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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朱耘 李智 党鹏 董娟
都市僧侣
朱耘 李智
17岁出家之后，智灯和尚从未想过自己还会再续学业。但是去年，他拿到了中国佛学院的硕士学位，不但如此，他还留任佛学院班主任。
智灯不久后还会有一个新身份，就是四川雅安某寺院的住持。但他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苦行僧，现代社会和知识都让他对佛教有着自己的理解。
都市佛教
智灯近年来一直在北京法源寺内的中国佛学院学习、生活。佛学院的学习有严格的作息时间表，比一般的大学要严格得多。清晨，伴着第一缕晨曦，一群身着法衣的僧人鱼贯入殿念早课，法源寺的一天，就从这里开始。
早课过后，僧人们一起过堂吃早饭，无论是寺里的住持还是普通的僧人，以及中国佛学院的学生，除非极特殊的情况，这两项都是必不可少的。早饭过后，智灯回到自己的禅房，沏上一壶铁观音，茶的芬芳沁鼻。智灯酷爱茶道，收藏了各式各样的茶具，“一边喝茶一边品读经书，对身体很有好处。”这是智灯的养生经。
“佛教与任何学术一样，始终在发展、变化，今天的佛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佛教了。”智灯大师从不谈高深的佛法，他喜欢用平易的语言与我们沟通。
智灯身边有一群年轻的朋友，偶尔也会跟他们一起去KTV里K歌，他也经常上网，“更多的是与社会接触，了解现在社会上什么最流行，人们在关注什么，然后我去用佛教的哲学去感悟。”不仅智灯如此，现在很多佛教徒都是这样，“因为佛教也需要现代化。”
智灯说，佛教主要分山林佛教与都市佛教，影视剧中看到的那种远离社会真正的苦修即山林佛教，另一种则是都市佛教。而交通发达之后，山林与都市融合到了一
起。“这正是佛教现代化的一个典型案例。”智灯大师说，所谓佛教的现代化，就是佛教的世俗化，但绝不是庸俗化。“佛教徒要保持自身的特点，才能体现出他的价值。”智灯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因为世界的信息是公开的，他通过各种媒介接触社会，把自己修炼的成果传播给别人，告诉大家何谓真善美，帮助别人解决烦恼。
“佛教的现代化要跟得上时代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遇到种种的诱惑和挫折，所以更需要修为的提升，和别人不一样。”这是智灯的感悟。采访时正值第二届佛教大会召开之际，智灯说，这次佛教论坛的主题是和谐，这是整个佛教界的共识。
重在德道
由于历史原因，现在的佛教界存在一个人才“断层”问题。在人们的印象中，各家寺院的住持均是德高望重的长者，然而最近你会发现，很多住持不过三十几岁，拿到了佛学院的学位后，便派往各地寺院做住持，智灯法师也不例外。
中国佛学院承载着佛教人才的培养，包括对外交流、教育与管理三个方向。智灯大师说，培养佛学人才，不仅注重学识，更重要的是德道。“佛教有很多传统，出家人强调奉献、服务大众，提倡觉悟人生、奉献人生。”智灯大师说，现在佛教的管理也正面临现代化的问题，很多管理方法正尝试着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现在对于人才的调动和赏罚制度，已经很社会化了。“这样的方式无非是达到寺庙运作方法更加系统有效的目标，并实现在思想和目标上的一致。”说到这儿，智灯大师讲了一段很通俗的佛理：佛家强调和合，思想和合，利益和合，志同道和，这样才会众志成城。
从佛学院毕业后拿到学位，很多佛教人才被派往各地寺庙做住持，表面看似有些硬性指派，但智灯大师表示，这些佛教徒最关键的问题是他的学识和人品必须得到大家的认同。很多时候寺院的住持会有些社会性的活动，然而无论多晚回到寺里，第二天的早课是少不了的。“一个无能的住持，不可能领导一座寺院走上正途，选人注重的是德才兼备，最重要的是具备佛教的包容心和慈悲 心。”
随着寺院住持年轻化，寺院的管理也越来越接近现代，不少佛教徒甚至选择去读MBA，接触新的管理模式，“我们需要新的知识，不断更新才能适应社会。”
不久前，很多网友发现了一则雷人的消息：某寺院在知名的招聘网站上公开招聘和尚，尽管智灯也经常上网，听到这则消息也颇觉新鲜，“和尚的招聘并不简单，对这个人的能力有各种要求，作为出家人我们最先考虑的是这个和尚从出家到受戒、上学所获得的知识，需要了解和认同。进来之后还要观察该人是否适合。”智灯简要介绍了和尚招聘的方式，看来不亚于企业的招聘，和尚进入寺院，也会有“考察期”。
智灯表示，网络招聘能否成为一种招聘的渠道和手段还需要时间的考验，不过这也显现出目前佛教人才的溃乏——现在出家人越来越少，家里多为独生子女，在物质丰富而略显浮躁的社会，想从事佛教发展的年轻人不多了。智灯大师有些担忧。
利益社会
智灯大师一直强调奉献二字，他说佛教是在用自己的内心回报社会、奉献社会的。受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佛教在台湾的发展十分成熟，很多企业家、政治家也崇尚佛法。
