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目前发生严重通胀的充要条件是政府崩溃

会飞的猫

目前发生严重通胀的充要条件是政府崩溃

 

 

　　经济危机之下，全球政府都在拼命放松货币政策，以期帮助经济快速复苏。在美国，去年12月美联储便开始实施零利率，今年三月又宣布将通过直接购买债券，甚至包括国债的方式，向市场直接注入资金；在中国，在政府的鼓动或者强迫下，商业银行们在一季度的放贷居然创造了历史新高，达到了惊人的4.58万亿。于是市场又开始担忧通胀了，甚至有人开始押注，国际商品市场、全球的股市近阶段均开始走高。然而，严重宽松的货币政策一定导致严重的通胀吗？根据我们的研究，回答是“NO”。

　　一般情况下，中央银行的货币宽松能否导致通胀，关键因素在于货币传到机制是否有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央银行的新增货币能否最终转化为真实的市场购买力；二是商业银行体统的货币创造能力有多强，这决定货币乘数有多大，即商业银行系统能够将中央银行增发的货币最终放大多少倍。

　　真实的市场购买力由消费购买力和投资购买力组成，消费购买力取决于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则主要取决于消费者当前的收入水平及未来收入预期；投资购买力取决于投资需求，投资需求则取决于企业当前的盈利水平以及未来盈利预期。如果消费者当前收入在增长，而且预期未来还会增长，则消费购买力有扩大倾向，消费信贷便会增长；如果企业当前盈利在增长，而且预期未来还会增长，则企业投资购买力有扩大倾向，企业信贷便会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增发货币，便能够很顺利地最终转化为真实的市场购买力。相反，如果消费者收入水平和收入预期很低，企业的盈利水平和盈利预期和很低，市场的借贷意愿就很低，央行增发的货币也就很难转化为最终的市场购买力。也就是说，中央银行的新增货币能否最终转化为市场购买力，取决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收入预期和企业的盈利水平、盈利预期。

　　商业银行系统的货币创造能力大小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商业银行的放宽意愿，二是市场（消费者、企业）的借款意愿。商业银行的放款意愿取决于其对市场偿债风险的判断，对消费信贷而言，偿债风险决定因素是消费者现在收入水平和预期未来收入水平；对企业信贷而言，偿债风险的决定因素是现在盈利水平和预期未来收入水平。上文已经分析，市场借款意愿也是取决于这些因素。也就说，商业银行系统的货币创造能力大小最终也是取决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收入预期和企业的盈利水平、盈利预期。

　　所以，要判断目前全球的货币增发能否导致严重的通胀，只须看：消费者当前收入水平是否增长、消费者未来收入预期是否会增长、企业当前盈利是否在增长、企业未来盈利预期是否会增长。在经济危机的冲击小，目前全球企业的总体盈利水平已经教去年有很大的降低，这导致全球消费者的总体收入水平也教去年有所降低，甚至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所以，关键就要看消费者和企业对未来的预期了，它们将取决于经济危机的走势。当前这场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供给远远超越消费需求，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市场的预期将取决于全球供给和需求失衡的改善程度。根据我们的研究，当前的全球供需失衡是全球经济、社会及意识形态三个层面领域30年积累的结果，短期内难以消除。目前，市场的预期随各国经济救助政策的力度逐渐加大而出现乐观倾向。这不会持续，从根本上来说，当前的救助政策非但无助于全球供需失衡的改善，而且有强化这一矛盾的倾向，因为各国的财政支出都是投资导向的，这会增加供给，而不是减少。目前尚难以看到经济何时能够复苏。所以结论是，尽管各国在大力增发货币，但严重通胀尚不在视野之中。

　　以上分析的是一般情况。如果，一种特殊的极端情况出现，严重的通胀是一定会出现的，那就是市场对货币完全失去信任。什么时候市场会对货币完全失去信任，答案是当且仅当他们对发行货币的政府完全失去信任时。这个时候政府已经或即将崩溃了。历史有两个典型的此类例子，一个是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另一个是被一战巨额的战争赔款压垮的德国魏玛政府倒闭前。总结起来这时的政府具备两个特征，一是，无能；二是恶意。无能是财务能力无法继续支撑局面，他唯一能做的就剩下印钞票了，魏玛政府在这一点上很明显；恶意是有意搜刮老百姓，意欲逃离大陆的国民党政府在这一点上表现的很明显。当市场对货币失信时，处于避险的目的，他们会拼命将货币换成商品，这时央行增发的货币也很容易转化为实际的市场购买力，因为没有人愿意持有了。

