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笔下多变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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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当大部分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时候，郭沫若却以革命者的身份过关斩将，一路高歌猛进，这种待遇，在文艺界是比较少见的。
　　
　　革命者的身份，给郭沫若带来巨大荣誉的同时，也成为他的沉重负担。为了对得起这个身份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地位，他需要做很多迎合之举，这也导致他的学术观点左右摇摆，变化不定，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他对秦始皇的态度。
　　
　　“从此中华绝帝王”
　　
　　郭沫若历来都是否定秦始皇的。他创作于20世纪20年代的散文《大地的号》，长诗《我想起了陈胜、吴广》，都是借秦始皇之名批判现实中的统治者。
　　
　　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又对秦始皇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当时，国民党在国统区搞“白色恐怖”，郭沫若和夏衍等人的160余种剧本被列入“取缔剧本一览表”中，不得出版，也不得演出，他的一举一动也受到特务的监视。潘孑农在《<屈原>的演出及其他》一文中提到，受到钳制的郭沫若曾气愤地跟友人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文禁愈严，总是灭亡之期愈近。”作为反击，郭沫若写下了《吕不韦与秦王政批判》，借批判秦始皇专政之名，大骂蒋介石。
　　
　　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借吕不韦与秦始皇的对立，揭示了民本主义和专制独裁的水火不容：“吕氏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而秦始皇则是：天下，一人之天下也，非天下之天下也。他要一世至万世为君，使中国永远是嬴姓的中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让任何人有说话的余地”。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同样遭到郭沫若的严厉批判，因为“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
　　
　　此时的郭沫若意气风发。唐弢在《回忆·书简·散记》一书中说，郭沫若在蒋介石的屠刀下并没有屈服，依然振臂高呼：“书是禁不完的，儒是坑不尽的，秦始皇是快死的。”为了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竟然让戏里的主人公高渐离公然呵斥秦始皇：“如今天下的人都是和我同谋的，天下的人都愿意除掉你这个暴君，除掉你这个魔鬼……”
　　
　　相对于李公仆和闻一多，郭沫若幸运得多，他并未因此丢掉性命。
　　
　　1948年底，郭沫若应中共邀请，从香港回到大陆，共商开国大计。他与翦伯赞一行抵达东北解放区首府沈阳，受到中共的热情款待。在为他们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上，郭沫若放声朗诵了自己写的一首诗：“我来仿佛归故乡，此日中行亦似狂”，“于今北国成灵琐，从此中华绝帝王”。
　　
　　郭沫若原本以为，秦始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没想到他的偶像毛泽东却十分钟情秦始皇。
　　
　　进步文化界的旗手
　　
　　1938年夏，周恩来曾向党中央建议，以郭沫若作为进步文化界的旗手，以利于党在文化战线的斗争。当时，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共领袖，他对郭沫若的评价也很高，两人私交也很好，毕竟，能够和毛泽东诗词唱和的，除了郭沫若，大概也找不出其他人了。1945年8月，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重庆谈判时，曾多次接见郭沫若，第三次会面时，郭沫若看到毛泽东从衣袋里掏出一块老怀表看时间，太不方便，便取下自己手上的欧米茄手表，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收下了，后来经历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时期，他一直戴着这块手表，虽然表盘、表蒙和表带都更换过，仍然舍不得丢。毛泽东去世后，这块表就陈列在毛泽东纪念堂。
　　
　　对于郭沫若的特殊作用，毛泽东也了然于胸。
　　
　　194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申年，300年前的甲申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王朝相继消亡，一个是明朝，另一个是李自成领导的大顺王朝。如果说明朝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那么由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政权在全面胜利的情况下刚刚建立就宣告败亡，的确值得深思。正是出于这一考虑，郭沫若写出了《甲申三百年祭》，并在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死难之期的3月19日，开始在《新华日报》上分四期连载。
　　
　　文章一经发表就引发轰动，并遭到国民党御用文人的围攻。但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看后十分推崇，并把它当成全党的整风文件，在给郭沫若的信中，毛泽东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毛泽东显然把郭沫若的史论当成了革命的镜子。有了这层关系，郭沫若虽知道毛泽东喜欢秦始皇，也没为自己骂过秦始皇的事感到不安，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却被这件事搅得心神不宁。
　　
　　“劝君少骂秦始皇”
　　
　　事情起因于范文澜的一篇文章。
　　
　　1958年5月，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有人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毛泽东立即驳斥道：“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听者大笑，郭沫若的神经却紧张起来。
　　
　　1959年，在《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郭沫若开始修正自己对秦始皇的态度：“历史上有不少人物是应该肯定的。但其中有些人还受到歪曲，应该替他们翻案。殷纣王，秦始皇和最近正在讨论的曹操，都是。”还说“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杰出人物”。
　　
　　对于之前猛烈批判过的焚书坑儒，郭沫若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读〈随园诗话〉札记》中也做了修改：“然始皇焚书并不多，书多藏在官家，民间欲学书者可就官家学习，此犹今之图书馆也”。更牵强的是，郭沫若还说：“故始皇毁兵，在中国为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之过渡。且毁兵器而为钟锯，不更有偃武修文，卖刀买牛之意耶？”为了和领袖保持一致，郭沫若把“普天四海大烧其书”说成是办图书馆，把“收天下之兵”说成“偃武修文”，可谓是煞费苦心。
　　
　　郭沫若的主动配合换来了“要保护郭老”的最高指示，在历次运动中基本上有惊无险，但是到了“文革”末期，他还是没能迈过这首坎。让他倒霉的，依旧是那个秦始皇。
　　
　　林彪集团在《571工程纪要》中，攻击毛泽东是“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毛泽东非常不满，这种不满最终扩散到郭沫若的身上。1973年7月，毛泽东在召见王洪文、张春桥时，这样说郭沫若：“郭老在《十批判书》里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毛泽东还写了首打油诗调侃郭沫若，其中一句“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这让郭沫若大惊失色，因为1966年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吴晗和翦伯赞时，是这样说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吴翦的下场郭沫若看得很清楚，他的压力可想而知。
　　
　　接着，毛泽东在8月5日接见江青时，又让她手记了一首写给郭沫若的七律诗，诗的第一句就是“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结果，在1974年1月举行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两次把82岁高龄的郭沫若叫了起来，当场宣读了毛泽东写的两首批郭诗。年老体弱的郭沫若因惊吓过度，没多久就突发肺炎，住进了医院。
　　
　　郭沫若在医院寝食难安，还是毛泽东的一个举动，最终让他放下心来。毛泽东曾派人到医院探望郭沫若，顺便向他索要《读〈随园诗话〉札记》。郭沫若心里明白，他的书无论是大字本还是小字本，毛泽东那里都有，现在向他要，实际上是一种示好的举动，思想上的包袱一旦放下，身体自然就转危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