“台湾佛教发展到现在能够深入社会，就是深入到政治、经济、文化各阶层。这种发展在民间壮大之后影响到了政治、经济。”智灯大师说，很多政界领导人都曾 找高僧“指点迷津”。据说马英九在上台之前曾给一位大师打过电话问：“我该怎么办？”，而竞争者也打过类似电话，这位大师给予双方的答案是一致的：放下，先放下对立，以社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百姓的利益为主，要超越个人利益和政党利益。
智灯说，平时也有很多朋友找他开释，他也用同样的方式开释对方，因为佛家就是在讲奉献。“佛教不止强调精神，也会在物质上对世间有所帮助，救助社会也是一种修行。”据智灯介绍，很多佛教信徒常常来到寺院中做义工，用这种免费工作的方式来修行。
智灯曾去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同楼宇烈教授一起探讨过这样的话题：很多社会上的商人把公司管理得非常好，却往往在发展得相当不错的时候一下子失败，智灯认为这是一种“亚健康状态”，精神压抑、抑郁，内部接受的信息无法排解，无法自我调整。
智灯的点化颇值得思考：商人多为利益之争，而想让企业做大，除了建立完善的企业制度外，强调做好员工的福利和社会贡献，企业则不会倒。“心有多大，就能包容多少东西。”智灯经常对企业家说这句话。如果企业家整天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满足，其实内心是很痛苦的，“我觉得商人不应该把利益放在第一位，应该把利益的奉献放在第一位。一个天天赚钱的商人，获得的东西不回馈社会，就是个死财，行善则可将死财变活。”
现在越来越多的寺院采取了公司制运营，智灯对此并不赞成，在接触后智灯表示，虽然很多寺庙以文化公司的形式成立，按照公司的运营模式开展工作，但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所从事的项目多为服务性、公益性的项目。
“普渡”行商
文/党鹏
与陈益亮的对话是从素餐餐桌上开始的。
陈是四川普渡集团的董事长，这个做药为主业的企业，现在投资的还有一家素食餐厅。有别于其他中式风格的素食馆，他们的田园素食馆是一种欧洲风格，餐桌上每人两双筷子。“我们在吃素餐的时候，也应该想到别人，以免传染病菌。”陈益亮在生活中注意到了每一个细节。
普渡“渡”人
出生在长江边上宜宾城的陈益亮是医学出身。“自然科学往往给人的印象是批判宗教。”但经历过“文革”之后的陈益亮还是期望找到精神的归宿，翻阅了古兰经、圣经、佛经等宗教书籍后，“我发现佛学更成体系，更切近于我的精神诉求。”
但耳垂浑圆，长着一副菩萨相的陈益亮很少去寺庙拜佛，虽然他有着许多高僧朋友。“因为关键在于人心，要有仁爱之心。”陈益亮说，人的劣根性在于“记人小过，忘人大恩。”而佛教宣称大恩来自于造物主，人要遵循造物主的规则，不能为私利破坏秩序。
陈益亮觉得，企业的任务应该是生产商品，以满足人们不同的需求，而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使得企业变味：卖假药、假酒，卖潲水油。企业的追求应该是公民企业，是地球上的公民，以促进地球的和谐发展。
站在这样的思考角度，陈益亮在1995年创办企业时将企业命名为普渡集团。而普渡的理念则是陈撰写的一副对联：“行医，仁者之悲心，宜良宜善，莫为贪庸
伤大德；制药，圣贤之事业，戒欺戒劣，须将负责变小心。”这似乎与同仁堂的“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以风湿类和糖尿病类药品为主产品的普渡集团，主要针对公费医疗生产，但随着市场的变化，有些药品降价幅度过大，使得企业生产效益急剧下滑。陈举例说，有一种治疗风湿的药品，已经从原来的每盒40多元降到了现在的6元钱，再生产就会亏本，而且国内其他生产同类药品的9家企业已经停产，但普渡还没有停，反而用其他药品赚取的利润来补贴这个单品。“主要是因为这个药品治疗效果非常好，而且价格便宜，对患者来说经济负担不重。”陈如此解释。
对于陈益亮来说，佛教精神的影响让他对物质利益看的更淡一些，但在陈看来这并不是放弃竞争，不遵从市场法则。虽然做药的许多“潜规则”让他们企业在发展中苦不堪言，“但我一直认为，我们生产商品时，实际是在生产道德。”
陈益亮觉得，财富要取之有道，但同时也要用之有道，财富的终点应该是公益，而不是吃喝嫖赌。但10年前南方发大水，普渡集团捐款200万元之后却让他陷入了尴尬境地：这200万元收入没有报税，因此在10年后连补带罚给税务部门缴纳了40余万元。
“我们期望做公益能够有一个比较完善的机制，而不是现在的唱高调，让企业更有利于履行自己的公民职责。”陈益亮说这也是在“渡”企业。
潜移默化
医科出身的陈益亮对素食有着执拗的认识：食肉会改变人体内的酸碱度，少吃肉就可以保持体内的弱碱性，而不是由肉食带来的酸性，这样得癌症的几率就少得多。更何况食肉会给自然生态带来沉重的压力。