　　显然，从目前的情况看，主要经济体的政府距离“无能”和“恶意”的要求还非常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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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本质

 

按：本文写于2005年12月。

 

　　一般认为，改革就是改变以“计划”配置资源的状态，建立以“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改革也有另外的几种表达方式，如“经济转型”、“经济转轨”等。当前，对改革存在两种较为知名的理论解释：张五常的（张五常《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集》）和科尔耐的（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张五常认为，人类历史上存在三种社会资源分配制度：第一种按社会等级权力（特权）分配；第二种按价格标准（个人财富，钱）分配；第三种界于两者之间（钱权勾结）。价格配置资源的标准的效率优于包括权力在内的任何别资源配置标准，因为这种制度的交易成本最小。计划经济是从“权力”或“特权”为标准而进行资源配置的，这种标准的交易费用是巨大的，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所以，应该以“价格”标准替代“权力”标准，这就是改革或“经济转型”。科尔耐对不同转型期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表现作出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转型国家一般采用两种战略：战略A和战略B。采用战略A的国家更注重经济增长，更忽略其它基础制度的改进，如法律、政治；采用战略B的国家不仅注重经济增长，而注重基础制度的优化。显然，相对于战略B，战略A就像是再沙滩上建设大厦，是非常脆弱的。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诺奖获得者斯诺教授也试图对人类社会的制度变迁作出解释分析，可惜的是，由于其分析框架依然是基于新古典的，所以，“改革”这一人类社会重大课题压根未能进入其研究视野。

　　以上的对改革的定义和解释，的确能为我们理解改革提供相当的启发，但无论说 “计划经济”是一种按权力配置资源的方式，还是总结出战略A、B，这都更多的是对现象的描述，而不是深入深刻的分析。没有深入深刻的分析，我们就无法探寻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和方法政策。换句话说，我们依赖不是深入深刻分析的“理论”，所制定的解决方案和方法政策，必定是操作性不强的、危险的、脆弱的。遗憾的是，我们的改革的确已经依赖过和正在依赖着很多这样的方法和政策来指导。这正是当前我们所面临的改革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形成的根源，如国有资产流失、贪污腐败、贫富差距等，而不是所谓的“改革不到位”。中国和俄罗斯的“转型”经历都证明，指导改革的方法和政策是有问题的，而这些方法政策的理论基础便是西方经济理论。换句话说，西方经济理论不足以承载指导“经济转型”这样的的艰巨重任，尤其是对中国、俄罗斯这样历史悠久和规模庞大的国家。这是因为西方经济理论是诞生于欧洲的“经济转型”基本完成之后，它是在资本主义或者说市场经济的基础框架已经初步形成的框架之下展开的。“经济转型”是西方经济理论的基本前提假设，而非研究对象。资本主义并非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指导下而诞生的。相反，《国富论》是在资本主义的背景下而创作的，它只是理清总结了一些资本主义原则，加速了资本主义的进程。

　　所以，要深刻理解改革，我们必须创建崭新的理论，这一理论不仅解释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转型，还要解释西方的“经济转型”，即解释亚当斯密未曾解释的东西，解释《国富论》创作之前欧洲所发生的事情。改革固然是改变“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的关键是承载“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是什么？而承载“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又是什么？为什么转型？要理解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把“改革”放到整个人类历史的演进框架下进行审视。就中国来讲，我们“改革”的真正起点应该是1840年，而非1978年。1840年的所有历史事件都是中国主动或者被动，有意或无意为“转型”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以及“文化大革命”直至当前的“经济改革”，这种转型实质是从自春秋战国时所形成的制度基础向现代社会制度基础的转型，中国的“转型”是在英国的炮火强迫下才开始的。而西方的转型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及至后来的启蒙运动，西方的经济转型相对于中国、俄罗斯是自发的，主动的，西方的经济转型实质上是从自古希腊到古罗马帝国建立这段时期所形成的封建儒教制度基础向现社会基础转变。也就是说，西方像中国一样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转型历程，一个“改革”的过程，不同的是，它比中国早了300多年，它的改革对象是“基督教制度基础”，而中国的改革对象则是“封建儒教制度基础”。
　　现在的问题是，西方的基督教基础制度是什么？中国的封建儒教制度基础又是什么？现代社会制度基础又是什么？人类为什么要建立基督教制度、封建制度？又为什么要否定先前设立的制度基础？这背后是否存在一个逻辑基础？这个逻辑又是什么？

