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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广州演讲称,“大学学费要提高,因为念大学的大多数不是穷人,穷人只占10%到20%。穷人上大学要依靠贷款和奖学金”。同理,“电费也应该涨价,然后提高最低生活标准补助穷人”。
这两年经济学家们热衷语出惊人,茅于轼老先生的“涨价说”照例激起一片骂声。那么,谁是茅于轼眼里的“富学生”?这所谓“富学生”又占几成?
众所周知,穷和富,本身只有相对意义,如果硬要把“穷”的标准降低到一贫如洗、三餐无继,那么茅老先生所说的“大学里只有10%到20%穷学生”不难成立。在剩下80%到90%“不穷”的学生中,不排除少数人含着金汤匙在嘴里,但绝大部分人出身普通工薪家庭,仅仅因为这些人家通过“挤和借”可以把高学费凑齐就判定他们富裕,就有些强盗逻辑了。而由工薪家庭充当承担溢价与支付补贴的主力,与个税起征点太低对中间阶层造成的伤害无异。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富裕的差生去英国(自费留学),成绩好的学生去美国(拿奖学金),成绩和家境都一般的学生在国内跟高学费死磕,最穷的学生连大学进门费都交不起,又何谈进去后争取什么奖学金”。
去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研究报告显示,86.1%的公众认为大学学费“太高”。而《“十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状况研究报告》称,大学学费在近20年上涨了约25倍,近10倍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幅。
退一步来讲,评价大学学费是高是低、合不合理,并不在于购买力,而在于值不值得购买这一教育产品。近年来大学教育逐渐向职业培训看齐,而社科院刚刚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显示,2007年全国高校近500万毕业生中,至今还有100万人工作无着。在“前途渺茫”的背景下再叫嚷“学费要涨”,无疑是将高等教育的性价比进一步拉低。
在茅老先生看来,多收上来的三五斗可以让穷人碗里的粥变稠,但谁来保证这一分配公平合理,且最终能够到达目的地?对高校投入难以落地有个经典的说法,就是“没看见大师,只看见大楼”,多收多少学费能经得起“乱盖、乱花、乱发”?
福利经济学有个著名的“漏桶原理”,是说富人粥多人少,穷人粥少人多,于是政府决定从富人的锅里打一桶粥送到穷人那里,遗憾的是那只桶下面有个洞,一路漏过去粥已经所剩无几,这就是执行的成本与无效率。在国家二次分配本身漏洞颇多、执行成本巨大的情况下,再凭空赋予高校、供电局等等“调节贫富权”以期达到公平合理,只不过是多炮制了一批桶,要收的是大多数人的粥,而每只桶都有可能是无底洞。
不知从何时起,经济学家发言总喜欢声明“不怕挨批”,仿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殊不知经济学家既无需取悦大众,也没必要标榜独立。按实验室里的逻辑讲问题、一味渲染“穷富差距”、洋洋洒洒的发言往往亦遭遇“漏桶原理”,一大半都不知去了哪里,只言片语摆到公众面前,难免带种馊的气息。实际上他们是被利用成了“把钱收上去”的工具,而到了“发下来”的环节往往只能“一边去”。如此损害的是个人的名誉,更是经济学家的公信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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