市场经济所必需的营养，这些营养恰恰就是平等、自由、人权、民主、法制、科学乃至积极进取的精神等等这些不可违抗的国际大趋势。
我们中国搞市场经济，就要与国际接轨，就要遵守国际规则，专制的、保守的、缺乏进取精神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何与国际接轨？
“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定少不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吧。如搞“君君臣臣”那一套，难到还要在中国恢复君主制？还要再搞出个“中国皇帝”吗？就当前的中国，这现实吗？！
很明显，“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搞市场经济”这种“秘方”只能把市场经济彻底搞砸，彻底搞垮！成君忆先生居然还想用如此荒唐的“秘方”使中国“恢复世界第一强国的兴盛状态”，还想“梦回唐宋”，我只能说这是乌托邦式的幻想，永远只能停留在梦中！
前面于加朋曾提到，《渔夫与管理学》第237页说“最好的选择是让我们忘记暴力”，而就在同一页还说“市场竞争就是一场暴力的角逐”。照此逻辑，就是要“忘记”“市场竞争”，就是要避免“市场竞争”。既然要“搞市场经济”，必然就有“市场竞争”，我们该如何“忘记”？我们该如何避免？逻辑上说不通嘛，又是错乱，简直错乱到家了！□（作者：于加朋，ktell@163.com">oktell@163.com)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7 12:50:30编辑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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