　　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一种新的诠释人类历史演进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叫人类历史演进的制度核理论，简称“制度核理论”。本理论认为在人类历史演进的进程中，存在两个“制度核”，第一个制度核形成于欧洲的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帝国建立，也即中国的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一时期，第一个制度核的明显特征是在相互隔绝的东西方同时形成。第一个制度核形成后西方便进入了以此制度核为基础的基督教制度时代，即中世纪；而中国则步入了2000多年的以此制度核为基础的封建儒教时代。

　　自文艺复兴开始，西方开始反思第一个制度核进而否定之，开始建立第二个制度核，这个制度核就是现代社会制度基础，第二个制度核形成的标志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中国自1840年开始，在已经处于第二个制度核下的英国的强迫下，开始了自己对第一个制度核的反思和第二个制度核的建立的艰难历程，目前，仍处于这一历程中。

　　人类的社会制度是一个逐渐形成并不断演进的过程，这个产生和演进过程又呈现出阶段特征。这个特征就是制度核特征，制度核不是具体的制度,所谓制度核就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支持、支撑以后社会制度演进的道德、价值观念，制度核形成后，人类的社会制度便以此为基础和内核进行演进，从而表现出连续性，直至下一个制度核的形成。用数学语言描述，人类历史是一个存在两个间断点的连续曲线。这两个间断点便是制度核形成时期，而这两个制度核形成后的历史时期则是以这两个制度核为核心的制度连续演进，而第一个制度核形成之前，则是一个漫长的“制度核”前时期。

　　德国历史哲学雅斯贝尔斯在考察了古希腊、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及同期印度所同时出现的文明繁荣现象后，提出一个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假设（《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对这三个同期的但相互隔绝的繁荣文明的很多相似性特征进行解释，改假设认为这一时期是人类的轴心时期，此后的人类历史都是在这一时期所形成的基本思想和价值观的指引下进行演进的。雅斯贝尔斯看到了这三个地区同时的文明繁荣，但却忽略了紧接而来的历史现象，就是这三个地区在历经了当时的文明繁荣后几乎同时又进入了一个文明萧条时期：西方是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而中国则进入了漫长的“吃人的”封建社礼教时代。人类从乐观走向悲观，从自我肯定走向了自我否定，怎么解释这一历史现象？其实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人类历史轴心”期就是人类的第一个“制度核”形成时期，这一时期人类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开始对自己所走过的历程进行大反思。反思的结果是人类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就是意识到自己欲望的存在。欲望能够满足便是幸福，而欲望不能得到满足便是痛苦。人类意识到自身欲望的存在，便意味着意识自己的痛苦和幸福的根源。但当时，由于人类的知识和物质资源有限，人类又意识到自己无力去满足自己仿佛无限的欲望，欲望不能够满足便是痛苦。规避痛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获取财富去满足欲望，另一种便是否定欲望。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人类不得不采用后一措施，即通过否定自己欲望去规避痛苦，这就是第一个“制度核”。第一个制度核是人类对自己欲望进行否定，对自己欲望进行否定便引申出对人类追求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的权力进行否定。这里作出定义：能够满足欲望的东西是财富，获取财富的权力是产权。那么第一个制度核的特征便是：第一、对个人欲望进行否定（即对人性进行否定）；第二、对个人产权进行否定（从而导致对个人人权的否定）。第一个制度核形成后，人类制度便以此为核心基础进行演进。尽管在不同低于有不同表现形式，如欧洲表现为基督教制度、中国表现为封建礼教制度、印度则是佛教等级制度。这些不同制度现象的最深处都是第一个制度核。以第一个制度核为内核的人类制度又有一些共性特点，我们可把这些共性特点称为“制度次核”：1）繁杂的礼仪；2）强调集体，否定个体；3）个体不具备“经济人”特征，表现为“非理性”；4）强调节欲；5)重农抑商；6)集权等级制；7）财富按特权标准分配；8）零和搏奕。
　　尽管人类的第一个制度核对人类本身进行否定，并衍生出了后来的摧残人性的形态各异的社会宗教制度，导致人类文明进入一个萧条期，但这仍是人类的巨大进步。第一个制度核形成，标志着人类彻底摆脱动物性，具备了人的特征。所谓人的特征便是意识到自己的欲望的存在，并调节控制这种欲望。动物也有欲望，但动物并意识不到这种欲望的存在，只能受本能的驱动，更遑论调节控制了。人类的第一个制度核，实质上是人类意识到自己欲望存在后，为避免痛苦（或追求幸福）而为自己设计的调节手段。由于当时知识和物质极度贫乏，这种控制方式就是否定。所以在此给“制度”下出定义，制度就是人类为规避痛苦（或追求幸福）而为自己设计的调节自身欲望的方式。第一个制度核形成时期，是人类和动物的真正分裂点。第一个制度核的形成实质上是大大减轻了，而非加重了人类的痛苦，人类也是在以此所形成的制背景架下缓慢的形成了知识和物质的积累，直至第二个制度核的出现。