由此，陈益亮长期以来坚持食素，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员工也开始食素，“但我们从来不强制要求，因为每个人认识的程度不一样，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餐饮取向。”这样的要求还体现在学会节能减排、做环保工作等方面。
即使如此，在他的潜移默化之下，800多人的企业里已经有1/3的人开始长期吃素。“吃素不仅是对造物主的尊重，也是健康生活的一种体现。”普渡的中层杨经理说，他受影响，已经吃素有几年的时间了。
但陈益亮觉得，素食应该有更好的推广方式。在今年，陈和几个朋友一起在成都开了一家素食餐厅，陈是控股股东，但他从来不参与具体的管理，只看报表就可以。如今素食餐馆在圈子里的影响越来越大。
现年已经59岁的陈益亮不抽烟不喝酒，更不做成都人最喜欢的休闲游戏：打麻将和斗地主。陈的爱好是读书和爬山。“我在20年前也是喝酒的好手，随便喝一斤以上的白酒。”宜宾出生的陈益亮自然有着三分酒量。但有一次喝醉酒后，掀翻桌子的举动还是让陈益亮痛定思痛，决定戒酒。
“对佛教精髓的理解，是需要长期的潜移默化。”陈益亮说。
走进平静
文/董娟
初见李连杰还是在5年前。那年的春天，我和媒体同行一起聚集北京，去李连杰拍摄“脉动”广告的现场探班。当时在这个圈子里就已经盛传李已皈依佛门。
那天，北京的春日难得阳光明媚，李连杰的心情也还不错。在被一群记者围着采访完关于广告拍摄本身的问题后，终于有人忍不住问了他这样的问题：“有传言说你已经遁入空门，是这样吗？”李立时收起满面笑容，回答说：“出不出家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能出污泥而不染。我越学佛法就越懂得关心别人，有颗善心，所以真正的形式并不重要，只是你自己的动作。”
李连杰说自己信佛是中国星老板娘陈岚启发了他。
有一回，两人坐飞机遇到险况，大家吓得半死，陈岚却哈哈大笑，“既然得死，还不如哈哈大笑地死。”不久他便随陈岚皈依佛教，而这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李连杰与台湾圣严法师的对话记录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四十岁以后，我的精神和体力已不能和二十岁相比，让我深刻体会到‘人身难得’的意义，而现在经济上也没有问题，因此我决定今后要将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修行以及传扬佛法上。”后来成立壹基金则成为其不脱离俗事的“修行”。
从信佛到成立壹基金，中间经历了那场给世人带来刻骨伤痛的印度洋海啸。海啸来临时，李连杰差点以为自己与家人都会没命。辗转与妻女重新在马尔代夫的一家酒店大堂重新安顿下
来时已是夜深人静。李连杰心有余悸地看着一双女儿熟睡的面庞，他静静回首了自己已经度过的41年岁月。就在那个夜晚，那个大堂，死里逃生的功夫明星被深深触动，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都在互相帮助。特别像电影里的场景：在这种困难时候人们首先照顾女士、孩子和老人。“如果每个人都提供帮助、每个人都做一 点点，将会有大的不同。”李连杰深有感慨。
一瞬间，李连杰认识到世界上一切钱财和权力都无法把人从水中拯救出来。几天后，他就对外宣布了自己的壹基金计划。“当时我还不大清楚从哪开始，我想先从中国开始，因为那是我的祖国，我必须做好。” 2007年李连杰终于正式建立了壹基金。
也是因为佛教，李连杰邂逅了成为自己亲密合作伙伴的周惟彦。作为职业女性，早在1998年从上海财经大学毕业不久，周惟彦在短时间内就成了同龄人羡慕的佼佼者。虽然周早在1998年，就在信佛的母亲的影响下，皈依了九华山的仁德法师，但是，那时的周惟彦还不能真正从佛法中寻求到心灵的解脱和自由。直到被叶蔓老师开导之后，在一次佛法活动中偶遇李连杰。从此，她就成了壹基金的执行主席。
在公众场合，李连杰甚少主动谈及信仰问题。即便提及，也是和壹基金的慈善活动密不可分。
去年李连杰出现在招商银行和壹基金信用卡发布会上时，我堵住他问了关于信仰的问题，他说别人都以为自己与佛的结缘是最近10年，实际上非也。当年拍摄电影《少林寺》时，有位方丈大师在看他第一眼时，就跟他说他有佛缘。时年19岁的李连杰哪里会把这样的话放在心上。“然而时隔十多年后，真的感觉自己与佛愈来愈近。”
李连杰总是说，越接近佛法，越能把贫富荣辱看得开。两年前，知道壹基金的人还不多，李连杰请一位开公关公司的义工宴请上海财经媒体负责人，请大家多给些版面的资源可以帮助壹基金进行社会宣传。席间，有人问他信了佛教，又一心投入慈善事业，是不是“已经看破红尘”，李想了想回答说：“是看透红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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