　　随着人类知识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人类逐渐开始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去满足自己的基本欲望，为自己创造幸福，也就是说意识到第一个制度核是错误的，开始否定它，努力建设一个新的制度核：第二个制度核。和第一个制度核同期形成于不同区域三大文明不同的是，第二个制度核的形成首先发生在欧洲，即在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第二个制度核是对第一个制度核进行否定，即对否定自身欲望和否定自身追求财富权力的方式进行否定。第二个制度核就是承认个人欲望和个人追求财富的权力。对应于第一个制度核，第二个制度核的衍生共性特征（制度次核）：1）追求自然，否定繁杂的礼节和禁忌；2）充分承认个人，否定扼杀个性的集体主义，强调在承认个人的基础之上的团队合作；3）个体具备“经济人”特征；4）注重商业和市场；5）追求物质享受，提倡享受生活；6）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强调机会起点均等；7）财富按价格机制分配；8）非零和博弈。

　　随着第二个制度核的建立，人类逐渐开始摆脱自然的约束，让自然成为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人类开始初步成熟。第二个制度核成熟之后，迅速的以战争为媒介向世界其它地区扩散。

　　制度核理论下的人类历史演进框架：

　　制度核前期 第一个制度核形成期 第一个制度核期

　　第二个制度核形成期 第二个制度核期

　　制度核理论下的制度的结构：
 

    从以上对制度核理论的阐述，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改革的本质是从第一个制度核向第二个制度核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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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经济回暖不是无知，就是懦弱

     这一段时间，“经济见底回暖说”开始出现并逐渐强烈。而且不仅中国有人在说，全世界都有人在说。基于此前对这场经济危机根源的深入研究，我们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两个原因导致，一个是无知，一个是懦弱。
想必大家还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有一批人在谈什么？在谈次债危机见底了，甚至结束了。我们不清楚去年谈次债见底的和现在说经济回暖的是否是同一伙子，但是可以确信的是，现在大说经济危机见底的人将像去年大谈次债危机见底的人一样最终所为人不耻。因为他们存在一个共性，就是无知，对这次经济危机爆发真正根源的无知。一个对经济危机产生根源不清楚的人，甚至压根不想去弄清楚的人，有何资格去对未来走势去判断？一个勤于预测，疏于研究的人，他的预测能够不闹笑话吗？

　　无知的一个表现是将这次经济危机归因于金融危机，是金融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连带了实体经济。只要把金融系统的问题解决了，经济也就自动恢复。这种似是而非的看法完全忽略了、忘记了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金融系统，无论它如何发达，无论它怎么创新，它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这个是它的本质、身份和地位。就像古代的一个丫鬟，无论她长的多漂亮、打扮的多光鲜她也是为小姐服务的。然而，现在我们却有很多人被丫鬟性感的外表和华丽的衣着迷惑了，把她当成小姐了。危机发生之前，金融领域的确辉煌，收入高、受社会尊敬、会玩数学模型等等，但这丝毫更改不了金融的本质，它只是一个工具，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工具，它是寄生于实体经济的。尽管，发达的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之间必然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但是，这种作用和影响并不能消除它们之间的主次之分、本末之分。谁是主？实体经济是主！孰为本？实体经济是本！不可否认的是，单纯的金融系统的波动也一定会影响实体经济的稳定，但是，大规模、大范围的经济危机的根源一定不在金融上，而在实体经济自身。这个时候也金融系统也会出现大规模的动荡，正如本次危机所表现，但是这也是起源于实体经济问题的爆发。也就是说，是实体经济牵着金融系统在走，而不是相反，是金融系统牵着实体经济在走。

　　一旦把问题定格在金融上，硬币的另一面就是，实体经济是没问题的，至少问题不大。这导致很多人缺乏深入研究本次经济危机真正根源的动力。专家们稀里糊涂，官员们稀里糊涂，全球范围内规模空前的刺激政策也就稀里糊涂的出台了。现在，他们又都在稀里糊涂地说回暖了。透过稀里糊涂的喧嚣，我们清楚地看到的是，全球局势正在一步一步滑向失控的深渊！

　　无知的另一个表现是，把眼前的这场危机看成一次例行的经济周期波动。这一点有点奇怪，我们的主流媒体一边厢在说这次危机百年不遇，一边厢却有在努力寻找回暖信号。其他的不说，但说这个百年不遇，如果现在就能够轻易见底回暖，那它怎么还配得上这个百年不遇的招牌？4月22，IMF发布了它的2009年全球经济展望的前四章。这里不想谈他们的结论（也不屑于谈，老变，不靠谱），只说他们的方法。这次比较进步的是，他们终于着手于探求危机爆发的根源了，其方法是，对二战以后所发生的历次经济衰退进行剖析，总结出一般规律，然后再套到眼前这次危机上。如果但就规模来说，二战以后的经济波动都和百年不遇相去甚远，这意味着IMF的方法潜在地是以“平常心”来看待这次危机，如此选择样本，如此的研究态度又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难怪乎他们对经济危机趋势的判断一变再变了。在“与时俱进”上倒做的不错。

 

　　说完“无知”说“懦弱”。

　　当前的这场危机也是一个变局，一个大变局。如果说，这场经济危机是百年不遇，那么你我正在遭遇百年不遇之大变局，我们已经身处又一个历史“大拐点”。当阅读历史时，对伟大的转折总是清晰而强烈，一旦身临其境，却又浑然不觉了。要接受如此规模之大的变革，需要接受利益关系上改变、习惯的改变、以及思维的改变。能做到这些，是需要勇气和魄力的，更多的人在本能地拒绝着改变，所以他们拼命搜寻经济见底和回暖的蛛丝马迹，希望能够快速再次重温旧梦。这是什么？这就是懦弱！

　　下面就经济学家、企业家、政府官员来分别阐述。

　　毫无疑问，这场危机对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来说堪称滑铁卢，没有人提前进行稍微的预警，相反，他们一直在说“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事实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危机早在2004年就已经很明显了，只是，高傲的他们那时还想当然地认为，他们遭民众的唾弃的原因是民众的“非理性”、“仇富”情节作怪，他们还可以拿从西方生吞活剥　　而来的貌似高深的经济理论为自己辩护，而他们在这场危机中的表现则将这块遮羞布撕个粉碎，于是他们就一丝不挂了。

如此窘境何以发生？根源在于我们的经济学家在学习西方经济理论时，只做到了知其然，而没有做到知其所以然。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是因应当时的自然、社会环境而提出，这些环境便构成了这一理论的前提假设。研究经济学，除了研究经济理论本身外，更重要地是研究这些理论得以产生的背景和环境，提炼出这一理论的一些基本假设。但是做到这一点非常负有挑战性，原因在于，这一切在经济学教材中并不存在，而需要你自己去探索。只有你准确提炼出，一种经济理论的前提假设，你才能够知道它的局限在哪里，它的解释边界在哪里？一旦环境变化，该如何调整以使其在新环境下重获解释力。而我们的经济学家显然离这个要求相去甚远。在亚当·斯密去世2个半世纪后，他们还在西方人的屁股后面将《国富论》如圣经（见《当代亚当斯密主义者错在哪里？》http://gongdaozhanlue.blog.hexun.com/30916121_d.html），他们毫不怀疑地奉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直流的言论为圭臬。他们不去问，亚当斯密时代的环境是什么，现在的环境是什么？西方的环境是什么？中国的环境又是什么？在他们的脑子里，经济理论可以穿越时间、穿越空间，放之四海而皆准，放之古今而皆准。

　　他们的思维已经僵化，更重要地是他们已经习惯于这种僵化，他们只能说一些老生常谈的话，只能重复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所以，在骤变的经济形势面前，他们手足无措，惊慌失措。他们觉得眼前的这一切都是非正常的、非常态的，可能很快就会过去。确切地说，他们没有勇气正视，而只能懦弱地期盼这一切很快地过去。他们已经没有勇气和能力改变自己的思维了，而只能寄望于社会能够适应自己的思维而做出改变。所以，他们对经济尽快见底和回暖情绪高涨。

　　在中国的企业家中，有几位对形势突变嗅觉异常敏锐，令人钦佩，华为的任正非和万科的王石应该名列其中。但是，更多的却是庸碌之辈，他们的成功只是撞大运而已。2008年，也是堪称中国企业界的一个滑铁卢。很多标志性企业家都在这一年颜面扫地，甚至身陷囹圄。遭遇如此难堪，根源在于，他们缺乏战略思考，他们对中国近年出现的巨大变化没有觉察和没有理解，他们只会按自己的习惯行事，他们的思维还沉浸于已经杳如黄鹤的经济高速增长时代。在变化的环境面前，他们战略决策显得异常幼稚和荒唐。更重要地是，他们也在本能地拒绝着改变，不愿意接受投资已经失败的事实，不愿意根据环境的变化，检讨以往的决策假设，而寄希望于经济的尽快回暖，这已经是懦弱了，哪里还有企业家的样子。

　　以主流经济学家做智囊，中国的政府官员在此次危机中注定难逃狼狈。中央政府对宏观形势的判断在2008年连续急剧转向，200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双防”的定调也沦为笑谈。事实上，我们在2008年3月份的“两会”还在坚持这一基调，此后经过几次仓促而急剧的调整后，至10月份便转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变成全力保增长。一个国家，一个人口超越13亿的国家，一个人口超越13亿的经济大国，其经济战略知道想象居然可以在区区半年内完成180度的大掉头，想必很多官员会感觉如在梦中。

　　当然，我们的媒体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对此进行诠释：决策层深具决策魄力和决策灵活度。真的如此，那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但环顾一下周围，尤其是美国，你会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急剧转弯的经济政策并非是基于我们自身独立独特的判断而做出的，我们只是对别人，尤其是美国政府亦步亦趋而已。这意味着我们的决策层可以依然缺乏独立、自信的判断，而只能继续选择追随。事实上，中国国内近期回暖说的风生水起，和受美国方面的影响不无关系。迅速的政策调整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开始敞开胸怀拥抱变化了，像经济学家、企业家一样，他们可能也在内心身处默默祈祷着混乱局面的快速离去。

　　政治家的懦弱性还表现在他们惧怕经济决策引发社会不安和动荡。所以，他们看问题的出发点，是维护眼前稳定，而非彻底解决经济危机。经济已经见底和回暖，显然是他们所朝思暮想。

　　归纳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我们举国正在或多或少地秉持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这此经济危机。未来如何，不得而知。最后，还是引用我们在今年2月份发布的2008年度宏观形势研究报告——《经济危机将引领全球和中国进入新的大变革时代》——中的观点作为结尾。“全球的经济危机诱发因素是美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导致的信用膨胀（货币因素），而根源则是于全球普通劳动者，尤其是美国和中国有效消费购买力不足，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又主要在于全球收入分配两极化程度的加剧。”“全球和中国已经陷入经济危机。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全球范围内经济、社会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这次经济危机的影响也将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同时还会深深波及社会及意识形态领域，将引发这三个领域出现重大变革。”（《经济危机将引领全球和中国进入新的大变革时代》全文：http://ishare.iask.sina.com.cn/f/48954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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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曼的“盲点”

 

    克鲁格曼教授不仅书是去年经济学诺贝尔奖的加冕者，而且也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危机预测家，这个双重身份使得他的此次中国之旅异常轰动。和以往对西方、尤其是美国学术权威的无限崇拜不同，中国的同胞们在5月11日的“学术交流”中，向克鲁格曼发起了火力甚猛的攻击。他们胆量的增加或许要拜眼下这场发端于美国的经济危机所赐。然而，胆量替代不了见识和境界，那些攻击又多少显得有些贻笑大方。龙永图先生居然可以在一个凭借国际贸易理论创新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面前耍起“比较优势”的大斧；张维迎教授竟然对“边际”和“平均”这样经济学基本概念含混不清；那个叫严介和的人，说了一大堆话后，克鲁格曼干脆、只得承认自己听不懂。不知道这三人能否代表当今中国官、学、商三个领域精英的水平。

　　那么克鲁格曼真的是无懈可击的吗？当然不是，只是那些发起攻击的人无法看到而已。克鲁格曼的“局限”在哪里？颇具讽刺的是，它恰恰就隐藏在那位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对克鲁格曼的恭维中。李稻葵说美国经济当局采取的政策是“超级凯因斯主义”，即“凯因斯主义加货币主义”。实际上，这与其是在说美国当局，不如是在说克鲁格曼本人。克鲁格曼对经济危机的理解，从思想渊源上说，就是一个凯因斯主义和货币主义这两个水火不容的两个学派的复合体，这手高超的调和功夫或许得自他老师萨缪尔森的真传。萨缪尔森巧妙地把看似矛盾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凯因斯主义撮合到一起，号称“新古典综合派”。在如何应对危机上，克鲁格曼既高度赞同扩大政府支出，也强烈支持增加货币供给，前者属于凯因斯主义范畴，后者则属于货币主义范畴。而凯因斯本人是重财政轻货币的，他认为货币增发并不会一定导致实际购买力的增加，用他的话说是，你可以把一匹马拉到水边，但你却不能强迫它去喝水；与凯因斯相反，货币主义坚信单纯凭借货币政策可以搞定经济危机。克鲁格曼的“兼容并蓄”使他可以吸收两派优点的同时，也同时不自觉地继承这两个派别的缺陷，构成了他理论的局限。也就是说，克鲁格曼的局限源自凯因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局限。

　　在当前经济理论中，存在两类解释经济危机成因的主要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根源在于实体经济层面，实体经济运行存在内在的矛盾，会自发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形成生产过剩；第二类观点却坚称问题出在货币政策层面，如果没有错误的货币政策，实体经济自身是不会出问题的，它自身的调节机制会平衡总供给和总需求，有效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状态不可能出现。

　　第一类观点的代表学派是马克思主义和凯因斯主义。马克思和凯因斯都相信，市场经济体系存在一个内在机制，会导致有效消费需求会随着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而出现不足，形成经济危机。但在这个机制具体是什么上，两者出现严重分歧。马克思认为，这个机制是收入分配的两极化：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以剩余价值最大化为生产目的，使得收入会越来越向资本家集中，普通劳动者所占的份额则会越来越低（《资本论》，1867）；而凯因斯则认为这个机制是消费倾向会随收入的提高而降低：当一个人的基本消费需求得到满足时，在其增加的总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会逐渐降低，相应地，用于储蓄的部分则会逐渐增加（《就业、货币和利息通论》，1936）。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收入分配不公平这一外在的社会制度上，而凯因斯则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消费倾向趋于降低这一人的内在特质属性上。外在的社会制度是可以更改的，人的特征属性却无法更改。所以，两人给出的解决方案也随之截然不同。马克思认为，有效消费需求是可以提高的，但必需调整和改变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而凯因斯却认为，有效消费需求是不可以提高的，那么该怎么办？和马克思的另一个不同是，凯因斯将社会的总需求区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仅消费需求会因消费倾向问题而降低（储蓄会增加），投资需求也会因资本的边际收益降低也趋于降低，最终结果就是总储蓄大于投资需求，这就是经济危机。故此，凯因斯将解决经济危机的重点放在扩大投资需求上，当然这个事只有政府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做。

　　进一步分析，将有效需求不足归因于消费倾向事实上是凯因斯对马克思的一种刻意回避。因为如果象马克思那样，将帐算的收入分配上，那符合逻辑的解决方案就不是政府花点钱就能完事的，而是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要进行革命。以凯因斯优越的出身背景来说，他很难接受这样的结果。所以，尽管他深深地知道，社会的总体消费倾向的降低和收入分配不均程度增加有关，但是，他还是对此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这就是凯因斯主义的局限。由于有意回避收入分配问题，凯因斯的理论大大逊色，这或许是罗斯福总统对凯因斯不太感冒的原因所在。实际上，罗斯福新政更是马克思主义的，而非凯因斯主义的。因为罗斯福新政的核心在于进行一系列激进的社会制度改革，压缩收入分配差距，罗斯福比凯因斯走的远的多，凯因斯资本主义拯救者的桂冠也是盛名难符。

　　受凯因斯局限所蔽，尽管克鲁格曼意识到压缩收入分配的重要性，但他却不能够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和经济危机联系起来。他《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的良知》一书主旨就是就里根政府以来的美国收入分配不公的持续扩大提出批评。而且此书提出了一个理论：一个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扩大和压缩不是市场自发调整的结果，而是取决于政治因素，是不同政策安排的结果。克鲁格曼对罗斯福大加赞赏，他甚至认为美国战后的30年黄金时期，可能与罗斯福新政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大压缩”有关。但是遗憾的是，尽管他控诉1980年以来美国的不公平一直在加剧，但他却不认为这会制造经济危机，而这一点是马克思早在150年前就下了论断的。

　　货币主义的局限比凯因斯要严重地多，因为尽管他有意抹杀收入分配在经济危机中的作用，但是他还是承认经济危机根源于实体经济本身。而对于货币主义来说，他们压根不认为实体经济有问题，而是归因于虚无缥缈的金融因素。为全面理解这一点，不妨承接上文，从第二类观点的代表学派说起。

　　第二类观点的代表学派是奥地利学派和货币主义。这两个学派都坚定地相信，市场调节机制是完美无暇的，实体经济自身也是可以永远均衡运行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绝无可能出现。但是政府的人为干预却会破坏市场调节机制的完美，使得实体经济在运行时偏离均衡，出现危机。这些人为的干预主要表现在对货币供应的干预上，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是政府的错误的货币政策。然而颇为戏剧的是，在具体是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导致危机的判断上，两者却又截然相反。奥地利学派认为危机是由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的，过度的信贷扩张，导致价格信号失灵，上游的产品价格增长快于下游，从而使得上游生产资料部门的投资增长快于下游消费资料部门，两个部门出现不匹配，最终形成危机。而货币主义则宣称，危机是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造成的，货币供应量的突然减少，使得社会名义总需求骤然暴跌，引发过剩出现。

　　要而言之，第一类观点和第二类观点区别在于，社会有效消需求，更准确地，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现象的根源是市场体系的内因，还是外因。前者认为是内因，而后者则认为是外因。如果承认是内因，则需要干预、改造市场体系；相反，如果承认是外因，则需要消除对市场体系的外部干预。索罗斯一直把奥地利学派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也构成了货币主义的局限，将经济危机归因于金融因素，而拒绝从实体经济中找原因。

　　显然，克鲁格曼也是按照这一思维来分析当前的这场危机的，象主流学者一样，他在演讲中也是认为危机是金融系统的问题造成的，言外之意，和实体经济内部的结构问题无关。

　　最后总结一下，尽管克鲁格曼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经济学家，但由于他的分析体系中存在种种局限，在解决当前的这场危机上，并不值得过多信赖，而他的局限源自主流经济学。

（共道经济研究中心 蔡历）

水木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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